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国民的现状？ 应该怎样看待国人的阅读现状？求答案
这项民调于2008年在中国进行的。“皮尤”研究中心访问了3212 名居住于北京、广州、上海等八大主要城市，以及八个省的其他中等城市和周边乡村的中国成年人。
调查的结果显示，86%受访的中国人表示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感到满意，82%的受访者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表示满意。
而且，中国人对目前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示满意，如家庭生活、个人收入和工作等方面。但是，相对于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并不是很高，而且根据最近六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只呈现出略微增长。
此外，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处理重要问题的能力都打了高分，四分之三受访者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表示赞同。
专家观点
中国经济增速世界罕见
社科院经济学家何振一今日上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我国经济形势大好，人民对经济发展状况充满信心是必然的。
何振一列举数据说明，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翻了近10倍，而人均GDP三年翻一倍的现象在国际上也是很少见的。
同时，何振一认为，人民对现状的乐观还源于把现在的生活质量与改革开放前的作纵向对比。
随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不断完善，他们相信政府的处理能力和政策，也对未来满怀希望。文/李莎王燕
各国国民满意度排名（%）
1 中国 86
2 澳大利亚 61
3 俄罗斯 54
4 西班牙 50
5 约旦 49
6 波兰 42
7 印度 41
8 埃及 40
9 南非 36
10 德国 34
11 坦桑尼亚 34
12 巴西 34
13 英国 30
14 印尼 30
15 墨西哥 30
16 法国 29
17 巴基斯坦 25
18 尼日利亚 24
19 日本 23
20 美国 23
21 土耳其 21
22 阿根廷 14
23 韩国 13
24 黎巴嫩 6
人口失调....快步入老龄社会了
如何看待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正迅速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农耕社会“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土壤发生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现代都市的社会公德、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容易造成失信、失德高收益却低风险，守护良知却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等各种不正常现象。
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规则又不能及时完善，个人的道德焦虑也因此转变成社会性议题。道德焦虑有两个指向，一是道德滑坡，人人但求自保，出现普遍的社会冷漠;另外就是在新社会环境下，全社会期盼建立新的道德约束和评判机制，重建社会公德良序。
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社会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利益基础。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全社会始终得到倡导和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其利益基础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私有制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废除，使没落的旧道德特别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多种经济利益得以普遍实现。不可否认，受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时，过去实行单一公有制时造成的利益“大锅饭”局面和平均主义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实现余地，按劳分配原则获得了有力的道义支撑，自私自利并没有重新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既对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也催生了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传统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勇于变革、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不断破除不符合时代精神的陈规陋俗的进程中，不断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新时代的准则。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道德价值的坚实基础，使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党的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从精神道德的意义上说，在于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通过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改造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观规律，培育出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正义、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道德学说，本质上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目标激励人们为创造和建设新社会奋斗的实践理论，帮助人们站在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层面，把人类的终极价值、至善目标和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断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第四，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对社会整体道德质量的更高标准，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价值追求的更紧迫期待，对社会各色各样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对人的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对人权的肯定；改革开放意识、进取竞争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等的增长，无不是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的表现。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伸，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加深。
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模范的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尺度也更加丰富多样。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些精神道德上一脉相承的道德榜样所践履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坚守品格，始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道德理论发展进步。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规模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指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道德考验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道德的负面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良知的底线不断被侵蚀。我们的道德水平究竟怎样，一时成了问题。道德议题的热度持续走高，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特别是各类媒体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是赞美道德模范的感言，还是抨击败德现象的批评，似乎都在印证这样的评论：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论辩各方对道德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唇枪舌剑，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厚的道德底蕴和中国人浓重的道德责任心结。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当前道德领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随，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风貌，城乡环境、公共秩序、文明礼貌、社会服务、旅游景区等方面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
总之，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资料来源——
求是理论网（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4/201202/t20120213_138403.htm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1/201112/t20111228_132528.htm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16476759.html
劝国人读书，当然是一种毋庸置疑而又语重心长的文化情怀，不过文章的论断过程和某些观点倒是值得商榷。
《读书》在“危机”部分中说，中国人均读书量不到以色列的1/10，文化大国不如中东小国十分之一的数据足以刺激某些文化学者、教育专家和“为民请命”的社会公知。但是，站在社会学立场，笔者认为在接受这个数据进而深入自省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对数据来源提出怀疑。姑且不论调查机构的抽样方法是否随机或有代表性。假设调查机构抽出了最能代表中国现状的人口样本（这应该还是个技术难题），他们的问题该如何设置？“图书阅读量”这个概念该如何操作化？问题的设置会不会是“您回忆一下，您今年读了多少本书？”显而易见的是，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几乎不可能记住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自己读了多少书。另外，还有一个麻烦，每个人的读书习惯不一样，有的人喜欢一本书从头读到尾，有的人却只挑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读。如果受访者被要求回答自己完整读完的书，那最后的数据很可能偏低，而且对应的研究问题不是“阅读量”而是“完整阅读量”，因为那些自己并没有读完的书（阅读量）没有被包含在内。假如读过的书都算作一本的话，那么与最后结果的计量单位“本”又有冲突，除非受访者诚实地说自己读了一个章节的书算作“1/n本”，这几乎不可能。或者，有更复杂的方法，问受访者“您回忆一下，您今年读书读了多少面？”，这样的话得到的是面数，用面数除以一个书籍面数的平均值就可以得到准确的“阅读量”，计量单位为“本”。但是，这都不切实际的，因为很少有人会记录自己每天读了多少面书。
可惜的是，我们无从找到这个调查的详细方法和调查问卷来解答上述疑问，因此，在不能保证数据信度效度的情况下，对这个研究的结果还是持保留态度比较好。
《读书》一文还谈到，“自现代出版业兴起以来，国人的阅读习惯就没有被真正培养起来，也就是说，阅读风气并没有所谓的逐渐弱化、淡化，而是一直就没有形成。” 后文又提到80年代兴盛的阅读风气。这似乎有些矛盾。假如一直没有形成阅读习惯的话，80年代又算什么？假如80年代的阅读风气不代表阅读习惯的话，什么叫做“国人的阅读习惯”，需要多少的人口覆盖面才能说是“国人的”？“阅读习惯”难道是那么高端高雅的习惯，以至于中国人形成不了？
作者所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阅读风潮的确让后人充满憧憬。那是我们在书中读到的“黄金年代”，哲学热、美学热、国民性批判、朦胧诗、实验小说、舒婷、北岛……比较之下，21世纪当下流行的网络阅读、微博语录，的确有下里巴人之嫌。但是，人文学者们不应该忽视，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整体疯狂补课的年代，而21世纪则是文化现代性泛滥的结晶，时代境遇不同，如何“知世论人”？《存在与虚无》和各类诗集，的确被当下的《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书挤压了生存空间，但是放在历史的时间尺度上，这反而是最正常不过的历史规律。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并不具备“统一”当下思潮的必然条件，各领风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文化反思者忧虑的事情，不过是人文文化被大众文化所冲击的现实，以及传统文学作品被数字化阅读所挤压的境遇。从传播学的大尺度上来看，谁说博客、社会化媒体不是另一种信息的传播？而这种信息传播就一定比阅读具有本质上的低劣性吗？如果某些读者阅读的本来目的就是获取信息，那他现在通过更为迅捷的微博获取信息又有什么不好？传统阅读和电子阅读的关系无论如何界定，都不是非白即黑的对立关系，绝不能全面否定任意一个，二者补充才是当下培养公众阅读习惯的主流行径，当下广受公众喜爱的凤凰读书、豆瓣读书本身就是这种复合化读书形式流行的有力回应。
《读书》一文的忧虑与建议，本质上是基于文化精英主义对当下文化过度娱乐化的抨击，源于知识分子的“末日情怀”。的确，过多的“麻辣书”、“戏说书”、“水煮书”冲淡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百年孤独》的光芒，但一棍子打死大众娱乐的确不是解决之道，而试图以引导方式克服国人功利主义的论调难免会流于形式。我以为，不妨少一些“年轻人失去人文精神”的论调，对现在的多元阅读内容阅读方式多些宽容。毕竟，上世纪80年代莫言开始写作“红高粱”们的时候，还被人骂做“屎尿横飞、语言放肆”，可是几十年后就获得了中国“开天辟地”的诺贝尔文学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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