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除了能发掘历史、研究文化，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什么价值？ 中国的“断代工程”可信吗？

考古学作为一个研究古代历史的一门学科，其在研究历史、研究古代文化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古代人类遗留下的物质资料为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相较与历史学最大的不同。随着考古学的逐渐发展，随着公众媒体的大量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考古学有了很深的了解，特别是最近《国家宝藏》的播出，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考古学、博物馆等为中华文明探源、延续与发展所做的工作和贡献。

那么除了考古学科本身对研究历史、文化所做的贡献之外，考古学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有什么价值呢？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深化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对普通人来说有什么价值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冠冕堂皇的说，考古学对还原中华文明史，探索人类发展历程，提高国家软实力，提升民族自信心有着重要的作用。说实话这些话对普通人来说真的是不痛不痒，没什么感觉，但是，从几个例子来说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没有考古学，我们不会发现秦始皇陵以及秦始皇兵马俑这一世界第八大奇迹。东亚某国总是说的秦始皇是他们国家的，在现在我们看来是无稽笑谈，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考古发现，就仅从文献上的记载去和他们争论，但现在我们就笑一笑就可以了。

2、我们长久以来的小学、中学的历史教育，建立起我们中华5000年文明史观，是我们知道作为中国人的文明传承。我们知道那些文明传承中断的民族最终落得什么样的下场。而这些年代，这些古代文明的发现，这些历史课本上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知识，其实都是经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仔细审定、斟酌后才最终写在了历史课本中的。

3、西安人会为他们的13朝古都自豪，山东人会为他们的孔孟故里自豪，宁夏人会为他们的西夏皇陵自豪，况且不仅仅是自豪，伴随这些文化遗产开发的旅游项目、文化产业也为当地经济带来了不小的收益。更不用说各地博物馆在培养中小学生文化素养，提升综合素质方面的重要性了，相信在游戏厅和博物馆中，几乎没有家长会让孩子选择前者。民族软实力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实力的体现，而考古学所建立的文化框架与文化体系，对整个国家民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每个城市每个家庭每个个体。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更好的了解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感受古代中国人的智慧。

对待普通人来说，肯定能够学到更多关于历史的知识。开拓眼界

当然是使更多的人学习到考古学文化，开拓眼界，为我们的中华文明传承做贡献。

这个肯定是让大家更加具有眼界了。

普通人有哪些机会可以参与考古挖掘~

考古发掘只是全部考古工作的一种或一个环节，发掘、调查、实验、室内整理和分析测试等手段都是根据需要整合在一起的。
普通人可以参与的考古工作有这几种：
1.考古调查。相对发掘来说对文物破坏程度小，技术门槛低，甚至只需眼观即可，不用任何设备。但须有相应的知识储备，能辨识遗存和准确记录遗存的位置，最常见的就是散布在地表的陶片。实际工作中不少发现都是根据当地群众提供了某些认识古代遗存的线索，为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做了必要准备。当调查对象比较偏僻、与现代都市社会有较大的文化和自然差异的时候，考古调查就产生一些趣味性，适合非考古界人士参加并向社会推广。典型实践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部考古探险中心组织的考古探险活动。
调查对象也不一定非得是古代遗存，凡是“文化遗产”，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人文环境、民俗都可列入调查范围，成为认识古代社会的民族考古学材料。遗址的自然环境和景观也非常重要，比如景观考古强调实地的考察与体验，而且这种参与式的体验颇能弥补“科学的”环境考古之不足。
2.考古发掘。发掘较调查有相对固定的地点和较长的周期，工作量也极大，考古人除了自己组队，一般还要就近雇请一些民工承担挖土、出土等力气活，乃至挑选心细能干的村民辅助考古人一起清理遗迹和遗物，以及为确保文物安全的必要的看护和守卫工作。
在当前国情下，公众真正像技术人员一样参与田野挖掘和整理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由于考古工作对象属于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考古工作本身所具有的不可逆性，即使是专业人员在工作中也可能会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或遗憾，更遑论非专业的、未经必要训练的普通人；如果不是在本地的发掘，绝大多数对考古有兴趣的公众也并无在考古工地长时间从事挖掘和整理工作的时间与精力。实地参观考古工地，尽管这些年有了一定的尝试，见诸报道的如《走近考古步入宋金——一次大型公益考古活动的探索和实践》，在我国也远远未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实地参观考古活动与通过媒体、通过博物馆了解考古和历史知识所获得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考古现场多半时间的工作都是挥锨上土，出土文物也往往是尚未进行修复的残品，但是这套工作过程和处理遗物的方式却与多数人所理解的挖宝和鉴定截然不同，更贴近于真实本身，也是经过各类媒介淘选之后的信息载体所不能比的，因此应是未来公众考古发展的重点。
还有一类是模拟发掘。即在已完成科学发掘的遗址上，将文物复仿制品事先埋藏在地下，通过模拟形式，为热衷访古寻幽和考古实践者提供的一种亲自动手参与文物遗迹考古发掘的实习项目。通过专家对考古发掘过程的现场讲解演示，传授考古发掘的基本知识技能，参与者现场进行模拟考古发掘实践，从而体验考古发掘的科学性、神秘感和成就感。开展这类活动的遗址博物馆有汉阳陵博物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等。将来还会有“考古博物馆”这种全面展示考古工作内容及其流程的专题博物馆，参与互动的形式也会更加丰富。
如果只是想看发掘现场而没有亲身参与的意愿，这样的机会已经非常普遍了。最基本的是参观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他们一般都保存展示了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个断面。
3.实验考古。实验考古学是用实验的方法获得与考古遗存的类比资料，通过“假设——设计实验——开展实验——验证假设——得出结论”这一过程，获得有关古代人类行为的信息，让考古学家更好地理解考古遗存。相比枯燥晦涩的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实验考古更容易让非专业的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也具备向公众大规模开放的条件。典型实例是英国Buster古代农场。
4.其他形式：
其他可由公众参与的考古活动还有很多，如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
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考古夏令营活动
北京大学“鸣鹤雅集”会员俱乐部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后，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考古除了能发掘历史、研究文化,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什么价值?
答：民族软实力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实力的体现，而考古学所建立的文化框架与文化体系，对整个国家民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每个城市每个家庭每个个体。

文物除了可以用来考古还有哪些价值?
答：从这一点出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都具有历史价值，这是文物的首要价值。任何历史遗迹、遗物，都是由产生它的年代所具有的科学水平创制出来的，本身包含了或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所以，从整体来看，文物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历...

四川师范大学发现宋代古墓,你觉得考古学的作用是什么?
答：我认为首先就是能够查清我们的历史，俗话说以史为鉴，所以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其次还能够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除此之外，考古还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文物，接下来跟大家具体说明。1.考古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文物。在我们那么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很多文明，也产生了很多文物，就像一些瓷器，它们是非常...

什么是考古学?
答：研究历史和文化：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能够为研究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提供来自实证的证据，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推动学科交叉和多学科融合：考古工作本身就涵盖了历史、地理、人类学、社会学、文物保护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又与其它科技领域（如无损检测技术、二维码标签等）相结合，...

考古对认识古代文化与文学的作用
答：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考古学家与只研究历史记载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通过研究远古人类的遗留物，对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化也进行研究。考古学家致力于...

说一说考古发掘对了解人类历史有何意义?
答：考古发掘对了解人类历史的意义：1，与历史文献中的夏文化的记载相互印证。2，发现的大量文化遗迹和遗物，为历史探究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资料。考古发掘是指为了科学研究，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根据发掘计划，对埋藏文物的地方、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进行调查、勘探和发现、挖掘文物的活动或工作。

考古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挖掘发现古文物并进行保护。考古工作通过对古代文明遗迹和古代人类活动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人类历史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考古工作还有其他目的，如：提供历史资料：考古工作可以提供有关古代文明和历史的详细资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保护文化遗产：考古工作可以帮助...

考古发掘和古代传说对我们了解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什么意义
答：考古发掘，很大程度上是对古墓遗址的挖掘，通过研究出土的随葬品和墓室结构，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艺术文化和风格，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程度和丧葬风俗。很多的人死因在史书讳而不言，文字上的记载没有明确资料，通过墓碑上的墓志铭和尸体解剖，可以得到更充分准确的资料。中国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始源于商代，在对...

山东发现156座汉墓,会对考古界造成哪些影响?
答：⑦对一个地区朝代的风俗习惯进行解释，可以解释很多历史不解之谜语；二、考古发掘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历史学有着重要影响。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等，有着补史和证史的作用。历史的行进中，商代以前没有可考的文字，因此我们的研究资料只能来自于考古发掘。因此，考古发掘对史前时代的研究更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