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论点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运用

这实际上涉及到选择什么样的所有权结构问题。GHM模型主要讨论了三种主要的所有权结构：
（1）非合并型，A和B分别拥有自己的物资资产；
（ 2）一类合并，A拥有全部物质资产；
（3）二类合并，B拥有全部物质资产。
其中，（2）和（3）类是两种不同的一体化形式，即两种不同的合并类型，或者称两种类型所有权结构。比较两种合并形式下那种形式带来的专用投资大小，进而带来的总收益最大，那种合并类型的所有权结构就更有效。分析的结构是，如果B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最重要的，则一类合并是最优的所有权结构；如果A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最重要的，则二类合并的所有权结构是最有的。原因是，互补资产应为一人所有才有效率，因为这能避免要挟带来的效率损失。人力资本所有者不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是因为合并交易中的签约双方被认为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体，由于禁止奴隶制，人力资本所有权是不可转让的，因而被购入的只有物质资产能被置于合并所有权之下。这一解释还回答了科斯提出但未加论证的企业中的“权威”的来源问题。由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结合形成企业，离开企业后人力资本原有价值受到破坏，因而人力资本受到“威胁”，所以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控制人力资本，这就是“权威”的来源所在。
既然双方都既拥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B 收购A（或A 收购B）后，B 成为企业所有者，A(或者B)为什么不能是所有者呢？原来，人力资本是有不同类型的：具有决策权的人力资本比之属于技术性的人力资本有不同的重要性。一般而言，高层管理者的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创造更重要，因为把所有权赋予雇员，虽然他们也有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提高不会有多大作用。如果双方的人力资本不是关系专用的（互补的），或者物质资产属于竞争性的，合并的费用可能大于市场交易费用，则非合并型所有权结构是最佳的（ Hart,1998,P5658）。
上面的模型主要讨论了纵向一体化，即合并的问题。这个理论也可以用来说明企业的起源和边界。模型中，如果A和B是两个企业，则是合并；如果把A和B看成是两个小商品生产者，则“合并”的过程是企业的起源。在1990年的模型（HartMoore，1990）中，上述模型发展成为一个有多个代理人的资产所有权的一般模型。但这个一般模型并没有改变两人模型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只是对两人模型的扩展。限于篇幅，不详细讨论。
GHM模型对前人理论的批判与主要理论贡献 1937年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科斯（ Ronald H.Coase）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建立“交易成本”范畴，标志现代企业理论诞生。这一理论的后继者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与原理论及相互之间的差别，但由于都认同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纽结（nexus of contracts）,因而被成为“企业的契约理论”。其中，又分为：团队理论（Armen Alchian和Harold Demsetz ）、委托代理理论（Wilson 等）、交易费用理论（Olive Williamson和Benjamin Klein等）、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杨小凯和黄有光）、不完全合约理论（Olive Williamson和Benjamin Klein，Grossman 和Hart， Hart 和Moore）等。可见，GHM模型是属于交易费用和不完全合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科斯开创的企业理论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出现？科斯认为，由于市场交易运行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但这种交易是有成本的，即存在所谓“交易费用”；通过在一个组织（企业）内用“权威”来配置资源，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于是形成企业。企业组织内部也有交易费用，当在企业组织内部组织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在市场完成这笔交易的费用时，企业达到了它与市场的边界。
交易费用理论被威廉姆森等发展，引入了三个关键假定：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由于有限理性，交易双方不可能在事前签订一份完全合约；合同的不完全性赋予了合约双方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以增加他们获取准租的份额，以至导致在市场交易的效率损失。威廉姆森的理论用“要挟问题”来解释科斯的交易费用来源。合约一方利用他方投入了沉没的关系专用投资要挟不与之交易，或威胁与他人交易。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实行“一体化”，交易双方合并。
委托代理理论，又称合约理论，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之上。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由于存在委托人的“隐藏行动”和代理人的“隐藏信息”导致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问题，需要设计事前的“最适激励”机制，即事前设计一种完全合约来解决风险分担和有效激励的两难问题。经典委托代理理论是研究合约、企业理论及公司治理理论的主流，因为它对许多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 GHM 模型认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一种完全合约理论，也不能解释企业的边界，而且在完全合约的条件下企业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是GHM 模型用剩余控制权解释企业所有权的原因。委托代理理论被称为（完全）合约理论，GHM 模型被称为不完全合约理论，似乎二者都是“合约理论”。其实，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信息不对称，而后者是信息完全假设；前者认为投资和收益是可预知的，而后者认为不可预知。
GHM模型对其先驱理论的重要发展和主要理论贡献总结如次：区分剩余收入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交易费用理论提供了一个正式而规范的分析模型；找出了科斯提出的企业中配置资源的“权威”；指出了合并也有费用，从而使企业边界的界定变得清晰；提供了规范化分析所有权结构（不同的合并类型）的工具；
GHM模型的被批判及其发展
虽然GHM模型对对先驱理论做出了重大发展，取得巨大成功（Toshio Tsutsumida，1997），但由于其在经济学中，尤其是企业理论和组织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也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质疑。这种批判和质疑来自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之所以受到质疑和批判，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该理论自身逻辑上尚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二是在新的时期，该理论描述的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所谓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原来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不过该理论的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之中。 1．理论方面的批判。
(1)对“不完全合约”命题的批判。其一，这一命题似乎不是从模型中得出的结论，而是直接提出( Maskin 和Tirole 1997 )。其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逻辑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由于物质资本所有者没有受到合约的完全保护，因而获取剩余控制权；其它合约成员的合约是完全的。合约成员的收益最终是由分配来完成的。控制权必然影响到收益分配的决定和格局，做出有利于控制者的决定。这个“事后的”结果说明，合约组合的其他所有成员并未得到合约的完全保护（Zingales，2000），换言之，其他合约是不完全的，而只有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合约是完全的，因为其他方面自愿放弃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本身可看成是一个“合约”。物质资本所有者因此得到了合约的完全保护。
（2）对企业只是物质资产集合的观点的批判（Zingales,1997；Holmström & Roberts,1998）。
其一，GHM理论忽视雇员在企业中地位。物质资产不但不是权威的唯一来源，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来源，也不是推动专用投资的最有效力量。其二，物质资产所有权也不是激励专用投资的有效手段，相反，它能降低专用投资激励。物质资本所有者之所以获取更大部分剩余，是因为他以其专用投资作为要挟退出；但是，专业化使其失去外部机会，所以也降低其“要挟能力”。一个非所有者没有这样的机会成本，因而更有投资激励。
（3）剩余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关系方面的问题。其一，二者关系颠倒。
GHM模型将剩余控制权定义为企业所有权，在逻辑上是倒因为果。是因为所有者有所有权，才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即所谓的剩余控制权。而不是相反，先有了剩余控制权，后才有了所有权,符合谁控制了企业谁就拥有了企业的逻辑，内部人控制控制企业，是不是企业就归内部人所有？ 其二，混淆企业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GHM对所有权的定义将重点放在对财产的控制，而不是对行为的支配上（张维迎，1995）。其三，特别强调剩余控制权的重要性无助于对所有权理论的理解（ Foss ,K. & Foss, N. J.，1999）。对GHM模型的结构揭示出剩余收入权在这些模型中也是至关紧要的，以及这些权利与控制权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在GHM模型中，驱使投资激励的实际上是剩余分配的预期，即合约双方椐此讨价还价而建立的收入权。
2. 实践提出的挑战。
(1) 外部签约人拥有所有权无效率的结论与股份制企业、合资企业等事实发生矛盾（Joshua S. Gans,2003）。GHM 阐明何种所有权结构是有效的, 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代理人拥有资产，联合所有权相对无效率。但是，个人股东、互助基金很少采取什么重要行动，但却拥有企业。大量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股东手里，而他们并不是企业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有的代理人没有控制权但却做出重要投资。另外，GHM模型“物质资本至上”与公司高层管理者实际控制企业的事实矛盾。
(2)不能解释没有物质资本的企业。物质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命题不能解释没有物质资产的所有者。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家创立一家复印店，她使用公司机构来保护她做生意的好的想法的权力，顾客信息，及按照一种正确方式选择的商店位置，机器，和顾客等。但是，她可能不拥有任何物质资产的所有权，因为复印机器也许是从另一个公司租用的，而房地产也可能是租借的（Yang Xiaokai ，2000）。 GHM模型的发展主要分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将其不完全合约理论的应用范围从产权理论、企业边界理论扩展到组织理论、融资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等领域；二是放弃一些假设前提，对原模型进行扩展研究，使其更一般化。
哈特研究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后期阶段，放弃了一些不现实的假设，研究了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最佳控制权安排问题，及其相关的公司治理理论和最佳融资合约，并从中发展出“状态依存”（state contingent ）控制权理论, 得出了一些与原模型不完全一样的结论。哈特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等分开，认为管理行为（如私利，努力程度等）是不可转让的，控制权是可转让的。在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好时，控制权由股东或经理行使；当企业经营不善。面临清算、破产时，控制权由债权人行使；在企业完全是靠内部融资时，控制权就可能由员工行使。这是建立企业融资结构或资本结构由债券或股权由一定比例构成的基础上的（Hart,2001）。

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工具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介绍~

是由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 man&Hart,1986)、哈特和莫尔(Hart&Moore,1990)等共同创立的，因而这一理论又被称为GHM（格罗斯曼－哈特－莫尔）理论或GHM模型。国内学者一般把他们的理论称之为“不完全合约理论” 或不完全契约理论。因为该理论是基于如下分析框架：以合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财产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是分析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的最重要分析工具。

GHM模型与供需曲线图像模型、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的重叠代模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和梯若尔（Jean 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一起，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五大标准分析工具。在企业理论、融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和企业治理理论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 所谓合约的不完全性是指合约不可能做到完备的程度。哈特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合约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太远，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第二、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缔约各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对于这些，过去的经验也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他们也很难用下面这样的方式将计划写下来：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外部权威，比如说法院，能够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强制加以执行。” 他们先是区分了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或剩余控制权），特定权利就是指在合约中被明确规定的权利，而没有被明确规定的权利就是剩余权利。不完全和约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不是由剩余收入索取权的分布决定的，而是由剩余控制权的分布决定的。市场意味着剩余控制权在交易双方是对称分布的，而企业意味着剩余控制权的非对称分布。他们认为当两个经济行为主体进入一种交易关系，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合约中列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利费用极高时，最合适的做法就是一方将另一方兼并，即一方把另一方的剩余权利都购买过去。但是“剩余权利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对另一方却是一种损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利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投资行为最重要的一方应当取得剩余权利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哈特等人还认为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物质资本所有权是权利的基础，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本强权观和资本至上观的表现。此外，哈特还将剩余控制权等同于企业的所有权，“拥有剩余控制权实际已被作为所有权的定义”。GHM理论虽然模型优美，但仅仅适用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情形，因为该理论是建立在当事人不受财富约束的特殊假定之上的。Aghion & Bolton通过将财富约束引入GHM分析框架，在交易费用和合约不完全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最优融资结构理论。他们的论文重点研究了缺乏资本的企业家和富有资本的投资者之间的最优控制权结构。由于企业家既关心企业的货币收益，又关心自己的在职私人收益；而投资者只关心企业的货币收益，因此双方的目标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为实现总收益的最大化，最优的控制权结构应当是：首先，当企业家或投资者的利益与总收益呈单调递增关系时，企业家或投资者的单边治理模式是最优的；然后，当上述双方的利益与总收益之间不存在单调递增关系时，那么控制权的相机配置将是最优解，“即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状态良好时获得控制权，反之投资者获得控制权。”由于GHM理论认为非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是权利的来源，并且凭借其能够取得对人力资本的控制，因此只有非人力资本才能维护企业的稳定性。同时，该理论把所有权等同于控制权，而在现代企业中则存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Rajan & Zingales提出了他们的理论。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关键资源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才是权利的来源，拥有这种权力的一方可以赋予另一方“进入权”。关键资源可以是一个想法、好的客户关系、一种新工具或更为优越的管理技巧，进入权就是利用关键资源的能力或者是同关键资源一起工作的能力。由于物质资产并不是企业的唯一关键资源, 所以权利不仅仅来自物质资产所有权。因此，企业并不能够完全由非人力资本所规定，特别是那些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的新型企业更是如此。他们把企业定义为既包括独特的资产（物质资产或人力资产）也包括对这些资产拥有进入权的人的集合或纽结。强调企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资产集合，而是这样一个集合—不仅包括那些被共同所有的关键要素、天才和创意，还包括那些获得这些关键要素使用权并且为之进行了相应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人们。总之，企业的经济本质是“一个难以被市场复制的专用性投资的网络”，而且是“围绕关键性资源而生成的专用性投资的网络”。

契约论的伦理思想最早可追溯到
答：契约论的基本论点是把国家的产生说成是人们相互之间或人民同统治者之间相互订立契约的结果，即国家是共同协议的产物。这种学说既用来说明国家起源的必要性，也说明国家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合理性。这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最有影响的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用契约关系解释社会和国家起...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社会契约论是西方17、18世纪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君权神授”理论、争取平等自由的政治地位的思想武器,在此前提下,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各项相应的制度才得以充分发展,因此,社会契约理论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家在政治上与法律上获得正当化的基础,同时亦为资产阶级国家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理念的法律制度得以确立并发达的先导...

科斯第一定理的科斯第一定理的解释
答：庇古(Pigou)运用经济学理论来捍卫如下习惯法原则: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或被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庇古的论点,习惯法的这种规则通过社会成本内在化来促进经济效益。在有些情况下,他发现习惯法中存在着种种缺口,这就需要补充立法,诸如对污染者征收与污染的社会成本相等的税款。认同编辑科斯的论文被认为是对庇古的损害...

西方国家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答：2、国家社会共同体说 国家是一种自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及有益的团体。每一个国家都是一种团体，每一种团体都是为了某种的善而建立。作为最高的团体，并包括所有团体在内的国家或政治团体，其目的便在于最高的善。国家是自由的人们为了共同利益，安享其所有的一切。3、社会契约说 社会契约说是对国家...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论点
答：经典委托代理理论是研究合约、企业理论及公司治理理论的主流,因为它对许多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 GHM 模型认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一种完全合约理论,也不能解释企业的边界,而且在完全合约的条件下企业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是GHM 模型用剩余控制权解释企业所有权的原因。委托代理理论被称为(完全)合约理论,GHM 模型被称为不...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答：《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中心论点:人生而自由与平等,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国家的主权和立法权在人民,政府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如果政府不合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推翻它。 自由是人本性的产物。人性的第一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人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适当的生存方式,并且,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平等...

现代企业理论中是如何诠释企业的
答：1、交易费用理论 企业的主流契约理论之先河由科斯开辟，之后又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克莱茵等、詹森和麦克林、利兰和派尔、罗斯、张无常、格罗斯曼和哈特、霍姆斯特姆和泰勒尔、哈特和莫尔、阿根亚和博尔腾以及其他学者加以拓展。最新的模型是杨小凯和黄有光提出的。这一派理论共旨是，企业乃一系列...

公司性质从生产性到契约性的转变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答：这里的要点是,即使每个纤夫都是完全“诚实的”,要衡量每个人对船的移动所做出的贡献,仍是代价高昂的。可要选择另一种不同的衡量方式难以取得所有的人的一致同意,以至于代理人的仲裁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个例子,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争辩说是由于偷懒而使监督者(也就是企业)介入其中。我的论点进一步地追溯,断言这种行为...

权利的权利理论
答：莱兹为利益论提供了最好的论述,他的核心论点是:权利是义务的规范基础;当对甲的利益的保护非常重要,以至于构成了给乙施加义务的理由时,我们就可以说甲拥有权利。这种版本的利益论,强调权利在创设义务方面的重要作用。依照这种理论,我们无须首先确定谁有义务,就可以确定谁有权利。然而,依照传统的利益论,我们必须先确定...

托马斯·霍布斯主要经历
答：这个主权,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霍布斯较中意君主制),都必须是一个“利维坦”,一个绝对的威权。对霍布斯而言,法律的作用就是要确保契约的执行。利维坦国家在防止侵略、发动战争对抗他人、或是任何有关保持国家和平方面的事务上是有无限威权的。至于其他方面,国家是完全不管的。只要一个人不去伤害别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