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是怎么发展而来的 晋江稿费是怎么算的？
简略回顾我国古代润笔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有如下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润笔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为朝廷、官府起草文件或著书而获得赏赐，如北宋初年，“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院官则移文督之”（8）；二是替达官贵人撰写碑志而获得酬谢，如韩愈、李邕辈即是。润笔的支付包括付实物和货币两种方式。第二，并非所有的文章都可以得到润笔。就目前所见的资料可知，当时能够换取润笔的主要是碑志、公文及社会上常用的一些应用文字，文学作品一般是没人给发稿费的。第三，尽管历史上为换取润笔而作文、甚至讨价还价者不乏其人，但大多数文人都把鬻文获财看作一种不够光明正大、有损气节道义的举动，耻于卖文。白居易将为老友元镇作墓志不得已收下的稿费悉数捐献出来修香山寺，并声明“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9）；元人胡汲仲家贫到断炊，也不肯为宦官之父作墓志铭，以换取“钞百锭”的润笔。此外，王禹偁、王安石、苏轼等人都有过不接受润笔之举，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由此可知，尽管润笔在我国由来已久，但大致不出官府赏赐和私人酬谢两途，作文受谢的范围很小，而且基本上没有定例（书画作家自订润例属于另一问题），润笔的支付带有明显的个别性、随意性，文人的商品意识还比较淡薄，作品的商品化程度还很低，作文取酬远未成为一种普遍、规范的社会行为，现代意义上的稿酬制度还未能形成。
追至近代，特别是19、20世纪之交，随着西学影响的深入以及印刷技术的显著提高，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突飞猛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据统计，从1815年外国传教士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1911年，海内外累计出版的中文报刊即达1753种（10）。清末民初，全国各地的出版机构有近200家（11）。巨大的报刊图书市场需要数量庞大的稿件来维持，而依靠传统的出版运行机制显然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具有现代意义的稿酬也便自然应运而生了。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近代初期，人们的稿酬观念还相当淡薄。1862年5月7日《上海新报》的一则“征稿启事”说：“华人如有切要时事，或得自传闻，或得自目击，但取其有益华人，有益于同好者，均可携之本馆刳刻，分文不取。”1872年《申报》创刊时，刊登在创刊号上的《本馆条例》中有这么两条：“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新报，概不取酬”。《申报》初创时期，每份有八个版面，内容以广告、新闻、论说为主，而广告即占了一半的篇幅，这是要收取刊登费的。能为投稿人提供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声明不收费已经是相当优惠了，付稿酬之事自然无从谈起。不仅出版商这样想，就是在文人中不愿意接受稿酬的也有很多，如迟至1914年创刊的《小说丛报》在征文通告中还特别声明：“有不愿受酬者请于稿尾注明，本报出版后当酌赠若干册以答雅意。”尽管如此，随着报刊图书市场的不断扩大，作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大众的稿酬意识还是逐渐确立起来了。
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近代最早由出版机构确立稿酬标准的是绘画界。书画在古代就已经流入市场，并产生过依靠出卖书画作品谋生的职业书画家，但在报刊上明码标价、明确规定画稿稿酬则还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申报》初创时期，对于所登文章一律不付稿酬，但在1884年6月，为给《点石斋画报》征稿，特刊出《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的启事，宣布“海内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如果维妙维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两元”。这是《申报》首次表示支付给作者稿酬，也是我国新闻出版界之有稿酬一说的开始。
在小说界，尽管书商支付给作（编）者酬谢的事古代就曾有过（12），但就整个小说史而言，这种现象还不是很普遍，而且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在近代，小说界明确稿酬标准大约是19世纪叨年代以后的事。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我国第一份近代小说杂志《新小说》。此前半个月，先在《新民丛报》上刊出《新小说社征文启》，其主要内容为：
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矩。本社为提倡斯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著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名流杰作，绍介于世。谨布征文例及酬润格如下：
第一类 章回体小说在十数回以上者及传奇曲本在十数出以上者
自著本甲等 每千字酬金 四元
同 乙等 同 三元
同 丙等 同 二元
同 丁等 同 一元五角
译 本甲等 每千字酬金 二元五角
同 乙等 同 一元六角
同 丙等 同 一元二角
第二类 其文字种别如下：一、杂记；一、笑话；一、游戏文章：一、杂歌谣；一、灯谜酒令楹联等类。此类投稿恕不能徧奉酬金，惟若录入本报某号，则将该号之报奉赠一册，聊答雅意。（13）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内容详备的征文启事。征稿广告在我国元代即已经出现，《天一阁藏本》中有孙存晋编、虞集校选，至元二年（1336）印刷的《元诗》，其书即附有一则征诗广告：“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随刊，推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14）与此相比较，《新小说社征文启》显然更富于现代色彩，内容的丰富具体倒还在其次。它将所征求的稿件明确分为若干等级，并且明码标价，实行按字数计酬的方法，这已与现代的稿酬制度十分接近。可以说，《新小说社征文启》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稿酬制度的初步形成。由于《新小说》的示范作用，此后产生的小说刊物在征文广告中纷纷标明小说稿酬，如《月月小说》声明“如有佳作小说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酬劳。……如有科学理想哲理教育家庭政治奇情诸小说，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已经入选，润资从丰”（15）；《小说林》明确规定“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16）；《小说月报》更将稿酬分为五等，“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四圆，丙等每千字三圆，丁等每千字二圆，戊等每千字一圆”（17）。清末民初，还没有普遍实行抽版税的办法（18），小说作者主要通过卖版权来获得稿酬。据包天笑回忆，当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为标准，最低者可以压到每千字五角。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刚从日本回国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写的一部《留东外史》小说，就是无奈之下以千字五角的低价卖出去的，结果销路颇旺，让出版商着实赚了一笔。商务印书馆请林纾译写小说，每千字付稿费五元，后来又增至六元；请包天笑译写教育小说，每千字三元，但在《小说林》和《小说时报》，包天笑的小说只能卖到每千字二元（19）。胡适于1910年赴美留学之前，曾在上海华童公学教授国文。当时王云五劝他“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20），依此推算，每千字稿酬也当在二元上下。不过那时的统计字数基本上是约略估计出来的，不象后来那样精确。包天笑翻译的《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两部小说，就是以一百元的价格卖给上海文明书局的（21），而周作人将《红星佚史》的译稿卖给商务印书馆，得到的稿酬是整二百元（22）。此外，自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自著的《劫灰梦》、《新罗马传奇》，在《新小说》上发表《侠情记传奇》，并开辟“传奇体小说”栏目，宣称“欲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23）后，清末文学界一般把戏剧也归入小说范畴之内，因此其时的小说杂志上几乎都有戏剧作品发表，而小说稿酬中也大多包括了戏剧在内，如《月月小说》即刊出“征求班本”的广告，宣称“本社现欲征求新剧本数种，如有见惠者，不论一剧或数出均可，倘能合宗旨，当报以相当之利益”（24），而新小说社的《征文启》更是将传奇曲本与章回体小说开列一处，执行统一的稿酬标准。
较之小说、戏剧，诗文的支付稿酬为时要更晚一些。据包天笑回忆说，“当时的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25）。1862年《上海新报》声明刊登“有益华人有益于同好”的新闻外稿“分文不取”；1872年，《申报》馆宣布刊登“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以及“名言谠论”之类文字，“概不取酬”，根本谈不到付稿酬的事。1902年，新小说社向社会公开征诗，允诺“寄稿一章者，以印出之本号报奉谢。常年寄稿，每年在十二章以上者，以全年小说报奉谢”（26），也不提及稿酬之事。其《征文启》于杂记、笑话、游戏文章、杂歌谣、灯谜酒令楹联等文字，也只声明“此类投稿者恕不能徧奉酬金，惟若录入本报某号，则将该号之报奉赠一册，聊答雅意”；其第8号上刊登搜集诗词杂记奇闻笑谈启事，也不提及稿酬。受《新小说》的影响，当时的刊物登载诗文、杂记作品，多以书券或样刊酬谢作者，如《月月小说》称“如有短篇、札记、杂歌、灯谜、剧本或诗词、寓言等关于小说宗旨而愿付本报刊行者，当视其字数酌量赠以本报或报以新书，结文字之缘”（27）；《小说林》第4期刊出“募集文苑杂著”启事，声明“以图书代价券酌量分赠”；《小说月报》也称“如有将诗词杂著游记随笔以及美人摄影风景写真惠寄者，本社无任感纫，一经采用，当酌赠本报若干册，以答雅意”（28）；包天笑主编《时报》副刊《余兴》，刊载新闻、论说以外的杂著，如讽刺歌曲、游戏文章之类文字，一律没有稿酬，只酌送有正书局的书券。《小说时报》曾许诺“如有异闻逸事、崇文宏论、诗记歌词之类，欲借立报发表不愿取资者，本报苟经登录，亦必有报酬，用答高谊”（29），但未具体说明是什么形式的报酬，况且还预置了一个前提，即作者先不要存拿稿费的想头。据说在1905年前后的上海报界，写作“论说”文章是有稿酬的，大概是每篇五元（30），但诗文作品之普遍有稿酬，大约已是民国以后的事了。据郑逸梅回忆，《申报》馆于1911年增辟副刊《自由谈》后，天虚我生陈蝶仙一度任副刊编辑。他在编发文章时，把来稿分为甲、乙、丙三等，按等级发给稿费，并把甲乙丙等级列于每篇之末。有一个投稿者故意开玩笑，誊录了一篇较冷僻的唐代柳宗元的文章，随便化个名，寄给《自由谈》。天虚我生采用了，列入丙等。那人即致信天虚我生，说明这篇文章是柳宗元的，身任大编辑，连唐宋八大家的中坚《柳河东集》都没有读过，且柳文只够丙等资格，试问谁有资格列入甲乙等呢？弄得天虚我生啼笑皆非，结果只得向这人道歉，从此取消了这个等级。在当时，各家报纸的副刊，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等，大约都是要支付稿酬的（31），“《申报》和《新闻报》的稿费，一个月一结算。逢到月初，便把上个月投稿的名单，发表在附刊的末端，有名的前往报社会计处领取，取到后，在发酬簿上盖印”。（32）与此同时，杂志支付稿酬也不再局限于小说、戏剧，如1914年创刊的《民权素》，其三集上刊《征文广告》，规定来稿按优等、特等、中等付酬，并不限于小说。实际上，《民权素》刊载的作品以诗文词杂记一类文字为主，小说只占一小部分。但是总起来说，诗文付稿酬总不如小说的普遍和丰厚。据说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就是没有稿酬的，1916年创刊的《晨报》副刊也只有一、二厘的稿酬。但不管怎样，清末民初，从《上海新报》的“分文不取”，《申报》的“概不取值”到《新小说》的“明码标价”，又经过十余年的演进，稿酬制度毕竟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
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是作家作品高度商品化、社会化的表现，也是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逐步进入近代化运作阶段的重要标志。清末民初，我国虽尚无关于稿酬的成文法律，但在新闻出版界，除却部分纯粹进行政治或宗教宣传的报刊，受文化市场发展趋势的影响，有关稿酬标准、支付范围及形式等问题，实际上已逐渐达成基本的共识，形成有规可循的惯例。
作家的稿费是怎么算的？~
与王韬一样有着当代盛名的另一位文化界大师——鲁迅，在经济意识上与王韬的表现恰恰相反。用今天的话说，鲁迅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大师，他亲手砸破了饭碗，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不同于王韬的耻于言钱同时又不得不向人乞钱，鲁迅正是以钱、以卖文所得保持了他人格上的超脱与独立，摆脱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官场帮忙”与“商场帮闲”的窘境。而这一切，又不得不从现代的稿费与版税制度说起。
现代稿费制度出现之前，由报馆实行的免费刊载文章，成为古代自费刻书和润笔制度向现代稿费制度过渡的中间环节。当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时，曾宣布“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酬”。声明愿意提供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不收作家的钱，在当时文人眼里，属于十分宽厚、前所未有之事，很快就激起了反响。一个月后，报馆又刊出征求新闻稿件的启事：“望诸君子不弃遐僻，或降玉趾，以接雅谈；或藉邮筒，以颁大教。”但是，用这个方法征求到的新闻稿子多数不符合刊登条件，刊登之后是否给予稿费，尚无佐证。实施之后，因合适的新闻稿不足，申报只好改用聘请本埠和外埠访员采写新闻的办法(相当于现在的记者)，访员写稿，是拿报馆的工资，而不是稿费。不久文人的诗词歌赋一类的文学作品因为不付钱就可以刊登而日渐增多，来稿踊跃，以致《申报》容纳不下，因而出版专刊《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和《寰宇琐纪》，这是最早的以文学为主的月刊。《瀛寰琐纪》1872年11月11日刊出第一期，目录有：开辟讨论源，地震附见，日星地月各球总论，海外见闻杂记十五则，花史二则，鱼乐国记，眉子砚南曲白，桃花诗社唱和偶集。除天文地理及外国小说外，其他稿件大都是当时文人雅士投到《申报》来的稿件。
在免费发表文人作品数年后，申报馆又最早实行以一定的报酬购买书稿，它表明中国现代稿酬制度首先由晚清上海的报馆实行。申报馆不但出报纸，还印刷出版各类图书。1878年3月7日，《申报》刊《搜书》启事，愿意出资征用并重刊士人手中的珍本书、畅销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列内容：“启者，本馆以刷印各种书籍发售为常。如远近诸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抑或俟装订好后，送书数十或数百部，以申酬谢之意，亦无不可，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申报馆愿意出钱购买士人手中已写成而尚未排印的著作，为之出版并在市场上销售，根据销售情况付给报酬，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愿意出价购稿，所出价当然就是稿酬，只是考虑到当时不少有身份的作者还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著作，故采取变通办法，按照惯例以出版的新书作为酬劳，这些新书理应视为变相的稿酬。申报馆的这则启事，应该可以视作现代稿酬制度的开端，不过在报馆刊印的新书中，属于这种性质的究竟有多少，尚难统计，但可以肯定确实有。蔡尔康为申报馆1872—1877年间所出书作《申报馆书目序》中说到：“迩日申江以聚珍板印书问世者，不下四五家，而申报馆独为其创。六载以来，日有搜辑，月有投赠，计印成五十余种，皆从未刊行及原板业经毁失者，故问价之人踵相接也。”未曾刊行的著作底稿如何得来，在申报1888年9月3日刊登申报馆主出售新印的《纲鉴望知录》广告中，可以得到说明：“此书为沂阳倪思藻先生辑，由本馆购得底稿，用活字排印，每部四本。”
书稿付酬实行若干年后，报刊来稿也开始给付稿酬，但据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时报的编制》所言，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除小说外，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稿酬的。郑逸梅也曾认为报刊稿酬制度始于上海的《小说月报》，后有学者寻找到1903年广东《岭东日报》的一则征稿广告，注有详尽的稿酬等级，比《小说月报》早了10年。但申报馆在实行书籍给付稿酬的数年之后，又发展到对报刊投稿也给予一定的报酬，始于《点石斋画报》中针对绘画的稿酬，时间上较《岭东日报》又早得多，对稿酬多少也有具体的说明，由此可见，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言，稿酬制度是围绕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而建立的，事实上，在报刊上对画稿支付稿费开始，便已经出现了稿费制度的雏形。
我们从申报馆书稿和《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原因、付酬的方式和标准中，可以很容易就找到江南文化商人和西方文化商人习惯做法的烙印，如果就《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具体原因而言，可能有这样两点：一是与其作为报刊的特点有关。因为书籍可以新旧并存，新书创作未成，可以先印旧书，不会因此影响出版业务，报纸则需要每期更新，必须有确定的稿源保证。二是社会对此报刊有热烈需求，市场热销，促使其以稿酬换取更多稿件。《点石斋画报》出版以后，确实很受社会欢迎。前三期问世后，三五日即告售罄。1884年6月19日《申报》发表消息说，《点石斋画报》前三期出版以后，供不应求，购者踊跃，报馆又添印数千，也很快卖光，《点石斋画报》印数一般为三五千册，最高达万册左右。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当其热销时期，最困难的是新闻来源少，传递速度慢，不得已，就必须给予一定利益，刺激人们为其写稿投稿。于是1884年6月4日点石斋主人为《点石斋画报》征稿刊登《请各处名手专画新闻启》。启事称：“本斋印售画报月凡数次，业已盛行。惟各外埠所有奇奇怪怪之事，除已登申报外，能绘入画图者，尚复指不胜屈。故本斋特请海内大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函寄本斋。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元。其原稿无论用与不用，概不寄还。画幅直里须中尺一尺三寸四分，横里须中尺一尺六寸，除题头应空少许外，必须尽行画足，里居姓氏亦须示知。其画收到后当付收条一张，一俟印入画报，即凭本斋原条取洋。如不入报，收条作为废纸，以免两误。”登广告征求画稿，公开声明愿意付给稿酬，并对稿酬如何计算如何支付给予详细说明，这是申报馆首次表示对报刊投稿者给付稿费，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报刊征稿付酬资料，它的出现无疑就成为了近代报刊建立稿酬制度开始的标志。
《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实行与否，在其他资料中可以找到旁证。19世纪80年代，王韬给画报的作品《淞隐漫录》就得到了稿酬：“七月杪，《淞隐漫录》已盈十二卷，主者意将告止。因画报阅者渐少，月不满万五千册，颇费支持。然韬月中所入，又少佛饼四十枚矣。”
后起的以新闻为主的报纸都采纳了《申报》的做法，主要稿件由拿薪水的报馆雇员采访、写作、编译，以外来新闻稿和文学杂稿为补充，这部分稿件需要付给稿酬。维新时期和晚清最后十年大量创刊的报纸，多数属于同人刊物，稿件写作多由参与办报的同人承担，故其支付稿酬很有限。申报馆率先实行稿酬制度，到19世纪90年代已非孤鸿独鸣，上海各报馆、书局实行者所在多有。《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不少资料，都涉及19世纪末(约在戊戌变法后)上海稿酬情况，说明当时撰稿取酬已是文化人圈子中常见的现象，收取稿酬也成理所当然之事。汪康年朋友陈寿彭受其嘱托，翻译《江海图志》一书，在讨论出版事宜时，陈寿彭与之约法三章：一、必须保留译者之名；二、必须收回译费1500元整；三、书印出后，必须送译者五十部。摆明不如此即不卖书稿之势，全然没有传统文人以卖文为耻的心理，足见当时卖稿付酬已成为公认的游戏规则。同样，汪康年请陈锦涛到北洋大学堂找人译书，也须事先说明稿酬为万字十元。
稿酬制度实行初期，如何分级、酬款标准、酬款方式等，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的，没有固定和统一的做法，可以由出版机构自定标准，也可由出版机构与著作者商定，取双方都愿意接受的方式和标准，稿费既有论字数计算，也有论篇或论本计算的，报刊文章篇幅短小，多按篇计算。如陈寿彭与汪康年之间就是采取互相商定的办法，按照陈寿彭最初的打算是：“弟之初意当拟请兄积股为之，一时不必与我译费，立一公道合同，各执一纸，以后出售，于赢余之利均分之，是我两人始终与此书之事皆得也，非欲将稿出售耳。”后因有人愿意出版此书，询问译费，汪康年要求陈寿彭自拟款数，陈遂提出论本计算的1500元之数(以全书共约50万字计，约合千字3元)，并声明，如对方不愿意，就收回文稿，另谋出路。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称：1906年以后，他在上海《时报》，每月写论说6篇，另外再写点小说，得80元。包天笑同时在《小说林》兼职，每月40元。当时，论说以篇计，每篇5元，小说论字，每千字2元，也有1元，甚至5角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便是每千字5角。民初商务印书馆各杂志的稿酬最低2元，最高5元，鲁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其第一篇小说《怀旧》，稿费是大洋5元，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商务印书馆付给千字5元，后来增加到6元，属于稿酬偏高者。胡适也是千字6元，梁启超待遇最优厚，为千字20元。名中医陈存仁此时正在读书，给申报副刊“常识”投稿，每篇为1元。从清末到民国，上海图书市场已逐渐形成一个通用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元至4元，5元、6元的很少，小书坊甚至收每千字5角至1元的书稿。
与稿酬制相配套的版权制度等，到晚清最后十年方才初现端倪，成为著译者稿费之外的又一收入来源。因其一时难以完备，著作者的权益只能得到部分保障。80—90年代著作人的版权尚未受到应有的尊重，王韬的一部分书颇受欢迎，江西书商翻刻他的《遁窟谰言》，易名为《闲谈消夏录》，用以赚钱，但是这一畅销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清末，翻印书籍大量出现，形成书籍出版的又一高潮，经过多年的商海弄潮，文化人的市场经济观念日益增强，由耻于言利到卖稿取酬，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著作权益。其中，一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士如严复等，提出了著译中的版权问题，并开始翻译介绍西方有关版权问题的论述，对版权制度的出台起了催化作用。1900年前后，严复在与张元济商讨有关翻译《原富》等书事宜时，明确提出了译作的版权问题。当时南洋公学以2000两买下《原富》书稿，并同意严复要求，于该书售价中抽十成之二给予译者。严复进而希望给予分利凭据，并参照西方版权原则，提出一些具体条款，如“一、可限以年数。外国著书，专利版权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今此书译者分利，得二十年足矣；二、二成分利，如嫌过多，十年之后尚可递减，如前十年二成，后十年一成，亦无不可。”约1903年左右，严复为维护版权，致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详细论证实行版权法的利益所在，认为“版权者，所以复著书者之所前耗也”，国无版权，使写作翻译者裹足不前，则出书必少，最终有害社会教育和民智开启。信中提到，因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官书局自行刷印教科书之事，引起误会，致使南洋及上海各商埠书坊以为官府要撤毁版权，于是商议互相翻印出售私家译著各书，足见当时官府已开始施行版权法。清末，中外商人之间因版权问题引起数起诉讼纠纷，1908年11月，日人斋藤秀三郎控至诚书局翻印《正则英文教科书》案，1911年2月，美国经恩公司向上海会审公廨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该公司出版的《欧洲通史》案，1911年5月12日，英商伊文思书馆向会审公廨控告上海商务印书馆窃印美国有名史书案，促使出版界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对国内版权、中国与国际版权之间的差别，有所辨析。不过这时期民间书局关心眼前利益，版权观念还很淡薄。只有一些大的书商开始重视这一问题，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我国第一次使用著作权印花，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周仪君翻译的《版权考》一书。
在稿酬制度出现初期，社会对它的看法仍受传统观念支配，为报馆写稿取酬仍被视为文人末路不得不做的低贱之事。不是迫于饥寒，一些文人仍耻于为市场、为稿费写作。林琴南等译《茶花女遗事》，刻成后，《昌言报》准备刊登，“告白”中称该书系用重价购取，引起林琴南等不满，致信高凤谦，要其转告汪康年，更正此事，声明不愿收受酬资。高凤谦致信云：“并乞更登告白，将‘重价购取’一语削去，但云译书人不受酬资，只收板价而已。此书魏君所刊，林、王二君不愿得酬资，尊处之款，自当以归魏君。”为此，高凤谦代汪康年拟告白如下：
《巴黎茶花女遗事》告白
此书为福建某君所译，本馆喜其新颖，拟用重价购买。承译者高义，不受酬资，只收原刻板价，并将原板寄来。特此声明，并致谢忱。昌言报告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56页)
到19世纪90年代，耻于卖文的观念已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稿酬制度已为人们所接受。原先因仕途拥塞、谋生艰难，大量流入上海和江南一带的秀才童生乃至举人进士、候补官员，现在发现能够通过业余时间写作文字，赚取稿费，对自己的生活稍有补贴，往往为此喜出望外，为报刊和书局写稿的积极性特别高。翻阅时人书信文集，此类资料比比皆是，一些文采焕然、下笔神速的名士如林琴南，或学养深厚、具有声望的学者如严复，甚至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林琴南最初翻译小说不愿取酬，后来不仅取酬，且稿酬十分可观，他的老友陈衍曾与他开玩笑，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一动就来钱。其结果，造就了上海图书报刊涉及面广泛的写作人群，并使之日渐职业化。
清末民初的作家单靠写作仍然难以为生，除了写稿之外，都要兼作其他工作。李伯元、吴趼人吃小说饭。家无余财，生活贫困。鲁迅在民初《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怀旧》，稿费是大洋5元。当时，一个绸缎铺的掌柜先生每月薪水8—10银元，普通职员4—6元(1914年左右)。一个下等巡警的月收入是大洋8元，稍好一点的工厂工人的月收入也有8元，吴趼人在江南制造局作抄写员，每月也是8元。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必须每月写出两篇《怀旧》这样的文章，才能达到下等巡警的收入水平。因此，这一时期还不可能产生民国时期那种完全靠写作为生的自由撰稿人。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获得了很大改观，尤其是在上海，以卖文为生、以写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数量颇巨。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不复政治中心的风范，其文化势力迅即南下；另一方面，上海已成为当时全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报业的现代化程度和商业化程度都是领先于全国各地的，使得投身报业而获利成为可能。从心理因素方面来讲，一方面，至民初前，文化人以从事报业为耻和视卖文为生为辱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同样使他们不再耻于言钱，并且积极投稿取酬；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表明了当时的知识阶层普遍需要一种言论的媒介、身心的自由，公共租界的存在使文化人不会因为言论过激而遭逮捕，而上海宽松的言论语境和社会舆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一时令各方俊杰无不景从。
鲁迅，是这群齐集上海的知识分子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而稿费、版税、编辑费与兼职所得正是鲁迅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渠道。
费姓怎么来的
答：由北魏时鲜卑姓氏费连改姓而来,后来这支改姓的人又与汉族费姓融合在一起。另外;清代满族的姓氏之一清代满族中有一些姓富、姓费者,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使用汉字“费”为姓。如费英东,为满洲镶黄旗人,本名费英东扎尔固齐,姓瓜尔佳氏;费扬古;满洲正白旗人,姓栋鄂氏;费雅思哈,为满洲正黄旗人,姓富察氏等等。汉族姓氏也...
浙江 湖州 费姓的起源 祖籍是哪里?
答：读作“敷畏切”的费氏，根据考证，是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费●父的后裔，费●父食采于费，所以他的子孙也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地命氏”地姓了费，当时的费邑，就在今山东省鱼台县的西南方，该地现在仍有一处“费亭”，相传就是2000多年以前鲁国费邑的旧址，当然，也就是这支费姓的最早发源地。 ...
稿费是怎么发展而来的
答：《申报》初创时期,每份有八个版面,内容以广告、新闻、论说为主,而广告即占了一半的篇幅,这是要收取刊登费的。能为投稿人提供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声明不收费已经是相当优惠了,付稿酬之事自然无从谈起。不仅出版商这样想,就是在文人中不愿意接受稿酬的也有很多,如迟至1914年创刊的《小说丛报》在征文通告中还特别...
费做姓氏时的读音和本意
答：费做姓氏时读作fèi，本义为：因物价高企而多耗用钱财。一、费的拼音：fèi 二、费的释义：1、用钱财。2、用，消耗。3、需用的钱财。4、姓。三、费的部首：贝 四、汉字结构：上下结构 五、造字法：形声 六、相关词组：浪费、费用、花费、费劲、费解 ...
现代保险首先是从什么发展而来的
答：海上借贷。保险源于海上借贷，中世纪，意大利出现冒险借贷，利息和如今的保费有点类似，因为利息太高而被废止。1384年比萨出现世界上第一张保单，现代保险制度由此而诞生。保险从萌芽的互助形式逐渐发展成为冒险借贷，又从冒险借贷发展成为海上保险合约，再发展到海上保险、火灾保险、人寿保险等，并逐渐发展成为...
古代经营书院的经费从何而来呢?
答：这是南北朝到唐代的制度。以后又扩大。自武德年间开始，光讲儒家还不行。祭孔后，把儒、道、佛三教名家全找来，举办“三教讲论”，让三教相互攻难。这是正式的礼典，每年都要举办。到了宋代，这风气当然在书院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书院会讲在制度上才会设一名质疑者，目的就是专门找你...
tdlte流量费怎么产生的
答：TD-LTE流量费就是4G系统的TDDLTE网络的上网流量费，目前三大运营商都有各自的TD-LTE网络供公众上网使用，以移动的TD-LTE为主，用户使用LTE网络上网时候会产生流量，从而会被收取相应的费用。4G通信技术是第四代的移动信息系统，是在3G技术上的一次更好的改良，其相较于3G通信技术来说一个更大的优势，...
刘备的兵团总是到处游走,那军费是从何而来的?
答：古代军队建设最离不开的就是经济基础，通常来讲税收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在个别时候募捐也是筹集军费的途径之一。东汉末年出现过许多地方性集团，而像刘备这样在初期没有固定地盘的游走集团，他的军费是从何而来的呢？首先，豪族和富商的资助是刘备初期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刘备虽然是中山靖王之后，但家室早已...
一些明星出场费高达上千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场费如此之高?_百度知 ...
答：所以,我认为一些明星出场费高达上千万,应该是 社会 及艺术的进步,更是 社会 及艺术的发展需求。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社会 大众的承受能力所导致的。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同理! 明星年轻人赚钱我很高兴,因为他们不啃老,还能带父母妻室儿女游山玩水,他们片酬是那里来的?我自己从电影票涨价就没进过电影院。明星演唱会我...
世界杯出场费由何而来呢?
答：世界杯的赞助形式分成3个类别：国际足联顶级合作伙伴、国际足联世界杯赞助商和本土赞助商。各个强势企业都想依仗世界杯分得一杯甜羹。而要想正大光明地出席这场盛宴，就必须向世界杯的组织者——国际足联缴纳千万美元的进场费，成为世界杯官方赞助商。赞助费加上国际足联丰厚世界杯的转播收入，就是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