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学派的历史发展

作者&投稿:彘乖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英国是世界上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最早和最为典型的国家。15世纪末,英国的农村已发生了强制夺取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已得到了迅速和广泛的发展,在17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取得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极大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英国的资产阶级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限制措施和政策,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种新兴统治阶级的要求,反映在经济思想和理论上,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在其著作中就已开始脱离重商主义的轨道,他的后继者依据其思想,把论证经济自由、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更是淋漓尽致地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要点,提出了具体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因此,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有很长的时间在英国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故乡。推崇市场机制,强调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突出私人企业,成为当时英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传统。如19世纪后期以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为主体的剑桥学派、20世纪初期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核心的伦敦学派,均是沿袭这一传统建立起的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学派。
伦敦学派的创立者是埃德温·坎南。坎南是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于1897年起就在伦敦经济学院(当时称为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培养了以利奥尼尔·罗宾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伦敦学派的骨干。由于当时只有剑桥学派活跃在英国的经济理论讲坛上,伦敦学派还未崭露头角,因而把坎南在20世纪10-20年代为伦敦学派建立所做的工作称为“伦敦学派的准备时期”。进入30年代以后,罗宾斯等人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日臻完善,影响也逐渐增大,且秉承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伦敦学派逐渐形成.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不仅动摇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宣告了传统自由放任思潮的破产,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内在稳定性,也对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改弦易辄,在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质疑的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政策,首倡者可算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长期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聚集在凯恩是理论的大旗下,保守的剑桥学派也就因此而逐渐消失.但伦敦学派却依然坚持自由放任的思想,并与凯恩斯展开了论战,伦敦学派也就因继承和坚持了英国自由放任的传统而日渐闻名。1931年哈耶克受罗宾斯之邀,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并立即投入到伦敦学派与凯恩斯的辩论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哈耶克的“参战”,不仅增加了伦敦学派的力量,而且大大的提高了伦敦学派的声望。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在这一期间,伦敦学派还与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论战(论战的集中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伦敦学派则持否定态度)。这段时间是伦敦学派的发展时期,也是它的鼎盛阶段。1950年哈耶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如罗宾斯、约翰·希克斯、阿巴·勒纳等人也开始放弃经济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伦敦学派走向衰落和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学派由于存在的时间不长,许多理论观点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相近,并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如奥地利学派),因而在西方的当代经济思想史(或当代经济史)中,并没有处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哈耶克一生曾在信奉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四个中心-维也纳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工作过,且四个中心均宣称哈耶克为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就伦敦学派的存在性和哈耶克的归属,西方和我国的经济学家都有十分明确的界定。如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哥德弗里德·哈伯勒曾对伦敦学派有过这样的界定:指曾在伦敦经济学派执教的哈耶克、罗宾斯等人为首的一批保守经济学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罗宾斯后来改变他自己的观点)。我过著名的经济学家胡代光、厉以宁也曾指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哈耶克无疑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但从哈耶克的学术倾向来看,对他最适当的评价是:他是理论上自成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同罗宾斯的观点最为接近,把哈耶克和罗宾斯合称为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最为恰当。”因此,把伦敦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学派进行研究,把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核心人物进行介绍,是科学的和合适的。



儒家学派的产生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性。"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但到了汉代,统治者们看到只用法家思想并没有使秦王朝得到长治久安,严刑峻法,反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于是,汉武帝改变策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把法家思想同儒家思想等结合起来揉为一体,进行政治统治。这一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效法。

  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实际需要,不尚空谈。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是法家导致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封建制度经法家之手,在2000多年前就确立了郡县制,后来历代王朝大体上承袭了秦代的制度,而秦制又是出自法家之手。可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法家思想犹如一股伏流,始终在发生着影响。后世许许多多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法家的变革精神。

  法家为了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加强中央集权,而实行的限制文化教育的某些措施,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法家的政治学术思想概略的讲,主要有以下内容: 1、奖励农耕,崇尚军功,以求富国强兵。 2、因时变法,整饬法令,设立在官府,布之于百姓。 3、厚赏重刑,执法严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4、君主谨守主道,用刑名之术考核群臣,操持赏罚二柄。 5、君主独占权势之位,高度集权,君临万民,权力无限,超越于法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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