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如何体现清谈的? 清谈的含义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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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的清谈

(转自国学论坛,原作者:静玄子)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名士文人的言行风貌,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其中关于清谈的记载很多,可以说清谈正是名士风度的标志之一。本文拟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清谈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展现所谓的魏晋风度。
1,清谈之含义
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什幺是清谈。清谈,在《世说新语》中称为清言、谈玄、共论、共谈、讲论等,内容主要是玄学,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研讨辩论的风气。
清谈起源于东汉的太学清议。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可见当时清议是以品评人物,议论时局为主。但到了晋以后,情况却不同了。像鲁迅先生指出的: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名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志怪与志人》)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可见清谈既可以全身避祸,又是名士风度的象征,可以借此提高身价。而《世说新语》就是这样一部“清谈士全集”(陈寅恪语)。
2,清谈之内容
清谈的内容和范围颇广,共同特点是远于人事,作抽象的思辩,这和儒家的务实精神大异其趣。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⑴有关三玄
所谓三玄,指〈易〉、〈老〉、〈庄〉。颜之推〈颜氏家训 勉学〉:“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提到〈周易〉的地方有: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文学29)
桓温讲周易,每天说一卦。简文帝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卦有难易之分,不应该作机械的规定。从这一则记述,可见当时讲论〈周易〉风气之盛。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文学56)
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郑玄〈易赞〉)。孙盛在这里即持“变易”之理,却不是著名辩论家刘真长的对手。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文学61)
这里以阴阳感应来解释所谓易体,带有玄学色彩。远公的“笑而不答”甚至有些像后世禅宗的风度。
关于老庄的讨论则更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清谈正是以老庄为本,儒学、佛学在当时都打下了老庄思想的烙印。从文学创作上也可见其影响,所以有如下的批评: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诗品 总论)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宋书 卷67〉)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物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 明诗)
〈世说新语〉里很有一些为老庄作注的记述: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文学7)
何宴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文学10)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文学17)
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流传至今,其它淹没无闻的注本当复不少。
也有关于当时人读老庄的记载: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文学63)
诸葛宏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宏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文学13)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文学15)
第一则说明道德经是殷仲堪的日常读物,第二则讲诸葛宏读老庄以后谈锋大进,可见老庄是当时人清谈之本;第三则讲庾子嵩不读庄子,正反衬出读庄子的人之多,因为他的异类行为,被记述下来。
不读老庄的也因为言似老庄获得赏誉: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赏誉21)
如果是能言老庄的,就会因此得到极高评价: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 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赏誉26)
对于〈老子〉的讨论,集中在“有无之辩”:
汤用彤先生说:玄学者,辨有无之学也。(〈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可见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有无之辨涉及到宇宙本原问题,是玄学之本。关心宇宙本原是哲学思考深入的表现。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
所不足。」(文学8)
从这一则可看出当时一般人信奉老子以无为本的宇宙观,所谓“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40章〉)。这里何晏未必真的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可能只是在言辞上标新立异。
也有标举“有”的,如裴頠: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文学12)
裴頠之后,又有郭象的“无无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庄子》是当时最热门的读物,《世说》涉及《庄》理最多:
《庄子 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文学32)
支道林作为和尚,能另立新解,可见其对《庄子》造诣颇深。这里能看到佛道的融合,可以说,在当时即使是佛教徒,如果不懂老庄,也难在上层社会立足。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
王逸少本来是反对清谈的,也不禁被支道林的才藻吸引。而支讲论的正是〈庄子〉。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鱼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55)
名士雅集而讲论庄子,也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文学62)
这则是讨论〈齐物论〉。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文学16)
这则是论〈庄子 天下〉篇“旨不至论”。
老庄在当时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佛学、儒学受到其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时候名士们喜欢的一个论题就是“老庄与圣教异同”: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遂相与为友。(文学18)
阮宣子居然凭借三个字得到了官位,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掾”。他认为儒道是相通的,正符合当时的思潮,难怪因此有官做。阮宣子也算是高明的投机者了。
〈世说〉所载的喜言佛理的玄学家有谢安、殷浩、孙绰、孙盛等;所记僧人,据汪藻〈世说叙录〉卷目所列,有支道林、竺法深、僧意、佛图澄、尸黎密(高坐道人)、康法畅、康僧渊、提婆、道安、慧远等十九人,佛理涉及到“三乘”、〈小品〉、〈维摩诘〉、〈阿毗昙〉等。可见兼通佛道的名士不少。
⑵,有关三理及才性四本
所谓三理,是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文学21)
稽康〈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和“哀乐”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名实有别,“声音”为客观事物,“哀乐”为主观情感,“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发,则无关于声音”
〈养生论〉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观点。还说:“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必有矣。似特受异气,秉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认为神仙实有,但一般人达不到。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提出养生的重要。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提出“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无二,言无不尽矣” ,发展了《周易》的“言不尽意”论。
关于才性四本,据《魏志》记载: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世说 文学》刘注引《魏志》)
可惜各派具体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种会综论了这四种理论,撰成《四本论》。《世说》也有记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5)
专精才性四本的《世说》中提到殷浩: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文学34)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辄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文学51)
殷仲堪则以不解四本为憾: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文学60)
3,清谈之评价
清谈在当时自然是评价颇高,看看《世说》政事门的简略和言语、文学、赏誉门对清谈记述之翔实,就可以知道。魏晋时崇尚老庄思想,讲究无为而治,不以能吏为尚。王导的话就很有代表性: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政事15)
王夷甫更是以清谈为天下所宗。手挥麈尾,侃侃而谈,丰姿秀美,论辩精彩,这是当时大多数人向往的境界。
不过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政事门中也记述了不喜清谈的实干家,如何充。王羲之对清谈也有所批评: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70)
后世则一般持批评态度,说“清谈误国”,这就有些矫枉过正了。平心而论,清谈虽然导致浮文妨要,不理实务,但不能把晋亡的责任全推在清谈上。
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清谈受到更激烈的攻击。如宋南渡之后,诗人陆游、词人辛弃疾都写下了指责清谈的作品:
夷甫诸人骨作尘,至今黄屋尚东巡。度兵大岘非无策,收泣新亭要有人。薄酿不浇胸垒块,壮图空负胆轮囷。危楼插斗山衔月,徙倚长歌一怆神!(陆游《夜登千峰榭》)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沈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辛弃疾 《水龙吟》)
但这里更多的是借古讽今,隐晦地表示对当权派和时局的不满。
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眼里,清谈也是被抨击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日知录》卷13“世风 正始”)
余嘉锡先生赞同顾炎武的观点,他作《世说新语笺疏》正是处于抗战时期,当时更需要激扬民族大义的议论。
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因为清谈的害处将其一笔抹杀。清谈之风的盛行在当时有利于政治稳定,调和矛盾。东晋在北方征战杀伐不断的时候保持了相对的安定,清谈应该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清谈本身也有其审美的价值。魏晋人轻裘缓带、挥麈闲谈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千载以下,仍让人想望不已。
清谈对我们最大的贡献乃是在哲学史上,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
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玄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清谈正是推动玄学发展的手段。

如何理解《世说新语》所表达的文化价值~

骆玉明:《世说新语》何以被称为经典?

《世说新语》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一部著作能够被称为经典,必须是在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容载了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信息,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编理而成的书,内容又只是分门罗列篇幅短小的人物故事乃至名流的片言只语,它何以可置于经典之列呢?



简单地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在这一时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士族阶层则是魏晋社会的中坚,而《世说新语》一书正是通过汇辑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并加以修饰整理,集中呈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魏晋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



虽然它的内容分别而言大概全部都是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但是,不仅原来收录那些资料的书籍大多散佚,而且,如果不是经过编撰者有选择地博采群书重加整理,上述效果也并不能如此显明地体现出来。正是作为魏晋思想文化的集中载体、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世说新语》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条件。另外需要补充一句:当我们谈论《世说新语》的价值时,是把刘孝标注包含在内的;因为刘注在征引各种资料对原书加以补证时,客观上也起到了与原书相同的作用。



士族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无法加以详细的描述。大概地说,士族是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一般认为,曹丕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权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皇权虽然在理论上仍被视为最高的权力、国家的象征,但事实上,它并不能取消和超越士族的权力;在有的年代里,皇权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对国家重大事务完全失去了控制。原因很简单:在其他情况下,官僚权力是由皇权派生的,士族权力则完全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当我们说“魏晋士人”这个概念时,并非专指士族阶层中人;它的意思要模糊一些,范围也大很多。譬如“单门寒士”也是“士人”的一部分,他们在许多情形下和士族——又常常被称为“世家大族”——正好是对立的。但魏晋时代士族作为社会的中坚,他们的思想和趣味,必然会影响和支配整个“士人”群体。



鲁迅认为从《语林》、《郭子》到《世说新语》,这类“志人小说”的流行,与普通士人需要模仿高级士族的谈吐举止有很大关系,这是可信的。在汉王朝趋向崩溃、士族势力不断成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儒学也逐渐衰微。当然,儒学并没有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儒学的某些内容(如关于“礼”的探究)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前代。但它的独尊性的权威地位已不复存在,它的蒙蔽与愚化功能对士人思想的作用也消失殆尽。自东汉后期以来,在对儒家经典加以新的阐释的同时,老庄学说不断兴盛,佛教思想流布日广。所以魏晋成为自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异说并存的时代,因而也是思想史上创获尤其丰富的时代。《世说新语》虽然并不收录长篇大论,但它所记人物言行,却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代上述重要特色。



《世说新语》常常被称为一部记录魏晋玄学清谈的书,这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揭示了这部书的基本特点。所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题——如“名教与自然”——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它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而《世说新语》不仅保存了许多魏晋玄学清谈的名目和若干重要内容,描述了清谈展开的具体场景和氛围,而且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记录了魏晋士人经清谈风气熏陶而呈现的各种机智有趣的言论。研究者普遍重视魏晋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认为这一现象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强调社会伦理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抑制,历来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但人尽管必须结为群体谋求共同的生存,因而必须遵守一定的群体生活原则,在根本上又是一种只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性的存在;“除了我,就不是我”,我们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对峙关系。因而,对个体意识的压抑乃至抹杀,势必造**性的扭曲和人的创造性才智的萎缩。从东汉中后期以来,社会的动乱,皇权地位的降低,国家意识的淡薄,士族社会身份的提高,都为士族文人的个体自觉提供了条件。从另一角度上说,这也是旧有文化传统内藏的不合理乃至荒谬性所引发的人性的反动。所谓个性意识的自觉,从内在的底蕴来说,是强调以个人的体认为真理的标准,以一己之心定是非;从外在的表现来说,是处处要显示一己的独特之所在,纵使不能优越于他人,也要维持自具一格。殷浩答桓温:“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便是此意。所以《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行,每有标奇立异、惊世骇俗之事,而同于流俗,便恐为人所讥;就是像士大夫的手持粉帛,行步顾影,在后世以为荒唐可笑,在当时却也是一种上流社会自我标榜的风尚。中外一些研究者还把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这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两者都存在文学艺术的兴盛与个体自觉的强化相互关联、大致同步的现象。



众所周知,魏晋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音乐、绘画、书法乃至围棋,大致也都是在魏晋时代产生了质的变化并呈现前所未有的兴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联呢?因为,虽然文学也可以用于宣传、教化,虽然音乐、绘画之类也可以作为富贵者日常玩赏的对象,但它真正的价值是个人才智与创造力的显示,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不是由作者自身的精神需求决定的,它也许会有技艺上的成就,而生命力和感染力却只能是有限的。而魏晋时代正是由于士人个体意识的强烈,导致他们对文学艺术热烈爱好,同时也引发了它的兴旺成长。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与文学、音乐、绘画、书法有关的优美的故事,譬如嵇康奏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死的记载。

总而言之,《世说新语》主要反映了东汉末和魏晋士族文人的精神风貌。如果我们说士族享有政治特权是不合理的,作为一种贵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这当然没错。然而换一个视角来看,正因为士族是一个对国家对皇权均少有依附性的特殊阶层,他们在历史上较早地体验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了对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个人尊严的价值,自由的必要,自由与尊严的代价,生命的虚无与美丽,等等。《世说新语》当然是一部内涵很丰富的书,全书各部分的价值取向也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但如果要求笔者以最简单的语言归纳其主要的精神价值所在,可以说它体现了魏晋时代士人对尊严、德性、智慧和美的理解与热爱。在上面的论析中,我们强调了《世说新语》的时代特征。要说到这部古小说的艺术,也完全和它的时代特征分不开。在魏晋时代的贵族社会里,一个高级人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优雅高贵的气质和风韵,所以《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关注也以此为中心,它描绘人物,多从细处着笔,却又往往托意深远,令读者在感到亲切的同时油然而生钦羡;汉末以来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人物品藻往往是通过人物的比较来定高下辨是非的,所以《世说新语》描绘人物多用对比方法,借一方为另一方作衬托。从汉末清议到魏晋玄学清谈,言谈的机警、隽永和出人意外的趣味为世人所重,《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谈,自然多妙言俊语,令人心旷神怡。因此种风气的影响,连带地在叙事写景时,书中文笔也以言约旨远为胜。这里没有必要对《世说新语》的艺术特点作条分缕析的交代,只是想通过以上几个要点,看出它基本的特征。玄学风气下一代人物的风韵情致,虽相隔千载,而历历可见,这就是《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了。

清谈
魏晋名士以清谈为主要方式,针对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清谈的进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藉以引起争辩。争辩或为驳难、或为讨论。在通常情况下,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甚至更多。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在清谈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另一方则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着讨论主题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称为“谈助”。到讨论结束时,或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辞,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称为“一番”,以后还可能会有“两番”、“三番”,直至得出结论,取胜一方为胜论,失败的一方为败论。


魏晋“清谈”的内容与形式


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是,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

这种“清言”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

“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而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

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兰亭序》中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

“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

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

“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清谈”也有诡辩者。当然,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王苟子和许洵辩论,王苟子不得胜,而反过来,“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实为交换命题),王苟子还是告败。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

“清谈”是适应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而发展起来的。王弼、何晏等玄学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清谈既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必尚虚无之论,后人对它的意义,一语道破:“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请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政治现象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特权;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汉末以来的豪强地主经济和士族庄园经济。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必然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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