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下《新唐书。元稹传》的译文呢？ 谁可提供《新唐书。武元衡传》的译文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九岁时擅长写文章，十五提升明经，书判拔萃科，补任校书郎。元和初年，对策第一，拜任左拾遗。多次上书谈论利与害，当道路恶劣的，出京任河南尉。后来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东川办案。

回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半夜到，元稹不让邸，仇怒，攻击元棋的脸。宰相任命刘稹年少轻威，失去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李绛等人议论他的错误。元和末年，召任膳部员外郎。元稹诗变体，往往宫中音乐色都读的，称为才子。

然而点缀属虽然广，乐府专门的警句啊。当初在江陵，和监军崔潭峻好。长庆年间，崔进他的诗歌上百篇，皇帝非常高兴，问他现在在哪里，说：“为南宫散郎。”提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迁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后来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首次以机会，举止轻浮，朝廷内外各种笑，不久罢除。但是一直没有检查，望轻，不为舆论所左右，任武昌节度使，死亡。在越时，征召窦巩。窦巩长于诗，太阳报和，所以镜湖绵延、秦望的奇异更加传，当时称为“兰亭绝唱”。

微妙的和白居易最秘密，虽然骨肉未到，爱慕之情，可以欺骗金石，千里神交，如符契，唱和的多，没有超过二公的。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和《小集》十卷，现在传。O松柏饱经风霜，然后胜利栋梁的责任，人必劳饿空乏，然后不要得意忘形的样子。

声誉早一定锐不可当，士气旺盛就志骄，神志骄横就会积聚怨恨。先到者未必可喜，大器晚成者或许可以祝贺。何况喜庆吊丧接踵及门，不可预料的呢。人评元诗如同李龟年说天宝遗事，相貌憔悴而神不伤。

何况尤其物移人，奢侈风俗迁移性，可以看出他的言行举止缺乏丰茸，且不能战胜自己，到登高位愧，在许多人留下笑柄，由来已久。不重视细节，最后几大德。难道听不到言行君子的关键，荣耀的主吗？古人不以能治而无位，以有位而不能治理好了。

原文：

稹，字微之，河南人。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数上书言利害，当路恶之，出为河南尉。后拜监察御史，按狱东川。

还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让邸，仇怒，击稹败面。宰相以稹年少轻威，失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李绛等论其枉。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稹诗变体，往往宫中乐色皆诵之，呼为才子。

然缀属虽广，乐府专其警策也。初在江陵，与监军崔潭峻善。长庆中，崔进其歌诗数十百篇，帝大悦，问今安在，曰：“为南宫散郎。”擢祠部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以瑕衅，举动浮薄，朝野杂笑，未几罢。

然素无检，望轻，不为公议所右，除武昌节度使，卒。在越时，辟窦巩。巩工诗，日酬和，故镜湖、秦望之奇益传，时号“兰亭绝唱”。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无逾二公者。

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及《小集》十卷，今传。夫松柏饱风霜，而后胜梁栋之任，人必劳饿空乏，而后无充诎之态。誉早必气锐，气锐则志骄，志骄则敛怨。先达者未足喜，晚成者或可贺。

况庆吊相望于门闾，不可测哉。人评元诗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况尤物移人，侈俗迁性，足见其举止斐薄丰茸，仍且不容胜己，至登庸成忝，贻笑于多士，其来尚矣。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岂不闻言行君子之枢机，荣辱之主耶古人不耻能治而无位，耻有位而不能治也。

此文出自北宋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

〈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

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

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

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

《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

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

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

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

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

《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

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元稹（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那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河中节度使浑瑊刚死，驻军骚动，蒲州大乱。元稹请人保护了旅居此地的一门远亲，因此结识了这家的女儿——我们姑且也称她为“崔莺莺”吧。崔莺莺是个十七岁的少女，“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元稹一见就热烈地爱上了她。通过她的一个侍婢，元稹以“艳诗”相试，竟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崔莺莺的心。他们的爱情艰难曲折然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终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自由结合了。这是故事充满浪漫情味的前半截。后来元稹为谋求官职而进京应试。这对情人只得匆匆分手。谁知元稹在长安一留数载，这其间他们曾互通书问，互致礼物，崔驾莺的书信婉曲地表现出对元稹的一片深情。然而元稹还是变心了。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二十五岁，因登书判拔萃科而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不久以后，他便忍心地抛弃了痴等着他的崔莺莺，在长安做了朝廷显贵韦夏卿的东床。不但如此，元稹还在《莺莺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称崔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怀疑她在自己离蒲之后另有私爱（参元稹《古决绝词》），却把自己“始乱终弃”的行径说成是什么“善补过”云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是十分严正而公允的。
《旧唐书·元稹传》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这话显然带有贬意，意思是说他为人聪颖敏锐，善观风色，一遇机会便要寻找事端以突出自己。若按元稹一生表现，用这话加以概括并非全然无理，可是还应作些具体分析。凡从政之人，如能纯然无私，固然最为可贵；但历史评价的根本关键还在于其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否具有进步性，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如这样来看，那么元稹早期的政治活动就不可用“见事风生”一词轻轻否定，应该批判的主要是后期的表现。

元稹从政初期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

过了几年，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史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有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砺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

倘若元稹能够安于下位，矢志不渝，那他的形象也将象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逐而不肯屈服的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光辉。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就在江陵任上，他变了。以前他曾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望云骓马歌》）的诗句表示过斗争意志，如今却变得情绪低沉颓丧，甚至发出“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贻蜀五首》之四）的说教。以前他敢于纠弹藩镇、对抗宦官，如今他却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尹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元稹《严公行状》），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

长庆元年（821），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他已是一个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穆宗皇帝也很喜欢他的诗，致使宫中人人都知道方今有个“元才子”。次年二月，元稹当上了宰相，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可是，官位的升迁既是以他和宦官深相勾结为代价的，这就很为一般朝臣所轻。早先有一次中书省同僚一起食瓜，有蝇集于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一面挥扇驱蝇，一面弦外有音地斥叱：“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致使“同僚失色”（参《旧唐书·武儒衡传》）。后来裴度也曾因为元稹对他的掣肘而一再上章。在《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第二疏》中，有这样的话：“伏乞圣恩宣出，令文武百官于朝堂集议，必以臣表状虚谬，牴牾权幸，伏望更加谴责，以谢弘简、元稹；如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全唐文》卷五三七）可见裴度和元稹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朋党之争是中晚唐朝政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作后盾或牵线的。由于宦官内部同样充满争夺，后来另一个依附宦官的奸人李逢吉利用元、裴不和，诬陷攻击，竟使二人同时罢相。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

应该说，元稹政治生涯的后一阶段因为勾结宦官，弄权营私，是不光彩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做了些革除弊端、减轻人民负担的好事。

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

……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

这里除所谓“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其余所论颇能概括元稹一生特色。

其实，元稹真正的伟业不在其政绩，而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后者，他才成为一个至今未被忘却的历史人物。提起唐朝的诗人，有谁不知“李杜”、“韩柳”和“元白”呢。元稹是白居易的挚友，诗名也与之相埒。他们共同创造了以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的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系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也成为他们手中的谏诤之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启发者。是元稹看到李绅的新题乐府而“取其病时尤急者”写出和作，这才触发了白居易的创作激情，写出《新乐府五十首》，从而把运动推向高潮。后来又是元稹读了刘猛、张余的古乐府诗，一面“选而和之”，一面便写出著名的《乐府古题序》。这篇文章既肯定“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又大力提倡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这样“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歌行。它同《叙诗寄乐天》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等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文献。至于元、白的友谊和诗文交往，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元稹被贬在江陵和通州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白居易的友谊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通州，元稹染瘴大病，“危惙之际，不暇他及，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在这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消息传来，元稹扶疾吟诗一首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一个重病之人被朋友左迁的消息惊得猛然坐起，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关怀之切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乐府诗和同白居易等友人的唱酬诗以外，元稹一生还写了不少好作品，如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如悼亡之作《三遣悲怀》、《六年春遣怀八首》以及象“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古行宫》）这样隽永的小诗，至今仍为读者所喜爱。元稹在古文写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不但《莺莺传》用简洁娴熟的古文写成，而且他在担任翰林学士起草制诰等政府文书时，也一改当时流行的骈俪体，用古文来写作。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制从长庆辞高古”（《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后一句就是指元稹的制诰而言。元稹对制诰文体的改革可以看作对韩柳古文运动的响应。

在我们看来，元稹是这样一个人：政治上有抱负、有热情、也有能力，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子来。但是聪明过份，私心太重，因而在黑暗势力面前缺乏斗争的坚定性，甚至不免堕落。个人生活上多才多情，相当重视友谊，然而出于利害的考虑也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恋人另娶高门，而对早天的妻子的深切怀念，也并不影响他讨妾和再娶。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性格复杂、优长和劣点奇妙地融于一身的文人。

元稹一生曾几次编集作品，其诗文集名《元氏长庆集》，有百卷之多，后来散佚不少，只剩下六十卷，但还是保存了诗歌八百多首、文章二百五六十篇。这些诗文对于我们了解元和、长庆的政治状况、研究元稹和新乐府运动，都是极可宝贵的，而当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元稹其人之后再来读他的作品，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准确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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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那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河中节度使浑瑊刚死，驻军骚动，蒲州大乱。元稹请人保护了旅居此地的一门远亲，因此结识了这家的女儿——我们姑且也称她为“崔莺莺”吧。崔莺莺是个十七岁的少女，“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元稹一见就热烈地爱上了她。通过她的一个侍婢，元稹以“艳诗”相试，竟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崔莺莺的心。他们的爱情艰难曲折然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终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自由结合了。这是故事充满浪漫情味的前半截。后来元稹为谋求官职而进京应试。这对情人只得匆匆分手。谁知元稹在长安一留数载，这其间他们曾互通书问，互致礼物，崔驾莺的书信婉曲地表现出对元稹的一片深情。然而元稹还是变心了。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二十五岁，因登书判拔萃科而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不久以后，他便忍心地抛弃了痴等着他的崔莺莺，在长安做了朝廷显贵韦夏卿的东床。不但如此，元稹还在《莺莺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称崔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怀疑她在自己离蒲之后另有私爱（参元稹《古决绝词》），却把自己“始乱终弃”的行径说成是什么“善补过”云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是十分严正而公允的。
《旧唐书·元稹传》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这话显然带有贬意，意思是说他为人聪颖敏锐，善观风色，一遇机会便要寻找事端以突出自己。若按元稹一生表现，用这话加以概括并非全然无理，可是还应作些具体分析。凡从政之人，如能纯然无私，固然最为可贵；但历史评价的根本关键还在于其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否具有进步性，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如这样来看，那么元稹早期的政治活动就不可用“见事风生”一词轻轻否定，应该批判的主要是后期的表现。

元稹从政初期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

过了几年，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史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有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砺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

倘若元稹能够安于下位，矢志不渝，那他的形象也将象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逐而不肯屈服的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光辉。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就在江陵任上，他变了。以前他曾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望云骓马歌》）的诗句表示过斗争意志，如今却变得情绪低沉颓丧，甚至发出“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贻蜀五首》之四）的说教。以前他敢于纠弹藩镇、对抗宦官，如今他却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尹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元稹《严公行状》），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

长庆元年（821），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他已是一个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穆宗皇帝也很喜欢他的诗，致使宫中人人都知道方今有个“元才子”。次年二月，元稹当上了宰相，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可是，官位的升迁既是以他和宦官深相勾结为代价的，这就很为一般朝臣所轻。早先有一次中书省同僚一起食瓜，有蝇集于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一面挥扇驱蝇，一面弦外有音地斥叱：“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致使“同僚失色”（参《旧唐书·武儒衡传》）。后来裴度也曾因为元稹对他的掣肘而一再上章。在《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第二疏》中，有这样的话：“伏乞圣恩宣出，令文武百官于朝堂集议，必以臣表状虚谬，牴牾权幸，伏望更加谴责，以谢弘简、元稹；如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全唐文》卷五三七）可见裴度和元稹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朋党之争是中晚唐朝政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作后盾或牵线的。由于宦官内部同样充满争夺，后来另一个依附宦官的奸人李逢吉利用元、裴不和，诬陷攻击，竟使二人同时罢相。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

应该说，元稹政治生涯的后一阶段因为勾结宦官，弄权营私，是不光彩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做了些革除弊端、减轻人民负担的好事。

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

……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

这里除所谓“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其余所论颇能概括元稹一生特色。

其实，元稹真正的伟业不在其政绩，而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后者，他才成为一个至今未被忘却的历史人物。提起唐朝的诗人，有谁不知“李杜”、“韩柳”和“元白”呢。元稹是白居易的挚友，诗名也与之相埒。他们共同创造了以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的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系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也成为他们手中的谏诤之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启发者。是元稹看到李绅的新题乐府而“取其病时尤急者”写出和作，这才触发了白居易的创作激情，写出《新乐府五十首》，从而把运动推向高潮。后来又是元稹读了刘猛、张余的古乐府诗，一面“选而和之”，一面便写出著名的《乐府古题序》。这篇文章既肯定“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又大力提倡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这样“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歌行。它同《叙诗寄乐天》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等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文献。至于元、白的友谊和诗文交往，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元稹被贬在江陵和通州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白居易的友谊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通州，元稹染瘴大病，“危惙之际，不暇他及，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在这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消息传来，元稹扶疾吟诗一首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一个重病之人被朋友左迁的消息惊得猛然坐起，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关怀之切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乐府诗和同白居易等友人的唱酬诗以外，元稹一生还写了不少好作品，如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如悼亡之作《三遣悲怀》、《六年春遣怀八首》以及象“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古行宫》）这样隽永的小诗，至今仍为读者所喜爱。元稹在古文写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不但《莺莺传》用简洁娴熟的古文写成，而且他在担任翰林学士起草制诰等政府文书时，也一改当时流行的骈俪体，用古文来写作。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制从长庆辞高古”（《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后一句就是指元稹的制诰而言。元稹对制诰文体的改革可以看作对韩柳古文运动的响应。

在我们看来，元稹是这样一个人：政治上有抱负、有热情、也有能力，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子来。但是聪明过份，私心太重，因而在黑暗势力面前缺乏斗争的坚定性，甚至不免堕落。个人生活上多才多情，相当重视友谊，然而出于利害的考虑也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恋人另娶高门，而对早天的妻子的深切怀念，也并不影响他讨妾和再娶。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性格复杂、优长和劣点奇妙地融于一身的文人。

元稹一生曾几次编集作品，其诗文集名《元氏长庆集》，有百卷之多，后来散佚不少，只剩下六十卷，但还是保存了诗歌八百多首、文章二百五六十篇。这些诗文对于我们了解元和、长庆的政治状况、研究元稹和新乐府运动，都是极可宝贵的，而当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元稹其人之后再来读他的作品，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准确些了。

　　新唐书•武元衡传

　　武元衡，字伯苍。曾祖载德，则天皇后之族弟。元衡举进士，累为华原令。畿辅镇军督将，皆骄横挠政，元衡称疾去。德宗钦其才，召拜比部员外郎，岁内三迁至右司郎中，以详整任职。擢为御史中丞。尝对延英①，帝目送之，日：“是真宰相器!”

　　顺宗立，王叔文使人诱以为党，拒不纳。监察御史刘禹锡求为判官，元衡不与，叔文滋不悦。会册皇太子，元衡赞相，太子识之。及即位，是为宪宗。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同手书门下平章事，兼判户部事。帝素知元衡坚正有守，故眷礼信任异它相。浙西李锜求入觐，既又称疾，欲赊其期。帝问宰相郑絪，锜请听之，元衡曰：“不可，锜自请入朝，诏既许之，而复不至，是可否在锜。陛下新即位，天下属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锜。而锜计穷，果反。是时，蜀新定，高崇文为节度，不知吏治，帝难其代。诏元衡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繇萧县伯封临淮郡公，帝御安福门慰遣之。崇文去成都，尽以金帛、帟幕、伎乐、工巧行，蜀几为空。元衡至，绥靖约束，俭己宽民，比三年，上下完实，蛮夷怀归。雅性庄重，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选。

　　八年，召还秉政。李吉甫、李绛数争事帝前，不叶②，元衡独持正无所违附，帝称其长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机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请赦吴元济，使人白事中书，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数上章诬诋。未几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尽，贼射元衡中肩，复击其左股，徒御格斗不胜，皆骇走，遂害元衡。逻司传噪盗杀宰相，连十余里，达朝堂，百官恂惧，未知主名。少顷，马逸还第，中外乃审知。有司以闻，帝震惊，罢朝。坐延英见宰相，哀恸，为再不食。赠司徒，谥日忠愍。

　　(选自《新唐书•武元衡传》)

　　【注】：①延英：唐代长安宫殿名，在延英门内。

　　②叶(xié)：和洽，相合。
　　译文：
　　武元衡，字伯苍。他的曾祖父武载德，是武则天皇后的隔堂弟弟。武元衡中进士后，逐步升任为华原县令。当时京城附近地区的镇军将军，多恃功骄横，侵害吏民，武元衡管理不了称病离职。德宗钦佩他的才干，征召为比部（刑部四司之一）员外郎，一年内三次升迁到右司郎中，处世周详完善，很称职。被提拔为御史中丞。曾经被召对延英殿，皇帝在目送他离开时曾夸赞说“这人真是有宰相的才能啊！”

　　顺宗登基后，王叔文派人诱使武元衡结为同党，但武元衡拒不接受。监察御史刘禹锡请求武元衡给自己做判官，武元衡没有答应，王叔文更加不高兴。恰逢册立皇太子，武元衡辅佐他，因此太子了解他。等到太子即位，即为宪宗。元和二年，拜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户部事。宪宗皇帝一直知道武元衡坚持正义，胸怀操守，所以对他礼遇有加，特别信任，与其他宰相不同。浙西李锜请求朝见皇帝，随后又推称有病，想要拖延朝见的日期。皇帝问宰相郑絪，郑絪请求批准李锜的要求，武元衡说：“不行，李锜自己请求朝见，皇帝已经下诏书同意召见他了，可他却又不来，这样一来好像朝见不朝见都由李锜说了算。陛下刚即位，天下人都耸着耳朵，睁亮眼睛注意您，若有奸臣能为所欲为，那么皇上的威严与诏令就全都没了。”宪宗认为他讲的话是正确的，就下诏书敦促李錡入朝。李錡的诡计败露后，果真公开反叛。这个时候，蜀地刚刚平定，高崇文为节度使，不懂吏治，皇帝难以找到替代他的人。就下诏命武元衡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皇帝亲自到安福门慰问他，为他送行。高崇文离开成都时，几乎把金帛、帟幕、伎乐、工巧都带走了，蜀地几乎被洗劫一空。武元衡到了之后，安抚平定，严肃政纪，自身节俭，宽厚待民。三年后上下和谐，百姓富裕，蛮夷之人思归朝廷。武元衡品性沉着稳重，虽然不喜欢交际，但府署选置的僚属都是当时的才俊。

　　元和八年，武元衡被召回京城操持政务。李吉甫、李绛在皇帝面前为一些事情争执不休，不和谐，只有武元衡正道直行，不违附任何一方。皇帝称赞他是个有德行的人。李吉甫死后，淮蔡战争，皇帝把国家枢机政务都交给武元衡办理。王承宗上疏朝廷，请求赦免吴元济（不予讨伐），派人告知中书令，态度傲慢不恭敬，武衡呵斥来人，赶走了他。王承宗怨恨他，多次上奏章诬陷诋毁武元衡。不久武元衡上朝，刚出靖安里的府第，夜还未尽，遇到歹徒射中他的肩膀，又砍他的左腿，驾驭马车的随从与歹徒格斗，打不过，都惊慌的逃跑了，于是歹徒杀害了武元衡。官府巡逻的人（发现后）大声喊“盗贼杀了宰相”，连续十余里，一直传到朝堂上。上朝的百官惶恐不安，也不知道哪个宰相遇害。不久，他的马跑回府第后，朝廷内外才知道是武元衡。相关官员上报给皇帝，皇帝感到震惊，不上朝。在延英殿里召见宰相，十分悲痛，曾有两顿饭没有吃下去。后来追封武元衡为司徒，赐他谥号“忠愍”。


　　该文章转自[苏教版高中语文教学网]：http://www.oldq.com.cn/geren/zhuanti/guwen/201004/119104.html

谁能提供一下《新唐书。元稹传》的译文呢?
答：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九岁时擅长写文章，十五提升明经，书判拔萃科，补任校书郎。元和初年，对策第一，拜任左拾遗。多次上书谈论利与害，当道路恶劣的，出京任河南尉。后来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东川办案。回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半夜到，元稹不让邸，仇怒，攻击元棋的脸。宰相任命刘稹年少轻威，失...

唐书元缜
答：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野杂然轻笑,稹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人心。时王廷凑方围牛元翼于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赵间,能得贼要领,可使反间而出元翼。愿以家赀办行,得兵部虚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谋,阴令李赏訹裴度曰:“于方为稹结客,将刺公。”度隐不...

求《元稹传》翻译!
答：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举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坐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自虢州长史征为膳部员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诰。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进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几罢相，出为同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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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元稹简介,元稹的诗是什么风格的?
答：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

新乐府运动: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主导主张古代的采诗制度
答：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他们同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白”并称，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时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刘禹锡诗云：“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又《旧唐书·元模传》：“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