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选择、超越——浅析米拉米希三部曲
作者&投稿：蛮冰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丹麦的神秘主义者克尔凯郭尔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人的哲学，是说明人生指导人生的哲学。人并非是生而具有理性和道德责任感的。以此为基点，萨特等人发展出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萨特在1946年的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认为，人类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加拿大当代作家D·A·理查兹（David Adams Richards）的米拉米希三部曲（Miramichi Trilogy）《车站街之夜》（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夜雪如此宁静》（Evening Snow Will Bring Such Peace），《谁猎杀了伤者》（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以其家乡米拉米希河谷为背景刻画了一群在无序的生活中执着寻找的人物。位于加拿大东部沿海的米拉米希河谷对理查兹来说，近似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那帕塔法小镇，在这个“邮票”大的地方理查兹从普通人物的身上体察到高阔的生命悲欢，抒写了一曲存在主义的英雄颂歌。
一
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超自然的世界秩序。尼采19世纪宣称了上帝的死亡，现代人类变得无所倚赖。人们茫然四顾后，发现现在能够倚赖的只有自己，上帝已经远去。上帝死了，价值丧失了价值，原有的信仰也失去了力量和魅力，人生的意义刹那间接近虚空。存在主义者认为沉沦、逃避皆不是人类所应选择的方向和归属。人们变得缺乏目标，缺乏对“为什么”的答案。 “在人类通过科学增添了自己的尘世福利，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却是丧失了对于永恒福乐的信念——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永恒福乐，而且是世俗意义上的永恒福乐，即人类时代的永恒延续和无穷进步” [1].自此，人类被贬到一个失却了永恒的尘世中。存在主义哲学这时把人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只能是人类自己。在这个空阔荒芜的世界上，一切都依赖人自己来建造。“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爱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2]（23）。在人承担起责任的时候，人同时也成就了自己。“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而不是通过某一特殊事例或者某一特殊行动就作为你整个承担责任”[2]（20）。
三部曲中《车站街之夜》的背景是在1972 年，《夜雪如此宁静》是在1979年，《谁猎杀了伤者》在1989年。在加拿大东部米拉米希河谷附近，“沿着小镇往上是医院，车站，教堂和墓地。下面树林外，小河流淌着横穿小镇中心。古老的建筑慢慢被替代了，慢慢远去了，它们的痕迹逐渐消失了，在冬季的阳光下窗格玻璃看起来很光滑”[3]（26）。每个人如镇上那条亘古流逝的河水遗留下的砾石一般可有可无。这是个自由而又悲哀的年代，人们自由，却无所依赖；人们富足，却缺乏温暖；人们成功，却没有了英雄。《车站街之夜》中的乔，《夜雪如此宁静》中的伊万和《谁猎杀了伤者》中的杰瑞分别是故事的主人公，一系列其他人物，如乔的女儿阿黛尔，乔一家的女邻居迈拉，阿黛尔的男朋友拉尔夫，追求功名虚伪自私的维拉，懦弱的内文等等在三部曲中陆续出现，是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乔，伊万，杰瑞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身体强健，力道过人，本性善良，在生活中遇到事端经常诉诸暴力手段。比如杰瑞小时侯，父亲为赢得2 毛5分钱的酒，让他与强壮的大个孩子打架。表面上看来，乔等是极普通的，工作不稳定，经常面临失业的危险，在多舛多难的生活中挣扎奋争。他们与传统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可就在他们身上，理查兹挖掘到其行为中的英雄气质，如加缪（1947）《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如神话中一直在推动从山上滚下来的巨石的西绪福斯，在空无的惨淡中寻找人生的希望。
在时间相距不太长的三个故事中，乔，伊万，杰瑞和内文等与其所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各种冲撞，这种冲撞正是来自于人的一种自然冲动。赫拉克利特说：“我寻找过我自己”。德尔斐神庙前的神谕也昭示世人：认识你自己。现代人失去了原有的信仰，又无力创造新的信仰，这就真正陷入了可怕的信仰危机。灵魂和肉体双重退化，精神的空虚和本能的颓废交互作用，即是现代文明的症结。现代人面临的颓废就是“身份”的缺失和信仰的危机，人们在纷纭的世界众多的诱惑面前迷失了自己。乔“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要去多做些事情，但每次做事情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想做的不是这件”[3]（p71）。乔无法克制的结巴习惯，与妻子丽塔女儿阿黛尔的微妙尴尬的关系，都是人们迷失了自己后的种种后遗症。“身份”丢失后的乔、内文等人如风中的柳絮飘零，能做的和必须要做的就是寻找到自己的根，即“身份”。
维拉与拉尔夫则属于受人尊敬的上层社会。维拉与乔等人都对生活有各自独特的理解，都把自己的生命和人生旨趣各自投注到所追求的目标中。不同之处在于，维拉等人不考虑所追求目标的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他们寻找的是客体化世界中的价值，是带有功利性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是有可能实现的事实，因此他们与客观世界之间有能够契合的共通点，在这个共通点的基础上可以适意地生活。而乔等人更多注重的是自由、人道、责任等，是超乎神境启示的纯净的道德价值秩序，他们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这种价值即体现在伊万对妻子从未变更的爱，杰瑞想要治愈儿子白血病的固执念头，内文想要见女儿一面的日以继夜的渴望等。也是里厄医生明知道恶疾无法战胜，却依然勇敢直面，奋力拯救众人性命。他们面对不可能实现的种种事实，从没想过退却或退居其次，而是毅然决然地直面强大的笼罩各处的坚硬现实，所以他们与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之间的无法融合恰是悲剧性冲突发生前的撞击。
二
人有一种美好而且坚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就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生命意识。这种自由是个体战胜了必然世界中的羁绊后的一种完成和超越，这种完成和超越又倚赖于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坚韧与否，就造成了个体在面对苦难时的相异态度。乔迷失在酒精中不能自拔，这是在外界诱惑面前意志的失守，也是意志局限性的表现。戒酒后生活或许会有改观，这种想法促使乔改变自己。可他戒酒后，生活仍一如往昔。此时乔面对生活的失衡感到无比失落，却又不知道失却的平衡在何处；他对努力后几无所收的结果感到迷惘，生命活动正常运转到底依赖什么力量？乔思索这个问题。于是在《车站街之夜》结局处，“他右手拿起那瓶水，深深地喝了一口。那是瓶伏特加。”[3]（224） 突然在别人的目光下，乔能够从容面对喝酒和酒后的自己了，对乔来说，这是意志的胜利，他终于寻找到远离已久的生命的某种旨归。“人是自己造就的；他不是做现成的；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造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作出一种道德选择，这就是环境对他的压力”。[2]（26）即不论是喝酒还是戒酒，乔都已经成功找到了自己的支点，这个支点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对乔来说却是他以后生命的不可缺少的支撑。后来乔在暴风雪中救了维尔，更是这个支点力量的展现。后来乔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也是以这个支点为中心的生命活动的延伸。
在《谁猎杀了伤者》中，内文由于妻子维拉禁止无法见到自己的女儿，遭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内文在60年代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现在艰难地跨入中年，此时他事业无成，家庭失败，一切都暗示这是个即将被击垮的人物。可内文找到前妻忏悔自己犯下的过错，在里尔斯（杰瑞以前曾与其一起偷窃，现从监狱逃出）和杰瑞去抢劫他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让里尔斯都吃惊的镇定，那时甚至他的肌肤像显得如象牙般洁白。后来在志愿参加教堂建设的过程中，内文虽然感到害怕，仍然勇敢地上到高处去悬挂十字架，牧师说道：“你将发现这儿只有一种工作，那就是上帝的工作。”[4]（P218）此时内文再想起女儿哈德利时，感觉“她似乎离他很远了。”[4]（P220）“（人的）一切意愿都产生自需要，因而是产生自缺乏，因而是产生自痛苦。……欲念的目的一旦达到，就绝不可能永远给人满足，而只是给人片刻的满足；就像扔给乞丐的面包，只维持他今天不死，使他的痛苦可以延续到明天。因此，只要我们的意识里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就绝不可能有持久的幸福和安宁。”[5] 宗教此时慰籍了内文曾经焦灼不安的灵魂，成了平静他生活的一剂灵药，在圣灵之光的沐浴下，一切似乎都静谧安详。面对自己无力改变的荒谬世界，内文选择了宗教作为退避之所，因此荒谬变成了上帝，他相信了神的超越存在、经验本质以及生命的超人意义。而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考虑的道德并非必然引向基督教传统；我们所应该考虑的，以及我们应该在道德中寻求的目标，不是基督教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从根本上说，基督教精神所给予内文的也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精神支点。可恰恰因为乔与内文在世俗社会中寻找到了这种支点，他们身上就明显缺少了一种伊万和杰瑞身上超越生命行为的勇者魅力。
《夜雪如此宁静》中，伊万牺牲生命去救身陷沼泽的老马。人性的精神力量在困苦和斗争中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人选择的瞬间是十分重要和严肃的。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将由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这种自由就会成为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他认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选择、自由。”[6]在已无可能战胜的困境面前，追求自由的意志和残酷坚冷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人的生命和一匹半瞎老马的生命之间的无畏抉择，让伊万在生命最精彩的刹那了望到博大无边的自由世界，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超越了悲观主义的人的个体生命的终极自由的抵达，是人的自主性的伟大超越。《谁猎杀了伤者》中，杰瑞以前曾偷窃，斗殴伤人，镇上的人们看见他都有些惧怕。后来，他一心想治好儿子的白血病；他努力想进入维拉和拉尔夫的世界中。可经历过种种过后，杰瑞最终意识到，象两条可以无比接近，却永不能相交的直线一样，维拉和拉尔夫的世界与他的迥然不同，这两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出现交集。于是，“当他再听拉尔夫谈话时，他再也不和以前一样了”。[7]（P172）“他们（他和维拉）之间的差距增大了，并没有减小”。[7]（P182）与乔和伊万不同，杰瑞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世界的不可改变，意识到异己力量的强大和自身早已注定要面临的危险。可是他仍然尊敬所有的人而且非常有礼貌。“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就像一盏燃着的灯。”[7]（P4）里尔斯从监狱逃出后，杰瑞为防止家人和镇上的人们受其伤害，在与里尔斯的周旋中，被刺伤致死。拉尔夫曾动情地说，杰瑞“现在回家了，来寻求原谅，”他“渴望一个庇护的地方”，“已经厌倦了被猎杀”[7]（P144）这说明杰瑞比乔和伊万幸运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中有人真切地明白他的处境，甚至镇上许多人暗地里尊敬他。杰瑞喜欢《圣经》中的这句话，“我是真正的葡萄藤，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到达上帝的怀抱。”[7]（P137）这句话神奇地让他感到亲切平静。因为他与伊万相似，在困境面前积极反抗，勇敢超越，毫不妥协地追求自由，他们这类人义无返顾地把所有激情和生命倾注于与命运交锋的战场，即使在生命最后一刻与他们同呼吸的是一匹马，一个逃犯。在超越生命极限的瞬间，他们所追求的纯洁的道德价值同时生成，后面闪耀着超乎神性的光环。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悲剧的残酷中自我肯定，坚强得足以把苦难当作快乐来感受”。
三
希望是人的一部分，人类的行动是超越的，总是在现在中孕育，从现在朝向一个未来的目标，我们又在现在中设法实现它；人类的行动在未来找到它的结局，找到它的完成；在行动的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在思索人的命运时，宗教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满足人类情感的信条之路，在这条路上，是非善恶都可以在宗教的怀抱里求得平静和满足。就是这种求得平衡的方式，让宗教在内文身上发生了如许的安详效力。伊万和杰瑞等在是非大义面前并不急于下判断，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巨大的苦难激烈碰撞，以几乎弃绝尘世的受难态度响应来自遥远地方的不绝如缕的召唤，从而观照了生命和命运，也给世上其他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力。伊万和杰瑞丧失生命的瞬间，同时也超越了生命的极限。超越的力量映射到澄明几净的天空，让作为个体的他们在泪水和火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切变得无足轻重，同样也无比重要，一种真正的憾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回荡在世间。他们在生死隘口向凌厉的困境进军并最终获得胜利。乔在寻找到的支点上索然而居，内文栖息于宗教而居，这或许保证了他们以后生活的安静平和，可恰如射出去的利箭，最后落在一张绵软的垫子上，冲击几无，更何谈震撼与力量。这是面对生命的另外一种选择，一种与勇者迥然的折衷。此后在人世间，多了些个在宗教和世俗中安居的灵魂而已。与此同时，伊万和杰瑞在万里高空舒展着翅膀自由飞翔。与他们的舞姿相辉映的是伊万墓碑上的这行浸透血泪的字：“伊万·巴斯特拉奇，一个男子汉，1957-1979”。他们“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世间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间并无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知识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2]（29）杰瑞等人恰恰证明了存在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
参考文献
[1] 周国平. 尼采与形而上学[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2] 让-保罗-萨特[法].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 汤永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3] David Adams Richards，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83.
[4] David Adams Richards， 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93.
[5] 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卷），[M]. 33-34.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83.
[6] 克尔凯郭尔. 日记[M]. 转引自简明存在主义辞典[M].
[7] David Adams Richards， 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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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超自然的世界秩序。尼采19世纪宣称了上帝的死亡，现代人类变得无所倚赖。人们茫然四顾后，发现现在能够倚赖的只有自己，上帝已经远去。上帝死了，价值丧失了价值，原有的信仰也失去了力量和魅力，人生的意义刹那间接近虚空。存在主义者认为沉沦、逃避皆不是人类所应选择的方向和归属。人们变得缺乏目标，缺乏对“为什么”的答案。 “在人类通过科学增添了自己的尘世福利，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却是丧失了对于永恒福乐的信念——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永恒福乐，而且是世俗意义上的永恒福乐，即人类时代的永恒延续和无穷进步” [1].自此，人类被贬到一个失却了永恒的尘世中。存在主义哲学这时把人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只能是人类自己。在这个空阔荒芜的世界上，一切都依赖人自己来建造。“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爱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2]（23）。在人承担起责任的时候，人同时也成就了自己。“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而不是通过某一特殊事例或者某一特殊行动就作为你整个承担责任”[2]（20）。
三部曲中《车站街之夜》的背景是在1972 年，《夜雪如此宁静》是在1979年，《谁猎杀了伤者》在1989年。在加拿大东部米拉米希河谷附近，“沿着小镇往上是医院，车站，教堂和墓地。下面树林外，小河流淌着横穿小镇中心。古老的建筑慢慢被替代了，慢慢远去了，它们的痕迹逐渐消失了，在冬季的阳光下窗格玻璃看起来很光滑”[3]（26）。每个人如镇上那条亘古流逝的河水遗留下的砾石一般可有可无。这是个自由而又悲哀的年代，人们自由，却无所依赖；人们富足，却缺乏温暖；人们成功，却没有了英雄。《车站街之夜》中的乔，《夜雪如此宁静》中的伊万和《谁猎杀了伤者》中的杰瑞分别是故事的主人公，一系列其他人物，如乔的女儿阿黛尔，乔一家的女邻居迈拉，阿黛尔的男朋友拉尔夫，追求功名虚伪自私的维拉，懦弱的内文等等在三部曲中陆续出现，是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乔，伊万，杰瑞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身体强健，力道过人，本性善良，在生活中遇到事端经常诉诸暴力手段。比如杰瑞小时侯，父亲为赢得2 毛5分钱的酒，让他与强壮的大个孩子打架。表面上看来，乔等是极普通的，工作不稳定，经常面临失业的危险，在多舛多难的生活中挣扎奋争。他们与传统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可就在他们身上，理查兹挖掘到其行为中的英雄气质，如加缪（1947）《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如神话中一直在推动从山上滚下来的巨石的西绪福斯，在空无的惨淡中寻找人生的希望。
在时间相距不太长的三个故事中，乔，伊万，杰瑞和内文等与其所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各种冲撞，这种冲撞正是来自于人的一种自然冲动。赫拉克利特说：“我寻找过我自己”。德尔斐神庙前的神谕也昭示世人：认识你自己。现代人失去了原有的信仰，又无力创造新的信仰，这就真正陷入了可怕的信仰危机。灵魂和肉体双重退化，精神的空虚和本能的颓废交互作用，即是现代文明的症结。现代人面临的颓废就是“身份”的缺失和信仰的危机，人们在纷纭的世界众多的诱惑面前迷失了自己。乔“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要去多做些事情，但每次做事情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想做的不是这件”[3]（p71）。乔无法克制的结巴习惯，与妻子丽塔女儿阿黛尔的微妙尴尬的关系，都是人们迷失了自己后的种种后遗症。“身份”丢失后的乔、内文等人如风中的柳絮飘零，能做的和必须要做的就是寻找到自己的根，即“身份”。
维拉与拉尔夫则属于受人尊敬的上层社会。维拉与乔等人都对生活有各自独特的理解，都把自己的生命和人生旨趣各自投注到所追求的目标中。不同之处在于，维拉等人不考虑所追求目标的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他们寻找的是客体化世界中的价值，是带有功利性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是有可能实现的事实，因此他们与客观世界之间有能够契合的共通点，在这个共通点的基础上可以适意地生活。而乔等人更多注重的是自由、人道、责任等，是超乎神境启示的纯净的道德价值秩序，他们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这种价值即体现在伊万对妻子从未变更的爱，杰瑞想要治愈儿子白血病的固执念头，内文想要见女儿一面的日以继夜的渴望等。也是里厄医生明知道恶疾无法战胜，却依然勇敢直面，奋力拯救众人性命。他们面对不可能实现的种种事实，从没想过退却或退居其次，而是毅然决然地直面强大的笼罩各处的坚硬现实，所以他们与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之间的无法融合恰是悲剧性冲突发生前的撞击。
二
人有一种美好而且坚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就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生命意识。这种自由是个体战胜了必然世界中的羁绊后的一种完成和超越，这种完成和超越又倚赖于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坚韧与否，就造成了个体在面对苦难时的相异态度。乔迷失在酒精中不能自拔，这是在外界诱惑面前意志的失守，也是意志局限性的表现。戒酒后生活或许会有改观，这种想法促使乔改变自己。可他戒酒后，生活仍一如往昔。此时乔面对生活的失衡感到无比失落，却又不知道失却的平衡在何处；他对努力后几无所收的结果感到迷惘，生命活动正常运转到底依赖什么力量？乔思索这个问题。于是在《车站街之夜》结局处，“他右手拿起那瓶水，深深地喝了一口。那是瓶伏特加。”[3]（224） 突然在别人的目光下，乔能够从容面对喝酒和酒后的自己了，对乔来说，这是意志的胜利，他终于寻找到远离已久的生命的某种旨归。“人是自己造就的；他不是做现成的；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造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作出一种道德选择，这就是环境对他的压力”。[2]（26）即不论是喝酒还是戒酒，乔都已经成功找到了自己的支点，这个支点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对乔来说却是他以后生命的不可缺少的支撑。后来乔在暴风雪中救了维尔，更是这个支点力量的展现。后来乔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也是以这个支点为中心的生命活动的延伸。
在《谁猎杀了伤者》中，内文由于妻子维拉禁止无法见到自己的女儿，遭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内文在60年代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现在艰难地跨入中年，此时他事业无成，家庭失败，一切都暗示这是个即将被击垮的人物。可内文找到前妻忏悔自己犯下的过错，在里尔斯（杰瑞以前曾与其一起偷窃，现从监狱逃出）和杰瑞去抢劫他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让里尔斯都吃惊的镇定，那时甚至他的肌肤像显得如象牙般洁白。后来在志愿参加教堂建设的过程中，内文虽然感到害怕，仍然勇敢地上到高处去悬挂十字架，牧师说道：“你将发现这儿只有一种工作，那就是上帝的工作。”[4]（P218）此时内文再想起女儿哈德利时，感觉“她似乎离他很远了。”[4]（P220）“（人的）一切意愿都产生自需要，因而是产生自缺乏，因而是产生自痛苦。……欲念的目的一旦达到，就绝不可能永远给人满足，而只是给人片刻的满足；就像扔给乞丐的面包，只维持他今天不死，使他的痛苦可以延续到明天。因此，只要我们的意识里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就绝不可能有持久的幸福和安宁。”[5] 宗教此时慰籍了内文曾经焦灼不安的灵魂，成了平静他生活的一剂灵药，在圣灵之光的沐浴下，一切似乎都静谧安详。面对自己无力改变的荒谬世界，内文选择了宗教作为退避之所，因此荒谬变成了上帝，他相信了神的超越存在、经验本质以及生命的超人意义。而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考虑的道德并非必然引向基督教传统；我们所应该考虑的，以及我们应该在道德中寻求的目标，不是基督教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从根本上说，基督教精神所给予内文的也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精神支点。可恰恰因为乔与内文在世俗社会中寻找到了这种支点，他们身上就明显缺少了一种伊万和杰瑞身上超越生命行为的勇者魅力。
《夜雪如此宁静》中，伊万牺牲生命去救身陷沼泽的老马。人性的精神力量在困苦和斗争中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人选择的瞬间是十分重要和严肃的。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将由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这种自由就会成为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他认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选择、自由。”[6]在已无可能战胜的困境面前，追求自由的意志和残酷坚冷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人的生命和一匹半瞎老马的生命之间的无畏抉择，让伊万在生命最精彩的刹那了望到博大无边的自由世界，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超越了悲观主义的人的个体生命的终极自由的抵达，是人的自主性的伟大超越。《谁猎杀了伤者》中，杰瑞以前曾偷窃，斗殴伤人，镇上的人们看见他都有些惧怕。后来，他一心想治好儿子的白血病；他努力想进入维拉和拉尔夫的世界中。可经历过种种过后，杰瑞最终意识到，象两条可以无比接近，却永不能相交的直线一样，维拉和拉尔夫的世界与他的迥然不同，这两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出现交集。于是，“当他再听拉尔夫谈话时，他再也不和以前一样了”。[7]（P172）“他们（他和维拉）之间的差距增大了，并没有减小”。[7]（P182）与乔和伊万不同，杰瑞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世界的不可改变，意识到异己力量的强大和自身早已注定要面临的危险。可是他仍然尊敬所有的人而且非常有礼貌。“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就像一盏燃着的灯。”[7]（P4）里尔斯从监狱逃出后，杰瑞为防止家人和镇上的人们受其伤害，在与里尔斯的周旋中，被刺伤致死。拉尔夫曾动情地说，杰瑞“现在回家了，来寻求原谅，”他“渴望一个庇护的地方”，“已经厌倦了被猎杀”[7]（P144）这说明杰瑞比乔和伊万幸运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中有人真切地明白他的处境，甚至镇上许多人暗地里尊敬他。杰瑞喜欢《圣经》中的这句话，“我是真正的葡萄藤，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到达上帝的怀抱。”[7]（P137）这句话神奇地让他感到亲切平静。因为他与伊万相似，在困境面前积极反抗，勇敢超越，毫不妥协地追求自由，他们这类人义无返顾地把所有激情和生命倾注于与命运交锋的战场，即使在生命最后一刻与他们同呼吸的是一匹马，一个逃犯。在超越生命极限的瞬间，他们所追求的纯洁的道德价值同时生成，后面闪耀着超乎神性的光环。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悲剧的残酷中自我肯定，坚强得足以把苦难当作快乐来感受”。
三
希望是人的一部分，人类的行动是超越的，总是在现在中孕育，从现在朝向一个未来的目标，我们又在现在中设法实现它；人类的行动在未来找到它的结局，找到它的完成；在行动的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在思索人的命运时，宗教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满足人类情感的信条之路，在这条路上，是非善恶都可以在宗教的怀抱里求得平静和满足。就是这种求得平衡的方式，让宗教在内文身上发生了如许的安详效力。伊万和杰瑞等在是非大义面前并不急于下判断，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巨大的苦难激烈碰撞，以几乎弃绝尘世的受难态度响应来自遥远地方的不绝如缕的召唤，从而观照了生命和命运，也给世上其他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力。伊万和杰瑞丧失生命的瞬间，同时也超越了生命的极限。超越的力量映射到澄明几净的天空，让作为个体的他们在泪水和火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切变得无足轻重，同样也无比重要，一种真正的憾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回荡在世间。他们在生死隘口向凌厉的困境进军并最终获得胜利。乔在寻找到的支点上索然而居，内文栖息于宗教而居，这或许保证了他们以后生活的安静平和，可恰如射出去的利箭，最后落在一张绵软的垫子上，冲击几无，更何谈震撼与力量。这是面对生命的另外一种选择，一种与勇者迥然的折衷。此后在人世间，多了些个在宗教和世俗中安居的灵魂而已。与此同时，伊万和杰瑞在万里高空舒展着翅膀自由飞翔。与他们的舞姿相辉映的是伊万墓碑上的这行浸透血泪的字：“伊万·巴斯特拉奇，一个男子汉，1957-1979”。他们“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世间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间并无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知识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2]（29）杰瑞等人恰恰证明了存在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
参考文献
[1] 周国平. 尼采与形而上学[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2] 让-保罗-萨特[法].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 汤永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3] David Adams Richards，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83.
[4] David Adams Richards， 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93.
[5] 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卷），[M]. 33-34.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83.
[6] 克尔凯郭尔. 日记[M]. 转引自简明存在主义辞典[M].
[7] David Adams Richards， 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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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选择、超越——浅析米拉米希三部曲
答：加拿大当代作家D·A·理查兹(David Adams Richards)的米拉米希三部曲(Miramichi Trilogy)《车站街之夜》(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夜雪如此宁静》(Evening Snow Will Bring Such Peace),《谁猎杀了伤者》(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以其家乡米拉米希河谷为背景刻画了一群在无序的生活中执着寻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