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明清两代是君主专制独断的时代?答对再给分。 运用对比分析的方式明确明清两代的确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了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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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皇权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程度是清朝。
明废除宰相实行内阁制,皇帝稍一懒惰,大权就转移到内阁大臣手中。而满清建立了军机处,军机大臣完全成了整天揣摩皇帝心思的奴才。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著
第四讲 明代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
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
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第五讲 清代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
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综观中国古代历史
各朝各代 都在走2条路
1加强皇权 削弱相权
2加强中央 削弱地方

明朝设置锦移卫等各种特务机关 一切大事都有皇帝做主
清朝康熙设置南书房 和议政王大臣会议 内阁并立
雍正设置军机处 军机大臣多是皇帝近臣 只负责跪受笔录 传达皇帝的旨意
乾隆时议政王大臣会议 被取消

明清两朝是我过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时期 皇权加强到了极点
正所谓物极必反 盛极必衰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也走到了尽头

明清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走向顶峰的时代,在这两代里,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朝建立严格的东西厂秘密特务统治,清朝则设立军机处,所有权利集于皇帝一身,大臣成了皇帝权力的传达者,每天只是跪受圣旨罢了,所以,明清是中国皇权最集中的时代,也正是如此,中国封建时代也走到了头。

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末期。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央集权不断强化。
明朝
1.朱元璋废丞相,废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这一措施分散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2.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逐渐形成内阁制。
3.设“厂卫”,监视官吏和镇压人民反抗,是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一种表现。
清朝
1.政治上先后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用于强化君权。
2.文化上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明朝不是君主专制~
清朝是君主专制

为什么说清朝是封建专制的顶峰时期?~

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立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把中国传统君主政治发展到最完美成熟的地步。在清朝,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上常见的弊端:如皇帝的严重失德,权臣、外戚、宦官的专权乱政,文官党争,藩镇割据等等,统统都被压缩到最小程度。当然,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是个美中不足。不过考虑到太后的特殊身份,让太后来专权,总比汉唐明的宦官乱权强得多!清朝是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真正颠峰,汉唐宋明不能比。   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框架都是世袭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整个国家机器就好比一个大金字塔: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而世袭的皇帝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则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对国事拥有最高决定权。这种政体在现实中要能正常有效运做,就必须同时做到以下三点:  1,皇帝本人大权独揽,防止任何形式的臣下专权乱政和由此引发的政局动荡。
2,皇位交接要顺利,防止由于皇位争夺引发政局动荡乃至战争。著名的例子如西晋的“八王之乱”。
3,皇帝本人要有良好素质,包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清醒的头脑、勤政的作风。  我们来看清朝的表现:  一,皇帝大权独揽  清朝皇权高度强化。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在清朝发展到最完备程度。这方面雍正的贡献最突出。为强化皇权,雍正的措施主要有三条:  1,设立军机处。以军机处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协助皇帝处理机要政务,内阁则协助皇帝处理一般性政务。通过这样的机构设置与分工,解决皇帝如何以一人之身有效统揽军国一切政务的问题。  2,建立奏折制度。通过奏折制度,解决皇帝如何了解下情和监督臣下的问题。  3,文武官员的引见制度。解决用人权和有效控制整个国家机器的问题。  由于清朝皇权高度强化,真正做到皇帝大权独揽,有效防止臣下专权乱政,再加上清朝皇帝头脑比较清醒,所以在皇权的制约下,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比前代有所降低,反映在政局上,就是清朝的政局总体而言较前代平稳。一种政体发展得越成熟,它就越能协调好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实现统治集团内部的整合,它的政局也就越平稳。清朝就做到这一点。  二,皇位交接顺利  清朝雍正皇帝创立秘密立储制,保证皇位交接顺利,有效防止由于皇位争夺破坏国家政局稳定。  三,皇帝的良好素质  历代帝王,清朝皇帝的整体素质最优秀,没有严重失德。用前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清代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用我们现代人最熟悉的说法,就是:“清朝无昏君”。清朝皇室家法森严,对皇子教育高度重视,同时在立储问题上扬弃了前代王朝必须立嫡立长的做法,能有一个选择余地,做到在不改变世袭君主制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素质优秀的皇子继承皇位。  综合以上几点的表现,清朝当然是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最高峰。  从辩证法的原理上讲,最后一个总是最完美的。因为事物发展总是由不完善到完善。中国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也是如此。在封建社会早期,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实践上肯定很简陋很粗糙,随着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和统治经验的不断积累,封建王朝的君主政体也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提高,直到最后在清朝达到最完美颠峰。同样的道理,历代典章制度也是清朝最完备。清朝的典章制度和君主政治都是对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集大成。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类比孔子推崇的周朝。  有些人因为宋朝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皇权高度强化就批评清朝政治,认为清朝比汉唐退步。这种观点是偏见。这些人实际上都受了近代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对皇权强化有种厌恶情绪,并在评价历史时把自己的这种主观成见带了进来。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体制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下,皇帝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对国家大事拥有最高权力。儒家思想则是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儒家在政治上就是主张维护一个统一强大的皇权。儒家的祖师孔子在《论语》里说得很清楚:“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注意,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或自士大夫出或庶民出”。所以宋朝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皇权强化,本质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在实践中的自我完善。所以清朝政治相对汉唐而言,只能说是进步而非退步。  评价清朝皇权强化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君相分权”。从古到今,一直有一些学者认为理想的君主政治应该是君相分权,并以此为依据批评清朝的皇权强化。我的看法:在世袭君主专制的条件下,君相分权不可行。理由从道义上讲,皇帝把国事托给宰相而自己只管个人道德修养,是对国家不负责,从利害上讲,把国事托给宰相时间长了必会导致权柄下移,以致最后改朝换代。在封建时代,这种情况是最不允许出现的!所以皇帝必须大权独揽。君相分权只是某些文人不切实际的幼稚想法。  辩证法认为一个事物发展到最完美程度的时候,它自身的发展也就到了顶点。因为当事物发展到最完美程度,就意味着在它自身之内已无再发展改进的余地,所以它自身的发展也就到了顶点。如果你一定要再向前发展,那就必须否定自身实现自我突破。在明朝,封建王朝君主政治上的传统弊端还很严重,如皇帝的严重失德、文官党争、宦官乱权等。在清朝,这些弊端则统统都被压缩到最小程度。这就说明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还未达到顶点,清朝才是顶点。所以清朝相对于明朝,只能是进步而非退步。因为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点和颠峰,所以清朝的罪恶就不是统治者个人的品质和能力问题,而是封建制度本身无可救药了。所以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改造社会。用某网友的话说,就是清朝后期是“中华民族到了真正必须浴火重生的时候了”。再看实际情况,清朝后期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纵观清朝历史,既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又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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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明朝之前,皇权和相权总是相互制约的,但在明太祖时废宰相,是皇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清朝更是设立军机处等直接传达皇帝旨意的机构,进一步加强皇权,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为什么说明清两代是君主专制独断的时代?答对再给分。
答:明清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走向顶峰的时代,在这两代里,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朝建立严格的东西厂秘密特务统治,清朝则设立军机处,所有权利集于皇帝一身,大臣成了皇帝权力的传达者,每天只是跪受圣旨罢了,所以,明清是中国皇权最集中的时代,也正是如此,中国封建时代也走到了头。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

明清两朝的专制统治
答:君主专制是指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掌握在君主手中,是非民主的政治体制,而中央集权制则是指地方政权直接归属中央,尤其是财政、政治、军事等大权。君主专制政体包括中央集权制,但并非必须中央集权,也可以实行分封制、郡国制;中央集权制并不代表君主专制,也可以不是君主专制政体,如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中...

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有什么区别?
答:君主专制是君主实行专政独裁,权力完全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简单些说就是君君臣臣,古有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了明清,军机处的设置是清朝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
答:“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在于都有“专制”意义。“专制”的意思就是“独断”。专,独;制,断。也就是说都是一人独裁统治的政体。所以“专制主义制度”指的是一切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甚至现代史上法西斯主义统治都可以称之为“专制主义统治”。不同...

君主专断是什么政策
答:比如说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措施,他在地方取消钟淑沈设立三司,纷纷朱子为王,监察地方在中央废除丞相制度和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把大龟都护府分为五军都护府皇帝直接统领军队,特点是各部门互不相属,相互牵制,直接对皇帝负责,通过权力分散与制衡,加强皇权,而他的影响是始皇权高度集中,君主专制大...

清王朝怎么实现专制思想统治的?
答:君主专制虽然有利于中央政权的稳定,但更容易造成君主的独断专行,使国家的兴衰成败维系于君主个人品质的优劣。同时,权力的过度集中,更容易导致朝中百官、王公贵戚争权夺利。而民主制则以公共意志取代了个人意志,公众权利通过宪法限制君主个人的意志对国家的不良影响,从而尽量地避免了频繁的政变与屠杀。中...

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有什么区别?分别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什么时候结束...
答:君主专制是指一种决策方式,即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中,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上,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和独断性,其特点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君主专制政体又称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统治者君主(常称...

明代的文官制度
答:清代官方著作《历代职官表》也说:“内阁职司票拟,其官创自明初,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并非古宰相之职”(卷二内阁表下案语)。这些话并不错。这正是明太祖这个历史上个别杰出人物废宰相后,给后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于限制君主独断专行这一历史总趋势不可遏止,后来的君主和臣属...

总结中国风古代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过程秦汉唐宋元明清...
答:1、主要含义:封建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制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而中央集权是相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2、三个发展阶段: (1)...

历史问题,希望老师解答
答: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因此,封建专制主义涵括了封建君主专制,在某种意义某些时段上,两者甚至可以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