礼崩乐坏始于此，历史上的晋国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故事要从春秋之前的五百年前开始说起了，那时周朝刚刚建立不久。
姜太公除了是周武王的老师之外，还是什么?还是尚父，相当于后来所说的教父。还是什么?还是岳父。姜太公的女儿邑姜嫁给了武王，做了王后。
武王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邑姜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姬诵，就是成王，小儿子名叫姬虞，字子于。小儿子为什么叫姬虞?因为生下来的时候，小儿子的手上有一个虞字。因为是成王的弟弟，又称为叔虞。
成王和叔虞兄弟两个十分友爱，哥哥成王尤其喜欢弟弟的乖巧聪明。
一天——每一天都是一天，但是这一天是不寻常的一天。
这一天，阳光明媚。
成王与弟弟游戏，大致是过家家那一种，成王捡了一块桐树叶，用刀切巴切巴，切得方方正正，算是一块圭玉，递给弟弟：“老弟，我就把这个封给你了。”
叔虞嘻嘻哈哈接过来，拱一拱手，说：“谢谢大哥。”
两兄弟正开着玩笑，旁边史官走过来了。
史官是干什么的?专门跟在天子身边记录天子言行的，每天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天子在干什么，力争把天子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记录下来。如今的狗仔队，祖师爷就是周朝的史官。
“大王，您准备把叔虞封在哪里?”史官问，完全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史官永远一本正经，从来就不开玩笑。想想看，白岩松的表情就很像周朝史官。
“这，”成王愣了，这不是开个玩笑吗?“别那么认真，开玩笑而已嘛。”
“天子无戏言。您可以保持沉默，但是，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记录下来，作为历史文献。如今您说了要封叔虞，那就要封，要举行册封仪式。”史官才不管这些，《史记》上原话是这样的：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有没有搞错?”成王有些火了。他不是舍不得封地，而是舍不得弟弟，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叔虞才十二岁啊，你就要让他去管理一个国家，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是天子还是我是天子啊?你敢不听我的?”
“史官史官，唯史不唯官。你是天子怎么样?你要再这么说，我把你这些话也记录下来。”史官向前一步，面无惧色。
在周朝，史官都是家族世袭的，即便天子也不能撤换或者惩罚他们。所以，到今天，我们才能看到一部真实的周朝历史。
成王没有办法了，他知道他惹不起史官。
“我，我，等四叔回来再说。”成王只好采取拖延战术，因为周公此时在外讨伐唐国。等周公回来，也许史官早就把这事给忘了。
周公回来了。
每次周公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史官到总理府，详细汇报成王这一阶段的情况。有人说这不是周公在监视成王吗?这不是史官在打小报告吗?不然，这是他们关心成王。
“大王，据说已经决定分封叔虞了?”周公来见成王的时候，没有说讨伐唐国的事情，反而一开口就说起叔虞的事情来。
“这……”成王没有想到，愣了一愣说，“四叔，我不过是开个玩笑，何况，叔虞还小。”
“天子无戏言。”周公的话和史官竟然一样。
“再说，也没有地方可以封给叔虞了。”成王说，也是实话，天下都封得差不多了，好一点的地盘都没有了。
“不，我新打下来的唐国就很合适。”
也许，唐国就是为叔虞准备的。
桐叶封唐，这就是桐叶封唐。因为一片桐叶，叔虞被封在了唐。
唐叔虞，一个伟大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看到这里，请杨、韩、贾、温、胥、童、先、席、阎、侯、祁、晋、解、羊、何、栾、简、郤①、曲、步、籍、蔺等姓的全部或大部，以及程、唐、柳、鄂、孙、冀等姓的一部分保持恭敬，因为唐叔虞就是我们的祖先。
——周公的苦心
“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中这样记载。地盘不大，在今天山西南部的翼城、绛县、曲沃一带。
唐这块地方又叫夏墟，居民主要是夏人的后代，也就是狄。周公率军灭了唐国，但是，唐国还是一个狄国。
如何管理这样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这个难题就摆在了十二岁的唐叔虞面前。
好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并没有抛弃他。
事实上，周公非常看好叔虞。虽然叔虞年岁不大，但是沉着稳重，很有大气。也正是因为看好叔虞，才会把这样的地方给他。
“叔叔，我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叔虞只是懵懵懂懂知道国家需要治理，至于怎样治理，他满脑子雾水。
“你姥爷怎样治理齐国，你就怎样治理唐国。”周公言简意赅，为叔虞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
然而，仅仅指出金光大道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的叔虞，更需要的是扶上马，送一程。可是，周公在这个问题上有心无力了。国家还在动乱之中，成王本身岁数也小，周公自己忙着征讨各路叛逆，根本无法分心去管叔虞。而其他那些有治国经验的人，要么分封了国家各自管理自己国家去了，要么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怎么办?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了。
“让叔虞去唐?一个刚刚征服的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不是让我的孩子送死去吗?”叔虞的娘不干了，他娘是谁?武王的夫人、姜太公的女儿邑姜，也就是当今的王太后。
邑姜是个很能干的人，在这一点上很像她的父亲。武王曾经说过他的手下有十大能人，最后一名就是自己的老婆邑姜。武王率领军队在前线打仗，邑姜就在后方把家里的事情收拾得妥妥帖帖，决不让老公分心。
家和万事兴，就是从武王和邑姜这里开始的。
如今邑姜听说了要让叔虞去唐，能不急吗?
邑姜派人去把周公请来了。
“他四叔啊，叔虞这么小，怎么能让他去唐?”邑姜很不高兴地问。
周公那时候正在代理天子管理国家，对成王的意见可以不尊重，可是对嫂子，周公还是很恭敬。
“嫂子，天子无戏言啊。”周公又搬出这一套理论来。
“那，就算你说得对，为什么要封在唐这样的地方?这不是去送死吗?”
“嫂子，天下都已经分得差不多了，唐虽然乱一些，但怎么说也靠近伟大首都，有什么事情也能有个照应，其他的地方更远了。”
“就不能在附近找一个小地盘给叔虞?”
“嫂子，叔虞这孩子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要是给他几亩地做个小地主，难道不是太屈才了?他的后代还有什么发展的余地?看长远一些，唐是个好地方。”
别说，周公的话是有道理的，唐虽说地方不大，但是那是黄土高原，四周不是高山就是大河，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表里山河”。这样一块地盘，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邑姜现在算是知道了周公的苦心，她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生气，说话委婉了许多：“他四叔，你的话都有道理。可是，咱不能稍缓一缓，叔虞长大一点再去?”
“嫂子啊，您知道多少人盯着这块地吗?我讨伐唐之前就有人来找我要这块地，回来之后又有人来找，我就告诉他们说大王已经封给叔虞了，这才让他们没有想法了。叔虞要是不抓紧去，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想法了，夜长梦多啊。”周公这番话，算是说得十分明白了，有些话原来没有准备说，现在也说出来了，“嫂子，实话跟您说吧。规矩都是人定的，实际上大侄子说过的话，也不全是句句都当真的，有用的咱就天子无戏言，没用的就当没听见。嫂子您忘了，当年讨伐商纣不是先占了个卜吗?结果是‘往不利’。老爷子当时就说：‘难道几个烂骨头破草就能决定天命?’还是决定打。这规矩和占卜一样，合咱的利益，咱就说这是天意不能违背，不合咱的利益，咱就当没那回事。叔虞这事情就是这样啊，正想把唐给他，所以就拿‘天子无戏言’做个借口而已。”
用心良苦啊，周公绝对是用心良苦。而他说的那些盯着唐的人，邑姜知道是谁，就是管叔鲜、蔡叔度，还有霍叔处那几个，他们要么嫌自己的地盘太小，要么嫌位置不好，总想着要换个大的、好的。
邑姜听完了这样一番话，不住地点头，这一帮小叔子中，她最喜欢的就是周公了，平时的关系也最好。虽说最近总有人说周公想要篡夺成王的宝座，但邑姜从来也不相信，因为她相信周公的为人。如今周公这样说，就更能感到周公的无私和深谋远虑了。
可是，即便是这样，邑姜还是不能放心叔虞。怎么办?邑姜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知道周公不会同意，但是周公不能不同意。
什么想法?
“他四叔，你说得对，我现在也觉得叔虞该尽快上路。不过，我要跟他一块走。”邑姜想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主意。
“不行。”周公脱口而出，说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失礼了，赶紧缓和了语气，轻轻说道：“按着规矩，太后是不可以离京的。”
“规矩?他四叔，你刚才不是说过了，规矩是人定的，合适就遵守，不合适就当不知道吗?哈哈。”邑姜算是现学现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这……”周公愣了一下，随后笑了，嫂子实在太聪明了，让他无法反驳。“可是，这样的大事，还要大侄子同意才好。”
“这好说，现在就问他。”邑姜令人立即找成王来，三个人一同商量。
不多久，成王来了。叙了礼，成王坐下。
不用周公开口，邑姜将方才与周公的对话简单说了一遍，最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儿啊，你觉得娘这样做对不对?”邑姜问成王。
“娘，我也舍不得你，可是，我也知道叔虞更需要你。娘，你就放心跟弟弟去吧，这里有四叔在，不用担心我。”得，成王一口同意。
周公没办法了，不过他又从心里高兴，成王兄弟情深也令他感动，让他想起哥哥武王与自己之间的那种兄弟情。
叔虞被封在唐，侯爵。
去唐国上任的时候，太后邑姜同往，成王一直送出京城，而周公亲自送到唐都城翼城。一切安置妥当之后，才启程回到成周。
随同叔虞前往唐的，除了一部分周朝军队和配备的大夫之外，还带走了商族的怀宗九姓。这样，唐国就成了一个民族大杂烩，周人、商人和夏人在这里会聚。
根据周公的建议，邑姜母子在唐实行了与姜太公治理齐国相同的策略。
第一，国民待遇原则。尽管是征服者，邑姜和叔虞并没有以征服者自许，并没有让周人高人一等。各个民族在这里地位完全平等，可以杂处，可以通婚，只要是居住在唐的人，均享受国民待遇。凡是煽动民族矛盾者，一律处死。
第二，因地制宜原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夏人以游牧为生，商人以工艺谋生，而周人主要从事农业。在唐，有山有水有草原有土地，因此从事各种产业的人都有。邑姜和叔虞并没有强制大家从事农业，而是根据实际环境，由百姓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习惯。
第三，开放原则。唐的四周是不同的国家，有华夏有戎狄，邑姜和叔虞的政策是打开大门，对全世界开放。唐实行贸易自由政策，与中原国家和狄人都进行贸易。这样做不仅促进了唐的商业发展，还让狄人可以交换到生活用品，从而能够和平相处。后来扬名天下的晋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四，和平共处原则。邑姜和叔虞以开放和真诚的心态与四周国家交往，因此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叔虞开始，唐的公族就开始和狄人通婚，叔虞的后代也大量前往戎狄国家居住生活。
第五，发展农业原则。尽管鼓励大家因地制宜，但是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让邑姜和叔虞对农业更加重视，他们利用晋水，兴修农田水利，进行优化育种，大力发展农业，使唐国百姓能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农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狄人前来依附，使得唐国人口大增，国力膨胀。
《史记》记载，通过优化育种，唐国后来培育出了高产麦，麦穗硕大，叔虞派人献给成王，成王又赠给了周公，周公作《嘉禾》以志庆贺。
由于唐叔虞将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民族和谐，在历史上得到极高评价。而后人为了纪念唐叔虞，在太原修建了“唐叔虞祠”，也就是现在的晋祠。到了北宋，宋朝政府又在晋祠内修建圣母祠，以纪念那个伟大的母亲邑姜。
历代以来，晋祠都是中国香火最旺的祖祠。除了唐叔虞的后代之外，晋祠还是王姓、张姓的祖庙，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家庙，可以说晋祠是中国三大姓的朝拜圣地。
如果说晋祠是除了黄帝陵和炎帝陵之外，在中国排位第三大的祖庙，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吧?
如果再算上从太原起家的中国第四大姓赵姓和唐叔虞的后代杨姓，那么，中国姓氏中排位靠前的张王李赵杨五个大姓就在太原聚会了。
山西，除了黑煤窑之外，有太多值得我们去追思的地方了。
有空应该去趟山西太原，祭拜祖先，凭吊古人。
唐叔虞为唐国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去世之后，儿子姬燮①继位，因为唐国有晋水，改国名为晋。此后，传了六代，到了晋穆侯。
从叔虞到穆侯，实际上晋国国君的主要通婚对象是齐国，应该说齐晋才是世为婚姻。晋穆侯也娶了齐侯的女儿。姜夫人为晋穆侯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为什么这样取名?因为生大儿子的时候正好讨伐仇敌条国，而生小儿子的时候恰好吞并了一个叫做千亩的小国家。
后来，仇当了晋文侯，死之后儿子昭侯继位。昭侯把叔叔成师封在了曲沃，称为曲沃桓叔，而曲沃城比晋国的都城翼城还要大。当时就有人断言：曲沃将是晋国的动乱之源。
果然，从昭侯七年(前739年)开始，到晋侯缗②二十八年(前679年)，前后59年时间，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和曲沃武公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先后杀死五任晋侯，终于由曲沃取代晋国，获得周王的正式任命。
晋国统一了，不过是由小宗统一了大宗，也就是说，地方把中央给吞并了。
如果说春秋时期，各国征战还是在礼法的遮掩下。那么在周王越过礼乐册封三晋，破坏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扯下来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毫无道义的兵戎相见，谁拳头硬就听谁的。周王室的管理，此后彻底崩盘了。那么崩盘是因为赵、韩、魏三家不地道，瓜分了晋国土地并且向周王室请求自立吗？司马光不这么认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也就是说这里面，坏了规矩的不是赵、韩、魏三家，而正是周王。周衰败是因为自坏礼乐。
司马光认为，作为天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维持礼乐，正因为有礼乐纲纪才有国家的正常运作。以上管下，一层层递进，权利模式才能开枝散叶般落实到所有人，否则天子一人之力如何管得了天下人的一举一动。并且难以逾越的等级制度配合严苛的吃穿用度规范，礼乐虽然看起来陈腐，但也得承认它存在的意义。其一，它明确树立上下级管理层次。其二，行为上的仪式感可以强化心理上的敬畏认知，从而保障权利模式正常运作。在这样的模式下，以整体进取心为代价也抑制了很多人的“争心”，从而有效维持了分封制度下社会的稳定。而当周王坏了“规矩”，那么土地就变成了人人可争，天下就变成了人人可得。也就有了后来田氏灭了姜氏取而代之当了齐王，吴越破灭、大国兼并小国，天下争心四起。
当然，站在后人的视角回顾历史，当时的周王就算不册封三晋，也止不住周朝的颓势。但不得不说自坏礼乐成了一个节点，让一切倾泻而下。还好，历史的教训总能让后人从中得到一些借鉴，避免同样的错误。礼乐之于今天，相当于企业的管理层次。该罚时不罚，没有规矩，反而往自己身上瞎揽责任。下命令畏畏缩缩，恨不得自己承担大部分，让手下轻松点。这样的领导谁会对你敬畏，谁能把你当回事儿呢。确实，上下级之间有敬畏能保证一个环节的有效执行，而公司整体处于有效的管理层次下，行动上才能层层落实。
否则就成了司马光所言：“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不在机制下运行，便如群雄争霸，纵使有强者出头，公司也早就乱成一锅粥。
三家分晋不仅是春秋时期向战国时期的过渡；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同样还是华夏王朝由一统走向分裂的惑乱源泉。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述，五帝时代是构成华夏文明的主干，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五帝一心为民造福百姓，他们用自己高尚的品德行为教化天下，为民谋利。使人们顺其自然的遵循各种礼仪道德。夏商即是如此，到了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参照夏商礼仪取其精华而制定了周礼。
在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所以能统一天下的纲纪，其主旨则在于将上下全部纳于道德范围，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为一个道德团体。
这个道德团体里有严格的贵贱等级制度，它是周天子顺利实施一切权力最根本的依仗，使得臣民百姓心悦诚服，其核心便是《尚书·洪范》中说的：皇建有极…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应当建立最高法则，只有成为臣民的父母，才会成为天下的君王。故《论语》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说法。
周公制礼主要包括：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乐制和贵贱等级制其中嫡长子继承制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它是保障天子权力可以顺利过渡的前提条件。而这在成王以前是没有的，比如周文王传位于姬发而不是长子邑考。依照周礼，上行下效，各诸侯王当然也应照此执行。“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对周礼制度最好的诠释。但是随着周王室的东迁，周礼对于诸侯的约束力已经大大减弱，这其中固然有统治者自身的原因存在，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吧。因此相继出现了五霸称雄的局面，他们虽然名义上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实际上已是在个个摩拳擦掌对外用武力突显其强大的实力与地位。
五霸的出现让周王室不得不将权力下移至诸侯，礼崩乐坏的势头在所难免这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到来，周王室已不再拥有对天下诸侯绝对的约束，那么周礼制度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一些新型的思想所代替，诸子百家的兴起便是证明。
在此期间，晋国发生的骊姬之乱和曲沃代翼的事件（详细过程可以参考史记晋世家和春秋左传），这两件事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在立储问题上存在嫡庶不分，忽略了嫡长子继承制的问题。
晋国内乱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诸侯权力继续下移至卿、大夫一级周礼规定王侯贵族的任用必须是诸侯子弟，但是晋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自晋文公起开始重用卿大夫来代替公侯行使权力，这时候出现了狐、赵、郤、胥氏等有权力的卿大夫；春秋中期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再到春秋后期又有韩、赵、魏、范、智、中行氏等。这些卿大夫可以对王侯进行任免和惩罚。
受到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昔日辉煌强大的晋国也像周王室那样逐渐衰弱，随后被卿大夫所代替，于是就出现了《资治通鉴》开篇所说：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三家分晋为后世一统王朝的分裂起了一个好榜样，为乱世之中的枭雄门提供了一个好的理由这才有宋神宗为司马光的《通志》更名为《资治通鉴》，目地就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
历史车轮的运动轨迹就是一个由治入乱到由乱入治的过程。再好的制度如果统治者不去遵循，那必然会遭到毁灭。
就像春秋以后有战国、秦之后有楚汉、东汉之后有三国等等。这难道说是他们的制度不好吗？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君王们在长期的安乐享受中早已忘记了先辈的制度，骄奢淫逸的行为助涨了风气的败坏，致使狂妄自大，权力早已被卿大夫、外戚、宦官所替代，哪还有不亡之理！
公元前785年，晋国的第九位诸侯晋穆侯去世了。此时尚处于西周末年，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要等到十五年之后才会被杀，应该说整体的社会秩序还算安稳。
但不幸的是：传说中礼乐传世的时代早已不见踪影，所谓的礼法和纲常也早已大乱。
晋穆侯去世后，晋国上下始终在讨论一个问题：晋穆侯的诸侯之位应该传给谁呢？
按说，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晋穆侯生前已经确立了太子，就是他的长子仇，此时已经二十岁了。
太子仇有什么失礼之处吗？没有。太子仇身体有什么缺陷吗？没有。可为什么他不能立刻继位，朝臣反而要讨论这件事呢？
原因就在于晋穆侯的弟弟，也就是太子仇的叔叔晋殇叔实力太强，他也想继承晋穆侯留下来的诸侯之位。
一方名正言顺，一方实力强大，到底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谁也不敢下定论。
如果是在周天子实力强盛的时期，晋殇叔肯定不敢打诸侯之位的主意，否则周天子分分钟给他好看。
可问题就在于：此时已至西周末年，周天子也已丧失了维护礼法纲常的能力，所以晋国内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了上风，那就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
晋殇叔比太子仇的拳头更大，所以他继承了哥哥晋穆侯的诸侯之位，而太子仇则被迫逃亡至其他诸侯国。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晋殇叔虽然爬上了诸侯的宝座，但他也没风光多久，四年后，太子仇率领手下把晋殇叔火并出局，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王位。
太子仇就是后来的晋文侯，晋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是说晋殇叔实力强大吗？为什么仅过了短短四年就被太子仇逆袭了？
由于史料的缺失，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答案。
主流意见认为：晋殇叔的确强大，但晋文侯在京城有内应，在内应的帮助下里应外合，找个机会袭杀了晋殇叔。
这种观点的论据在于史料记载中，提及晋文侯“袭”晋殇叔，可见是出其不意。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内应会是谁呢？主流意见认为，这个人应该是晋文侯的弟弟，也就是晋穆侯的次子成师。
这种说法自然是极有道理的，但根据我对于权力交接的理解来判断，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晋殇叔的实力固然很强，否则他绝没有可能把晋文侯赶走，自己爬上诸侯的宝座。
可晋穆侯的实力一定比晋殇叔更强，否则晋殇叔完全有可能强迫自己的哥哥提前下课。而晋穆侯没有火并晋殇叔，可能是因为没有必胜把握，也许还有不希望晋国元气大伤的缘故。
如果这种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在晋穆侯临终前，为了尽最大努力避免晋殇叔篡位，必然会重点强化自己两个儿子，尤其是晋文侯的实力。
在这种背景下，晋殇叔虽然勉强坐上了诸侯之位，他肯定也是做不安稳的，因为晋文侯和成师两大实力派在侧。
而在晋殇叔与晋文侯争夺诸侯之位时，双方的实力应该没有受到太大削弱，晋文侯较为理智，眼看事不可为，立刻命手下蛰伏，自己出去避风头。
晋殇叔和晋文侯之所以没有血拼，是因为成师还在，为避免“渔翁得利”的情况发生，双方很可能只是点到为止。
正因为晋殇叔的扫尾工作干得不彻底（当然也没实力干彻底），这才有了晋文侯后来的逆袭。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没有发现成师的身影，但成师的作用应该是不容低估的。关于这一点我暂时不展开，继续说晋文侯。
在我写春秋开篇的时候，就有人认为我对于晋国和虞国的关系分析不恰当，虞国国君并不害怕晋国的武力威胁，而是被晋国国君晋献公所骗，不认为晋献公敢进攻同姓，这件事为礼崩乐坏开了个头。
事实上，早在晋献公之前的晋文侯，就干过兼并同姓诸侯国的事，那就是兼并韩国。
这个韩国自然不是我们现在的邻居大韩民国，也不是后来战国七雄中先后定都阳翟和新郑的韩国，而是于西周初年建立，与晋国同为姬姓的韩国。
韩国的开国诸侯与晋国的开国诸侯可是亲兄弟，因为他们都是西周开国天子周武王的儿子，而且韩国和晋国都是侯国。
在这种背景下，这就意味着韩国和晋国在开国时的实力并不会有本质区别。
尽管在此之前发生过晋殇叔取代晋文侯成为诸侯的事，但那毕竟是晋国内政，影响力有限。
可晋国兼并韩国，却令所有人感到恐惧，也被很多人看做是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的标志性事件。
在周朝崩盘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兼并战，所以诸侯国之间的体量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周天子一家独大，作为“天下共主”来维持社会秩序。
如果用重量级来类比，那么在西周时代只有极少数诸侯是70公斤级选手，小部分诸侯是60公斤级选手，部分诸侯是50公斤级选手，剩下的都是30公斤级选手。
而周天子呢，他是一个上千公斤的超重量级选手。
在这种背景下，周天子想要管好身边这一帮小弟，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
可在随后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陕西、山西、山东和湖北等地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而周天子所处的河南由于开发较早，逐渐丧失了先发优势，也逐渐丧失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实力。
在这种背景下，70公斤级选手开始欺负30公斤级选手，随后成长为一个100公斤级以上的选手，春秋五霸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
除了兼并韩国之外，晋文侯还干过不少露脸的事，比如帮助周平王东迁，杀死与周平王并立的周携王等等，为晋国刷足了声望。
尽管晋文侯如此成功，但他依然有一个心病，就是他那个实力强大的弟弟——成师。
对于自己的这个弟弟，晋文侯心里充满了忌惮。
为什么会忌惮呢？因为晋文侯的父亲晋穆侯就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弟弟晋殇叔，结果晋穆侯一死，晋殇叔立刻把晋穆侯的儿子一脚踢开，自己爬上了王位。
当晋文侯看到自己的弟弟成师时，心里肯定在想：“如果我先他一步去世，他会不会向晋殇叔学习，把我的儿子一脚踢开，自己爬上王位呢？”
如果我们没有开上帝视角，就应该承认：晋文侯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
我之所以说晋文侯是晋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的心胸很开阔，他并没有因为猜忌而对弟弟成师下手。
当然了，我还有一个推测：晋文侯不对成师下手，或许有不愿下手的原因在内，但肯定也有不敢下手的原因，正如晋穆侯始终不敢向晋殇叔下手一样。
后来，晋文侯果然比弟弟成师先一步去世，他在临终前，肯定也像自己的父亲晋穆侯那样，不断加强自己儿子，尤其是太子（晋昭侯）的权力，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抵御住成师的侵袭。
在晋文侯去世之后，面对神情紧张的晋昭侯，成师并没有表现出想要争夺诸侯之位的态度，只是要求坐镇曲沃。
当成师提出这个要求之后，肯定也有人劝说晋昭侯：“曲沃那个地方土地肥沃，GDP比京城一带还要高，让成师坐镇曲沃，将来肯定会尾大不掉的。”
这种说法自然是极有道理的，但如果拒绝成师，焉知晋国不会爆发内讧？焉知晋昭侯不会像曾经的晋文侯一样被赶到国外去呢？
基于这种考虑，晋昭侯还是任命叔叔成师坐镇曲沃，史称曲沃桓叔。
公元前785年，晋国的第九位诸侯晋穆侯去世了。
此时尚处于西周末年，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要等到十五年之后才会被杀，应该说整体的社会秩序还算安稳。
但不幸的是：传说中礼乐传世的时代早已不见踪影，所谓的礼法和纲常也早已大乱。
晋穆侯去世后，晋国上下始终在讨论一个问题：晋穆侯的诸侯之位应该传给谁呢？
按说，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晋穆侯生前已经确立了太子，就是他的长子仇，此时已经二十岁了。
太子仇有什么失礼之处吗？没有。太子仇身体有什么缺陷吗？没有。可为什么他不能立刻继位，朝臣反而要讨论这件事呢？
原因就在于晋穆侯的弟弟，也就是太子仇的叔叔晋殇叔实力太强，他也想继承晋穆侯留下来的诸侯之位。
一方名正言顺，一方实力强大，到底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谁也不敢下定论。
如果是在周天子实力强盛的时期，晋殇叔肯定不敢打诸侯之位的主意，否则周天子分分钟给他好看。
可问题就在于：此时已至西周末年，周天子也已丧失了维护礼法纲常的能力，所以晋国内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了上风，那就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
晋殇叔比太子仇的拳头更大，所以他继承了哥哥晋穆侯的诸侯之位，而太子仇则被迫逃亡至其他诸侯国。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晋殇叔虽然爬上了诸侯的宝座，但他也没风光多久，四年后，太子仇率领手下把晋殇叔火并出局，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王位。
太子仇就是后来的晋文侯，晋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是说晋殇叔实力强大吗？为什么仅过了短短四年就被太子仇逆袭了？
由于史料的缺失，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答案。
主流意见认为：晋殇叔的确强大，但晋文侯在京城有内应，在内应的帮助下里应外合，找个机会袭杀了晋殇叔。
这种观点的论据在于史料记载中，提及晋文侯“袭”晋殇叔，可见是出其不意。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内应会是谁呢？主流意见认为，这个人应该是晋文侯的弟弟，也就是晋穆侯的次子成师。
这种说法自然是极有道理的，但根据我对于权力交接的理解来判断，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晋殇叔的实力固然很强，否则他绝没有可能把晋文侯赶走，自己爬上诸侯的宝座。
可晋穆侯的实力一定比晋殇叔更强，否则晋殇叔完全有可能强迫自己的哥哥提前下课。
而晋穆侯没有火并晋殇叔，可能是因为没有必胜把握，也许还有不希望晋国元气大伤的缘故。
如果这种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在晋穆侯临终前，为了尽最大努力避免晋殇叔篡位，必然会重点强化自己两个儿子，尤其是晋文侯的实力。
在这种背景下，晋殇叔虽然勉强坐上了诸侯之位，他肯定也是做不安稳的，因为晋文侯和成师两大实力派在侧。
而在晋殇叔与晋文侯争夺诸侯之位时，双方的实力应该没有受到太大削弱，晋文侯较为理智，眼看事不可为，立刻命手下蛰伏，自己出去避风头。
晋殇叔和晋文侯之所以没有血拼，是因为成师还在，为避免“渔翁得利”的情况发生，双方很可能只是点到为止。
正因为晋殇叔的扫尾工作干得不彻底（当然也没实力干彻底），这才有了晋文侯后来的逆袭。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没有发现成师的身影，但成师的作用应该是不容低估的。
关于这一点我暂时不展开，继续说晋文侯。
在我写春秋开篇的时候，就有人认为我对于晋国和虞国的关系分析不恰当，虞国国君并不害怕晋国的武力威胁，而是被晋国国君晋献公所骗，不认为晋献公敢进攻同姓，这件事为礼崩乐坏开了个头。
事实上，早在晋献公之前的晋文侯，就干过兼并同姓诸侯国的事，那就是兼并韩国。
这个韩国自然不是我们现在的邻居大韩民国，也不是后来战国七雄中先后定都阳翟和新郑的韩国，而是于西周初年建立，与晋国同为姬姓的韩国。
韩国的开国诸侯与晋国的开国诸侯可是亲兄弟，因为他们都是西周开国天子周武王的儿子，而且韩国和晋国都是侯国。
在这种背景下，这就意味着韩国和晋国在开国时的实力并不会有本质区别。
尽管在此之前发生过晋殇叔取代晋文侯成为诸侯的事，但那毕竟是晋国内政，影响力有限。
可晋国兼并韩国，却令所有人感到恐惧，也被很多人看做是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的标志性事件。
在周朝崩盘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兼并战，所以诸侯国之间的体量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周天子一家独大，作为“天下共主”来维持社会秩序。
如果用重量级来类比，那么在西周时代只有极少数诸侯是70公斤级选手，小部分诸侯是60公斤级选手，部分诸侯是50公斤级选手，剩下的都是30公斤级选手。
而周天子呢，他是一个上千公斤的超重量级选手。
在这种背景下，周天子想要管好身边这一帮小弟，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
可在随后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陕西、山西、山东和湖北等地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而周天子所处的河南由于开发较早，逐渐丧失了先发优势，也逐渐丧失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实力。
在这种背景下，70公斤级选手开始欺负30公斤级选手，随后成长为一个100公斤级以上的选手，春秋五霸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
除了兼并韩国之外，晋文侯还干过不少露脸的事，比如帮助周平王东迁，杀死与周平王并立的周携王等等，为晋国刷足了声望。
尽管晋文侯如此成功，但他依然有一个心病，就是他那个实力强大的弟弟——成师。
对于自己的这个弟弟，晋文侯心里充满了忌惮。
为什么会忌惮呢？因为晋文侯的父亲晋穆侯就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弟弟晋殇叔，结果晋穆侯一死，晋殇叔立刻把晋穆侯的儿子一脚踢开，自己爬上了王位。
当晋文侯看到自己的弟弟成师时，心里肯定在想：“如果我先他一步去世，他会不会向晋殇叔学习，把我的儿子一脚踢开，自己爬上王位呢？”
如果我们没有开上帝视角，就应该承认：晋文侯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
我之所以说晋文侯是晋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的心胸很开阔，他并没有因为猜忌而对弟弟成师下手。
当然了，我还有一个推测：晋文侯不对成师下手，或许有不愿下手的原因在内，但肯定也有不敢下手的原因，正如晋穆侯始终不敢向晋殇叔下手一样。
后来，晋文侯果然比弟弟成师先一步去世，他在临终前，肯定也像自己的父亲晋穆侯那样，不断加强自己儿子，尤其是太子（晋昭侯）的权力，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抵御住成师的侵袭。
在晋文侯去世之后，面对神情紧张的晋昭侯，成师并没有表现出想要争夺诸侯之位的态度，只是要求坐镇曲沃。
当成师提出这个要求之后，肯定也有人劝说晋昭侯：“曲沃那个地方土地肥沃，GDP比京城一带还要高，让成师坐镇曲沃，将来肯定会尾大不掉的。”
这种说法自然是极有道理的，但如果拒绝成师，焉知晋国不会爆发内讧？焉知晋昭侯不会像曾经的晋文侯一样被赶到国外去呢？
基于这种考虑，晋昭侯还是任命叔叔成师坐镇曲沃，史称曲沃桓叔。
成师为什么没有争夺诸侯之位，而是要求坐镇曲沃呢？这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依然只能分析。
在晋穆侯时期，晋国虽然也是强国之一，但并不算很大；而在晋文侯时期，由于兼并了同为侯国的同姓诸侯韩国，晋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领土得到了大幅扩张。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晋文侯还是成师都不愿发生内讧，避免晋国因内讧而衰弱，自己成为晋国的罪人。
也得益于晋国的领土得到了大幅扩张，所以成师的要求也很简单：我可以不和你争位，但我要求获得不逊于你的实际地位。
晋昭侯答应了成师的要求，化解了这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内讧，却也为晋国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那就是史学界耳熟能详的“晋国大宗小宗之争”。
从此之后，晋文侯一系在京城晋阳发展，成师一系在重城曲沃发展，晋国分裂为两个中心。
在这段时间里，晋阳晋文侯一系几乎被曲沃成师一系压制，在晋昭侯之后，他的子嗣被曲沃成师一系杀死五人。
尽管曲沃成师一系如此强大和嚣张，但他们依然无法取代晋阳晋文侯一系，因为国际力量都支持晋阳晋文侯一系。
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去说，国际力量的这种行为自然是维护纲常礼法；用现实博弈的理论来解析，国际力量的这种行为就是阻止晋国走向统一，最好永远保持在分裂状态之中。
因为大家都知道，晋国这个国家非常野蛮且不讲道理，晋文侯连同姓的韩国都兼并了，还有什么事是他们不敢干的？
于是乎，晋国分成两派，内讧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六十多年后，曲沃成师一系传到了晋献公（成师曾孙）的手中，他干掉了晋文侯一系的五位诸侯（晋昭侯、晋鄂侯、晋哀侯、晋小子侯和晋侯缗），终于成功摆脱了国际社会的干预，让晋国实现统一。
至此，晋阳晋文侯一系衰弱，曲沃成师一系独大。在统一晋国的这段时间里，晋献公还抽空灭了荀国、杨国和贾国，使得晋国的体量愈发强大。
如果用之前的重量级来换算，此时的晋国拥有相当于五个国家的体量（晋、韩、荀、杨、贾），应该可以算200公斤级选手。
注：数字仅举例，方便大家理解，并不严谨。
200公斤级的体量，如果放到春秋中后期，那实在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在春秋初期的海选阶段，这种体量就非常了不起了。
拥有上述优势之后，晋国开始了大规模扩张：不但抢占了原属于骊戎和狐氏等蛮族的大片土地，更兼并了霍、耿、魏、冀和董这五个国家。
此时晋国对周边国家的优势，完全可以称得上辗压，接下来，就发生了我在春秋开篇所说的“假途灭虢”的故事。
晋献公的凶残与决绝并不只是对外，对内同样表现得非常铁血。
由于晋国之前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所以在晋献公上位之后，直接给晋阳晋文侯一系来了个大清洗。
八年，士蔿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
随后，晋献公又猜忌自己的儿子，于是太子申生被杀，重耳和夷吾被迫亡命天涯。
只有了解了上述史实之后，大家才能对晋文公成为霸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本人固然才识卓绝，但支持他成为霸主的关键因素，显然是晋献公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
晋献公于公元前651年去世，此时的齐桓公也已经处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状态。
此时，天下四强争霸的格局已基本奠定：
西方的秦国已统一关中。
东方的齐国已称雄山东，更成为了中原的霸主。
南方的楚国通过一系列兼并，成为可以与齐国抗衡的大国。
此外，还有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开始兼并邻国的晋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诸侯国依然还是是三五十公斤级的选手，少数国家晋升为一百公斤级选手，而秦、晋、楚、齐却早已成长为四五百公斤级选手。
在英雄史观的概念中，这种重量级的差距实在不是太大的差距。因为只要领袖技巧高超、招式巧妙，重量级是多少并不重要。
但在唯物史观的概念中，这种重量级的差距是任何技巧、招式都无法弥补的。
秦、晋、楚、齐四强的优势奠定之后，立刻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僵持状态，即使他们有内讧、有幼主和庸主，这种优势也很难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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