浬浦溪淌松烟暖——高中求学记
作者&投稿：汤婕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赵海均兄纪念蒋仲法老师的帖子，细细拜读，颇有感触。接近文末，蓦见自己的姓名忝列在“翘楚”一词之后，不禁受宠若惊，汗颜不已，心有所感，一首打油诗一挥而就，拿将来作本文的“定场诗”似乎颇为妥帖，诗曰：
新冠袭来旅业苦，
老夫差点要吃土。
卖鳖卖蟹卖鸡花，
一不小心成翘楚。
权当赵兄抛玉引砖，令我不揣浅陋，在校友面前吐露心声。
跟很多校友一样，我在浬浦总共呆了三年，浬中校园内高中两年，上浬浦复习班一年。
每次经过浬浦去斯宅老家，或者折返杭州，就算无暇在校门口逗留，也会不由自主地从车窗往浬中的方向多抓几眼。好像快10年了，浬斯线取直后不再经过浬浦镇里，但只要不赶时间，我还是习惯性地从镇上绕一下，每次都感觉这条路变窄了，也许是心变宽了吧——人生若梦，岁月如歌，这三年的时光，不知道是敬业无私的眷眷的老师，还是慷慨无邪的拳拳的同学，或者是钟灵毓秀的浬浦山水，留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成为最柔软最温暖的一部分，无法割舍。
我有叔叔和姑姑毕业于此，还有一个特别会读书但腿有残疾的表姐也在此求学。
十多岁的懵懂少年，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怀揣着朦胧的理想，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人，离开朝夕相处的小伙伴，离开熟悉的环境，突然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迅速学会独立生活，学会跟陌生的老师、同学相处，学会安排自己的学习，想来真不容易。而两三年之后，几乎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蜕变，或走向高、专院校深造，或直接走进社会，迅速翻开人生的下一页。
我总觉得浬浦溪里流淌着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浓浓的墨水，它孕育了浬中学子的一腔情怀，一个个离开浬浦，走向世界，用激情、用事业、用朴实无华的生活挥写着一篇篇或壮阔、或传奇、或平淡的文章，汇聚成大时代宏伟篇章的一个小而不可或缺的章节。
当时的溪水沉淀着马郦铜矿泛绿的尾矿，溪中常年飘着一股异味。我在溪水中还捡到过两次青壳鸭蛋，着实惊喜半天。放在铝饭盒里一起蒸熟，开饭时剥壳吃蛋，羡煞旁边的同学。
陈蔡水库正在建设中，从斯宅到陈蔡还没有通车，15里山路因为水淹、工程占路等原因，七绕八弯，坑坑洼洼，实际上远不止15里。剩下从陈蔡到浬浦的15里有班车，但几乎每班都很挤，几乎上不去，好容易挤上车也几乎挨不到自己的座位旁边——那个年代好像没有交警查超员一说；其实有座位也并不舒坦，前后排空间极窄，想来应该是身高快速超过1米7的阶段，坐吧，必须抬高膝盖，否则坐不进；站吧，顶棚又低，只有气窗处能站直，车身一晃，脑袋就磕到窗框上，碰到雨雪天更是酸爽。所以，我经常希望买不到车票。千里无轻担，稚嫩的肩膀挑着一头番薯腌菜一头衣被杂物步行15里不轻松，但可以省下1角5分车票钱，其实有点卖炭翁的心思。
这样的折腾，这样的乔耗（开销，尤指出门在外的开销），决定了一般最多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加上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决定了烧毛腌菜（干菜，也称腌菜头）成了主菜，生抈菜（腌菜）、豆芽成了牙祭。生活的智慧告诉我：生抈菜平时要捺实（压紧），让其面上渗出一层菜囟盖住，否则菜露头时间久了就会腐掉（氧化霉变），所以，茶瓶是必需品。有一年清明过后，我回家时挖了很多胡葱，抱腌后晒到半干，捺了一茶瓶，挑箩革担（挑着担子）一路走了30多里到浬浦，脚步却像华老栓“趁热的拿来”般地轻快，心里乐开了花。后来一个多星期，厨房靠里与新建的三层小楼教工宿舍贴墙的二楼大寝室里，每到开饭时间，咯吱咯吱的木地板响声中都夹杂着胡葱的香味。
很奇怪网上居然搜不到茶瓶的照片，好像这物件根本没在世上出现过一样。请老家的发小帮忙，也差一点要去博物馆拍，结果家里翻出一个类似的。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当时用的是青灰色釉，沟槽再浅一点，表面更平滑。
周胜的父亲，一头白发的周华老师给我们上的生物课明确地说，人每天需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事实上，很多同学摄入的只有碳水，没有脂肪，没有蛋白质，烧毛腌菜里也没有油，是把搪瓷杯放在大蒸屉里反复蒸好几餐强行蒸软的。我有一次舌头疼去蚕场的校医院，短发而微胖的校医阿姨看了是舌间开裂，说是营养跟不上，而且吃药好了之后也无法复原；还有好几个同样症状的同学都去看过。果然，我舌头中间的裂痕至今尚在。
豆芽是好东西。钱校夫手巧，会发豆芽，只要从家里带一杯黄豆到学校，就可以不时地改善一下。有次熄灯后，他还在跟同学争论，宣称“豆芽的营养是黄豆的四倍”，一时成为话题。他还在被窝里藏了一大瓶白糖，我跟同学一起搜到过，一人一勺偷偷甜了一下。
腐乳也是好东西。偶有商家进校推销，一分钱一块，但只供应教职工，我找斯舜威老师帮忙买了半杯，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开心了好几天。
浬浦街上有家豆腐店，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块，但要凭票，只有居民户口才发票，于是在浬浦医院工作的大表哥家的豆腐票经常被我搜刮来——朱亚力老师的夫人也是浬浦医院的职工，短发，白净而微胖，戴眼镜，蛮慈祥。有一次早自修时间在豆腐店里碰到黄雅珍老师，心里打怵，没想到她很客气，一点都没有责怪我。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油渣炒青菜！有一天傍晚，我刚打开饭盒准备开动，斯老师叫我带上饭盒去他三楼的宿舍。他刚在煤油炉上熬完半铁皮锅的板油，青菜已切好，当着我的面下锅，那吱吱的响声，紧紧抓住了我躁动的味蕾，余味三月不绝。
说完了菜，再说饭。白米饭？那是不多的！斯宅缺田，所以缺米，长年吃返销粮，早米一斤一角三分八，五斤六角九，十斤一块三角八，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了。也就是说，白米饭是要花钱买的，能省则省。而尽管自留地不多，杂粮还是有一些的，于是，主食充满了烤番薯、粥、番薯饭、萝卜丝饭，好一点的是南瓜饭、草子干饭、孟菜干饭。在浬浦读书，吃得最多的是番薯饭。每次买米，都要盘算一下，吃到哪一天，每顿放多少米，必须掺几块番薯，多大的。傅俊辉有一次看到我削番薯就向我要，我不肯，再要，还是没给。——不是我小器，因为这是主食，不是零食，当然，我并没有解释。现在补一声：对不起！
番薯吃多了，酸水会从胃里上泛到喉咙口，非常难受，所以一定要再吃点泡饭压一压。多年以后，当寒风穿过城市的街道，送来阵阵烤番薯的香味，同事每每纳罕于我的毫不为所动。亲，你可知我在当年吃了那么多的番薯，正是为了有朝一日不想吃番薯时有可以不吃番薯的自由？
现在很多校友都送孩子出国留学，如果光从金额上算，留学的孩子一年的花费恐怕足够养活当时全校的学生了，不知道有没有同感的。
也是工作以后，有一天下班，饭先上桌，等菜上来时，我已经大半碗米饭下肚，女儿在旁边惊奇地问：爸爸，米饭什么味道都没有，你怎么吃得下去？泡在蜜罐子里的这一代吃不出白米饭的“味道”，这可是塔饭（也叫塔米饭，指纯米饭），什么瓜菜都没有掺，而且是晚米，味道比当年的一角三分八好到天上去了！
小小少年，没有被如此严峻的物质形势压垮，不但坚持下来，而且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顽强的毅力，是不可想像的。仔细想来，那三年的精神生活不但不贫乏，而且还非常丰富，让我终身受用。
可能是高一第二学期开学，家父送我到校，一双解放鞋，挑着一担米桶、网袋、粗麻布豆腐袋和警报袋（战乱年代遗留下来的流行于浙江的一种简易布制口袋，袋口缝着一条抽带，一拎起来就自然束紧，据说是“逃日本佬”的神器）。大寝室还上着锁。孙杭南老师住在新三层楼的一楼，一身簇新的藏青中山装，头发锃亮，一口一个“海涛伯”把我俩让进了他窄小的宿舍，还张罗我们吃饭。
孙老师对我有明显的偏爱，有一次我跟蒋金锁吵架，他默默地站在金锁背面，金锁没发现，而我觉得有老师撑腰，一下来了劲。没想到孙老师大喝一声，一把把我提楞到他宿舍，让我站着反省，撂了我半天，回来就说了一句话：你觉得今天这样值得吗？回去！
斯老师刚分配来校还没开课，就叫人找我去见个面，说真的，我实在想不起多年前在斯宅小学时见过他，那时只闻其名而已。此后多次，晚饭后斯老师约我散步，成了赵共华们嘴里一个酸溜溜的梗，“哈哈，散步！”念叨了好久。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走上斯老师寄予厚望的文学创作之路，这可能也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不过，没有缺憾的人生有吗？
赵颂纪老师教我高二语文，有一天早操时间，他在大操场把我叫到前面谈心，规划我的学习、高考、工作方向，滔滔不绝，全校同学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场景做完早操，还没有讲完。赵老师知道我家境不好，费劲帮我争取到了可能是浬中历史上第一批奖学金，三张2元票，崭新的绿色票子，记忆犹新。
物理老师黄飞仑，头发微卷，一副黑边眼镜，看着威严，其实很亲切，习惯叫人不带姓。高一开学不久第一堂物理课，黄老师点名：燕军！到！同时站起两个同学，一男一女，对视一眼，脸一红，又同时坐下——原来班上有两个燕军，一个姓张，一个姓翁，全班哄堂大笑，这种子就此生根发芽，让我们开心了快40年。
周伯琪老师带队去城关参加县语数竞赛，路过诸暨照相馆，他提议进去拍张照片（前排：陈浩瀚，周老师，郭仕章；第二排：俞培灿，蔡士勇；第三排：马武军，李洪山，老夫），给我们每人洗了一张，没有收钱，不知道是浬中公款开支还是周老师个人掏腰包，说实话，如果让我掏份子，当时是付不起的。事后，我们几个几乎囊括了语数前三名。
高一升高二时风波初起。照惯例，两个班要打乱重新分班，一个文科，一个理科，但是，我们那一年两个班都被安排理科，而且规定，就算准备考文科的学生也不得缺席物理、化学课，包括考试。这着实给了我这个多次被明示、暗示只能吃文科米饭（以文科为方向）的轻狂小生一个下马威，此事一直觉得怪异。而且，我们是最后一届两年制班，高二读完就参加高考。到了高二第一学期快结束，经过文科组老师的努力，学校才安排我们应届生里面的四个“文科尖子”赵兴江、黄玉燕、翁燕军和我去文科复习班插班。赵兄文中的蒋仲法老师的历史课，我有幸在此时聆听。关于蒋老师我其实了解不多，只是听冯国兴说起，蒋老师特立独行，很有个性，但凡他的饭盒或盛菜的汤碗里有人伸过筷子，他断断不会继续食用。
这可能是我在浬中最黑暗的日子，尽管朋友圈从裘孝金、周永金慢慢扩大到郦伟豪、蔡乃武、张光伟、冯国兴、周国裕、陈健……，但还是很长时间不适应。
文科复习班的气氛压抑而怪异，完全不是应届生大寝室里菜市场般的百无禁忌和喧闹，而是类似于百团大战前阵地上的死寂，或者鬼子进村后把全村老百姓都赶到场院边大槐树底下，熊熊火光中，用刺刀逼问乡亲们地下党在哪里，百姓咬牙切齿，却又敢怒不敢言般的鸦雀无声。公认的学覇许仁龙，因紧张过度睡不好觉，一边别得别得（啪嗒啪嗒）敲着木头高低铺的床柱子，一边呜呜大哭：“我困困野困勿熟，我困困野困勿熟……”（我怎么都睡不着），“熟”字的发音类似于噱头的“噱”，发第二声。第二年，许仁龙如愿考入复旦。
有少数同学闹派系，还有个同学丢了手表。周金鑫老师吓了两天后，我居然在自己的米桶边的缝隙里摸到了，尽管之前摸过几次都没有。于是，有个同学刻意在我独处时挨到旁边，目视远方，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偶然之中带有必然性！”扬长而去。
同学起床都很早，而我的睡眠时间远比他们长，当大家“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时我浑然不觉，总被大家回来后匆忙的吃饭声和饭盒的磕碰声惊醒。复习班办在浬中里面，男生宿舍在操场外侧的围墙内，沿墙种了一排直通通的速生喜树，是一年前孙老师带我们一起种下的，“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的这棵小树”，听着就要掉眼泪。就这样，83年我参加应届高考，历史可能是17分，地理56分记得很清晰。插班的四个“尖子”里，只有考英语专业的少毛赵兴江，楞是直接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实在不是凡人。
第三年是在上浬浦复习班度过的，物质上继续困顿，但精神却异常富足。
两个大班，总共好像有160人左右，我们文科班班主任是美女马菊英，理科班班主任吴锡光，年龄稍长，面貌严峻，一男一女，都是瘦高个。吴老师大声训话：同学们啊，你们要记得，你们今天吃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都将是你们人生的富贵财富！今天你们在水泥池子里敲冰洗脸，吃着腌菜头读书，这样的苦都能吃，我相信，这辈子你们就没有吃不了的苦！
上浬浦的教室是借用的大队屋，两大间，一楼一底，一楼教室，二楼寝室。靠路口这边的山墙已经开裂。83年台风季节，老师安排几个年龄稍大的男生值夜，随时关注山墙的动静，以免不测，我斯宅老家台门屋隔一家的邻居斯保兴就轮到过。
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确切地说是84年正月初五、六，下着大雪。家父凑不齐39元5角的学费，犹豫一阵后，拿出别人送的两条烟——一条大红花，一条利群（？）——让我找刚刚顶职进供销社南货柜台工作的发小同学寄售，终因脸皮太薄未果。家父恨铁不成钢，只得补借5元给我，才匆匆赶往上浬浦。
也是这一年，多地现疯狗咬人。4月4日，清明，我从斯宅赶往学校，途经水库工地，突然窜出一条狗咬了我一口。后来听说这条狗还很“有名”，前后咬了好几人，可以确定是疯狗。随后，各路亲戚、朋友帮忙弄抗毒血清，找疫苗，捣草药……可以说，事后的补救什么都没落下，否则我可能早活不到今天；只是在左大腿前方偏外侧靠近膝盖处永久留下了一个半狗牙印。
那么紧张的上浬浦复习班生活，居然有好多次有特长的同学自发上前教唱，程岚的印尼民歌《宝贝》，王小群的《米兰》，骆淑英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徐承峰的《黄杨扁担》，李延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蔡志良的《马车欢唱一路春》……丰富了同学们的精神生活。
文科班开过一次同学自发组织的联欢晚会，蔡士勇唱《蹉跎岁月》的主题歌《一支难忘的歌》，真佩服他，那么长一首歌，歌词、旋律都记得煞清爽。轮到我，嚯地起立，开腔就是“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全班大哗，半是喝彩，半是哄笑。说起来，士勇还是进浬中前早就结识的，1978年我小升初那年夏天，有幸参加在五泄农场举办的“诸暨县首届中学生夏令营”，照通知要求，蚊帐、草席自己从家里挑去，住在农场办的猪场二楼，木地板上席地而卧。半夜起来小便，站在半扶梯上直接洒向猪背，惊醒了一群猪。对了，营友中还有蒋天明。
收到上一年“考起”的同学的来信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我手里就读杭大法律系的裘孝金和就读北大法律系的张光伟的来信最多，可惜在工作后的多次搬家中因不珍惜而丢失了，只记得其中裘孝金有一句话：“肉是每天都有的”，确定一个字都不会记错。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我后来选杭大的一个重要砝码。
2018年2月18日，正月初三，同学会晚宴结束，我一直坐着没动，剩下少部分同学时，侯月达老师、马菊英老师都还没走。我走上前去，先后拥抱了两位，是结结实实的熊抱，当时，几乎什么话都说不出，就像现在这样。
特殊的年代，留下了匪夷所思的记忆。
有一种叫“补脑汁”的神药，“学名”好像是维磷补汁，500毫升农药瓶那么黑乎乎的一瓶，现在想来无非是一种糖浆外加某种意念罢了。然而，经济条件再不济的家庭，到了家有学子面临高考，很多都会咬咬牙买上一两瓶，于是，每当寝室一熄灯，人声渐静，浓浓的干菜味中就会传来甘∽∽甘∽∽的吸汁声，此起彼伏，给同学们的大脑注入了亟缺的信之则有的营养。
我也阔过，临近高考那几天，准备把手里最后一块多钱造完，去浬浦街上买菜！街边坐着一个瞎眼老婆婆，面前放着半小菜蓝鸡蛋。蹲下一问，一只1角1，我买了9只，递给她1元纸币，算给她听：1角1×9=9角9分，1分不用找了——着实大方了一回。
没有浬浦读书的经历，不可能理解“三缸腌菜头”的真谛，胜过与“三江六码头”齐名的奉化芋艿头。
人生很长，三年很短，但区区三年，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多了，可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我有几十个微信群，只有在浬浦中学81级同学群里才可以“胡言乱语”，没有任何同学会责怪，反倒有一大堆志同道合时不时一起胡说八道的“毒头”，而更多的平时不怎么发声的同学也几乎没有觉得不妥，有的常常看着群里的胡言乱语偷笑。这个群也几乎不会冷场，不像很多群十天半月无人发声，呆着就让人发怵——这是我灵魂的港湾，某种意义上，这些同学相当于我的第二家人。
转眼间，一切都成了烟云，“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很多都有了孙辈，AI在很多领域取代了人工，自动驾驶汽车已经上路，“基本国情”为“人口多底子薄”的祖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规模已仅次于几代人仰视的美国，嫦娥五号前几天升空，将从月球抓土回来……但是，有一件事不会变——我从浬浦溪中蘸取的墨水，将支撑我续写人生的余章。（2020年11月29日凌晨于杭州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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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袭来旅业苦，
老夫差点要吃土。
卖鳖卖蟹卖鸡花，
一不小心成翘楚。
权当赵兄抛玉引砖，令我不揣浅陋，在校友面前吐露心声。
跟很多校友一样，我在浬浦总共呆了三年，浬中校园内高中两年，上浬浦复习班一年。
每次经过浬浦去斯宅老家，或者折返杭州，就算无暇在校门口逗留，也会不由自主地从车窗往浬中的方向多抓几眼。好像快10年了，浬斯线取直后不再经过浬浦镇里，但只要不赶时间，我还是习惯性地从镇上绕一下，每次都感觉这条路变窄了，也许是心变宽了吧——人生若梦，岁月如歌，这三年的时光，不知道是敬业无私的眷眷的老师，还是慷慨无邪的拳拳的同学，或者是钟灵毓秀的浬浦山水，留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成为最柔软最温暖的一部分，无法割舍。
我有叔叔和姑姑毕业于此，还有一个特别会读书但腿有残疾的表姐也在此求学。
十多岁的懵懂少年，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怀揣着朦胧的理想，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人，离开朝夕相处的小伙伴，离开熟悉的环境，突然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迅速学会独立生活，学会跟陌生的老师、同学相处，学会安排自己的学习，想来真不容易。而两三年之后，几乎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蜕变，或走向高、专院校深造，或直接走进社会，迅速翻开人生的下一页。
我总觉得浬浦溪里流淌着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浓浓的墨水，它孕育了浬中学子的一腔情怀，一个个离开浬浦，走向世界，用激情、用事业、用朴实无华的生活挥写着一篇篇或壮阔、或传奇、或平淡的文章，汇聚成大时代宏伟篇章的一个小而不可或缺的章节。
当时的溪水沉淀着马郦铜矿泛绿的尾矿，溪中常年飘着一股异味。我在溪水中还捡到过两次青壳鸭蛋，着实惊喜半天。放在铝饭盒里一起蒸熟，开饭时剥壳吃蛋，羡煞旁边的同学。
陈蔡水库正在建设中，从斯宅到陈蔡还没有通车，15里山路因为水淹、工程占路等原因，七绕八弯，坑坑洼洼，实际上远不止15里。剩下从陈蔡到浬浦的15里有班车，但几乎每班都很挤，几乎上不去，好容易挤上车也几乎挨不到自己的座位旁边——那个年代好像没有交警查超员一说；其实有座位也并不舒坦，前后排空间极窄，想来应该是身高快速超过1米7的阶段，坐吧，必须抬高膝盖，否则坐不进；站吧，顶棚又低，只有气窗处能站直，车身一晃，脑袋就磕到窗框上，碰到雨雪天更是酸爽。所以，我经常希望买不到车票。千里无轻担，稚嫩的肩膀挑着一头番薯腌菜一头衣被杂物步行15里不轻松，但可以省下1角5分车票钱，其实有点卖炭翁的心思。
这样的折腾，这样的乔耗（开销，尤指出门在外的开销），决定了一般最多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加上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决定了烧毛腌菜（干菜，也称腌菜头）成了主菜，生抈菜（腌菜）、豆芽成了牙祭。生活的智慧告诉我：生抈菜平时要捺实（压紧），让其面上渗出一层菜囟盖住，否则菜露头时间久了就会腐掉（氧化霉变），所以，茶瓶是必需品。有一年清明过后，我回家时挖了很多胡葱，抱腌后晒到半干，捺了一茶瓶，挑箩革担（挑着担子）一路走了30多里到浬浦，脚步却像华老栓“趁热的拿来”般地轻快，心里乐开了花。后来一个多星期，厨房靠里与新建的三层小楼教工宿舍贴墙的二楼大寝室里，每到开饭时间，咯吱咯吱的木地板响声中都夹杂着胡葱的香味。
很奇怪网上居然搜不到茶瓶的照片，好像这物件根本没在世上出现过一样。请老家的发小帮忙，也差一点要去博物馆拍，结果家里翻出一个类似的。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当时用的是青灰色釉，沟槽再浅一点，表面更平滑。
周胜的父亲，一头白发的周华老师给我们上的生物课明确地说，人每天需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事实上，很多同学摄入的只有碳水，没有脂肪，没有蛋白质，烧毛腌菜里也没有油，是把搪瓷杯放在大蒸屉里反复蒸好几餐强行蒸软的。我有一次舌头疼去蚕场的校医院，短发而微胖的校医阿姨看了是舌间开裂，说是营养跟不上，而且吃药好了之后也无法复原；还有好几个同样症状的同学都去看过。果然，我舌头中间的裂痕至今尚在。
豆芽是好东西。钱校夫手巧，会发豆芽，只要从家里带一杯黄豆到学校，就可以不时地改善一下。有次熄灯后，他还在跟同学争论，宣称“豆芽的营养是黄豆的四倍”，一时成为话题。他还在被窝里藏了一大瓶白糖，我跟同学一起搜到过，一人一勺偷偷甜了一下。
腐乳也是好东西。偶有商家进校推销，一分钱一块，但只供应教职工，我找斯舜威老师帮忙买了半杯，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开心了好几天。
浬浦街上有家豆腐店，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块，但要凭票，只有居民户口才发票，于是在浬浦医院工作的大表哥家的豆腐票经常被我搜刮来——朱亚力老师的夫人也是浬浦医院的职工，短发，白净而微胖，戴眼镜，蛮慈祥。有一次早自修时间在豆腐店里碰到黄雅珍老师，心里打怵，没想到她很客气，一点都没有责怪我。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油渣炒青菜！有一天傍晚，我刚打开饭盒准备开动，斯老师叫我带上饭盒去他三楼的宿舍。他刚在煤油炉上熬完半铁皮锅的板油，青菜已切好，当着我的面下锅，那吱吱的响声，紧紧抓住了我躁动的味蕾，余味三月不绝。
说完了菜，再说饭。白米饭？那是不多的！斯宅缺田，所以缺米，长年吃返销粮，早米一斤一角三分八，五斤六角九，十斤一块三角八，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了。也就是说，白米饭是要花钱买的，能省则省。而尽管自留地不多，杂粮还是有一些的，于是，主食充满了烤番薯、粥、番薯饭、萝卜丝饭，好一点的是南瓜饭、草子干饭、孟菜干饭。在浬浦读书，吃得最多的是番薯饭。每次买米，都要盘算一下，吃到哪一天，每顿放多少米，必须掺几块番薯，多大的。傅俊辉有一次看到我削番薯就向我要，我不肯，再要，还是没给。——不是我小器，因为这是主食，不是零食，当然，我并没有解释。现在补一声：对不起！
番薯吃多了，酸水会从胃里上泛到喉咙口，非常难受，所以一定要再吃点泡饭压一压。多年以后，当寒风穿过城市的街道，送来阵阵烤番薯的香味，同事每每纳罕于我的毫不为所动。亲，你可知我在当年吃了那么多的番薯，正是为了有朝一日不想吃番薯时有可以不吃番薯的自由？
现在很多校友都送孩子出国留学，如果光从金额上算，留学的孩子一年的花费恐怕足够养活当时全校的学生了，不知道有没有同感的。
也是工作以后，有一天下班，饭先上桌，等菜上来时，我已经大半碗米饭下肚，女儿在旁边惊奇地问：爸爸，米饭什么味道都没有，你怎么吃得下去？泡在蜜罐子里的这一代吃不出白米饭的“味道”，这可是塔饭（也叫塔米饭，指纯米饭），什么瓜菜都没有掺，而且是晚米，味道比当年的一角三分八好到天上去了！
小小少年，没有被如此严峻的物质形势压垮，不但坚持下来，而且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顽强的毅力，是不可想像的。仔细想来，那三年的精神生活不但不贫乏，而且还非常丰富，让我终身受用。
可能是高一第二学期开学，家父送我到校，一双解放鞋，挑着一担米桶、网袋、粗麻布豆腐袋和警报袋（战乱年代遗留下来的流行于浙江的一种简易布制口袋，袋口缝着一条抽带，一拎起来就自然束紧，据说是“逃日本佬”的神器）。大寝室还上着锁。孙杭南老师住在新三层楼的一楼，一身簇新的藏青中山装，头发锃亮，一口一个“海涛伯”把我俩让进了他窄小的宿舍，还张罗我们吃饭。
孙老师对我有明显的偏爱，有一次我跟蒋金锁吵架，他默默地站在金锁背面，金锁没发现，而我觉得有老师撑腰，一下来了劲。没想到孙老师大喝一声，一把把我提楞到他宿舍，让我站着反省，撂了我半天，回来就说了一句话：你觉得今天这样值得吗？回去！
斯老师刚分配来校还没开课，就叫人找我去见个面，说真的，我实在想不起多年前在斯宅小学时见过他，那时只闻其名而已。此后多次，晚饭后斯老师约我散步，成了赵共华们嘴里一个酸溜溜的梗，“哈哈，散步！”念叨了好久。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走上斯老师寄予厚望的文学创作之路，这可能也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不过，没有缺憾的人生有吗？
赵颂纪老师教我高二语文，有一天早操时间，他在大操场把我叫到前面谈心，规划我的学习、高考、工作方向，滔滔不绝，全校同学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场景做完早操，还没有讲完。赵老师知道我家境不好，费劲帮我争取到了可能是浬中历史上第一批奖学金，三张2元票，崭新的绿色票子，记忆犹新。
物理老师黄飞仑，头发微卷，一副黑边眼镜，看着威严，其实很亲切，习惯叫人不带姓。高一开学不久第一堂物理课，黄老师点名：燕军！到！同时站起两个同学，一男一女，对视一眼，脸一红，又同时坐下——原来班上有两个燕军，一个姓张，一个姓翁，全班哄堂大笑，这种子就此生根发芽，让我们开心了快40年。
周伯琪老师带队去城关参加县语数竞赛，路过诸暨照相馆，他提议进去拍张照片（前排：陈浩瀚，周老师，郭仕章；第二排：俞培灿，蔡士勇；第三排：马武军，李洪山，老夫），给我们每人洗了一张，没有收钱，不知道是浬中公款开支还是周老师个人掏腰包，说实话，如果让我掏份子，当时是付不起的。事后，我们几个几乎囊括了语数前三名。
高一升高二时风波初起。照惯例，两个班要打乱重新分班，一个文科，一个理科，但是，我们那一年两个班都被安排理科，而且规定，就算准备考文科的学生也不得缺席物理、化学课，包括考试。这着实给了我这个多次被明示、暗示只能吃文科米饭（以文科为方向）的轻狂小生一个下马威，此事一直觉得怪异。而且，我们是最后一届两年制班，高二读完就参加高考。到了高二第一学期快结束，经过文科组老师的努力，学校才安排我们应届生里面的四个“文科尖子”赵兴江、黄玉燕、翁燕军和我去文科复习班插班。赵兄文中的蒋仲法老师的历史课，我有幸在此时聆听。关于蒋老师我其实了解不多，只是听冯国兴说起，蒋老师特立独行，很有个性，但凡他的饭盒或盛菜的汤碗里有人伸过筷子，他断断不会继续食用。
这可能是我在浬中最黑暗的日子，尽管朋友圈从裘孝金、周永金慢慢扩大到郦伟豪、蔡乃武、张光伟、冯国兴、周国裕、陈健……，但还是很长时间不适应。
文科复习班的气氛压抑而怪异，完全不是应届生大寝室里菜市场般的百无禁忌和喧闹，而是类似于百团大战前阵地上的死寂，或者鬼子进村后把全村老百姓都赶到场院边大槐树底下，熊熊火光中，用刺刀逼问乡亲们地下党在哪里，百姓咬牙切齿，却又敢怒不敢言般的鸦雀无声。公认的学覇许仁龙，因紧张过度睡不好觉，一边别得别得（啪嗒啪嗒）敲着木头高低铺的床柱子，一边呜呜大哭：“我困困野困勿熟，我困困野困勿熟……”（我怎么都睡不着），“熟”字的发音类似于噱头的“噱”，发第二声。第二年，许仁龙如愿考入复旦。
有少数同学闹派系，还有个同学丢了手表。周金鑫老师吓了两天后，我居然在自己的米桶边的缝隙里摸到了，尽管之前摸过几次都没有。于是，有个同学刻意在我独处时挨到旁边，目视远方，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偶然之中带有必然性！”扬长而去。
同学起床都很早，而我的睡眠时间远比他们长，当大家“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时我浑然不觉，总被大家回来后匆忙的吃饭声和饭盒的磕碰声惊醒。复习班办在浬中里面，男生宿舍在操场外侧的围墙内，沿墙种了一排直通通的速生喜树，是一年前孙老师带我们一起种下的，“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的这棵小树”，听着就要掉眼泪。就这样，83年我参加应届高考，历史可能是17分，地理56分记得很清晰。插班的四个“尖子”里，只有考英语专业的少毛赵兴江，楞是直接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实在不是凡人。
第三年是在上浬浦复习班度过的，物质上继续困顿，但精神却异常富足。
两个大班，总共好像有160人左右，我们文科班班主任是美女马菊英，理科班班主任吴锡光，年龄稍长，面貌严峻，一男一女，都是瘦高个。吴老师大声训话：同学们啊，你们要记得，你们今天吃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都将是你们人生的富贵财富！今天你们在水泥池子里敲冰洗脸，吃着腌菜头读书，这样的苦都能吃，我相信，这辈子你们就没有吃不了的苦！
上浬浦的教室是借用的大队屋，两大间，一楼一底，一楼教室，二楼寝室。靠路口这边的山墙已经开裂。83年台风季节，老师安排几个年龄稍大的男生值夜，随时关注山墙的动静，以免不测，我斯宅老家台门屋隔一家的邻居斯保兴就轮到过。
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确切地说是84年正月初五、六，下着大雪。家父凑不齐39元5角的学费，犹豫一阵后，拿出别人送的两条烟——一条大红花，一条利群（？）——让我找刚刚顶职进供销社南货柜台工作的发小同学寄售，终因脸皮太薄未果。家父恨铁不成钢，只得补借5元给我，才匆匆赶往上浬浦。
也是这一年，多地现疯狗咬人。4月4日，清明，我从斯宅赶往学校，途经水库工地，突然窜出一条狗咬了我一口。后来听说这条狗还很“有名”，前后咬了好几人，可以确定是疯狗。随后，各路亲戚、朋友帮忙弄抗毒血清，找疫苗，捣草药……可以说，事后的补救什么都没落下，否则我可能早活不到今天；只是在左大腿前方偏外侧靠近膝盖处永久留下了一个半狗牙印。
那么紧张的上浬浦复习班生活，居然有好多次有特长的同学自发上前教唱，程岚的印尼民歌《宝贝》，王小群的《米兰》，骆淑英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徐承峰的《黄杨扁担》，李延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蔡志良的《马车欢唱一路春》……丰富了同学们的精神生活。
文科班开过一次同学自发组织的联欢晚会，蔡士勇唱《蹉跎岁月》的主题歌《一支难忘的歌》，真佩服他，那么长一首歌，歌词、旋律都记得煞清爽。轮到我，嚯地起立，开腔就是“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全班大哗，半是喝彩，半是哄笑。说起来，士勇还是进浬中前早就结识的，1978年我小升初那年夏天，有幸参加在五泄农场举办的“诸暨县首届中学生夏令营”，照通知要求，蚊帐、草席自己从家里挑去，住在农场办的猪场二楼，木地板上席地而卧。半夜起来小便，站在半扶梯上直接洒向猪背，惊醒了一群猪。对了，营友中还有蒋天明。
收到上一年“考起”的同学的来信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我手里就读杭大法律系的裘孝金和就读北大法律系的张光伟的来信最多，可惜在工作后的多次搬家中因不珍惜而丢失了，只记得其中裘孝金有一句话：“肉是每天都有的”，确定一个字都不会记错。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我后来选杭大的一个重要砝码。
2018年2月18日，正月初三，同学会晚宴结束，我一直坐着没动，剩下少部分同学时，侯月达老师、马菊英老师都还没走。我走上前去，先后拥抱了两位，是结结实实的熊抱，当时，几乎什么话都说不出，就像现在这样。
特殊的年代，留下了匪夷所思的记忆。
有一种叫“补脑汁”的神药，“学名”好像是维磷补汁，500毫升农药瓶那么黑乎乎的一瓶，现在想来无非是一种糖浆外加某种意念罢了。然而，经济条件再不济的家庭，到了家有学子面临高考，很多都会咬咬牙买上一两瓶，于是，每当寝室一熄灯，人声渐静，浓浓的干菜味中就会传来甘∽∽甘∽∽的吸汁声，此起彼伏，给同学们的大脑注入了亟缺的信之则有的营养。
我也阔过，临近高考那几天，准备把手里最后一块多钱造完，去浬浦街上买菜！街边坐着一个瞎眼老婆婆，面前放着半小菜蓝鸡蛋。蹲下一问，一只1角1，我买了9只，递给她1元纸币，算给她听：1角1×9=9角9分，1分不用找了——着实大方了一回。
没有浬浦读书的经历，不可能理解“三缸腌菜头”的真谛，胜过与“三江六码头”齐名的奉化芋艿头。
人生很长，三年很短，但区区三年，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多了，可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我有几十个微信群，只有在浬浦中学81级同学群里才可以“胡言乱语”，没有任何同学会责怪，反倒有一大堆志同道合时不时一起胡说八道的“毒头”，而更多的平时不怎么发声的同学也几乎没有觉得不妥，有的常常看着群里的胡言乱语偷笑。这个群也几乎不会冷场，不像很多群十天半月无人发声，呆着就让人发怵——这是我灵魂的港湾，某种意义上，这些同学相当于我的第二家人。
转眼间，一切都成了烟云，“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很多都有了孙辈，AI在很多领域取代了人工，自动驾驶汽车已经上路，“基本国情”为“人口多底子薄”的祖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规模已仅次于几代人仰视的美国，嫦娥五号前几天升空，将从月球抓土回来……但是，有一件事不会变——我从浬浦溪中蘸取的墨水，将支撑我续写人生的余章。（2020年11月29日凌晨于杭州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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浬浦溪淌松烟暖——高中求学记
答：我总觉得浬浦溪里流淌着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浓浓的墨水,它孕育了浬中学子的一腔情怀,一个个离开浬浦,走向世界,用激情、用事业、用朴实无华的生活挥写着一篇篇或壮阔、或传奇、或平淡的文章,汇聚成大时代宏伟篇章的一个小而不可或缺的章节。 当时的溪水沉淀着马郦铜矿泛绿的尾矿,溪中常年飘着一股异味。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