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读《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 ——读《儒教与道教》摘要：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照清教，重点从宗教经济伦理角度论述了“为什么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仅仅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这一命题。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物质因素，即社会基础；二是精神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精神因素建立在物质因素基础上，物质因素的存在又有其深刻的精神因素。也就是说，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与社会学基础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韦伯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学基础是导致中国没有出现近代形态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关键词：资本主义 物质因素 精神因素 清教 儒教 正文：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国有着优越的社会条件，甚至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某些障社会制度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对照清教，韦伯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物质因素也就是中国的社会学基础，它是精神因素的基础。《儒教与道教》从“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四个角度加以阐述物质因素。而其中又有五个比较核心、具体的因素，即货币制、都市和行会、家产制国家、宗族组织，法律制度。首先，中国拥有的金、银、铜等贵金属的数量急剧增长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大幅度发展，韦伯认为货币的使用是经济活动能够理性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这种发展没能冲破传统主义的束缚，反而强化了它，因为中国的地域观念太重，虽然多次尝试但是始终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制度，往往使交易成为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这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第二，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城市组织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是，没有城市的政治特点。（韦伯，2003:58）与西欧城市相比较，中国的城市没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它们只是一些乡村区域的拼凑。因为它不是拥有固有的政治特权的“共同体”，没有西方古代那种所谓住在城里的自我武装的军人等级意义上的市民阶层。（韦伯，2003:58）同样，因为缺乏形式化的法律保护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所以只能由从事工商业的居民组成同业行会来达到集体的自我保护。正是由于没有这种法律保障，才使中国的职业团体走上了西方闻所未闻的冷酷的自助道路。这种自助也决定了，中国没有一种互助式地调节自由工商业的受到公认的、正规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础。（韦伯，2003:64）中国之所以没有这种基础，原因在于城市和行会没有自己的政治与军事权力。（韦伯，2003:64）第三，家产制国家模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利。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后，确立了一个政治、经济、礼仪密切相关的国家体制。这种体制将国家看着帝王家族的延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被赋予神圣的色彩。官员通过考察其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选拔上来，并不具备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这削弱了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有效管理。第四，过分强调宗族利益，行会之中缺乏理性的非人格关系，以至于无法出现商业上自由与合作性的组织形态。（潘宇，1999：第4期）宗族组织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宗族组织以源于共同的祖先的家庭依赖血缘关系组成的。儒家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助长了宗法血缘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儒家学说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对祖先崇拜，因而根基于农耕经济之上的祖先崇拜和亲戚关系就显得至高无上。中国人比较依赖亲属之间的关系而在情感上无法离开亲属到其他社会圈子里去。因此就缺少了经济交流的机会。中国人很少发展超出其亲属边界的第二群体。（莫国香，阎莉，2008：第9期）宗族组织主要存在于乡村，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涉及，因此就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治性组织。韦伯认为，家族组织为个人提供了广泛的经济与其他需求，这阻碍了个人主义的发生；而家族式的辅助性工业，妨碍了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家族伦理中的以家族利益之上和内外有别的道德二元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须的普遍主义精神的发育。（潘宇，1999：第4期）第五，韦伯认为，中国古代的刑律实质上是“伦理法规”或“伦理法则的法典化”，而不能保障现代资本主义顺利运行的“形式法”。（潘宇，1999,：第4期）而中国传统的世袭制统治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律具有反形式主义和父系家长制的特征，而且从法律上看，中国缺乏理性的、训练有素的司法官吏。（潘宇，1999：第4期）根据以上几点，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难以在中国的这种制度下产生。下面，将从精神因素方面分析为何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产生。儒教和清教都是高度理性化的宗教。在这里，韦伯给出了判断宗教理性主义阶段的标准：“第一是宗教脱掉巫术的程度；第二个是宗教将神同世界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对立的宗教本身同世界的伦理关系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 （韦伯，2003：279）从这个标准看，禁欲的新教是宗教理性主义的最高阶段。它根除了巫术，甚至在圣礼和符号的升华形式中，也原则上根除了巫术。“只有在这里才完全贯彻了世界的彻底脱魔”（或者说是祛魅）。（韦伯，2003:279）而儒教未能从积极的救世作用这一面来触及巫术，并且部分仰赖巫术系统的支持。阶层是我们所说的宗教信仰的最重要的体现者，由于阶层的性质不同，在宗教中被当作最高目标来追求的（此岸的）天堂和转生状况也只能各不相同。（韦伯，2003:19）而中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时有中断，并有常常处在激烈的竞争中，但整整两千年来，始终是士，他们的处世之道和价值观念，取决于儒教本身的特点，并且影响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士阶层学习儒家思想，儒家的抱负是出仕，崇尚“学而优则仕”，这种思想不利于行业的专门化和专业训练。儒家作为政府的主要意识形态并不贬低财富本身。正如从儒家的始祖那里传下来的明确的教诲所指出的，对于儒家来说，财富是能够高尚地，亦即合乎尊严地生活，并致力于自身的暗示的重要手段，对于用什么手段来改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富之！”。因为只有富了，人们才能“不失身份、合乎地位”地生活。（韦伯，2003:297）但是儒家又认为财富并不可靠，会扰乱心灵的高贵的平衡。而且它宣扬倡导“士人至上”和“学而优则仕”，这些理念暗示人们知识分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应该谋求功名，以此光宗耀祖，为家族带来荣誉。儒家要求始终清醒地自我控制，维护各方面都完美无瑕的善于处事的人的尊严，清教伦理要求自我控制，则是为了把调整的标准有计划地统一于上帝的意志。（韦伯，2003:293）儒教对待事物是不偏不倚的立场，而清教伦理把这些放进了对“世界”的强烈、庄严的紧张关系中。（韦伯，2003:280）那种把对现世的紧张关系，无论在宗教对现世的贬低还是从现世所受到的实际拒绝方面，都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意图上）理性的伦理，就是儒教。儒家认为现世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人性本善，人与人之间在一切事情上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原则上都是平等的。（韦伯，2003:280）儒家把现世视为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们既没有超越或者救赎的神，也不讲彼世的超验领地，宗教意识淡薄，不像清教徒那样存在“原罪”的概念，他们只追求现世的长寿、健康、财富以及死后的不朽之名。儒教体系是一种激进的“现世乐观主义”体系，坚定不移地消灭现世同个人超现世之间的悲观的紧张的关系。对儒教来说，正确的救世之路是适应世界永恒的超神的秩序：道，也就是适应由宇宙和谐中产生的共同生活的社会要求，主要是：虔敬地服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于此相应的离心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为一种各方面和谐平衡的人，改造成大宇宙的缩影。（韦伯，2003:280）而清教徒有着“原罪”的观念，认为人从天性上讲是有罪的，因此他们讲究勤劳节俭、入世苦行，希望以此获得上帝的恩宠。韦伯试图论证新教伦理的核心就是以天职观念确证人的世俗存在的价值并在经济行为中利用交换机会以合理性的方式取得预期利润，人们只有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于铭松，2004：第5期）也就是说，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一改原来基督教弃绝尘世生活的做法，认为尘世中的人们只有不断地努力工作，并自奉俭约，才能获得通往天国的保证，成为上帝的选民，即勤劳节俭、入世苦行是新教徒的天职。这种入世苦行的宗教伦理培养了一种孜孜不倦地以追求利润、增加财富为最高责任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精神正是幸福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原动力。儒教伦理把人有意识地置于等级制的个人关系中，政治、经济组织完全系于个人关系。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得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韦伯，2003:289）这样的扩张的亲戚关系阻碍了经济客观化的形式和企业形式。而清教伦理虽然允许这些纯粹的个人关系的存在，但始终认为他们是可疑的，这些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比上和上帝的关系。必须绝对避免神化被造物的过于强化的人际关系。信赖人，尤其是信赖自然属性同自己最近的人，会危害灵魂。（韦伯，2003:293）清教将这些关系全部客观化了，消化为理性的“企业”和纯粹客观的经营关系，并用理想的法律和和契约代替了中国那种原则上万能的传统、地方习惯以及具体的官场上的任人唯亲。他们实际上助成了某种个人主义，并最终有利于理性的、专职的政治经济形式的产生。总结一下，同（儒教的）理性地适应世界相对的是（清教的）理性地改造世界。（韦伯，2003:293）正是“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而仅仅出现在了西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原因~

　　即使承认明中叶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相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算晚。问题在于，同样是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欧洲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始终徘徊不前，老是处于“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毛泽东这样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第620页）此一解释长期为中国史学界引用，解放后近20年，几乎无人提出疑义，因而成为一种经典释文。不过，外国学者早有自己的解释。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两书中表述的观点：欧洲的新教提倡勤俭和禁欲主义，从而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儒教恰恰相反，它倡导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追求无休止的体面享受，社会财富被大量消耗而无法积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失去了发展到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毛泽东的经典解释产生怀疑。被部分学者誉为中国思想解放“先驱”的顾准，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并与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比较后认定，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引导中国地到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体系，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很难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体系。后来，一位年轻的史学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永远是“六道轮回”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仅难以达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它自己也不可能达到自身的成熟阶段。再后，有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体系”观点的面世，对中国古代社会能否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它推迟了自身衰败的速度，自然也就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之只能永远处于萌芽状态。三
　　在古代资本主义萌芽上，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鸦片战争使中国门户洞开之后，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迎接挑战的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及其压榨下的农民与手者。虽然当时的总量中国居世界第一，但在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抗争中却一败再败。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而发展滞后？我认为必须从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制度和传统思想等方面综合考察，才能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从经济结构看，首先是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制约作用。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为特征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此一制度，造成土地所有权迅速转移，一方面使大土地所有制不稳定，除孔子后裔外，很难找到百世不衰，甚至十世不衰的大地主。这与欧洲庄园制大土地所有制的稳定存在是不同的。一方面使土地占有相对分散，造成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这种一家一户，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再生能力，致使人口中不易游离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终日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他们积累不了多少财富，购买力低下，无法形成大的农村市场。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变化并不大。

　　其次，应该看到，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手工业与商业一直比较发达。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却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自汉武帝时候起，就实行盐铁官营、酒专卖，武器制造、宫廷所用各种物品如丝绸等，大多由官府经营。唐宋以后，茶叶、糖、烟等亦实行政府专卖，由此使封建国家控制了工商利润的绝大部分。这大宗工商利润本可积累数量可观的货币并作为生产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然而，这些工商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封建国家用作了行政、军事等开支，其中不少财富被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府挥霍浪费了。显然，依靠政府难以积累起发展工商业的资本。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私营工商业，它与官营工商业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官府控制较紧时，它就萎缩；反之则发展繁荣。然而，封建社会的私营工商业不仅没有积累起大量资本，而且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也步履维艰。这是因为，第一，由于经营工商业的风险相对大于农业，加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少工商业者愿意将工商利润投资购买土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变成工商业者兼地主。第二，私营工商业者的利润除投资土地外，大量投向了非生产领域，如买官，瑞蚨祥的主人以及红顶商人胡雪岩等，都买了几品顶戴。如捐款筑路修桥赈灾，更多的是奢侈浪费，建巨宅、树牌坊，修坟墓，声色犬马，有些外国人慨叹，中国富人的钱都送给八大胡同了。

　　最后，城市本应该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城市是工商业者发展经济的中心，他们先是从封建主那里争得“自治权”，继而以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后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发展为经济中心。封建国家牢牢地控制住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是封建性的行帮，执行的是封建国家的与政策。工商业在城市也不可能自由地发展。

　　从政治制度看，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个制度，一方面通过户口案比对全国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进行严密控制，大大束缚了他们自由的思考和创造。一方面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的大小官员，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家难以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金。

　　从思想上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偏重伦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传统思想倡导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使贱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极其不利于工商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的选官制度，从征辟察举到九品中正，再到科举取士，主要是经义诗文，对自然很不重视。尽管中国的发明在明朝中叶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到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也就不能为资本主义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业的转化提供有力的科学技术的支撑。

　　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长期成为东方的文明中心，是周边国家和民族向往和的榜样，致使历代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形成以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和自大狂，一直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对外来文明往往采取排拒态度。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机遇。比如明朝初年，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将触角四处延伸的时候，而此时，中国的国力不仅稳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郑和统帅的远洋舰队，无论就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还是舰队规模，都远远超过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统帅的远洋船队。然而，郑和七次远航主要是“宣扬国威”，而不是进行商贸和殖民活动。明清两代都厉行海禁，错过了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向西方学习的机会。这样，当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并向亚、非、拉各洲进行殖民活动，疯狂掠夺人和财富时，中国却依然在封建社会的轨道上蹒跚而行。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生长数百年，但依然是柔嫩的幼芽，依靠它自然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走从西方“引进”和“嫁接”的路，由此导致中国迈向化的进程特别艰难而曲折。

中国的两次资本主义萌芽最早起于宋。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
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录取比例在3%--6%。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初进太学在外舍学习，一年以后学习合格者进入内舍在学习两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学习。在上舍再学习深造两年，考试合格者毕业。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五百多万贯。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中国近代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这时走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华民族站起来就成为最佳选择和历史潮流。事实上，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补充的政策。但由于那时我们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封锁下，太想赶超了，没有完全处理好积累与提高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出...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
答：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失败原因浅析 据说日本人为了记念甲午战争的胜利，在其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的铸像下撰写有这么一句话：“应知今日国威之隆，实有赖于甲午之役。”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宣告了中国封建势力为了自救所搞“求强”、“求富”洋务运动的破产，面对着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

...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成功的史实,谈谈当时中国为何没有走上资本...
答：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

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
答：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是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的。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比较强大，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绞杀；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积贫积弱，先天不足等等。这些因素最终导致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获得实质性发展。

中国近代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为何没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答：1、在强大的封建制度的钳制下，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不起来，使中国必然失去资本主义最好的发展契机。其结果，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非常弱小，而地主阶级依然强大。而且，因为脱胎于封建社会结构，新生的资产阶级也必然与旧社会结构，有着方方面面的内在联系。2、当时的晚清王朝，同时压迫着汉族地主阶级、各种...

中国也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
答：明朝时期我国便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出现的时间相差无几。而我国却继续闭关锁国未能出现工业革命，而欧洲却发展了工业革命。那么中国也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第一，由于经营工商业的风险相对大于农业，加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少工商业者愿意将工商利润投资购买土地，&ldquo...

...却没有发展成近代资本主义强国,原因是什么?
答：自17世民以后，西、葡两国的地位逐渐为荷、英、法等国所代替，其主要因素是；第一，荷、英、法的兴起比西、葡两国落后一步，但是，荷、英、法在进行殖民主义扩张时，本国资本主义工业也不断向上发展，而掠夺的大量金银，只是在初期对本国工商业有某些刺激作用。绝大部分金银都消耗在欧洲等地的战争...

历史作业: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在中国发展开来?
答：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在缓慢地朝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传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它破坏了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些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得以发生,同时又被原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利用而滋长,中国的资本...

民族资本主义为什么始终不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
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封建剥削制度依然保持着，仍占着显著的优势。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这是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的原因。温馨提示：以上解释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05-08，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
答：1：中国封建制度确立早，封建基础牢固，导致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封建主利用强权压制人民，导致人民的小农的意识观念强，这样就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落后。2：中国有资产阶级革命，例如著名的辛亥革命，但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帝国主义的干涉，资产阶级未能完成使命，是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