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学什么意思 英国古典政治学中古典的含义
作者&投稿：溥童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现代社会理想的组织结构是：层级化、非人格化，依法办事，档案程序化管理，人员有固定任期并且按程序选拔和提升……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正是秦汉大黄金时代文吏组织的典型特征。
用现代政治学的标准，我们发现：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是中国建立起了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充分发展了部门监督之外的人与人监督形式——全民监督！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了超越种族边界的庞大文明有机体——血与土地的统一！
看看美国《联邦法典》对中国社会功勋制的蹩脚抄袭吧！（Merit system principle）看看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是如何被大企业、银行、政府官员组成的corporatocracy（有人不甚恰切地译作“公司王国”）绑架的吧！看看美国无法跨过边境的民主人权标准吧（驻伊拉克的美军只能在森严的军营中小心翼翼地实践民主自由，伊拉克人民还远远谈不上民主自由）！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对绵延数千载，长期占据世界政治中心的华夏文明视而不见吗？
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可以总结为六个字：道生法、法生德；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建立一个血与土地统一的人类有机体。兹分述如下：
1. 道生法、法生德
为了显示中国古典政治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在论述过程中以下面三本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作为基础：《逸周书》、《黄帝四经》、《周礼》。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自然主义的。我们的先人认为，是自然秩序衍生了社会法律，法律是道德的基础。主张顺应天道、自然，以法立德，以德固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平衡发展。
《黄帝四经》以“道生法”开篇：“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段话是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
“法生德”可以解释为所有法律都是为教导百姓，去掉淫恶的行为，清除坏的习俗，使他们能够行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原文：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於为善[也]）《商君书·说民第五》所谓：“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黄帝四经》的作者认为，只有按照法律制度理政，不随主观愿望役使民众，才会实现“天地之德”——上兼爱，民亲上。《黄帝四经·君正》：法度是至为公正的。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创制法度，不能变化不一。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便能取信于民，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省去烦琐的政事，有节度地征收赋敛，不侵占百姓的农时，国家的政治才能安定。君主如果没有像父母一样的严威慈爱，就不能使子民有效地为之效力。君主若具备了待民如子的德行，便是德如天地一样广大。
在政策层面，周初每一种道德原则都是用法律来支撑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万民，一是针对不孝的刑罚，二是针对不和睦九族的刑罚，三是针对不亲爱姻戚的刑罚，四是针对不友爱兄弟的刑罚，五是针对不信任朋友的刑罚，六是针对不救济贫困的刑罚，七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八是针对暴乱之民的刑罚。
至秦，有关“法生德”的法律已经十分完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代法律竹简。其中《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法律义务互相帮助。上面说，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助，罚战甲两件。
从唐至清，由于中国法典和中华政治文明的儒家化，“法生德”逐步蜕变为对道德行为的褒奖，法律对道德的支撑力越来越弱——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清谈思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法生德”治国原则的基本记忆。
‘法生德 ’客观上要求采取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商鞅学派两千多年前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西方奉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弱点，指出那样的刑事政策只会使社会混乱、国家削弱。《商君书·说民第五》：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也会被削弱。
2. 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
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发端于春秋，成熟于战国时代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贵族与庶民的界线，降爵继承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它使获社会功勋者的后人如果不努力为社会作贡献，很快会失去爵位成了平民。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丰碑，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建立了起来！
不是按照资本和意识形态，而是按照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社会资源成为秦汉政治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对这种新制度作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功勋制对中国早期行政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国以功授官予爵”； 第二，“庶人之有爵禄”； 第三，“不官无爵”。
东西方文明的影响常常是阴差阳错。最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儒化后花瓶样脆弱的中国，自十九世纪西方学习中国科举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后，西方竟也声称自己实行的是功勋制（Merit system，也译作考绩制），如果我们将文末附录中的西方版功勋制与中国大黄金时代的功勋制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西方政治文明的弱点。
首先，西方政治是以科举制为蓝本，所以它也继承了科举制的缺点，即以知识记诵作为政治录用中业务能力的表现，而中国社会功勋制的政治录用标准是军功和事功，这样的标准客观上实现了业务能力与政治忠诚的统一。西方政治中不是这样，他们将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标准分开，建立了两套系统，一个是政务官系统，仍按照海盗式分赃的原则（Spoils system）组织，成员与政党的进退同步。另一个是事务官系统，它的录用原则是功勋制（Merit system）。这种二元配置违背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因为政治录用寻求的是德（政治忠诚）与才（业务能力）在个体上的统一，而不是整个社会分为一个政治忠诚合格系统和业务能力合格系统。
其次，中国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身份界线，将每一个人（除世袭的最高领袖之外）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西方现代政治学不是这样，在政务官的选择上是以资本作为基础，谁钱多谁就可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赃。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除了占选民总数的3%和10%会根据某种政治信仰或观点而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绝大多数选民直接受到资本作支撑的宣传舆论的控制。以美国为例，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美国进行了10次大选，其中报纸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竟有8次最终当选。剩下的两次，一次是1960年大选时，美国正处于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之中，这对已任8年副总统尼克松十分不利，而肯尼迪利用社会的求变心理取胜。另一次是1976年大选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共和党声名狼藉，总统的宝座最后让给了民主党。
最后，尽管西方为了保障文官中立行政和考绩制的运行建立了许多机构，除了联邦人事管理局，还有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联邦劳工关系局和联邦僵局处理小组等等；根据美国《联邦法典》标题5第2301部B节功绩制原则（9），公务员有权力举报违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这些都没有逃出部门监督的范畴，西方从来没有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体制保障政治的廉洁和高效率。现在西方政治学者担心，膨胀的文官力量会不会带来官僚主义的泛滥——那是中国科举制的恶梦。
早期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这个异教徒社会也能过上快乐生活大惑不解，没有上帝作为法律契约来源和监督者，有秩序的生活怎能在世上实现？答案是，中国人发展了比西方部门监督更完美的政治工具——全民监督，即人与人之间的监督。
全民监督体系的理论核心是法律归责中的连带责任，自清末沈家本修法第一次确立责任自负原则后，这一中华民族伟大的政治创造被当作中华法系落后的象征，数千年来儒家孜孜以求的人治亲亲原则通过西化知识分子的手完成了——尽管西化知识分子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然而事与愿违，法律引入了，法治却不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
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考古发现使《秦律》和《汉律》在消失一千多年后重现国人面前，这时我们才知道，秦汉律哪里是什么暴法，连带责任哪里是什么滥杀无辜，秦汉律中充凝聚着高度发达的理性法治精神！
中国的监督体系发端很早。西周全民监督体系至少在庶民中已经建立起来，当是主要是为互助并承担连带责任（相保）。《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说，（大司徒）令五家组成一比，使他们互相担保。五比组成一闾，使他们[有事]可以互相托付。四闾组成一族，使他们有丧葬事互相帮助。五族组成一党，使他们[有灾荒]互相救助。五党组成一州，使他们互相周济。五州组成一乡，使他们[对乡中的贤者]以宾客之礼相待。
作为研究社会制度史的专家，南宋马端临清楚地意识到秦继承西周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就如同今天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政治正确”将西方的垃圾都称为现代一样，马端临出于儒家的“政治正确”对西周大加赞赏，却对秦的同一制度大加鞭笞。《文献通考·职役考》认为秦朝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使百姓成为暴戾小人，他说：“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秦人何辜！商鞅变法只是将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细化并应用到了行政官员，通过“周官相监”实现了“刑无等级”。
政治社会生活中，秦人应用档案程序化管理，实现了公私个人、行政官员和法官之间的制衡，核心是通过全民监督达到人民自治，君主虚位无为而治。《商君书》的作者详述了档案程序化的具体操作流程，中国长时期内没有律师制度，但“主法令之吏”使打官司的成本几乎降至零，效率显然更高。《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商鞅学派已经完成了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的理论化。《商君书》的作者指出，今天西方社会那种部门监督体系并不能保障监督的顺利实施，因为这一制度无法保证实行监督的部门工作人员本身不以私枉法，那只不过是最低级的监督形态。上面说：“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的是暂时的。通晓治国方法的国君不会这样。分开他们的权势，使谋私之道有障碍，所以他的势力难以隐瞒私利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凶恶的人也不敢做坏事。”
儒家亲亲原则、西方责任自负原则将中华法系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屏蔽掉，其灾难性结果不仅是政治社会上的，还有经济方面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几千年来，中国长期以信用贷款为主要放款方式，但随着西方银行抵押放款方式的引入，农村金融体系近乎崩溃，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将所属县市分支机构撤并调整后剩下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很难有效完成农村融资功能，因为农民不可能以山羊作抵押取得贷款。就是在城市，中小企业的信用瓶颈也很难突破，中小企业筹资难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直到近年来，连带责任原则才重新回到农村小额贷款和城镇中小企业融资之中，但国人似乎永远无法突破西方文明限定的“紧箍咒”，大体还在试点——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除了不断摸着石头过河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三千多年前，周初的信用制度就以连带责任为基础，当百姓需要资金支持时，借贷者的基层官员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基层官员和借贷者要一起去当时的金融机构泉府办理相关手续。《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泉府》条：凡赊取钱物的，为祭祀而赊取不超过十天归还，为丧事而赊取不超过三个月归还。凡民有贷取钱物的，就同他的主管官一起辨别钱物而授给他，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来收取利息；另据《逸周书》，周文王时代中国特色的信贷制度就建立了起来。《逸周书·文酌解第四》说文王的基本政策就包括“贷官以属”，即借贷官府连属百姓；公元前1123年，周人遇大荒，政府放松银根，也是以基层官员作为担保——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
笔者不反对学习西方的银行制度，但不能将中国传统的东西全都放弃。事实上西方现代银行进入中国后，除了北京的钱庄被八国联军强盗洗劫一空之外，在上海等地，长期进行信用贷款的钱庄并没有衰落，相反繁荣了起来，解放后钱庄的关闭政治原因多于经济原因；二十一世纪，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不能没有信贷支持啊！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极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不能没有信贷支持啊！说是中国人天生缺乏信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论调了。三千年了，我们主要实行信用贷款，明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信用的民族！其背后的制度支撑就是连带责任原则！
3. 血与土地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先是西方外交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大惑不解。中国既然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体系中独大，为什么没有成为宗主国？于是他们断定，原因是中国人将自己的宗法体系延伸到了国际事务方面，所以中国人会以兄弟的逻辑对等自己边缘的小国。这一中国式处交逻辑的基础是道德力量，不是武装暴力。
当代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在《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一书中注意到，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具有兼容性和普世特点，文化认同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而罗马人只有上层懂拉丁文，一般不识字的百姓仍用其故有语言，不同的文字不能形成有利于整体认同的教化力量；东西方其他不同还包括，中国以小农为中心的经济体可以扩张，难以裂解，而罗马以城市为中心庞大经济体一旦破裂，容易各自为政，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
许倬云学贯中西，观察历史宽广细腻，这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及的。所欠缺的事，他仍然是从事件到事件，没有看到中国独特文明发展形态有其政治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的血与土地统一的政策，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超越种族边界的文明有机体——一种不是以暴力掠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范式。
只要看看今天美国人在伊拉克仍以罗马军团的逻辑行事——以高高在上的警察身份掠夺资源，通过驻军维持这一掠夺——你就会感到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地球村的合作与繁荣，它的基础不再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暴力与掠夺逻辑，而是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通过血与土的大融合建立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逸周书》从实战角度论述了统一天下的原则。在《武称》中，作者提到在战争中就要赦免被俘的敌人，并照顾当地百姓的生活，《逸周书·武称解第六》：“赦免被俘的兵众，谅解他的过错，抚慰他的百姓，盛满他的粮袋，是武事的‘间’。”战争胜利后，除了解除敌国的防御力量，更要用平等的原则对待战败的敌国百姓，禁止抢掠。《逸周书·武称解第六》：“战胜了敌人，举令旗发号令，要官吏禁止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减损，各自安定亲属，民众自然归服。是武事的‘抚’。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
紧接着，《逸周书》详细论述了用行政手段，“文德”安定胜国的方法，明确反对用武力手段接管战败国。民事政策包含内容很广，从行政一直到教育，核心是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没有制度化的掠夺，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逸周书·允文解第七》：“想要安定并巩固胜利，要用文德作为纲纪。安民告示到处张贴、悬挂。收缴武器，发放财物，不要让百姓随意迁徙。文官武将接续原有职务，沿用所有小吏。官府所有财物，全都用来赈赐穷士，救济贫穷病弱，做到徭役与土地均衡。让大夫恢复其命服，以消除他们的忧伤与羞辱。使孤儿寡母无所求，众人因收获丰厚而皆大欢喜。寻访所有的外戚，记下他们的住处。选择同姓同氏者，立为各氏族的宗子。年十五以上作为服役的标准，成年男女都得以婚配。以光明诚实进行教育，百姓如同得到父母。用宽和办法治理百姓，谁能不顺从？顺从而无有悔恨，还会安守本分而供养君王。君王英明就会作教诫，在这时候还要进行武教。这样，死了的也想再生，活着的想再任旧职。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达官贵人手执玉器，住在他们的殿宇。老百姓人人耕种，老幼无有欺诈。不违背他们的心意，国内通行无阻。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
到《黄帝四经》，血与土地的政策已经作了理论化的阐述。《黄帝四经》的作者主张兼并他国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当罪当亡的国家要解除他的武装，但不可随意掠夺，要作到“兼之而勿擅”；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国际法和国内法没有明显的界限，正义原则永远是超越国界的。《黄帝四经·国次 》：“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兼并他国后，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音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灭亡。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有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
《黄帝四经·君正》将治理统一天下的政策也理论化了，政策包括全民监督体系的建立：“执政的第一年应遵从百姓的风俗，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授与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可以发号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可以掌握他们是非善恶、好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会努力争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生活富足。第四年发号施令，百姓都会敬畏服从。第五年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就不敢有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会懂得刑罚律令而不敢触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敌国，便能战胜强大的对手。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是为了是顺应民心。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为官吏是通过施爱于民以激励其奋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废除山泽之禁及关口市场的征税。第四年要想有效地发号令，就要以什伍连坐的方式将人们组织起来，并挑选人才去管理他们，使贤与不贤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罚，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触犯刑罚。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并战胜强敌，这是因为百姓会出死效力。”
老子认为天下各国的大一统是自然过程，反对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一平天下，要大国“守雌、居下”，他将中国古典政治学血与土地统一的原则形象地哲理化了。《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大国要象居于江河的下流一样，处于雌柔的位置，这是天下交汇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虚静战胜雄强，就是因为它安静而处于下面的缘故。所以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归附；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也才能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或者大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小国的归附，或者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大国取得小国的归附，不过是要养育更多的人民，小国取得大国的容纳不过是要让大国管理更多的人。这样大国小国都各自满足了愿望，大国尤其应当以谦下为宜。”
当看到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用从土著人那里偷走孩子的办法进行民族同化时，你会为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高度文明所惊叹。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作一个高度进化了的多细胞生物，那么西方文明仍处于单细胞生命阶段，它依靠不断地分裂来持续生命，这些单细胞本身永远无法融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民族国家似乎是它发展的极限。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性早就被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弗格森所阐述，作为一个研究希腊化历史的专家，威廉·弗格森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希腊帝国主义》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我的论点是：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已经使西方文明突破了城邦的厚墙，但却无法穿越民族之墙。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兴起并开始向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候，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并进行资源的掠夺，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成为一种常态。直到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人还在加固它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围墙——整个西方世界都对来自贫穷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平等劳动在他们的文明中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西方国家天天将平等博爱叫得响彻云霄，似乎连上帝都会听见！
许多人都知道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残酷而野蛮的种族屠杀，100天之内有50万图西族人被杀，占图西族总人口的75%。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本来是一体的族群竟然是西方文明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创造”出来的。比利时人到这里殖民以前，胡图族和图西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平等劳动、自由通婚。但1933年，比利时人通过测量鼻子的长宽度、眼睛的颜色和头盖骨周长来给每个人确定了种族，并发给一张身份标识卡。比利时人还支持鼻子窄长的图西族作为“优等民族”对胡图族进行统治，这成为后来种族屠杀的祸根！
今天，西方人也要在中国实行同样的“文明”。在中国人自己按苏联教科书的标准在国内划分了不同种族特征的56个民族后，西方人开始宣称中国政府向西部移民的作法违反了“人权”——这里，文明与野蛮的概念已经严重地错位了！
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吧！中国的政治制度哪里是什么封建专制、传统落后！尽管中华原文明儒化后变得内向保守，但从秦将关中十万户移民巴蜀到明清两朝在西南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行政官员代替自治权很大的地方土司），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融合了巴人、羌人、诸多草原民族和世界是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将华夏文明远播四方，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将这一文明进程拦腰截断——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华文明涵化天下的伟力！血与土地的统一，建立人类有机体，是华夏族万古不灭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让我们将这一古老梦想重新点燃！
——她将照亮一个没有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的新世界！！
什么是新古典主义政治学?~
用现代政治学的标准，我们发现：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是中国建立起了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充分发展了部门监督之外的人与人监督形式——全民监督！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了超越种族边界的庞大文明有机体——血与土地的统一！
看看美国《联邦法典》对中国社会功勋制的蹩脚抄袭吧！（Merit system principle）看看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是如何被大企业、银行、政府官员组成的corporatocracy（有人不甚恰切地译作“公司王国”）绑架的吧！看看美国无法跨过边境的民主人权标准吧（驻伊拉克的美军只能在森严的军营中小心翼翼地实践民主自由，伊拉克人民还远远谈不上民主自由）！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对绵延数千载，长期占据世界政治中心的华夏文明视而不见吗？
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可以总结为六个字：道生法、法生德；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建立一个血与土地统一的人类有机体。兹分述如下：
1. 道生法、法生德
为了显示中国古典政治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在论述过程中以下面三本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作为基础：《逸周书》、《黄帝四经》、《周礼》。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自然主义的。我们的先人认为，是自然秩序衍生了社会法律，法律是道德的基础。主张顺应天道、自然，以法立德，以德固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平衡发展。
《黄帝四经》以“道生法”开篇：“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段话是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
“法生德”可以解释为所有法律都是为教导百姓，去掉淫恶的行为，清除坏的习俗，使他们能够行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原文：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於为善[也]）《商君书·说民第五》所谓：“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黄帝四经》的作者认为，只有按照法律制度理政，不随主观愿望役使民众，才会实现“天地之德”——上兼爱，民亲上。《黄帝四经·君正》：法度是至为公正的。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创制法度，不能变化不一。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便能取信于民，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省去烦琐的政事，有节度地征收赋敛，不侵占百姓的农时，国家的政治才能安定。君主如果没有像父母一样的严威慈爱，就不能使子民有效地为之效力。君主若具备了待民如子的德行，便是德如天地一样广大。
在政策层面，周初每一种道德原则都是用法律来支撑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万民，一是针对不孝的刑罚，二是针对不和睦九族的刑罚，三是针对不亲爱姻戚的刑罚，四是针对不友爱兄弟的刑罚，五是针对不信任朋友的刑罚，六是针对不救济贫困的刑罚，七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八是针对暴乱之民的刑罚。
至秦，有关“法生德”的法律已经十分完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代法律竹简。其中《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法律义务互相帮助。上面说，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助，罚战甲两件。
从唐至清，由于中国法典和中华政治文明的儒家化，“法生德”逐步蜕变为对道德行为的褒奖，法律对道德的支撑力越来越弱——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清谈思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法生德”治国原则的基本记忆。
‘法生德 ’客观上要求采取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商鞅学派两千多年前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西方奉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弱点，指出那样的刑事政策只会使社会混乱、国家削弱。《商君书·说民第五》：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也会被削弱。
2. 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
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发端于春秋，成熟于战国时代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贵族与庶民的界线，降爵继承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它使获社会功勋者的后人如果不努力为社会作贡献，很快会失去爵位成了平民。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丰碑，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建立了起来！
不是按照资本和意识形态，而是按照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社会资源成为秦汉政治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对这种新制度作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功勋制对中国早期行政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国以功授官予爵”； 第二，“庶人之有爵禄”； 第三，“不官无爵”。
东西方文明的影响常常是阴差阳错。最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儒化后花瓶样脆弱的中国，自十九世纪西方学习中国科举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后，西方竟也声称自己实行的是功勋制（Merit system，也译作考绩制），如果我们将文末附录中的西方版功勋制与中国大黄金时代的功勋制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西方政治文明的弱点。
首先，西方政治是以科举制为蓝本，所以它也继承了科举制的缺点，即以知识记诵作为政治录用中业务能力的表现，而中国社会功勋制的政治录用标准是军功和事功，这样的标准客观上实现了业务能力与政治忠诚的统一。西方政治中不是这样，他们将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标准分开，建立了两套系统，一个是政务官系统，仍按照海盗式分赃的原则（Spoils system）组织，成员与政党的进退同步。另一个是事务官系统，它的录用原则是功勋制（Merit system）。这种二元配置违背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因为政治录用寻求的是德（政治忠诚）与才（业务能力）在个体上的统一，而不是整个社会分为一个政治忠诚合格系统和业务能力合格系统。
其次，中国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身份界线，将每一个人（除世袭的最高领袖之外）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西方现代政治学不是这样，在政务官的选择上是以资本作为基础，谁钱多谁就可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赃。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除了占选民总数的3%和10%会根据某种政治信仰或观点而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绝大多数选民直接受到资本作支撑的宣传舆论的控制。以美国为例，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美国进行了10次大选，其中报纸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竟有8次最终当选。剩下的两次，一次是1960年大选时，美国正处于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之中，这对已任8年副总统尼克松十分不利，而肯尼迪利用社会的求变心理取胜。另一次是1976年大选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共和党声名狼藉，总统的宝座最后让给了民主党。
最后，尽管西方为了保障文官中立行政和考绩制的运行建立了许多机构，除了联邦人事管理局，还有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联邦劳工关系局和联邦僵局处理小组等等；根据美国《联邦法典》标题5第2301部B节功绩制原则（9），公务员有权力举报违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这些都没有逃出部门监督的范畴，西方从来没有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体制保障政治的廉洁和高效率。现在西方政治学者担心，膨胀的文官力量会不会带来官僚主义的泛滥——那是中国科举制的恶梦。
早期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这个异教徒社会也能过上快乐生活大惑不解，没有上帝作为法律契约来源和监督者，有秩序的生活怎能在世上实现？答案是，中国人发展了比西方部门监督更完美的政治工具——全民监督，即人与人之间的监督。
全民监督体系的理论核心是法律归责中的连带责任，自清末沈家本修法第一次确立责任自负原则后，这一中华民族伟大的政治创造被当作中华法系落后的象征，数千年来儒家孜孜以求的人治亲亲原则通过西化知识分子的手完成了——尽管西化知识分子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然而事与愿违，法律引入了，法治却不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
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考古发现使《秦律》和《汉律》在消失一千多年后重现国人面前，这时我们才知道，秦汉律哪里是什么暴法，连带责任哪里是什么滥杀无辜，秦汉律中充凝聚着高度发达的理性法治精神！
中国的监督体系发端很早。西周全民监督体系至少在庶民中已经建立起来，当是主要是为互助并承担连带责任（相保）。《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说，（大司徒）令五家组成一比，使他们互相担保。五比组成一闾，使他们[有事]可以互相托付。四闾组成一族，使他们有丧葬事互相帮助。五族组成一党，使他们[有灾荒]互相救助。五党组成一州，使他们互相周济。五州组成一乡，使他们[对乡中的贤者]以宾客之礼相待。
作为研究社会制度史的专家，南宋马端临清楚地意识到秦继承西周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就如同今天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政治正确”将西方的垃圾都称为现代一样，马端临出于儒家的“政治正确”对西周大加赞赏，却对秦的同一制度大加鞭笞。《文献通考·职役考》认为秦朝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使百姓成为暴戾小人，他说：“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秦人何辜！商鞅变法只是将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细化并应用到了行政官员，通过“周官相监”实现了“刑无等级”。
政治社会生活中，秦人应用档案程序化管理，实现了公私个人、行政官员和法官之间的制衡，核心是通过全民监督达到人民自治，君主虚位无为而治。《商君书》的作者详述了档案程序化的具体操作流程，中国长时期内没有律师制度，但“主法令之吏”使打官司的成本几乎降至零，效率显然更高。《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商鞅学派已经完成了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的理论化。《商君书》的作者指出，今天西方社会那种部门监督体系并不能保障监督的顺利实施，因为这一制度无法保证实行监督的部门工作人员本身不以私枉法，那只不过是最低级的监督形态。上面说：“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的是暂时的。通晓治国方法的国君不会这样。分开他们的权势，使谋私之道有障碍，所以他的势力难以隐瞒私利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凶恶的人也不敢做坏事。”
儒家亲亲原则、西方责任自负原则将中华法系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屏蔽掉，其灾难性结果不仅是政治社会上的，还有经济方面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几千年来，中国长期以信用贷款为主要放款方式，但随着西方银行抵押放款方式的引入，农村金融体系近乎崩溃，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将所属县市分支机构撤并调整后剩下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很难有效完成农村融资功能，因为农民不可能以山羊作抵押取得贷款。就是在城市，中小企业的信用瓶颈也很难突破，中小企业筹资难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直到近年来，连带责任原则才重新回到农村小额贷款和城镇中小企业融资之中，但国人似乎永远无法突破西方文明限定的“紧箍咒”，大体还在试点——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除了不断摸着石头过河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三千多年前，周初的信用制度就以连带责任为基础，当百姓需要资金支持时，借贷者的基层官员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基层官员和借贷者要一起去当时的金融机构泉府办理相关手续。《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泉府》条：凡赊取钱物的，为祭祀而赊取不超过十天归还，为丧事而赊取不超过三个月归还。凡民有贷取钱物的，就同他的主管官一起辨别钱物而授给他，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来收取利息；另据《逸周书》，周文王时代中国特色的信贷制度就建立了起来。《逸周书·文酌解第四》说文王的基本政策就包括“贷官以属”，即借贷官府连属百姓；公元前1123年，周人遇大荒，政府放松银根，也是以基层官员作为担保——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
笔者不反对学习西方的银行制度，但不能将中国传统的东西全都放弃。事实上西方现代银行进入中国后，除了北京的钱庄被八国联军强盗洗劫一空之外，在上海等地，长期进行信用贷款的钱庄并没有衰落，相反繁荣了起来，解放后钱庄的关闭政治原因多于经济原因；二十一世纪，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不能没有信贷支持啊！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极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不能没有信贷支持啊！说是中国人天生缺乏信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论调了。三千年了，我们主要实行信用贷款，明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信用的民族！其背后的制度支撑就是连带责任原则！
3. 血与土地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先是西方外交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大惑不解。中国既然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体系中独大，为什么没有成为宗主国？于是他们断定，原因是中国人将自己的宗法体系延伸到了国际事务方面，所以中国人会以兄弟的逻辑对等自己边缘的小国。这一中国式处交逻辑的基础是道德力量，不是武装暴力。
当代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在《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一书中注意到，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具有兼容性和普世特点，文化认同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而罗马人只有上层懂拉丁文，一般不识字的百姓仍用其故有语言，不同的文字不能形成有利于整体认同的教化力量；东西方其他不同还包括，中国以小农为中心的经济体可以扩张，难以裂解，而罗马以城市为中心庞大经济体一旦破裂，容易各自为政，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
许倬云学贯中西，观察历史宽广细腻，这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及的。所欠缺的事，他仍然是从事件到事件，没有看到中国独特文明发展形态有其政治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的血与土地统一的政策，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超越种族边界的文明有机体——一种不是以暴力掠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范式。
只要看看今天美国人在伊拉克仍以罗马军团的逻辑行事——以高高在上的警察身份掠夺资源，通过驻军维持这一掠夺——你就会感到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地球村的合作与繁荣，它的基础不再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暴力与掠夺逻辑，而是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通过血与土的大融合建立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逸周书》从实战角度论述了统一天下的原则。在《武称》中，作者提到在战争中就要赦免被俘的敌人，并照顾当地百姓的生活，《逸周书·武称解第六》：“赦免被俘的兵众，谅解他的过错，抚慰他的百姓，盛满他的粮袋，是武事的‘间’。”战争胜利后，除了解除敌国的防御力量，更要用平等的原则对待战败的敌国百姓，禁止抢掠。《逸周书·武称解第六》：“战胜了敌人，举令旗发号令，要官吏禁止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减损，各自安定亲属，民众自然归服。是武事的‘抚’。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
紧接着，《逸周书》详细论述了用行政手段，“文德”安定胜国的方法，明确反对用武力手段接管战败国。民事政策包含内容很广，从行政一直到教育，核心是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没有制度化的掠夺，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逸周书·允文解第七》：“想要安定并巩固胜利，要用文德作为纲纪。安民告示到处张贴、悬挂。收缴武器，发放财物，不要让百姓随意迁徙。文官武将接续原有职务，沿用所有小吏。官府所有财物，全都用来赈赐穷士，救济贫穷病弱，做到徭役与土地均衡。让大夫恢复其命服，以消除他们的忧伤与羞辱。使孤儿寡母无所求，众人因收获丰厚而皆大欢喜。寻访所有的外戚，记下他们的住处。选择同姓同氏者，立为各氏族的宗子。年十五以上作为服役的标准，成年男女都得以婚配。以光明诚实进行教育，百姓如同得到父母。用宽和办法治理百姓，谁能不顺从？顺从而无有悔恨，还会安守本分而供养君王。君王英明就会作教诫，在这时候还要进行武教。这样，死了的也想再生，活着的想再任旧职。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达官贵人手执玉器，住在他们的殿宇。老百姓人人耕种，老幼无有欺诈。不违背他们的心意，国内通行无阻。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
到《黄帝四经》，血与土地的政策已经作了理论化的阐述。《黄帝四经》的作者主张兼并他国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当罪当亡的国家要解除他的武装，但不可随意掠夺，要作到“兼之而勿擅”；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国际法和国内法没有明显的界限，正义原则永远是超越国界的。《黄帝四经·国次 》：“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兼并他国后，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音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灭亡。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有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
《黄帝四经·君正》将治理统一天下的政策也理论化了，政策包括全民监督体系的建立：“执政的第一年应遵从百姓的风俗，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授与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可以发号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可以掌握他们是非善恶、好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会努力争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生活富足。第四年发号施令，百姓都会敬畏服从。第五年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就不敢有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会懂得刑罚律令而不敢触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敌国，便能战胜强大的对手。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是为了是顺应民心。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为官吏是通过施爱于民以激励其奋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废除山泽之禁及关口市场的征税。第四年要想有效地发号令，就要以什伍连坐的方式将人们组织起来，并挑选人才去管理他们，使贤与不贤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罚，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触犯刑罚。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并战胜强敌，这是因为百姓会出死效力。”
老子认为天下各国的大一统是自然过程，反对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一平天下，要大国“守雌、居下”，他将中国古典政治学血与土地统一的原则形象地哲理化了。《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大国要象居于江河的下流一样，处于雌柔的位置，这是天下交汇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虚静战胜雄强，就是因为它安静而处于下面的缘故。所以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归附；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也才能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或者大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小国的归附，或者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大国取得小国的归附，不过是要养育更多的人民，小国取得大国的容纳不过是要让大国管理更多的人。这样大国小国都各自满足了愿望，大国尤其应当以谦下为宜。”
当看到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用从土著人那里偷走孩子的办法进行民族同化时，你会为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高度文明所惊叹。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作一个高度进化了的多细胞生物，那么西方文明仍处于单细胞生命阶段，它依靠不断地分裂来持续生命，这些单细胞本身永远无法融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民族国家似乎是它发展的极限。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性早就被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弗格森所阐述，作为一个研究希腊化历史的专家，威廉·弗格森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希腊帝国主义》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我的论点是：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已经使西方文明突破了城邦的厚墙，但却无法穿越民族之墙。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兴起并开始向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候，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并进行资源的掠夺，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成为一种常态。直到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人还在加固它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围墙——整个西方世界都对来自贫穷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平等劳动在他们的文明中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西方国家天天将平等博爱叫得响彻云霄，似乎连上帝都会听见！
许多人都知道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残酷而野蛮的种族屠杀，100天之内有50万图西族人被杀，占图西族总人口的75%。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本来是一体的族群竟然是西方文明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创造”出来的。比利时人到这里殖民以前，胡图族和图西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平等劳动、自由通婚。但1933年，比利时人通过测量鼻子的长宽度、眼睛的颜色和头盖骨周长来给每个人确定了种族，并发给一张身份标识卡。比利时人还支持鼻子窄长的图西族作为“优等民族”对胡图族进行统治，这成为后来种族屠杀的祸根！
今天，西方人也要在中国实行同样的“文明”。在中国人自己按苏联教科书的标准在国内划分了不同种族特征的56个民族后，西方人开始宣称中国政府向西部移民的作法违反了“人权”——这里，文明与野蛮的概念已经严重地错位了！
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吧！中国的政治制度哪里是什么封建专制、传统落后！尽管中华原文明儒化后变得内向保守，但从秦将关中十万户移民巴蜀到明清两朝在西南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行政官员代替自治权很大的地方土司），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融合了巴人、羌人、诸多草原民族和世界是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将华夏文明远播四方，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将这一文明进程拦腰截断——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华文明涵化天下的伟力！血与土地的统一，建立人类有机体，是华夏族万古不灭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让我们将这一古老梦想重新点燃！
——她将照亮一个没有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的新世界！！
什么是新古典主义政治学?~
没听过还有叫英国古典政治学的，如果是传统与现代之分的话，那应该是指17到19世纪，现代政治科学兴起之前，以规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政治学时期。又或者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古典，16、17世纪洛克等为代表的要求政府不得干预社会的自由主义时期。
政治学概念
答：现代语言学家在研究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机制时，这种「类似的想法」被认为就是透过这种机制传达出去的。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知识论的、伦理的等等。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
有没有关于政治学的书籍介绍?
答：有很多关于政治学的书籍可以介绍。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体系、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的学科，因此，政治学书籍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等等。其中，一些经典的政治学书籍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等。这些书籍对政治学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名词解释
答：《政治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作的法学著作，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政治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城邦问题，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政体的分类和变革，并提出...
考研要学政治吗?
答：考研要学政治。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政治学研究方法按层次可划分为：哲学层面的方法、范式层面的方法和技术层面的...
高中政治学什么
答：高中政治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文化。1、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高中政治学科。政治科学是一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主要研究政治行为理论及权力获取与运用。在国家事务中，政府、政党、团体或个人的活动，以及统治国家的措施。2、高一学经济学、高二哲学、高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经济常识...
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原理: 名词解释法治原则
答：（8）预防犯罪的机构在行使裁量权时不得滥用法律。5富勒在论证法的道德基础时，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项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成立前后，法治原则一般集中体现在政治宣言或者宪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内容体现在宪法正文里面。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当时体现法治原则的内容规定主要有：...
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尽管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分类明确，但提倡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例如，推荐书籍如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与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它们分别展示了历史学的理论深度和政治学的社会科学视角。通过这些书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的互补性和互动性。在学术研究领域，如《中国政治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是什么专业
答：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介绍 本专业研究的所有问题几乎都需要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并要有效的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因此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一定要多研读一些大师的思想精髓、经典著作等相关的理论知识，然后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结合当代的一些政治思潮开展研究，这也是政治学的主要学习目的。政治学...
高中政治学什么内容
答：高中政治学习的内容：1、经济生活：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学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2、文化生活：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
政治学理论的内容
答：政治学理论，主要包括政治学原理，马恩列斯政治学经典著作研究，毛泽东政治学经典著作研究，邓小平政治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政治方法论，政治学各分支领域或者交叉学科的专门理论如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权力理论、政治哲学、政治经济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生态政治学，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