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诉讼制的特点有哪些？ 唐朝和明朝的诉讼制度比较
明朝诉讼制度特点：
1、皇帝进一步控制最高司法权
明代时，皇帝握有一切死刑和重案的最后裁决权，各类会审均须由刑部“拟律以奏”，然后依旨执行。皇帝亲自审案，任意用刑，如朱元璋凡“有大狱必面视”，“重案多亲切（审理），不委法司”。成祖时又令“重罪必五复奏”。明初太祖滥刑及作为常制的廷杖姑且不论，仅成祖诛戮建文帝旧臣，其酷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其他还有先去齿、断手、再断颈；有用油煎；有先割耳鼻再凌迟等等，致使明代法律制度遭到极大破坏，加速了明王朝的衰朽。
2、厂卫特务性机关干预司法
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太监组成的特务机关，专管“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重案。卫，即锦衣卫，原来是皇帝亲军“上十二卫”中最亲信的一卫，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事宜。从太祖开始，锦农卫以兵兼刑，掌有缉捕、刑狱之权。所设南北镇抚司中，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又称锦衣卫狱。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它几乎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一，被授予种种司法特权。
（1）侦查缉捕之权：其侦缉范围主要是涉及国家政权的大要案，对一般刑事案不干预。如民间有人在密室酒后大骂魏忠贤，声未落即被厂卫特务捕到魏府凌迟处死。
（2）监督审判之权：厂卫有讯问权，无判决权。
（3）法外施刑之权：厂卫自设特别法庭，任意刑讯问罪，假造证据、严刑逼供之事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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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诉讼制度简述
原则上，遇有一切人命，盗窃，户婚，田土等不公不法之事，明代的百姓都有起诉的权利，俗称告状。
1.1 诉讼当事人的资格
告状必须本人亲自出面，这是指80岁以下，10岁以上健康男子，即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人，其余老幼废疾妇女则须由壮丁家属代告。如果事关重大，如谋逆，人命，强盗重事，或如老人告子孙不孝等，则不管老幼废疾尽皆鼓励告官。妇女夫死无子，又无人代告，也允许本人告状。此外，卑幼不得告尊长，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奴婢告家长等，均入《大明律》“干名犯义”罪名之列。即便所告属实，也要被处以一定刑法。
1.2 书状格式
告状一般要求有书状，衙门设有代书人，若是口告，可以由衙门代书人当场写状。但是大部分状纸还是由专门的诉师写成。其中原因，明人说的明白：“小民有冤抑不申者，借词以达之，原无取浮言巧语，故官府每下令禁止无情之词，选代书人为之陈其情。然其词质而不文，不能耸观，多置不理，民乃不得不谋之讼师”。
官府为了审理的便利，为了防止捏词虚告等弊病，对于状式多有规定。状纸首先要求格式规范，告状人的姓名，地址，所告事由必须写明，内容要求简单明了，有些官员甚至规定内容不得超过3行，每行不超过50个字。明代中期以后，各地逐渐出现由地方统一制定的状式，百姓告状只需填写相关内容即可。
1.3 严禁诬告
《明律》严惩诬告。诬告人要按所诬罪情的二至三等定罪，若果诬“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被诬告人的一切损失皆由诬告人赔偿。如果诬告人罪至配役，而致其随行有服亲属一人死者，诬告人要被处以绞刑，并将财产一半断付被诬告之人。定罪明显较之《唐律》为重。司法实践中，还有诬告者被处以凌迟极刑的。
1.4 词讼的陈告与接收
《大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原则上，民户百姓的词状应递交在基层的府州县衙门，军人的状词应先在百户所呈交，并进行初审。按察司以及布按两司的分守道和分巡道，都察院下派的巡抚，巡按，京畿地区的通政司等，虽然可以接受词状，但如果是一般的刑名案件，仍要求下拨到相关的基层衙门进行初审。当然根据具体的罪情和地区的不同，在接受词状上，官府也有特殊的规定，比如罪情重至谋反叛逆的，各处军民都可以直接赴京奉告，也可以向维护一方军政的镇守总兵，参军，守备等官呈告。为了镇守边防的需要，“大小词讼干碍守边旗军人等”，直接由巡关御史问理；临清地方因地处要冲，镇守临清的太监也可以接受词状，然后分发到相关衙门问理，等等。
严禁越诉，一般自诉案件必须逐级呈控。除法律规定的越级上诉以外，不经本管官司上诉的百姓有“越诉”之罪。“越诉”之罪主要惩治的是入京告状，至于两院两司出巡时遇到告状，或直接向府或司告状，这似不在惩治之列，一般只是批回基层衙门了事。对于不应受理诉状而受理的官员，有“不应受理而受理”罪，这是为了防止滥受词讼，妨碍本职，同时杜绝司法舞弊。
1.5 管辖制度的完善
明朝在唐宋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管辖制度：原被告在统一地的，由双方所在地管辖；原告与被告不在一地的，“原告就被告”，既由被告所在地管辖；数人犯一罪又不在一地的，“轻囚就重囚”，和“少囚就多囚”；一案涉及两地的，由先行受理的地方管辖，后受理的地方应在三日内将案件移交到先受理地司法机关。
1.6 诉讼的时限
明朝的诉讼，除了人命，盗窃等刑事案件可以不拘时间，随时告状外，诸如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的起诉是有时间限制的。相比之元朝，明代接受民事诉讼的时间，既告期更为分散和均匀，基本上每月都“放告”。放告的具体日期各地似乎还有区别，大致是以每月的三，六，九日，即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作为放告的日期为多。
1.7 诉讼的审理
官吏在“放告”日期集中收受词状。首先审查词状是否符合规定，所诉事由是否有明显的捏词虚告的痕迹。或是当堂初看等。很多官员在官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归纳总结出一些审察的依据：（1）牵告多人不准；（2）牵告妇女不准；（3）牵告乡绅不准；（4）告年久事不准；（5）状中里甲姓名籍贯与廒经不对不准；（6）状中无写状人歇家姓名不准。词状如果不准则将告人训斥，赶出衙门；或在其状纸上批写不准的理由，令其安心。词状获准的要当堂宣布，并告诉原告明日当堂审理，所有词状，原则上官府都要设立文簿，登记明白。
对于应受理的词状而不予受理的，明律专设“告状不受理”一条，据所告事情轻重对于官吏予以程度不同的惩罚。如果所告为谋反叛逆罪不受理的，要杖100徒3年；如果后果严重到聚众作乱，攻陷城池及劫掠人民的，有关官员要受到斩刑。海瑞巡抚应天时，曾发布类似禁约，他从百姓的立场出发，说明受理词讼的重要性，“凡争斗户婚，虽是小节，当为剖分，衣食等项，当为处理。……….不能执我严法，使诬者惧之不来，乃并实者弃之，使含冤之人不得伸雪，可以为民父母哉！”
1.8 诉讼费用
若词状被官府批准，原告则须向官府缴纳一定的诉讼费。曾有人批评明代官员：“止知准状为取钱之媒，故只以多准为讳”。诉讼费一般八分入官，二分公用。“其入官之数申达类解，其公用之数务要支销明白”。
1.9 里甲老人在司法中的辅助作用
明代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基层官府中，官员与所管辖百姓之比日渐悬殊，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诉讼压力，国家一面提倡以礼约束民众，同时要求书状人开导小民，些许小事不要尽诉于官，由此化解诉讼。主要的手段是把乡族组织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鼓励甚至
规定他们在司法中成为政府的辅助力量。
“乡”是指县以下的乡里组织，明代在乡里设里甲制度，里有里长，甲有甲首，从洪武年间开始，乡里普遍推选老年德高之人，设立老人这一乡职，在洪武年间的一段时间里，里老人对于司法中的“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盗窃，钱债，赌博，子孙违反教令”等须先经过本里老人及里甲断绝。百姓未经里老人而直接告官的，以越诉论处，接诉的官员也要治罪。至人命，奸盗诈伪重事，方可告官。关于老人剖决的具体事务及在乡里的诸如教化等职能，朱元璋也多有规定，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里甲老人是在强大的皇权扶持下实现其司法职能，具有县以下一级司法机构的性格，可以独立审判。其审判只受皇权本身的监督，地方官府不仅对老人少有监督权和控制权，老人反而有为皇帝监督地方官府的特征。
但这样的审判 格局在理论与实践中都缺乏长久广泛的依据。洪武以后，里甲老人的司法作用由独立审判逐渐转变为地方官府的司法辅助，以“便益官府”为最高目的。这些辅助司法的作用包括：调停讼事，地方有刑事案件及时报告官府，官府调查案件时作证与“保勘”。尤其是作证与保勘，因为事关重大，官府对里甲老人的行为多有约束和规范。明中期，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讼事压力，也从明除太祖的榜文中找出依据，希望发挥里甲老人的司法作用，但他们的主张是在官府统一收状后，将一部分轻罪的状纸盖印，“定限俱发该管老人剖理明白”，再带原状及原被告到官府完销。里甲老人虽然有审判的机会，但显然只是地方官府的司法辅助手段，与明初里甲老人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同。
明代中期以后，乡约保甲在很多地方盛行起来，“乡约原为劝民，保甲原为安民”。乡约对约中成员具有约束力，实际化解了部分如户婚田土等轻罪；如果发现重罪则须报官，由官府审理，既是“乡甲之约，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
“族”指家族，宋代以来，聚族而居，累世同居共财为特征的家族渐渐发展起来。到明代，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至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往往成为家族组织的代名词，甚至每一甲为一姓所据。家族为了自身的发展，都有族规，族规对族内成员的作用如同乡约对约内成员的作用，户婚田土等轻罪可以在族内化解，重罪才由官府审理。为了达到简讼的目的，如果族内成员为些须小事告官，族长调停无方，官府甚至有责罚族长的情况。
2 结束语
明代诉讼法中贯串了儒家精神，是法与礼结合的产物，明律儒家化的过程不仅早已完成，而且在唐以后历代的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所以明代诉讼法中贯串的贵贱有别、尊卑不同、重视孝弟伦常的精神，比历代都鲜明突出。明代诉讼制度中虽有若干合理因素，但其实效不显著。
比如明代禁越诉，要求把词讼尽量放在基层解决，这办法既不切断越诉的途径，又可防止滥诉和越诉的泛滥；既因官方和当事人活动范围相近，较易于掌握情况正确审理调处，又减少了词讼人因长途奔波告状而耗费资财、延误劳作的损失；还有利于司法机构体系的完整，使较高层的衙署能集中力量解决大案，这些都有合理性，明代严惩诬告，其指导思想固然只是为了稳定统治秩序，而且这种把责任全部归于诬告者，不追究有关部门责任的规定，亦反映了封建的刑法报复主义。尽管明代对诉讼有种种限制，但如果所告的是叛逆谋反时，则一切限制都可以逾越，只求把这讯息以最直捷的途径直达御前，特务机关“厂”、“卫”干预司法，“廷杖”“诏狱”等酷刑充分体现了皇权高于一切，法律只是巩固君主统治的工具这个根本的原则，明法律加深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酱缸，标志着我国绝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
简述明朝诉讼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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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诉讼制度简述
原则上，遇有一切人命，盗窃，户婚，田土等不公不法之事，明代的百姓都有起诉的权利，俗称告状。
1.1 诉讼当事人的资格
告状必须本人亲自出面，这是指80岁以下，10岁以上健康男子，即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人，其余老幼废疾妇女则须由壮丁家属代告。如果事关重大，如谋逆，人命，强盗重事，或如老人告子孙不孝等，则不管老幼废疾尽皆鼓励告官。妇女夫死无子，又无人代告，也允许本人告状。此外，卑幼不得告尊长，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奴婢告家长等，均入《大明律》“干名犯义”罪名之列。即便所告属实，也要被处以一定刑法。
1.2 书状格式
告状一般要求有书状，衙门设有代书人，若是口告，可以由衙门代书人当场写状。但是大部分状纸还是由专门的诉师写成。其中原因，明人说的明白：“小民有冤抑不申者，借词以达之，原无取浮言巧语，故官府每下令禁止无情之词，选代书人为之陈其情。然其词质而不文，不能耸观，多置不理，民乃不得不谋之讼师”。
官府为了审理的便利，为了防止捏词虚告等弊病，对于状式多有规定。状纸首先要求格式规范，告状人的姓名，地址，所告事由必须写明，内容要求简单明了，有些官员甚至规定内容不得超过3行，每行不超过50个字。明代中期以后，各地逐渐出现由地方统一制定的状式，百姓告状只需填写相关内容即可。
1.3 严禁诬告
《明律》严惩诬告。诬告人要按所诬罪情的二至三等定罪，若果诬“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被诬告人的一切损失皆由诬告人赔偿。如果诬告人罪至配役，而致其随行有服亲属一人死者，诬告人要被处以绞刑，并将财产一半断付被诬告之人。定罪明显较之《唐律》为重。司法实践中，还有诬告者被处以凌迟极刑的。
1.4 词讼的陈告与接收
《大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原则上，民户百姓的词状应递交在基层的府州县衙门，军人的状词应先在百户所呈交，并进行初审。按察司以及布按两司的分守道和分巡道，都察院下派的巡抚，巡按，京畿地区的通政司等，虽然可以接受词状，但如果是一般的刑名案件，仍要求下拨到相关的基层衙门进行初审。当然根据具体的罪情和地区的不同，在接受词状上，官府也有特殊的规定，比如罪情重至谋反叛逆的，各处军民都可以直接赴京奉告，也可以向维护一方军政的镇守总兵，参军，守备等官呈告。为了镇守边防的需要，“大小词讼干碍守边旗军人等”，直接由巡关御史问理；临清地方因地处要冲，镇守临清的太监也可以接受词状，然后分发到相关衙门问理，等等。
严禁越诉，一般自诉案件必须逐级呈控。除法律规定的越级上诉以外，不经本管官司上诉的百姓有“越诉”之罪。“越诉”之罪主要惩治的是入京告状，至于两院两司出巡时遇到告状，或直接向府或司告状，这似不在惩治之列，一般只是批回基层衙门了事。对于不应受理诉状而受理的官员，有“不应受理而受理”罪，这是为了防止滥受词讼，妨碍本职，同时杜绝司法舞弊。
1.5 管辖制度的完善
明朝在唐宋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管辖制度：原被告在统一地的，由双方所在地管辖；原告与被告不在一地的，“原告就被告”，既由被告所在地管辖；数人犯一罪又不在一地的，“轻囚就重囚”，和“少囚就多囚”；一案涉及两地的，由先行受理的地方管辖，后受理的地方应在三日内将案件移交到先受理地司法机关。
1.6 诉讼的时限
明朝的诉讼，除了人命，盗窃等刑事案件可以不拘时间，随时告状外，诸如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的起诉是有时间限制的。相比之元朝，明代接受民事诉讼的时间，既告期更为分散和均匀，基本上每月都“放告”。放告的具体日期各地似乎还有区别，大致是以每月的三，六，九日，即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作为放告的日期为多。
1.7 诉讼的审理
官吏在“放告”日期集中收受词状。首先审查词状是否符合规定，所诉事由是否有明显的捏词虚告的痕迹。或是当堂初看等。很多官员在官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归纳总结出一些审察的依据：（1）牵告多人不准；（2）牵告妇女不准；（3）牵告乡绅不准；（4）告年久事不准；（5）状中里甲姓名籍贯与廒经不对不准；（6）状中无写状人歇家姓名不准。词状如果不准则将告人训斥，赶出衙门；或在其状纸上批写不准的理由，令其安心。词状获准的要当堂宣布，并告诉原告明日当堂审理，所有词状，原则上官府都要设立文簿，登记明白。
对于应受理的词状而不予受理的，明律专设“告状不受理”一条，据所告事情轻重对于官吏予以程度不同的惩罚。如果所告为谋反叛逆罪不受理的，要杖100徒3年；如果后果严重到聚众作乱，攻陷城池及劫掠人民的，有关官员要受到斩刑。海瑞巡抚应天时，曾发布类似禁约，他从百姓的立场出发，说明受理词讼的重要性，“凡争斗户婚，虽是小节，当为剖分，衣食等项，当为处理。……….不能执我严法，使诬者惧之不来，乃并实者弃之，使含冤之人不得伸雪，可以为民父母哉！”
1.8 诉讼费用
若词状被官府批准，原告则须向官府缴纳一定的诉讼费。曾有人批评明代官员：“止知准状为取钱之媒，故只以多准为讳”。诉讼费一般八分入官，二分公用。“其入官之数申达类解，其公用之数务要支销明白”。
1.9 里甲老人在司法中的辅助作用
明代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基层官府中，官员与所管辖百姓之比日渐悬殊，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诉讼压力，国家一面提倡以礼约束民众，同时要求书状人开导小民，些许小事不要尽诉于官，由此化解诉讼。主要的手段是把乡族组织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鼓励甚至
规定他们在司法中成为政府的辅助力量。
“乡”是指县以下的乡里组织，明代在乡里设里甲制度，里有里长，甲有甲首，从洪武年间开始，乡里普遍推选老年德高之人，设立老人这一乡职，在洪武年间的一段时间里，里老人对于司法中的“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盗窃，钱债，赌博，子孙违反教令”等须先经过本里老人及里甲断绝。百姓未经里老人而直接告官的，以越诉论处，接诉的官员也要治罪。至人命，奸盗诈伪重事，方可告官。关于老人剖决的具体事务及在乡里的诸如教化等职能，朱元璋也多有规定，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里甲老人是在强大的皇权扶持下实现其司法职能，具有县以下一级司法机构的性格，可以独立审判。其审判只受皇权本身的监督，地方官府不仅对老人少有监督权和控制权，老人反而有为皇帝监督地方官府的特征。
但这样的审判 格局在理论与实践中都缺乏长久广泛的依据。洪武以后，里甲老人的司法作用由独立审判逐渐转变为地方官府的司法辅助，以“便益官府”为最高目的。这些辅助司法的作用包括：调停讼事，地方有刑事案件及时报告官府，官府调查案件时作证与“保勘”。尤其是作证与保勘，因为事关重大，官府对里甲老人的行为多有约束和规范。明中期，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讼事压力，也从明除太祖的榜文中找出依据，希望发挥里甲老人的司法作用，但他们的主张是在官府统一收状后，将一部分轻罪的状纸盖印，“定限俱发该管老人剖理明白”，再带原状及原被告到官府完销。里甲老人虽然有审判的机会，但显然只是地方官府的司法辅助手段，与明初里甲老人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同。
明代中期以后，乡约保甲在很多地方盛行起来，“乡约原为劝民，保甲原为安民”。乡约对约中成员具有约束力，实际化解了部分如户婚田土等轻罪；如果发现重罪则须报官，由官府审理，既是“乡甲之约，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
“族”指家族，宋代以来，聚族而居，累世同居共财为特征的家族渐渐发展起来。到明代，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至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往往成为家族组织的代名词，甚至每一甲为一姓所据。家族为了自身的发展，都有族规，族规对族内成员的作用如同乡约对约内成员的作用，户婚田土等轻罪可以在族内化解，重罪才由官府审理。为了达到简讼的目的，如果族内成员为些须小事告官，族长调停无方，官府甚至有责罚族长的情况。
2 结束语
明代诉讼法中贯串了儒家精神，是法与礼结合的产物，明律儒家化的过程不仅早已完成，而且在唐以后历代的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所以明代诉讼法中贯串的贵贱有别、尊卑不同、重视孝弟伦常的精神，比历代都鲜明突出。明代诉讼制度中虽有若干合理因素，但其实效不显著。
比如明代禁越诉，要求把词讼尽量放在基层解决，这办法既不切断越诉的途径，又可防止滥诉和越诉的泛滥；既因官方和当事人活动范围相近，较易于掌握情况正确审理调处，又减少了词讼人因长途奔波告状而耗费资财、延误劳作的损失；还有利于司法机构体系的完整，使较高层的衙署能集中力量解决大案，这些都有合理性，明代严惩诬告，其指导思想固然只是为了稳定统治秩序，而且这种把责任全部归于诬告者，不追究有关部门责任的规定，亦反映了封建的刑法报复主义。尽管明代对诉讼有种种限制，但如果所告的是叛逆谋反时，则一切限制都可以逾越，只求把这讯息以最直捷的途径直达御前，特务机关“厂”、“卫”干预司法，“廷杖”“诏狱”等酷刑充分体现了皇权高于一切，法律只是巩固君主统治的工具这个根本的原则，明法律加深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酱缸，标志着我国绝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
严禁诬告：诬告加等反坐，其严厉程度超过以前的朝代。但是对诬告别人笞、杖、徒、流罪的加等是有限制的，即最高刑只加到杖一百流三千里，诬告别人死罪的，凡被诬告者已被处死的，诬告者除处死以外，还要将其一半家产交给受害者养家。被诬告者所受损失，全部由诬告者赔偿。
严禁越级诉讼：《大明律·刑律·越诉》：“若越本管官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重大特殊案件允许越级申诉，但所告情节失实者，都从重论罪。
实行酷刑审讯：审讯一般罪犯只许用鞭扑之刑，但是司法官吏经常使用酷刑，造成许多冤狱。
发展会审制度：三司会审，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共同审理重大
案件或疑难案件的制度。是在唐朝“三司推事”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九卿圆审：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会同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共同审
理特别重大案件的制度。其审理的结果须报皇帝裁决。热审：在暑热天审理、遣散囚犯以便疏通监狱的制度。朝审：朝廷派官员会审在押重囚的司法制度，开始于明
英宗天顺三年，自此以后正式设立，清朝沿用。大审：明朝皇帝派司礼太监会同三法司长官在大理寺审录囚徒的制度。开始于明宪宗成化十七年，此后每五年一次大
审。
特务机关干预司法：明朝的特务机关统称厂卫，“厂”是指东厂、西厂这些由宦官组成的特务组织，“卫”是皇帝的警卫，即锦衣卫。
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诉讼制度的特点
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司法机关的名称和建制基本承袭汉制，同时，为了适应这一时期新形势的需要，又在汉朝的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魏明帝时，在延尉之下增设律博士一职，专门负责教授法律知识，以提高司法官吏的专业素质和审判水平。西晋承袭了这一做法，并增设了其他职官。至北齐，廷尉正式改名称为大理...
中国古代会审制度的特征有哪些,急急急
答：1、中国古代会审制度的特征 1）集权性 2）附属性 3）慎刑性 2、发展历史 在《周礼》中就已经记载了“三刺”制度。它是指当司法官遇到了重大疑难案件时 ,就需要听取“一曰群臣、二曰群吏、三曰万民”的意见 , 然后才能定案。这应该是会审制度的一个雏形了。它从程序上保证了审判的公正。随着...
清朝的诉讼与审判制度是怎样的?
答：2．限制告诉 即限制以卑告尊、贱告贵，否则属“干名犯义”罪。妇女的诉讼权利有限制，婚前由父母、婚后由夫代行。3．案件受理时间限制 地方承办司法的机关在每年4月1日至7日30日间，即农忙季节，除重大犯罪外，一般户婚、田土琐事，概不受理。（二）回避、审限和死刑复核 1．回避制度 为了加强...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特点
答：一部单独的刑事诉讼法典。直到清朝末年，任命沈家本为“修订法律 大臣”，才开始学习和引进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定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但尚 未来得及颁行，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所推翻。因此，在几千年的奴隶制时期和封建 时期，都不曾有过刑事诉讼法典。中华法系虽然曾经有过它的辉煌...
宋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谳司检断中如有违戾，由监司按治施行;若审理有误未予驳正，则要依法治罪。“鞠谳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强对审判中执法官的约束，防止官吏作弊，减少刑狱冤滥。2、实行录问与翻异别勘制度 “录问”，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经过初审后，必须由没有参加审讯的、依法不合回避的其他官员再次提审案犯，...
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法典的特点
答：②地方行政机构的特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机构有如下特点: 其一,由郡、县二级制向州、郡、县三级制转变; 其二,州郡数量较汉时增多而建置划小; 其三,由于战乱频繁,州郡长官大多由武官兼任。 三、司法制度 1、司法机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基本沿用汉制。中央最高审判机关仍为廷尉。北周称秋官大 ...
西周诉讼审判制度与夏商相比较有哪些主要
答：多采取神明裁判，商朝还用占卜方法 （二）西周的诉讼审判制度 1、告诉 将案件分为狱和讼两类，狱：相当于现代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要缴纳“钧金”作为诉讼费；讼：相当于现代的民事案件，当事人要缴纳“束矢”作为诉讼费。告诉时严禁卑幼告尊长，如坚持告诉则告者有罪。2、审理 （1）要求当事人...
诉讼制度的主要变化是什么?
答：魏晋南北朝时期，司法状况十分紊乱而且残暴，为了缓解社会上冤狱泛滥的严重状况，避免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者总结了以往的立法经验，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一些新制度。一方面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乞鞠”制度、允许有冤枉者上诉。与此同时，建立了“登闻鼓”直诉制度。所谓直诉，就是冤枉无告者不服终审判决，...
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
答：[14]这说明，起码在制度的层面，上诉是没有任何审级限制的。与此相联系，既判力的观念对古代中国人也是陌生的。在国家法律上，并没有诉讼进行到某个时刻即告终结的规定；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翻案。如果我们把在诉讼进行到某个环节做出一个不容争论的裁判作为法院的一个特征，那么在古代...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什么特点?
答：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