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魏晋南北朝包括西蜀、东吴和十六国吗？
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百余位中外学者就本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问题进行
讨论，提交论文90余篇。出版的专著有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论文集有南阳诸葛亮研究会编辑的《诸葛亮躬耕地新探》（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外，见诸报刊的学术论文数量达200余篇，覆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战争、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民族等领域。现就将学术论文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述：
一、政治史研究
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从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入手，指出三国之中，东吴建国最晚的原因在于孙氏起自孤微，在江东没有强大势力，孙策是袁术旧部，江东大族对袁术旧恨甚深，因此对孙策霸有江东难以接受。孙氏兄弟经历了凭借淮泗武力打击吴会英豪，仰仗张昭、周瑜笼络外来人士，才保全了江东统治，继而采取对会稽虞、魏等族既使用、又防制，并借重顾雍、陆逊疏通与江东大族的关系，广泛吸收江东人士参政的过程，完成了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进程，才终于建国。在此过程中，江东大族也经历了敌视、观望、尝试合作和竭诚结合的转变。该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东晋建国比东吴顺利的原因，指出，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司马氏的名份地位具有很大的优势，晋末侨姓土族的从政能力及社会威望又远高于孙氏兄弟最初依赖的淮泗集团，所以江东大族没有理由也无力抗拒，只有臣服。吴鉒鉒《豪门政治在南方的移植——王导的“愦愦之政”》（《福建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王导“绥靖南北，清静为政”的治国方针，实际上是西晋豪门政治——“愦愦之政”的延续，东晋之国不能仅归功于王导的“愦愦之政”，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矛盾的驱使下的一致支持以及祖逖、桓温、陶侃、谢玄等才智之士的努力也当在其中。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揭示了汉族士人从以晋室为正统到以拓跋魏为正统，对少数民族政权则经历了由歧视到认同，由不合作到积极参与的过程。与此同时，拓跋政权自登国元年至天兴元年的12年间，在国号上也始终存在“代”、“魏”之争，最终才定国号为“魏”；其都城建筑模仿邺城、仪定五行从曹魏土德都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曹魏法统的继承者。其后，拓跋焘统治时期的改革，又使北魏向汉族传统王朝迈进了一步，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政策，终于把北魏改造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政权，北魏政权也随之被汉族人士完全接受，视为正统。张金龙《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统治时期集团内部矛盾》（《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高肇专权对宣武帝一朝政局有重要影响，是君主信任和高肇具有专职宰相权力的结果，是孝文帝改革后汉族官僚的力量首次超过鲜卑贵族、尤其是宗室贵族力量的反映。对国家政令的决策和执行没有多大消极影响，主要是影响了统治集团力量的变化。
薛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以刺史地方化为突破口，研究了曹魏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两汉以来，州刺史只是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官；东汉末才演化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大员；曹魏时，刺史掌一州大权，对稳定地方统治起有重要作用。为强化对地方的控制，曹魏重视刺史人选，并辅以各种监察措施，约束刺史权力过于膨胀，基本上达到了目的。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指出，往昔认为坞堡垒壁是以宗族乡党为基础，坞堡主是由东汉至魏晋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看法值得商讨。指出十六国时期的坞堡组织有少数民族和汉族居民两种，后者又分流民或乞活与当地居民两种。少数民族坞堡大多以部落组织形式为基础，其中匈奴胡人与氐、羌的部落组织形式又有不同。汉族坞堡主要由流民建立，坞堡主有流民、乞活帅，还有一些地方大族，身份相当复杂，当时的北中国可分为三个地区：匈奴胡人为主的并州地区，氐羌为主的关陇地区，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关东地区。受各自坞堡组织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政治制度研究主要包括封爵、监察和考课等。高敏《孙吴封爵制的创始年代略考》（《许
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考证了孙吴的封爵制，认为这一制度开始于建安二十四年末及建安二十五年之间，在孙权称吴王、改元黄武时正式确立；孙权称帝、改元黄龙元年时达到高潮。它的创立与奉邑制的停止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反映了其间的内在联系。李小沧
《曹魏时期监察彻度的形成与特征》（《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指出，曹魏监察制度旨在改革两汉旧制，加强吏治。它的形成可分为曹魏草创、曹丕定制两个阶段，具有四方面特征：御史台成为独立机构；监察系统呈多重结构；皇帝保留、控制部分监察权；中央与地方的上下控制失调。该制度表明皇权相对衰落、权臣权力膨胀。余世明《东魏、北齐的监察制度》（《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东魏、北齐的监察制度确立的“寺署台案”制衡机制，起到整顿吏治、肃清弊端、澄清吏治的积极作用，较前代趋于完善、健全，开唐代“三司推事”制之先河。但受“家国一体”封建意识影响，使这一制度成为统治集团权力纷争的工具。杨普罗《北魏官吏考课制度述略》（《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认为，北魏官吏的考课始于道武帝时期，完善于孝文帝改革时期，到北魏末期渐于废弛。按程序考课分为内考、外考两种，由尚书主持。考第划分严格，一般据此赏罚官吏。
二、社会经济史研究
土地制度方面，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东晋南朝的占山护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两篇文章颇有新意，前文不同意目前较为流行的土地买卖是东晋南朝时期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的观点。认为在当时，靠购买土地不可能形成大地产，占山护泽、凭恃私人武装或权势侵凌百姓、巧取豪夺才是同一时期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主要渠道，土地买卖充其量只是补充手段。后文指出，占山护泽是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人口大幅度增长，开辟山林川泽有利可图的产物，东晋南朝正具备了这些条件。三吴地区所以成为此时占山护泽最疯狂的地区，是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政治及阶级斗争的形势、侨姓与吴姓士族的力量对比等因素决定的。东晋南朝的占山护泽，可以大明年间的占山法划分为两个阶段。占山法旨在限制，积极性是提出了垦辟的要求，此时掠夺自然富源是占山护泽的主流，故不能过高估价其对南方经济开发的作用。“占”、“请”、“求”等名义是将山林川泽据为己有的代名词，“借”则只是拥有使用权。占山护泽是否违法，太守拥有裁决权。
区域经济研究，有万绳楠《江东侨郡县的建立与经济的开发》（《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许辉《论六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的整体开发》（《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陈长琦《六朝广东发展的考古观察》（《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等。万文在对西起芜湖、东至无锡的侨郡侨户进行数量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侨民对开发淮南、建康、南东海、晋陵等地区功不可没，以至内地一些地区也受其影响。作者还就“土断”提出新释：正其乡土与断其白籍。许文则以长江流域的巴蜀、江汉、三吴三个经济区为视角，对其历史沿革和发展状况进行论述。指出六朝时期的长江流域在经济开发上具有范围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并且开始形成一个整体的特点。陈文力主纠正视六朝广东为落后地区的观点。作者运用考古材料，分别考察了农业经济、手工业生产以及海外交往，进而论证除手工业与中原和江东地区有差距外，其它两方面的发展均不逊色，这一发展得益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另外，还有黎虎的《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该文认为拓跋魏的社会经济呈现递进性：早期拓跋部的经济是畜牧——狩猎经济；北魏建立后，狩猎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并存，但已退居次要地位；孝文帝以后，狩猎经济基本消失于社会生活中。
陈海新《论西晋末期汾涑地区的居民与经济》（《山西师大学报》1992午第2期）和陆庆夫《十六国时期五凉地区的人口迁徙》（《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均就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发表看法。陈文以西晋末期的汾涑地区为例，指出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大量流亡，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匈奴、羌、氐等少数民族进入，使居民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经济生活也从原来的农业区变为半农半牧区。陆文则以五凉地区的人口流动为研究对象，提出内地流民和塞北民族的迁入，不仅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对五凉文化的繁荣和民族融合也起到作用。
丝路贸易方面，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路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根据佉卢文书等文献资料，考证汉晋时期的鄯善王国扼丝路南道咽喉。其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得到双方政府的鼓励。从事贸易的人成份复杂，既有往来使者、自由商人，也有管辖西域的政府官员。贸易以实物交换为主，货币交换为辅。钱伯泉《从〈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看麹氏王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商人和商品》（《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主要依据吐鲁番出土的四件有关价钱的文书，对丝路中段的贸易状况进行概述：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有粟特九姓胡商、西来的汉商、西域各国各族的商人，其中男女均有；金银、香料、生丝等西方名贵特产为主要货物，贸易多为中转型，波斯银币为通用货币；各国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经济收入归王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较秦汉、隋唐都为严重。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分析：受长期战乱的影响，国家分裂，即使建立了虞衡等环保机构、颁布了环境保护的法令，却很难执行。文章也同时肯定这一时期在农业生态习性的考察、利用，对物种遗传变异的认识上均比前代有所提高，水利设施也有所增加。
三、军事战争史
军事制度方面，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意在阐释于汉魏之交建立的都督制，在维护西晋统一时起到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都督的职能已发生变化，到八王之乱前，都督已基本摆脱中央控制，成为凌驾地方各州之上的地方割据力量。高敏《西晋时期兵户制考略》（《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指出，西晋兵户制源于曹魏士家制，所以具有典型世兵制的一切特征。但是兵户休假制度、家属从军大致开始实行于魏末晋初。在连年战争、世家大族对兵户的强占等影响下，兵户制发生严重危机，西晋政府乃采取逼良、募兵、发奴隶僮客为兵的措施补充兵源，才使兵户制得以维持。作者另一篇论文《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认为在前秦和后秦，“护军”制既是军职名称，也是地方长官名称。护军兼有军、政两权，拥有实际领地，是为统治少数民族而设置的机构，贯彻胡汉分治的原则。
吴蜀荆州之争是三国时期的重要事件。其中的曲直是非，至今莫衷一是。朱绍候《“借
荆州”浅议》（《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5期）和张兆凯《论吴蜀荆州之争》（《求索》1992
年第5期）二文，均对荆州为吴国疆域这一观点提出异议。朱文认为，荆州原来就不是吴国的疆域，所以刘备“借荆州”之说不能成立，但刘备又确曾向孙权借过荆州几郡。张文则进一步分析了吴蜀荆州之争对当时魏、蜀、吴三家的影响：吴国虽然取得胜利，但并非真正的赢家。蜀国受到打击后，力量削弱，使三国鼎立的局面消失，为曹魏灭蜀、平吴、统一中国提供便利。谭良啸《论三国初期的荆州争夺战》（《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通过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以及荆州自身的地理位置，说明荆州之争，吴胜蜀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就具体战例进行探讨的有关治中《论曹操平定关陇的奠基战役——潼关之战》（《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和杨德炳《失街亭斩马谡与蜀军的战斗力》（《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文认为，关陇之战对曹魏和西蜀政局有重要影响：曹操平定关陇，进而统一北方，加强了曹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使蜀国的北伐屡屡受挫，并且为司马氏统一全国，灭蜀创造条件。杨文认为，马谡“违亮节度”、“依阻南山，不据下城”等并非街亭兵败的真正原因，蜀军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才是街亭兵败及这次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即使马谡有罪，也只应承担一半，罪不致死；诸葛亮本人亦应承担一半责任。诸葛亮斩马谡是出于当时政治及形势的需要，因此不能把他视为“明法”的楷模。
关于赤壁古战场今地的讨论仍在继续。朱靖华《黄州赤壁与古战场地理环境吻合》（《中国地名》1992年第2期）和王琳祥《赤壁战地辨析——与万绳楠先生商榷》（《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两篇文章都认为，武昌赤壁说和蒲圻赤壁说都不能成立，而位于今长江南岸的黄州才是古赤壁战地。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
宗教方面。杨辉坤《汉晋之际佛教发展的思想基础》（《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指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传统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既调和传统儒学，也融进当时流行的玄学，逐步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蓝勇《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西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考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路线之一，就是由位于我国西南边疆云贵川地区的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内陆，再向四周播散。郑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宣佛小说》（《文史哲》1992年第2期），认为当时佛教题材的小说创作与宣扬佛教、回击反佛派的攻击有关。创作的成功与失败为后世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奠定基础，并且提供了经验教训。
关于玄学问题的研究，张运华《荆州之学与魏晋玄学》（《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通过荆州之学的形成、特点的阐述，对比了玄学的领袖人物王弼的治学内容、特点，提出荆州之学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渊源的观点。杨珍生、刘龙伏《玄学人生与世俗人生——魏晋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江汉论坛》1992年第10期）运用比较方法，得出魏晋时期的玄学人生，是一种消极处世的人生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世俗人生观是努力进取，追逐功利的人生观的结论。吴代芳《个体意识的崛起和社会诸矛盾的演变》（《大庆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对魏晋时期的人们性格进行透析：试图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思想解放，充分认识自我的个体意识迅速崛起，并成为当时人们性格的主旋律。孔定芳《论东晋南朝文化精神对儒家理想的叛离：兼论东晋南朝的文化特色》（《华中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认为，东晋南朝的文化精神已与儒家思想尊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的人看重个体，轻视功利；适意自然，淡泊尘世，有较强烈的幻灭意识。这种文化取向为后世文化思想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生机。
五、社会生活史研究
社会风气方面，郝春文《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佛教迅速向世俗社会渗透的途径之一就是佛教结社。文章考察了单纯从事造像、造塔等一次性活动的结社，和在造像之外从事其它佛教结社的这两种结社，指出佛教结社已非单纯的宗教活动，它受当时政治形势、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统治者的好恶密切相关。这时的“社”、“邑”有别，佛教的中国化尚未完成，还无力改造中国传统的社会团体。谢宝富《两晋南朝隐土成因及其他》（《安庆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两晋士人消极遁世，隐居山林的现象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西晋隐士主要是为了逃避战祸。隐居之后消极待命，寄神阴阳五行之术以占卜未来；东晋南朝的隐土则多受社会风气熏陶，他们隐居之后主要从事研习经书等活动，带有弘扬文化的性质。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指出，东晋统治阶层以门阀制度做庇护伞，土地与财富的集中为经济后盾，大肆纵情享乐，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奢侈性消费急剧膨胀，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进行。士族阶层丧失治国能力，封建政府的行政效能下降。文章还指出，这种享乐之风是对儒家思想谨奉的克己主义的强烈冲击。
婚姻方面，施光明《从〈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鲜卑拓跋部的婚姻分两个时期：北魏前期，拓跋贵族的婚配范围限于本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期则多为汉族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杨铭《氐族的姓氏与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指出，氐族盛行的族内婚，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中受到冲击，并走向瓦解。其婚姻形态转向族外婚，逐渐与汉、羌等族通婚。此外，王大良《从北魏刁遵墓志看南北朝世族婚姻》（《北朝研究》1992年第2期）从研究个案入手，发现渤海刁氏家族的婚姻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北方世家大族。由此说明婚姻已成为世族之间维持、保护世袭特权的工具，成为政治交易，经济联衡的纽带。
六、人物研究
李凭《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主要考证了道武帝早年（6～15岁）的活动。前秦灭代后，道武帝年仅6岁，随同祖父什翼犍被执送长安。后又被贬至蜀地，辗转长安、中山等地。其间耳濡目染汉族先进文化和各民族的交往，为以后拓跋社会的封建化和汉化打下良好的基础。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玫治悲剧》（《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刘宋政权与谢氏家族的矛盾以及谢灵运政治对抗，导致了他悲剧性的命运，成为政治漩涡的牺牲品。此外，还有孔毅《论正绐名七傅嘏》（《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张德鹏《曹操的政治性格略记》（《江汉论坛》1992年第11期）等文章，在此就不一一介绍。
魏晋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
打那么多字够辛苦了，不介意的请给点分。
280年，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司马昭大儿子，不算明主，考试刚好60分那一类人）在几位优秀将领的全权负责下灭吴，统一天下，大封宗族（埋下祸根，跟刘邦朱元璋一样。老爸在，有人管；老爸一死，天下大乱），中原进入10年休养期（赋税不低，但和平环境，田地有人种）。
290年，司马炎病死，在贾充等人的斡旋下传位给白痴儿子（先天性，可能怀胎时受影响，贾充女儿做了皇后）惠帝，之后，由于宗族势力大，皇后干政，皇帝弱智等因素，爆发“八王之乱”，期间惠帝被废立不久又复位，总之天下大乱，西晋基本国力被摧毁。
皇族战乱，促使饱受西晋沉重赋税的少数民族（五胡）揭竿而起，从此中原进入长期战争分裂局面。304，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称王称帝，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尽管西晋还是理论上的正统）。307，惠帝死了（病死或其他内部问题），其弟弟怀帝继位。307到312年怀帝被俘，是西晋被五胡狂攻的时期，被称为“永嘉之乱”，中原人口锐减了2000多万（约90%的中原人口，真正的十室九空）。（死的人以汉人为主，除部分战死，很大部分是被五胡蹂躏死的，男的当奴隶累死，女的晚上被虐待白天被当作军粮吃。胡人喜欢吃人肉，特别是女的。因此经常出现胡人军队中有一大群女子，胡人称其为“双腿羊”）312年，洛阳被匈奴攻陷，怀帝被俘后虐待一年后被杀。313年，残留的皇族继位，称为慜帝，被狂攻4年后，西晋灭亡。316年，长安被匈奴（赵）攻陷，慜帝被俘被虐待一年后被杀。北方继续十六国杀人吃人局面。同年316，逃难到江南的司马睿，做足江南权贵的人事关系，称帝，东晋开始。
351，前秦建国（苻健），其后其堂侄苻坚杀其儿子继位，并任用汉人王猛改革。382年统一北方，383年不听王猛遗言和众大臣规劝，渡江攻晋被大败。其后，北方土崩瓦解，各族又起兵闹事。385年，苻坚被杀，前秦名存实亡。394年，正式被灭。北方还是十六国时期，南方东晋时期。
386，北魏建国，439年统一北方，493年迁都洛阳，534年宗族内部分裂，形成东西对峙（东魏西魏）；550年，北齐取代东魏；557，北周取代西魏；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隋朝取代北周。南北基本隔江而治。
南方，420年，宋取代东晋，宋齐梁陈相继更替。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全国。618年，唐朝建国。
继上一期我们讲到乱世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有些人称它为魏晋南北朝但也有人称五胡十六国。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小肆给大家讲解
急求!!魏晋南北朝包括西蜀、东吴和十六国吗?
答：蓝勇《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西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考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路线之一,就是由位于我国西南边疆云贵川地区的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内陆,再向四周播散。郑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宣佛小说》(《文史哲》1992年第2期),认为当时佛教题材的小说创作与宣扬佛教、回击反佛派的攻击有关。创...
中华五千年,朝代顺序是什么
答：三国（曹魏、蜀汉、东吴）、 西晋、 （东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 北朝：（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隋朝、 唐朝、 五代十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 、北宋、（南宋、辽、金）、元朝、 明朝...
长达369年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是怎么回事?
答：“南北朝”则指东晋正式灭亡后,南北对峙形成的几个朝代,南方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则有代国的后裔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直到隋朝建立,统一中国南北方后,自东汉灭亡后,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才算正式结束。 除了魏晋南北朝一词外,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六朝指的是东吴、东晋、...
汉朝和隋朝中间是什么朝代?
答：南北朝（420年—589年）是南朝和北朝的统称。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民族大融合时期，上承东晋十六国下接隋朝，由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建立刘宋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而终。南朝（420年—589年）有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北朝（386年—581年）则包含北...
关于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
答：南朝（420年—589年）有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北朝（386年—581年）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南北两方虽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形势，故称为南北朝。南北朝前期仍是士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士族、齐民编户、依附户及奴婢，对外交流也很兴旺，东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西到西域...
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什么说是魏晋南北朝
答：因为三国时期，继承东汉政权的是曹魏。虽然当时还有西蜀、东吴，但是曹魏一是统治广阔的黄河流域，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就包括在内；二是继承汉朝大统，后来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也是继承曹魏大统的。所以，历史上往往把曹魏视为正统。因此，人们常把三国两晋南北朝又称之为魏晋南北朝。
三国演义中的三国只哪三国
答：《三国演义》中的三国指的是北方的曹魏、东南的孙吴、和西南的刘蜀。曹魏由曹操的儿子曹丕建立。孙吴是由孙权的父辈建立的，经孙权的兄长孙策传与孙权，历两代。刘蜀是由刘备建立的，到后主刘禅（刘备之子）时为曹魏所灭。因刘备是汉室之后，故刘蜀也称蜀汉。
三国有哪三国?
答：好像是吴国孙权 蜀国刘备 魏国曹操吧。行成了三国鼎立。这么一个局面。你可以去看看。有三国演义 这部小说。
两晋南北朝史人物简介
答：5、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年—452年3月11日），字佛狸伐，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鲜卑族。南北朝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北魏王朝第三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长子，母为明元密皇后杜氏。拓跋焘自幼聪明大度，应付裕如。泰常八年（423年）登基，年号始光。心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之志。
魏晋南北朝,魏是指曹魏,那为什么不叫蜀晋南北朝,吴晋南北朝?
答：因为汉献帝的关系，魏国一直代表着天下正统，包括曹丕的皇位，名义上也是汉天子禅让而来的，所以为正统，而蜀吴的皇帝都是自己封的，并且魏国也是三国之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所以后代均以魏来命名那个时期，当然还有种说法叫三国两晋南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