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功与过? 2、在近代历史上,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其对于中国的意义...
童 轩
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从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万九千箱，总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沙俄、美国商人也从中亚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 “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的，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传教士们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锵四个字作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恼火。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毛主席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和帮凶。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传教士郭实腊从1831年到1838年间，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1842年6月当英军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圆明园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宫，综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当时已经营了一百多年。宫内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罕见的典籍，著名的历史文物。侵略者供认，它是“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他们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行宫内抢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简直作到极点，令人惊骇了。”为了消灭其掠夺罪证，这些强盗们又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壮丽的宫苑变成一片焦土。他们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景说，“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这座壮丽的宫殿和园林，就是这样在英法联军的暴行下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
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 都是传教士。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伯驾于1855年被认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卫三畏使用威吓手段，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赋与外国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以特权，享受“治外法权” ，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宽容条款”使中国的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泰勒·丹涅说，“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国传教士参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翻译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条约》的起草过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诚如后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写给英国差会的信中说的那样：“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传教更加肆无忌惮。
参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欣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四十三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伏首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终于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辄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传教士及在其庇护下的追随者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教案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
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外国传教士们纷纷向各国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2月17日在《字林西报》发表长篇介绍义和团的文章，结论是：“应该坦白地告诉北京政府，单单讲好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整个中国，南起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难预测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都驱逐出境。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像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为美国出兵到处游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在华外国传教士为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摇旗呐喊。
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据点和堡垒。
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写有“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的字样。他引导联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传教士们还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我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但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乱笔记》中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他论到传教士时说，“关于英美传教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传教士之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基督教会对中国教育模式过渡到现代模式（包括从大学建设到民间扫盲），对中国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公共卫生制度建立、战地救援都立下了开创性功绩，原因是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和外国信徒，很多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同时，基督教会，不论是华人掌控的还是英美等外国教会派出的，在抗战期间都为支持中国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冒着生命危险做的，并且有相当一批信徒为之牺牲了生命。包括了，举世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其真相及相当一批原始记录资料能够发表与保留，都是当年在上海到江浙一带的基督教会外国传教士做的，他们的义举使美英普遍相信，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
同时，中国的基督教史也是一部血腥史，基督教在历史上的行为充满了罪人所有的一切，罪恶在他这里一份也没有减。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9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一些传教士还竭力主张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声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并直接参与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
——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批传教士充当了联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参与屠杀平民，掠夺钱财。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传教士“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13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
——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美和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等，西方国家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策划、起草。这些不平等条约先后规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建造礼拜堂，受地方官保护，“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自便”，中国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入内地传教之人”，中国官员不得查禁中国信教之人等。
——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依照领事裁判权对本国在华传教士给予保护。在“治外法权”下，西方一些传教士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后盾，深入中国内地建教堂，设教区，霸占田产，欺压官民。这些传教士还肆意将“治外法权”延伸至中国信徒，干涉司法。
——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西方国家借口“教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强迫赔款，捕杀无辜，甚至以此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仅1870年“天津教案”，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朝官府处死中国民众20人，流放25人。
——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革命。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罗马教廷率先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派驻“宗座代表”，采取实际上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抗战胜利后，一些西方传教士煽动宗教徒仇视人民革命，甚至组织武装帮助国民党打内战。
——敌视新中国，策划破坏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数次发出“通谕”，煽动教徒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
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利用来充当这些不光彩角色的同时，还操纵、控制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变成西方修会、差会的附庸。
教会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有一些功绩，包括：1. 传播西方科技文化与价值观：传教士和教会学校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2. 培育人才：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华人学者、教育家、医生等人才，对中国近现代的自强运动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3. 救济贫民：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教会开设的救济所和慈善机构为贫困人民提供了帮助和支持。但是，教会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也有一些过失，包括：1. 捣毁中国传统文化：一些基督教传教士试图通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来传播基督教，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混乱。2. 参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一些教会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与西方列强勾结，参与了对中国领土和资源的侵略和掠夺，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危害。3. 触犯中国民族情感：其中一些教会曾在中国独立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中表现得不够友好，触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和尊严。
教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它既有功劳也有过失。功劳：1. 神职人员和传教士通过传播欧洲艺术、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对中国近代文化进步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2. 一些外国传教士积极反对鸦片贸易、支持中国人的反侵略运动，保护中国的主权和尊严。3. 有一些传教士非常关心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对中华民族尤其有益。4. 传教士的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带来了很多好处，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传教士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帮助了很多人。过失：1. 一些传教士的强行传教、破坏中国文化工作让很多中国人反感。2. 一些传教士与西方殖民势力勾结，在中国的纷争和动荡中发挥了负面作用。3. 一些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及其价值观了解不够，容易发生文化冲突。4. 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做很多公益工作，但是他们的援助与帮助更多地是为了宣传基督教，是有目的性的。总体来说，教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既有功劳也有过失，它无疑成为了中国文化进步和整个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历史。
教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既有功，也有过。功：1. 教育事业贡献巨大。教会建立了许多学校，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 医疗救助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教会在中国设立了众多医院和诊所，为当地人民提供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帮助大量患者获得救治。3. 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传教士们向中国介绍了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在运动中，一些传教士还积极参与爱国运动和帮助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过：1. 文化输出的不当。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输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自己的种族优越思想和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2. 参与抗日战争不力。在抗日战争期间，部分教会并未积极参与，甚至将自己与中国人民划清界限，对实施民族抗争产生了负面影响。3. 资本主义道德标准的强加。传教士们所传递的道德标准往往是基于资本主义模式下的，这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加剧了社会矛盾。
我想知道宗教在历史长河中对社会进步起到过怎样的进步意义？~
42 ． 问 ： 为 什 么 说 宗 教 有 社 会 功 能 ？
答 ： 社 会 的 存 在 和 发 展 产 生 了 宗 教 ， 宗 教 形 成 后 又 反 作 用 于 社 会 ， 成 为 社 会 诸 多 控 制 系 统 中 的 一 种 。 几 千 年 来 的 历 史 证 明 ， 宗 教 不 以 任 何 人 的 意 志 为 转 移 ， 在 一 切 社 会 形 态 ， 一 切 国 家 和 民 族 中 得 以 长 期 存 在 和 发 展 ， 决 不 是 偶 然 的 ， 而 是 有 其 合 理 的 、 必 然 的 因 素 。 因 素 之 一 ， 就 是 宗 教 对 于 社 会 有 它 的 功 能 和 作 用 。 关 于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与 作 用 ， 历 来 纷 争 不 已 。 近 几 年 来 ， 随 着 宗 教 社 会 学 研 究 的 兴 起 ， 把 宗 教 放 在 社 会 大 系 统 中 去 考 察 ， 人 们 发 现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与 社 会 作 用 是 不 可 忽 视 的 ， 甚 至 认 为 宗 教 的 有 些 功 能 是 其 他 社 会 组 织 和 团 体 不 可 代 替 的 。
43 ． 问 ： 如 何 认 识 当 代 我 国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
答 ： 我 国 存 在 着 多 种 宗 教 ， 各 种 宗 教 又 有 悠 久 的 历 史 ， 在 其 漫 长 的 流 传 和 发 展 的 岁 月 中 ， 宗 教 同 各 民 族 的 经 济 、 政 治 、 科 学 、 教 育 、 文 化 、 艺 术 、 伦 理 、 心 理 以 至 风 尚 习 俗 交 织 在 一 起 ， 贯 穿 于 我 国 人 民 认 识 世 界 和 改 造 世 界 的 全 过 程 ， 对 我 国 社 会 历 史 文 化 的 发 展 发 生 过 ， 而 且 还 将 继 续 发 生 着 重 要 作 用 和 影 响 。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 宗 教 还 将 长 期 存 在 ， 因 而 宗 教 无 疑 对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也 将 发 生 重 要 的 作 用 和 影 响 。 中 共 中 央 《 关 于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时 期 宗 教 问 题 的 基 本 观 点 和 基 本 政 策 》 ( 即 中 发 〔 1982 〕 19 号 文 件 ) 中 指 出 ： “ 我 们 在 宗 教 问 题 上 能 否 处 理 得 当 ， 对 于 国 家 安 定 和 民 族 团 结 ， 对 于 发 展 国 际 交 往 和 抵 制 国 外 敌 对 势 力 的 渗 透 ， 对 于 社 会 主 义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的 建 设 ， 仍 然 具 有 不 可 忽 视 的 重 要 意 义 。 ” ( 《 新 时 期 宗 教 工 作 文 献 选 编 》 第 56 — 57 页 ) 李 鹏 总 理 在 全 国 宗 教 会 议 上 指 出 ： “ 在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历 史 条 件 下 ， 宗 教 在 一 部 分 人 中 的 影 响 还 将 长 期 存 在 ” ， “ 因 此 ， 正 确 对 待 和 处 理 宗 教 问 题 ， 是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事 业 中 一 个 重 要 的 课 题 ， 也 是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的 一 个 重 要 内 容 ” ， “ 宗 教 在 我 国 仍 有 比 较 广 泛 的 群 众 基 础 。 因 此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讲 ， 正 确 对 待 宗 教 问 题 就 是 正 确 对 待 群 众 的 问 题 。 ” ( 《 新 时 期 宗 教 工 作 文 献 选 编 》 第 190 — 191 页 )
上 述 论 断 充 分 证 明 ， 当 代 我 国 的 宗 教 仍 有 其 不 可 忽 视 的 社 会 功 能 。
44 ． 问 ： 如 何 认 识 宗 教 的 积 极 功 能 和 消 极 功 能 ?
答 ： 宗 教 作 为 一 种 意 识 形 态 ， 有 意 识 形 态 方 面 的 社 会 功 能 ， 它 为 社 会 提 供 一 种 认 识 世 界 的 方 式 ， 一 套 评 判 社 会 行 为 的 价 值 观 念 和 道 德 体 系 。 作 为 一 种 社 会 实 体 ， 宗 教 又 有 它 实 体 方 面 的 社 会 功 能 ， 它 为 社 会 提 供 一 种 组 织 社 会 的 形 式 ， 一 套 调 适 和 整 合 、 凝 聚 社 会 的 机 制 和 体 系 。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是 上 述 两 种 功 能 的 综 合 ， 成 为 社 会 的 一 种 控 制 系 统 。
对 宗 教 社 会 功 能 的 认 识 ， 应 同 认 识 社 会 一 切 文 化 功 能 一 样 ， 放 在 同 一 个 标 准 线 上 用 同 一 个 标 准 来 评 价 ， 而 不 能 把 宗 教 打 入 另 册 甚 至 又 另 册 来 评 价 。 因 此 ， 对 宗 教 的 认 识 ， 片 面 强 调 意 识 形 态 方 面 的 功 能 而 贬 低 社 会 实 体 方 面 的 功 能 ， 或 者 片 面 强 调 社 会 实 体 方 面 的 功 能 而 贬 低 其 意 识 形 态 方 面 的 功 能 ， 都 不 符 合 历 史 和 当 代 中 国 宗 教 的 实 际 ， 因 而 不 是 实 事 求 是 的 。 从 历 史 和 当 代 宗 教 的 事 实 来 看 ， 在 不 同 的 历 史 时 期 ，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各 有 侧 重 。 有 的 时 期 ， 宗 教 的 社 会 控 制 功 能 发 挥 得 淋 漓 尽 致 ， 如 欧 洲 中 世 纪 ； 有 的 时 期 ， 宗 教 的 凝 聚 功 能 又 十 分 突 出 ， 如 当 今 的 某 些 穆 斯 林 国 家 ； 有 时 ， 宗 教 的 调 适 功 能 又 很 显 著 。 某 些 历 史 时 期 宗 教 发 挥 的 功 能 如 果 是 顺 应 历 史 发 展 潮 流 的 ， 可 以 称 为 正 功 能 或 者 积 极 功 能 ； 有 时 ， 如 果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发 挥 得 越 彻 底 越 完 善 ， 对 于 社 会 发 展 的 阻 碍 就 越 大 ， 可 以 称 为 负 功 能 或 者 消 极 功 能 。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积 极 或 消 极 ， 其 评 判 的 标 准 不 在 宗 教 本 身 ， 而 在 于 宗 教 赖 以 存 在 的 根 源 — — 社 会 。 由 于 在 阶 级 社 会 中 ， 不 同 的 阶 级 有 不 同 的 阶 级 利 益 ， 所 以 ， 对 于 什 么 是 宗 教 功 能 的 正 和 负 ， 什 么 是 积 极 和 消 极 ， 有 不 同 甚 至 截 然 相 反 的 看 法 。 请 看 以 下 事 实 ：
1. 东 汉 的 太 平 道 是 道 教 的 一 个 重 要 派 别 ， 太 平 道 以 道 教 化 天 下 ， 进 行 秘 密 联 络 ， 掀 起 了 推 翻 东 汉 皇 朝 的 黄 巾 起 义 。 从 社 会 发 展 的 角 度 和 标 准 来 看 ， 太 平 道 的 社 会 功 能 是 积 极 的 ， 是 推 动 历 史 前 进 的 ； 但 是 ， 在 东 汉 和 三 国 时 期 的 统 治 者 眼 里 ， 却 是 “ 招 集 奸 党 ， 称 合 逆 乱 ” 。
2. 宋 孝 宗 曾 说 ： “ 三 教 之 兴 ， 其 来 尚 矣 ， 并 行 于 世 ， 化 成 天 下 。 ” “ 三 教 岂 容 有 一 之 不 行 焉 ? ” 并 倡 “ 以 佛 治 心 ， 以 道 治 身 ， 以 儒 治 世 ” 。 这 种 “ 化 成 天 下 ” 的 功 能 可 以 归 为 宗 教 的 控 制 和 整 合 功 能 ， 得 到 宋 朝 统 治 阶 级 的 肯 定 。 然 而 从 社 会 发 展 的 角 度 和 标 准 来 看 ， 这 个 功 能 维 护 了 统 治 者 的 利 益 ， 应 该 是 被 否 定 的 。
由 此 可 见 ， 对 于 宗 教 社 会 功 能 积 极 或 者 消 极 的 评 判 ， 是 极 其 复 杂 的 ， 难 以 用 某 一 个 既 定 公 式 ， 用 某 一 经 典 著 作 的 个 别 结 论 轻 易 作 判 断 。 必 须 在 坚 持 正 确 立 场 、 正 确 观 念 的 同 时 ， 采 取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 具 体 的 、 细 致 的 方 法 ， 做 出 实 事 求 是 的 分 析 。 因 为 ， 不 仅 宗 教 现 象 及 其 功 能 极 为 复 杂 ， 而 且 参 与 宗 教 活 动 的 亿 万 宗 教 徒 是 人 民 群 众 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是 创 造 世 界 历 史 的 主 体 。 ( 参 见 罗 竹 风 主 编 的 《 人 · 社 会 · 宗 教 》 231 — 233 页 )
45 ． 问 ： 西 方 宗 教 社 会 学 是 如 何 评 价 宗 教 社 会 功 能 的 ？
答 ： 西 方 宗 教 社 会 学 研 究 基 于 三 个 出 发 点 来 评 价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 即 “ 补 偿 论 ” 、 “ 结 合 论 ” 和 “ 世 俗 论 ” ， 从 而 肯 定 了 宗 教 也 存 在 其 正 面 的 社 会 功 能 与 作 用 。
一 、 “ 补 偿 论 ” 的 观 点 认 为 ： 宗 教 是 人 类 行 为 的 动 力 和 连 接 人 类 社 会 的 重 要 纽 带 ， 起 着 不 可 取 代 的 社 会 补 偿 作 用 。 他 们 认 为 ， 马 克 思 关 于 宗 教 是 被 压 迫 生 灵 对 现 实 苦 难 的 “ 叹 息 ” 和 “ 抗 议 ” ， 以 及 是 “ 人 民 的 鸦 片 ” 等 社 会 分 析 ， 也 可 归 于 “ 补 偿 论 ” 的 宗 教 社 会 学 探 究 范 围 。
二 、 “ 结 合 论 ” 的 观 点 认 为 ： 宗 教 乃 是 人 类 社 会 生 活 之 结 合 的 标 志 和 象 征 ， 起 着 团 结 整 个 社 会 的 作 用 ， 从 而 把 宗 教 视 为 社 会 存 在 的 根 本 结 合 因 素 ， 具 有 构 成 社 会 标 准 价 值 体 系 的 功 能 。
三 、 “ 世 俗 论 ” 的 观 点 认 为 ， 通 过 对 宗 教 与 现 代 社 会 关 系 的 研 究 ， 展 示 了 宗 教 影 响 人 们 的 社 会 行 为 、 生 活 态 度 和 生 产 方 式 等 ， 从 而 提 出 了 因 宗 教 价 值 观 念 及 伦 理 观 念 的 不 同 而 导 致 社 会 结 构 及 经 济 行 为 之 不 同 的 思 想 观 点 。
这 些 宗 教 社 会 学 的 观 点 ， 客 观 评 价 了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和 社 会 作 用 ， 对 于 我 们 认 识 和 评 价 我 国 当 代 宗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有 重 要 的 借 鉴 作 用 和 参 考 价 值 。 ( 参 见 卓 新 平 《 西 方 宗 教 社 会 学 研 究 概 况 》 )
1．对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教会学校在传播西学方面的作用不仅限于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也包括引进、示范西学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不多，但论及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却不容忽视和低估。它对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毋庸讳言，教会学校培养了许多崇洋媚外、甘心为殖民主义者效劳的洋奴；但同时也培养过许许多多近代中国第一代懂得西方科技，知名或不知名的科学家、译员-、教师、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晚清中国，报刊和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种西学传播，其报道的内容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作用，并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问题进行思考。王立新认为，近代英美传教士为了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不仅热衷于传播西学，而且还从事了广义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工作，即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并在比较和批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与嫁接。为此他们还提出了种种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模式，如“救世教成全儒教说”、“中西并重说”、“综合融会说”和“鉴别吸收说”。尽管传教士的活动挟带着宗教的和种族的偏见，其设计的各种方案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正确模式，但他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提出的一些思想为中国思想界所继承，为后人全面、正确地认识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对传教士从事的慈善事业
正如教会中人所言：医院“为慈善动机之最明显的表示”。事实上，教会医院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医疗、社会救济和红十字救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任云兰认为，西方传教士在近代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⑤周秋光、曾桂林认为，作为传播上帝福音最有效的手段，教会医疗、育婴、赈济等各项教会慈善事业最初虽为传教而设，然而民国以后，基督教在华传播已无障碍，不再成为问题，教会慈善事业的宗教色彩遂日渐淡化而趋于世俗化，在客观上也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在评判教会慈善事业的功用时，我们不应再简单、划一地批判或指责其充当“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而要实事求是，从具体分析人手，进而整体把握，以免因噎废食。
3．传教士在华妇女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
西方传教士开展的有关妇女的社会改良活动，主要是为了他们传教开辟道路，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开展与人们妇女观的改变。南治国在分析教会女学影响时认为，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教士都把教育视为传教活动的从属品，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教会女学产生的影响，开始改变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并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教会女学对清末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王海鹏在分析传教士介绍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作用时认为，在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最早输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基督教会和传教士进行的。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介绍与传播，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做了不少开通风气的工作，影响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妇女风俗的改良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部分入教妇女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从整个社会的情况来看，中国妇女的变化并不大，传教士、基督教不能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妇女的处境。
4．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传教士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宣传变法思想，与维新派交往，参与维新运动，其目的与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宣传和领导的维新变法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提出改造中国社会，实际上是要使中国最终皈依基督教，实现以“十字架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看，传教士的活动却也从另一个方面竖起了一面“变革”的旗帜，为中国维新派从事改革注入了一些催化剂，从而推进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龚淑林探讨了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作用，认为传教士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开创了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和协助中国创建新学，并且直接参与改革新学教育。王立新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就其在华活动的积极意义而言，传教士把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风俗规范传入中国，参与了中国的各项改革运动，从而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挑战，诱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刺激了改革派倡导者和现代化知识阶层的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参照模式，因而对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而就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负面影响而言，则表现在：传教士是按照教会和西方的意志来规范、干预和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企图让传教士担任中国改革运动的主角；他们传入的是在宗教世界观指导下被笼罩一层‘圣光’的劣质西学，传教士的知识水平、宗教和种族偏见以及功利目标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降低了其活动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传教士鼓吹唯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他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模式“造成对中国现代化的误导”。
中国近代为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有哪些?
答：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
列举中国近代史上30历史人物主要事迹,影响或贡献
答：史学家认为，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成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2、李鸿章等人兴洋务运动，开中国近代化先河。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哪些人为祖国做了贡献
答：1、钱学森 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他最耀眼的成就是“两弹一星”，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两弹一星” 最高功勋荣誉奖章。“两弹”是原子弹和氢弹，“一星”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钱学森带领中国人研制出来“两弹一星”，使中国人民从此再也不怕国外敌对势力的战争威...
教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功与过?
答：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
近代中国在各方面有什么成就
答：1、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58年，中央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出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度过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之后，中国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突破和进展。1965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
近代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答：近代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如下：1、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2、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3、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4、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5、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射落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6、1997年7月1...
中国近代史中有功有过的人物
答：功：比如洋务运动 他是主要领导者之一 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 还有他组建北洋水师 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过： 在甲午战争中 在平壤战役中 提出“先定守局 再图进取” 贻误战绩 使清军失利 同样是甲午战争后期 当日军进犯旅顺 威海时 为保存自己的实力 不准北洋水师出海迎敌 警告...
李鸿章和蔡元培对中国近代化作出的贡献是什么?
答：晚清之际，中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当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要数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海军。这支海军实力在当时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七位，北洋海军还曾威慑过日本，展示了中国国防的威力，虽然后来在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但北洋舰队对中国近代国防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与成就
答：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方面，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革取得重大发展，建成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这批项目的代表有：宝山钢铁公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和京九铁路等。中国近代工业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
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答：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据2018年12月北大官网信息显示，2013年，北大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5项，其中自然科学奖4项，技术发明奖1项。此外北京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13项（一等奖7项，二等奖6项），获得一等奖数量为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