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权阶层瓦解的苏共，但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主要就是那些特权阶层们的政治，是这样吗？ 前苏联时代高官享受特权，现在的俄罗斯谁在享受特权呢？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吨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
吉尔吉斯一个四 、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
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 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 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住宅”。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 座年产一百万公升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 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
他们把“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
克拉斯诸
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吨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 六○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竟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们在下面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还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
因此，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消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
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 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赫鲁晓夫是共产世界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十分困难，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在控诉专制暴行和医治历史创伤方面的成绩。因为对历史罪恶的掩盖和宽容，就是对现实问题的掩盖和逃避，也是对未来进步的拒绝。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没能彻底清除历史罪恶。除了对斯大林的谴责和贝利亚的处决，赫鲁晓夫没有进一步追究政治责任，更没有从制度中去寻找造成这种政治恐怖的根源。他未能认识到斯大林的真正权力是通过秘密警察行使的。几十年来，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最后，秘密警察控制着党、政府、军队直至社会各领域，甚至连最高领导的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都摆脱不了秘密警察的控制。”（赵启强的BLOG：《掀开铁幕50年：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
15年前，在明斯克近郊别洛韦日森林一处隐秘的小猎屋里，发生了20世纪下半叶影响最深远的事件。1991年12月8日，以俄罗斯的鲍里斯•叶利钦，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其中之三的政府首脑在此会面并签署文件，终结了这个延续74年的国家。
大多数西方论者将苏联的解体看作是俄罗斯历史及世界历史无可争议的积极转折点。随着美国扬扬自得地在自己的叙事体系中将此认定为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曾经的希望——1985年－1991年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苏联民主与市场改革成功的希望，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苏联的历史现在被称为“一个严酷无情的警察国家——俄罗斯的70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大体一致，大都转回到他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就持有的断见，即苏联体系一直都是无法改革、注定消亡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苏联历史还存在“未走的路”、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观点，则被斥为无凭无据、甚至动机不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认为是“狂想”——尽管它非常成功地打破了共产党的专政体系，苏联的死亡也被认为是“命中注定”。
继而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诸多的人类悲剧，尽管如此，大多数专家已不再考虑，改革苏联是否是俄罗斯在后共产时代最好的希望。主流论者也未考虑其继续存在是否将对世界有利。相反，他们认为苏联的一切都应舍弃，“将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整个体系连根拔除”。毫不奇怪，这些看法现在已经是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界、媒体界和学术界唯一政治上正确的看法。
与此相反，民意调查经常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终结感到遗憾，这不是因为他们怀念“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安全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认同在西方近乎绝对一致的观点，即因为存在固有的致命缺陷，苏联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们以充足的理由相信，三个“主观”因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方式；权力斗争，叶利钦推翻苏联政权是为了摆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第三就是苏联的官僚精英、特权阶层，他们损公肥私，在1991年时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庞大的国有财富“私有化”，而不是保护国有资产。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依然将1991年12月的事件视为一起“悲剧”，其中甚至包括被囚禁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而且，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认为，有些实质性的东西被遗忘了——以较为渐进、互动和较少痛苦的方式实现俄罗斯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减少损失、争取更好的结果，而不是像1991年之后实际上采取的做法。
叶利钦的支持者在后苏联时代经常宣扬的一个谎言是，苏联的解体是“和平的”。实际上，中亚和外高加索爆发了种族内战，数十万人死亡，更多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极端的政治行为了，终结一个有2.86亿人口、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尽管它已经重病呻吟。但叶利钦这么做了，甚至连他的同情者都认为，他的做法“既不合法也不民主”。
叶利钦的统治集团以缺乏合法性与公众支持的方式终结了苏联——苏联解体前9个月的一项全民公决表明，76％的人投票维持苏联，之后他们很快就开始害怕真正的民主。而且叶利钦也确实很快以武力解散了俄罗斯议会。
别洛韦日的经济意义同样是灾难性的。未经任何准备过程便分裂了苏联，让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体四分五裂，这成为前苏联地区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近乎一半。这又转而带来了严重的贫困、以及与之伴随的社会疾病，用莫斯科一位可敬的经济学家的话说，这些仍是今天俄罗斯生活的“主要事实”。
而且正如叶利钦的一位旧支持者后来写道的，“1991年之后俄罗斯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瓜分前苏联的资产。”苏联的精英阶层完全不顾程序公正和社会舆论，攫取了大笔的国家财富。为了自肥，他们希望能不通过法律，从上到下分配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他们首先通过“特权阶层的自发私有化”达到这一目标，在1991年后就是依靠叶利钦从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命令。
新的资产持有者害怕失去这些来源不明的财产，或者害怕为此丢命，因此和叶利钦一道坚决限制和破坏戈尔巴乔夫开启的议会选举民主。为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处心积虑地建立了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这最多称为“可控的”民主。然后就在1999年，当叶利钦变得虚弱时，他们选择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位来自安全部门的强人。因为不确定能够将这些巨额财产保留多久，他们更喜欢挥霍资产，而不是对其投资。结果是到上世纪90年代末苏联国民经济的投资额下降了80％，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的降低。在这一背景下，普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恢复国家控制的努力取得如此广泛的支持，就毫不奇怪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如此多的西方论者把苏联的解体赞扬为民主的“突破”？他们的反应主要是基于反共的意识形态和一厢情愿的谎言。
叶利钦终结苏联之举得到了特权精英阶层的支持——如叶利钦的首席部长所说，他们“就像野兽搜寻猎物一样追踪财产的气味”，支持他的还有知识分子阶层中自称为支持民主的一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社会这两股势力曾相互为敌，但在1991年开始合谋，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激进的市场化理念似乎证明了特权阶层进行私有化的合理性。
但在支持叶利钦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既不是这两股碰巧走到一起的势力，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派。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些人就坚称应当由一个“铁拳”的政权，以“非民主方式”将自由市场经济和大规模私有化强加于俄罗斯社会。和贪财的精英一样，他们将俄罗斯新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视作障碍。他们崇拜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谈到叶利钦时他们喊道，“让他成为一位独裁者吧！”毫不奇怪，当叶利钦在1993年出动坦克摧毁俄罗斯的民选议会时，他们与美国政府及美国主流媒体一道欢呼。
在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依然存在，而导致苏联解体的任何因素都不是完全客观的。尽管其中有对民主和市场的渴望，也有对权力的觊觎、政变、精英阶层的贪婪、极端的思想和民众中广泛感受到的取之不义和遭到背叛的感觉。到底是哪方面占了上风，这本应十分明显。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01&idArticle=371675&flag=1
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就是这些逐步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现在不是特权阶层，而是继承苏联衣钵，参与叶利钦夺权的，官僚阶层。
与中国的现状相差不多，
我只知道现任俄罗斯总理普京以前是克格勃的特工，别的就不清楚了。
是谁当政时期,苏联的特权官僚权贵阶层出现苗头~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在缺乏民主、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模式虽然可分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等几个方面，但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的这样一种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特权阶层制度则是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特权阶层制度不仅仅限于生活待遇的特权。同这个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高级干部保卫制以及干部问题上的保密制等一系列保证领导干部层的特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是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同时斯大林模式反过来又成为这个阶层利益的维护者。到赫鲁晓夫时期，特权阶层的某些物质方面的待遇，曾受到一些限制，但领导层拥有特权的基本制度未变。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干部轮换制，领导层的特权待遇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新的扩大。特权阶层制度中的干部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有了新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显露了他们贪婪的本性，利用他们的权势地位和关系，一下子变成千万、亿万富翁，成为颠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
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中央决议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到1924年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领导干部总数为13163人。地方各级也规定了自己的官职等级名录，如乌拉尔州委规定本州的领导干部为1066人。不过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最重要的职位才由中央委员会来确定。
由于官职等级名录包括最重要的岗位和职务，这些职务的候选人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的，解除职务也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官职等级名录这个专门名词推广的结果，拥有这些职位的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注：参见[俄]А．Н．波汉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244～245页。）。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他写道：“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2页。）
这样，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官僚特权阶层制度。这些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党和经济管理的最高层，享有巨大权力和优厚待遇。这不仅仅是在物质条件困难情况下对领导干部的某种照顾。按这个钱袋制度的规模和后来的发展看，斯大林是有其深远用意的。斯大林所以创立这样一种制度，战后又实行特定工资制，实际是力图用一种“恩威并济”的办法使苏联高层领导干部团聚在自己周围，尽心竭力完成当时制定的高速度赶超任务，并忠诚地服从自己的指挥。他一方面给领导干部以各种优厚待遇，同时他个人又直接掌握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保安机构，使得这些高级领导人都没有个人安全感，经常处于恐怖之中。斯大林用各种手段，把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干部置于自己严密控制之下，使他们很难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谋求“私有化”财产；另一方面，在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革命者的信念，也起了相当作用（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570页。）。
但是，由于官僚特权制度本身对领导干部有巨大的腐蚀作用，还在斯大林健在时期，就已出现了不少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的现象。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就列举了若干这类事例。例如，在若干经济企业中，有少数工作人员“竟然企图把委托他们管理的企业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领导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在一些党的组织中，有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等等。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特别到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摆脱了恐怖控制和得到稳定发展之后，就更加贪赃枉法，为所欲为，终于把苏共和苏联拖上了亡党亡国的道路。斯大林创立特权阶层这种制度，虽然一时达到了某种目的，但长远的严重后果，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前苏联时代高官享受特权，
现在的俄罗斯
财团在享受特权
苏联特权阶层瓦解的苏共,但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主要就是那些特权阶层们的...
答：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答：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
苏联是如何解体的
答：苏联解体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瓦解的事件。苏联分裂成15个国家，包括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和摩尔多瓦。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坛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特权阶层，贪污和盗窃普遍存在，生产效率低下，导致国家经济停滞。据专家估计，勃...
苏共的特权阶层你能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答：苏共的特权阶层从中获得的启示的话，就是说呃，他们的这个处理方式和他对待人物平等的这么一个观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个中共合同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明确的一个目标目标吧。
官僚特权阶级是怎样一步步摧垮苏联
答：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一个典型事例是，当1918年发生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连自己都吃不饱，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饿得昏倒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一方面强调“稳定”干部，使干部委任...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成几个国家?
答：解体原因：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大量提拔亲信，苏联政坛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特权阶层。贪污、盗窃和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的现象非常普遍，行贿成风，生产效率低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后半部分，被称为苏联的“停滞期”和“僵化期”。此时，苏联的特权阶层羽翼丰满。据俄罗斯专家估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联系苏东剧变的检验教训和当前国际形势谈谈为什么要从严治党
答：,终于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 在作风建设方面,革命年代苏共的党风总的说来是积极健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裙带关系之风盛行。党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享有各种特权,少数官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营私舞弊。这些腐败现象从内部腐蚀党的机体。其他东欧国家执政...
苏联是如何解体的?
答：苏联解体原因：1、思想理论上，教条主义禁锢、思想僵化，照抄照搬脱离本国国情；政治领域中，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2、在经济发展上，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收入分配长期搞平均主义，人民生活改善...
苏联为什么解体(详细)
答：认为苏共出现特权阶层和干部队伍腐败导致苏联解体。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但对特权阶层、苏共党内的腐败等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解读 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但这个特权阶层怎么和苏联解体联系起来?有些问题还应当进一步搞清楚: ...
苏共是被谁推翻的?怎么推翻的?
答：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体制的僵化，外部原因是美国的和平演变，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最终使苏联解体。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回答：谁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第一推手。苏联实际上是被内部所滋生的特权官僚阶层所推翻的，这个阶层连同附庸的家属亲友，人数约3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