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投稿：饶鬼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这是许6569 小能熊365日写作计划第25篇文章）
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的，《呐喊》、《彷徨》作为鲁迅这位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所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以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反映生活，展示了病态的旧中国和旧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代表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精神面貌。而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群体？在鲁迅的笔下这个群体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也被他的笔剥得体无完肤。鲁迅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倾注了十分的热情。在他笔的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被描绘的淋漓尽致。
一、苦闷彷徨、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着眼于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命运，在期强大的封建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等人物形象，他们是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是作者曾经寄予希望，曾经在他们身上探索和寻找革命力量的人物。但他们，却没有给作者带来最终的希望。
吕纬甫年轻时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竟至于“打起来”，可见他早年的激进。但当“我”在酒楼上与他重逢时，他却一再宣扬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遗骨，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吕纬甫的这种种“随随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武装，反抗和摇撼封建社会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未来的前途觉得浑沌一片，茫无头绪。
当吕纬甫变革社会的志向受到困境重重围困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理想幻灭后的生存何以为继？吕纬甫不知道，鲁迅也不知道。吕纬甫完全丧失了探索勇气，也放弃了对于真理的追求。但他对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沉和灰暗的精神世界中间，又感到伤心和悔恨，不断重复着强烈地谴责自己，承受着内心彷徨而颓伤的痛苦，精神上的无所依赖只能使生命在庸碌中度过。这也正是鲁迅小说中对于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其内向性展露无遗。它是显露灵魂的深的。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对社会、人伦的绝望异化为对世俗的遵从，以孤僻的形象独异于庸众之中：愤世嫉俗的魏连殳无奈经济上的困顿，在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已经求乞的时候，他交上了“华盖运”——当上杜师长的顾问，月薪现洋八十元。对此，魏连殳这样看：“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而他的胜利，是他以牺牲灵魂为代价，用精神堕落的复仇方式，打败了把他逼上绝路的人们。但是他觉得生不如死，所以，他终究只有以死来再次否定那败退的自我：“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由于他们的个人奋斗，他们在精神上承受着的，是一种“无语”的苦痛。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被安置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到来的黑云重压的时代背景上。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大考验，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确实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思想和精神上分明地体现着那个时代必然会有的徘徊与彷徨：一方面，他们自身与社会传统有着悲剧性的对立，这构成了上述的第一重困境，同时他们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也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正如汪晖先生所说的：这类知识分子早期思想中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来自对自我与社会的分离并高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先觉者的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激情；而在经历了重重的社会逆动、生活挫折后产生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却更多地来自意识到自身与历史、社会、传统的割不断的深刻联系，即意识到在理论上与社会传统对立的自我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从而浸透着一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负罪感”和由此产生的蕴含丰富的悲剧情绪。也就是说，在社会进程中他们只是处于“中间物”的地位，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独立出来的自我不仅不是振臂一呼聚者云集的英雄。处于这种两难的尴尬地位的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更甚者，他们对思想启蒙所起到的影响或许只近于“无所作为”。
二、片面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
“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子君和涓生，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子君和涓生，是一对年轻的恋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恋爱之后，同居不到一年，感情就破裂了。结果，子君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威严和冷眼的家，涓生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寂静和空虚的会馆。直到最后，子君被吃人的旧社会毁灭，涓生却还是不知道怎样跨出那新的生路的第一步。
这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们曾经是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的勇敢的叛逆者。这种反封建的精神、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了鲁迅的肯定的。但是家庭的建立，幸福的到来，反而成了他们不幸的开端。社会的压力，经济的威逼，使他们的爱情很快失去了光彩，并最终于以悲剧告终。《伤逝》并非着力于涓生与子君失败的爱情，而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层，以涓生的自白写出对于爱与不爱的两难选择，写出相爱的人之间“真的隔膜”。在这里鲁迅的目的依然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亦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并最终指向了“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子君娴静、温存而又纤弱，不慕名门，不求显贵，她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她并不怎么了解外界的生活，没有经受过风雨的锻炼。当一线光明照到她身上的时候，她的心灵就呈现了异彩。有人给她指出一条切实的道路，她就勇往直前地走去。她勇敢地反抗家庭、社会的束缚，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本来，子君连看一张秀美的雪莱像都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现在，为了幸福家庭的理想，她不顾叔子不再认她做侄女。这是“五四”时期一个觉醒了的中国少女的可爱形象。
涓生，他接受新思想比较早，也比较多，但是，仍然生活在寂寞和空虚之中，没有真正说得上勇敢的行动和追求。这本身就显示了他身上有着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怯弱。为了爱情，他开始反叛自己所处的环境。但他的怯弱，顾虑，让他在别人的反对和阻挡面前，常常失去自制的力量，一不小心就“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他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在和黑暗社会的最初交锋里，他就不如子君那样勇敢、无畏和坚强。
婚后的子君，极力想维持小家庭的存在，终日埋头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结果，精神空虚，思想狭隘，“已经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她把轻易不吃的羊肉喂给小叭儿狗“阿随”；为了油鸡，与小官太太争吵、暗斗，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同时，她慢慢地发现了和子君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缝。她拼了命的想保住已经死去的爱情，终究还是失败了。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绝望的子君终于离家出走了，回到了她曾经毅然走出了的封建专制家庭中去。子君当初是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指导下，靠着爱情的力量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笼。但是，光靠个人爱情的力量是无法逃脱封建势力的魔掌的，以至连个人的温饱也无法求得解决。她终于又被旧势力抓了回去。
涓生婚后不过两星期，就觉得对子君的热情淡漠了。失业的打击，使涓生开始苏醒过来，他“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人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的。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路。”他要振作，但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人奋斗的幻想上，企图通过个人的奋斗，获得个人的解放。为了求得解放，他登小广告寻求抄写和教书的工作，写小品文、翻译书稿。他幻想着生活的路无限宽广。他拼命挣扎，力图摆脱困境。然而，人生的路千万条，却没有涓生的生之路：“小广告”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小品文登出来了，仅仅收到五角钱的书券；5万字的译文没有下落，一切求援的书信都无回音……”涓生终于决定放弃子君了，因为他认定是婚姻毁了他的生活，虽然他知道放弃子君，等于杀了她。但他还是固执地向子君说出绝情的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在这里，鲁迅揭示出一个深刻的思想：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已的奋斗目标仅仅局限在追求个人出路的狭小圈子里，仅仅凭着个人奋斗的微弱力量，是决然冲不出封建势力的樊笼的，是找不到一条生路的。在冷酷的现实的逼迫下，涓生错误地把堕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但在强大的黑暗势力的压迫下，涓生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思想彻底地暴露出来了。为了自己，他竟把子君送回了宗法社会那个大牢笼。子君含恨死了。
《伤逝》写的是司空见惯的凡人凡事，却写尽世态炎凉、人心隔膜，让人充分感知世态人情。同时，又因为能揭示灵魂的深，写出了人生永久的悲哀，所以让人如听鸱枭的“真的恶声”，从麻木的生活中惊醒。鲁迅写子君的遭遇，就是对那罪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和抗议。子君死了，旧社会固然罪孽深重，但不能说涓生没有责任。鲁迅写涓生的内疚，悔恨，悲哀，固时也是对涓生行为的严厉遣责和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度在于鲁迅让人们从涓生身上看到，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再迷恋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了，不能再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了。
子君与涓生的恋爱悲剧在那个年代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充分的证明：任何离开群众的、集体的斗争，单凭个人主义的力量去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必然是要失败的；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等问题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问题而单独解决的。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探问人生存的“真相”，他的小说与五四时期的激进、热情、感伤不同，而透出一种内心的苦的寂寞与苍凉，显示出深厚的哲理意蕴。也正是由于重视挖掘和表现文章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渗透着人生的某些永恒的命题，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洞幽显微的艺术境界。
三、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
《呐喊》中的《孔乙己》集中代表了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的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作家创造性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用细腻的笔描写了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
孔乙己是一个始终没有考上秀才的老童生，穷愁没落，最后悲惨地死去。人物出场的第一句描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的穷酸、迂腐，都体现在这个出身下层社会的老童生的身上。他读过书，但是没有爬上去，不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过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可是封建教育不但与劳动相脱离，而且还教育人们轻视劳动，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体力强的人，也不愿意劳动；不劳动就不能生活，自然越过越穷，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但讨饭抛头露面，太不光彩，孔乙己自然不愿意干，所以就只好偷。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还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应该比普通人高一等，处处要显一显自己的身份，卖弄一下“学问”。
既是穿长衫的，理应“踱进屋里，慢慢地坐着喝酒”。可是孔乙己却不能够，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在柜台外站着喝。他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是可悲的。既然穷到这个地步，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走进短衣帮的人群里。可是孔乙己又不承认自己的没落，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要摆读书人的架子。这种又穷又酸的性格，正是人物的内在矛盾、本质特征的表现。作者抓住了它，可以说是抓住了人物的“灵魂”。
孔乙己因为穷到毫无办法，便经常偷，他甚至连书也偷了。当人们揭发他、讥笑他时，他还说什么“君子固穷”，他的迂腐可见一般。这个细节描写，生动而深刻地刻画出孔乙己穷酸、迂腐，死要面子的性格特征。
孔乙己有着读书人的骄傲与自负，当人家故意跟他开玩笑，诘问他：“你当真识字么？”他便“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鹤立鸡群的神态又流露出来。这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这个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读书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孔乙己越显出看不起人家的样子，人家就越要讥笑他，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于是“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点不懂了。”孔乙己虽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他对于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还是没有任何认识，仍然不能忘情于科举，把自己考不上秀才，当成生平最遗憾、最丢人的事。人家讥笑他偷东西，他还能涨红了脸，想法辩解，可是当人家讥笑他“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连争辩也没有力气，脸上立刻失了神色，话也说不清了。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无法避免。他最终因偷了举人的东西，被打断了腿。他最后一次在酒店门前出现，是“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坐着手走路。让人目不忍睹。这可以说是鲁迅对封建文化教育和科举的更进一步的沉重控诉。孔乙己的腿是被丁举人打断的。打断腿而致孔乙己于死命，刽子手不是别人，是丁举人，他是封建文化教育、科举制度侵润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制度之下，爬不上去，就活该倒霉；爬上去的，就作威作福，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这的确是一种残酷的制度，吃人的制度。
孔乙己被打成这样，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掌柜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接着的两句话是：“你又偷东西了”。“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呢？”周围的人发出的，也还是一片笑声。这完全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社会不仅毒害了孔乙己，把他造成一个十足的废物，而且还戕害他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甚至连他的精神也残害了。周围的人还要继续摧残他，凌辱他，把他的痛苦当作取笑的材料。由孔乙己的身上，鲁讯对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教育提出了深深的控诉。
在人们的讥笑声中，他只有恳求，没有愤怒，自然更谈不上反抗。他所关心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身份。封建教育已经毒化了他和每一个细胞，他至死也没有任何觉悟的表现。孔乙己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穷酸、迂腐在作者的笔下就这样直突突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作品正是通过他的性格、命运，来揭露封建教育的极端腐朽性，控诉这个制度毒害人、戕害人的罪恶。
四、敢于解剖自我、正视自我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其实既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解剖，也是探索知识分子出路的艺术表现。
《故乡》中的“我”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去“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儿时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内心的挣扎与无路可去的纠结深深的体现在了文章的文字背后。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已不再存有《故乡》的主人公那样的奢望：“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瓢泼者。但小说却出乎意外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再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
《在酒楼上》里“我”有一段自白，特别引人注目：“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它即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级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心的苍凉。
但鲁迅对自己又对这样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鲁迅的好几篇小说都有类似的结尾：《在酒楼上》里，“我”告别了吕纬甫。“独自向自己的旅馆走，寒风与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孤独者》中“我”离开了魏连殳的死尸，“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鲁迅的小说往往在结构上有一个“顶点”：或是情节上人物的死亡，或是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又反弹出死后之生，绝望后的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更是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
30年代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呐喊》与《彷徨》作为知识分子活动载体的两本小说集，实现了小说题材的突破和深化，他一改传统小说注重情节，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藩篱，直面惨淡的灰色人生，转向写普通人的平常事，刻画“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在这里，有模模糊糊地生活着，教着“子曰诗云”的现代知识分子吕纬甫；有片面追求个人解放的涓生子君；更有被视为乞丐一样落魄的知识分子孔乙；还有一直在希望、绝望中辗转、挣扎的“我”……他们上演着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却让人读后心情沉重，发人深省。魏连殳在祖母逝后孤独的长嗥，涓生与子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离开—归来—再离开”的纠结与挣扎……无不让人心有戚戚焉！
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议论鲁迅小说时说：“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中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琐细中见精神，是因为能将现实写得真切，写得入木三分。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桎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20世纪的所有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与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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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的，《呐喊》、《彷徨》作为鲁迅这位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所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以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反映生活，展示了病态的旧中国和旧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代表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精神面貌。而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群体？在鲁迅的笔下这个群体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也被他的笔剥得体无完肤。鲁迅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倾注了十分的热情。在他笔的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被描绘的淋漓尽致。
一、苦闷彷徨、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着眼于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命运，在期强大的封建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等人物形象，他们是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是作者曾经寄予希望，曾经在他们身上探索和寻找革命力量的人物。但他们，却没有给作者带来最终的希望。
吕纬甫年轻时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竟至于“打起来”，可见他早年的激进。但当“我”在酒楼上与他重逢时，他却一再宣扬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遗骨，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吕纬甫的这种种“随随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武装，反抗和摇撼封建社会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未来的前途觉得浑沌一片，茫无头绪。
当吕纬甫变革社会的志向受到困境重重围困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理想幻灭后的生存何以为继？吕纬甫不知道，鲁迅也不知道。吕纬甫完全丧失了探索勇气，也放弃了对于真理的追求。但他对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沉和灰暗的精神世界中间，又感到伤心和悔恨，不断重复着强烈地谴责自己，承受着内心彷徨而颓伤的痛苦，精神上的无所依赖只能使生命在庸碌中度过。这也正是鲁迅小说中对于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其内向性展露无遗。它是显露灵魂的深的。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对社会、人伦的绝望异化为对世俗的遵从，以孤僻的形象独异于庸众之中：愤世嫉俗的魏连殳无奈经济上的困顿，在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已经求乞的时候，他交上了“华盖运”——当上杜师长的顾问，月薪现洋八十元。对此，魏连殳这样看：“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而他的胜利，是他以牺牲灵魂为代价，用精神堕落的复仇方式，打败了把他逼上绝路的人们。但是他觉得生不如死，所以，他终究只有以死来再次否定那败退的自我：“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由于他们的个人奋斗，他们在精神上承受着的，是一种“无语”的苦痛。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被安置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到来的黑云重压的时代背景上。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大考验，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确实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思想和精神上分明地体现着那个时代必然会有的徘徊与彷徨：一方面，他们自身与社会传统有着悲剧性的对立，这构成了上述的第一重困境，同时他们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也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正如汪晖先生所说的：这类知识分子早期思想中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来自对自我与社会的分离并高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先觉者的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激情；而在经历了重重的社会逆动、生活挫折后产生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却更多地来自意识到自身与历史、社会、传统的割不断的深刻联系，即意识到在理论上与社会传统对立的自我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从而浸透着一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负罪感”和由此产生的蕴含丰富的悲剧情绪。也就是说，在社会进程中他们只是处于“中间物”的地位，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独立出来的自我不仅不是振臂一呼聚者云集的英雄。处于这种两难的尴尬地位的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更甚者，他们对思想启蒙所起到的影响或许只近于“无所作为”。
二、片面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
“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子君和涓生，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子君和涓生，是一对年轻的恋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恋爱之后，同居不到一年，感情就破裂了。结果，子君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威严和冷眼的家，涓生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寂静和空虚的会馆。直到最后，子君被吃人的旧社会毁灭，涓生却还是不知道怎样跨出那新的生路的第一步。
这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们曾经是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的勇敢的叛逆者。这种反封建的精神、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了鲁迅的肯定的。但是家庭的建立，幸福的到来，反而成了他们不幸的开端。社会的压力，经济的威逼，使他们的爱情很快失去了光彩，并最终于以悲剧告终。《伤逝》并非着力于涓生与子君失败的爱情，而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层，以涓生的自白写出对于爱与不爱的两难选择，写出相爱的人之间“真的隔膜”。在这里鲁迅的目的依然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亦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并最终指向了“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子君娴静、温存而又纤弱，不慕名门，不求显贵，她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她并不怎么了解外界的生活，没有经受过风雨的锻炼。当一线光明照到她身上的时候，她的心灵就呈现了异彩。有人给她指出一条切实的道路，她就勇往直前地走去。她勇敢地反抗家庭、社会的束缚，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本来，子君连看一张秀美的雪莱像都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现在，为了幸福家庭的理想，她不顾叔子不再认她做侄女。这是“五四”时期一个觉醒了的中国少女的可爱形象。
涓生，他接受新思想比较早，也比较多，但是，仍然生活在寂寞和空虚之中，没有真正说得上勇敢的行动和追求。这本身就显示了他身上有着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怯弱。为了爱情，他开始反叛自己所处的环境。但他的怯弱，顾虑，让他在别人的反对和阻挡面前，常常失去自制的力量，一不小心就“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他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在和黑暗社会的最初交锋里，他就不如子君那样勇敢、无畏和坚强。
婚后的子君，极力想维持小家庭的存在，终日埋头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结果，精神空虚，思想狭隘，“已经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她把轻易不吃的羊肉喂给小叭儿狗“阿随”；为了油鸡，与小官太太争吵、暗斗，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同时，她慢慢地发现了和子君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缝。她拼了命的想保住已经死去的爱情，终究还是失败了。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绝望的子君终于离家出走了，回到了她曾经毅然走出了的封建专制家庭中去。子君当初是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指导下，靠着爱情的力量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笼。但是，光靠个人爱情的力量是无法逃脱封建势力的魔掌的，以至连个人的温饱也无法求得解决。她终于又被旧势力抓了回去。
涓生婚后不过两星期，就觉得对子君的热情淡漠了。失业的打击，使涓生开始苏醒过来，他“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人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的。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路。”他要振作，但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人奋斗的幻想上，企图通过个人的奋斗，获得个人的解放。为了求得解放，他登小广告寻求抄写和教书的工作，写小品文、翻译书稿。他幻想着生活的路无限宽广。他拼命挣扎，力图摆脱困境。然而，人生的路千万条，却没有涓生的生之路：“小广告”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小品文登出来了，仅仅收到五角钱的书券；5万字的译文没有下落，一切求援的书信都无回音……”涓生终于决定放弃子君了，因为他认定是婚姻毁了他的生活，虽然他知道放弃子君，等于杀了她。但他还是固执地向子君说出绝情的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在这里，鲁迅揭示出一个深刻的思想：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已的奋斗目标仅仅局限在追求个人出路的狭小圈子里，仅仅凭着个人奋斗的微弱力量，是决然冲不出封建势力的樊笼的，是找不到一条生路的。在冷酷的现实的逼迫下，涓生错误地把堕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但在强大的黑暗势力的压迫下，涓生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思想彻底地暴露出来了。为了自己，他竟把子君送回了宗法社会那个大牢笼。子君含恨死了。
《伤逝》写的是司空见惯的凡人凡事，却写尽世态炎凉、人心隔膜，让人充分感知世态人情。同时，又因为能揭示灵魂的深，写出了人生永久的悲哀，所以让人如听鸱枭的“真的恶声”，从麻木的生活中惊醒。鲁迅写子君的遭遇，就是对那罪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和抗议。子君死了，旧社会固然罪孽深重，但不能说涓生没有责任。鲁迅写涓生的内疚，悔恨，悲哀，固时也是对涓生行为的严厉遣责和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度在于鲁迅让人们从涓生身上看到，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再迷恋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了，不能再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了。
子君与涓生的恋爱悲剧在那个年代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充分的证明：任何离开群众的、集体的斗争，单凭个人主义的力量去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必然是要失败的；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等问题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问题而单独解决的。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探问人生存的“真相”，他的小说与五四时期的激进、热情、感伤不同，而透出一种内心的苦的寂寞与苍凉，显示出深厚的哲理意蕴。也正是由于重视挖掘和表现文章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渗透着人生的某些永恒的命题，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洞幽显微的艺术境界。
三、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
《呐喊》中的《孔乙己》集中代表了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的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作家创造性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用细腻的笔描写了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
孔乙己是一个始终没有考上秀才的老童生，穷愁没落，最后悲惨地死去。人物出场的第一句描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的穷酸、迂腐，都体现在这个出身下层社会的老童生的身上。他读过书，但是没有爬上去，不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过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可是封建教育不但与劳动相脱离，而且还教育人们轻视劳动，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体力强的人，也不愿意劳动；不劳动就不能生活，自然越过越穷，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但讨饭抛头露面，太不光彩，孔乙己自然不愿意干，所以就只好偷。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还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应该比普通人高一等，处处要显一显自己的身份，卖弄一下“学问”。
既是穿长衫的，理应“踱进屋里，慢慢地坐着喝酒”。可是孔乙己却不能够，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在柜台外站着喝。他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是可悲的。既然穷到这个地步，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走进短衣帮的人群里。可是孔乙己又不承认自己的没落，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要摆读书人的架子。这种又穷又酸的性格，正是人物的内在矛盾、本质特征的表现。作者抓住了它，可以说是抓住了人物的“灵魂”。
孔乙己因为穷到毫无办法，便经常偷，他甚至连书也偷了。当人们揭发他、讥笑他时，他还说什么“君子固穷”，他的迂腐可见一般。这个细节描写，生动而深刻地刻画出孔乙己穷酸、迂腐，死要面子的性格特征。
孔乙己有着读书人的骄傲与自负，当人家故意跟他开玩笑，诘问他：“你当真识字么？”他便“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鹤立鸡群的神态又流露出来。这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这个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读书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孔乙己越显出看不起人家的样子，人家就越要讥笑他，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于是“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点不懂了。”孔乙己虽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他对于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还是没有任何认识，仍然不能忘情于科举，把自己考不上秀才，当成生平最遗憾、最丢人的事。人家讥笑他偷东西，他还能涨红了脸，想法辩解，可是当人家讥笑他“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连争辩也没有力气，脸上立刻失了神色，话也说不清了。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无法避免。他最终因偷了举人的东西，被打断了腿。他最后一次在酒店门前出现，是“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坐着手走路。让人目不忍睹。这可以说是鲁迅对封建文化教育和科举的更进一步的沉重控诉。孔乙己的腿是被丁举人打断的。打断腿而致孔乙己于死命，刽子手不是别人，是丁举人，他是封建文化教育、科举制度侵润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制度之下，爬不上去，就活该倒霉；爬上去的，就作威作福，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这的确是一种残酷的制度，吃人的制度。
孔乙己被打成这样，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掌柜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接着的两句话是：“你又偷东西了”。“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呢？”周围的人发出的，也还是一片笑声。这完全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社会不仅毒害了孔乙己，把他造成一个十足的废物，而且还戕害他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甚至连他的精神也残害了。周围的人还要继续摧残他，凌辱他，把他的痛苦当作取笑的材料。由孔乙己的身上，鲁讯对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教育提出了深深的控诉。
在人们的讥笑声中，他只有恳求，没有愤怒，自然更谈不上反抗。他所关心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身份。封建教育已经毒化了他和每一个细胞，他至死也没有任何觉悟的表现。孔乙己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穷酸、迂腐在作者的笔下就这样直突突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作品正是通过他的性格、命运，来揭露封建教育的极端腐朽性，控诉这个制度毒害人、戕害人的罪恶。
四、敢于解剖自我、正视自我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其实既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解剖，也是探索知识分子出路的艺术表现。
《故乡》中的“我”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去“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儿时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内心的挣扎与无路可去的纠结深深的体现在了文章的文字背后。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已不再存有《故乡》的主人公那样的奢望：“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瓢泼者。但小说却出乎意外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再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
《在酒楼上》里“我”有一段自白，特别引人注目：“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它即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级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心的苍凉。
但鲁迅对自己又对这样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鲁迅的好几篇小说都有类似的结尾：《在酒楼上》里，“我”告别了吕纬甫。“独自向自己的旅馆走，寒风与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孤独者》中“我”离开了魏连殳的死尸，“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鲁迅的小说往往在结构上有一个“顶点”：或是情节上人物的死亡，或是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又反弹出死后之生，绝望后的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更是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
30年代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呐喊》与《彷徨》作为知识分子活动载体的两本小说集，实现了小说题材的突破和深化，他一改传统小说注重情节，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藩篱，直面惨淡的灰色人生，转向写普通人的平常事，刻画“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在这里，有模模糊糊地生活着，教着“子曰诗云”的现代知识分子吕纬甫；有片面追求个人解放的涓生子君；更有被视为乞丐一样落魄的知识分子孔乙；还有一直在希望、绝望中辗转、挣扎的“我”……他们上演着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却让人读后心情沉重，发人深省。魏连殳在祖母逝后孤独的长嗥，涓生与子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离开—归来—再离开”的纠结与挣扎……无不让人心有戚戚焉！
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议论鲁迅小说时说：“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中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琐细中见精神，是因为能将现实写得真切，写得入木三分。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桎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20世纪的所有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与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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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特征。
答：主要知识分子形象有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子君(《伤逝》)、陈士成(《白光》)、孔乙己(《孔乙己》)、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等。 四、从容的叙事方式 叙事是小说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而叙事方式的特点则是小说作者个人风格的最直接的彰显。作为一位...
求 赞美那些敢于同封建统治作斗争的 为中国的崛起而写作的文人的文段...
答：在社会角色的底部，鲁迅也塑造了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进度要求，有良好的意愿，以改善社会，人们拥有真正的的感情，真正的爱情，但社会不会容忍他们。“广告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不吃”，“真正的人”和他周围的人是疯子，必须根除（“狂人日记”）;夏玉的牺牲...
契诃夫在小说中是如何刻画知识分子形象的?
答：总而言之,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对俄国的社会和时代特征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他所塑造的一系列大学生、教师、作家、诗人、医生、画家、建筑师等知识分子形象,都是从俄国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 他从知识分子庸俗猥琐,写到他们的软弱动摇;从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写到他们的思想探索;从知识...
关于鲁迅
答：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
高分求《呐喊》人名
答：蓝皮阿五，王九妈 《一件小事》：人力车夫，“我”《头发的故事》：N先生 《风波》：九斤老太，赵七爷，七斤嫂子，七斤 《故乡》：闰土，杨二嫂，水生 《端午节》：方玄绰，方太太 《白光》：陈士成 《兔和猫》：三太太 《鸭的喜剧》：爱罗先珂 《社戏》：双喜，阿发，迅哥，六一公公 ...
鲁迅的原名的名字是什么
答：周樟寿，成年后改为周树人
请问哪位能帮我找下这方面的资料:分析40年代国统区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
答：①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类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描绘,塑造众多这类平庸可笑的形象,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比如《稀松的恋爱故事》,写了青年罗缪与朱列的恋爱过程。他们的恋爱就是逛公园、看电影。张天翼笔下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恋爱过程不是那种甜蜜的爱情生活,而是酸溜溜、庸庸碌碌的低级趣味。当时...
关于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
答：如“谁之罪”的问题,“怎么办”的问题,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都通过文学形象给予了揭示和回答。 1895年之前,俄国还没有组织严密的进步政党,领导解放运动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肩上,进步的作家和批评家实际上担当了解放运动领导者的重任,也给十九世纪俄国的进步文学与批评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 2.取得...
鲁迅的资料
答：鲁迅[1]（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为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东厂房口，汉族。他幼年丧父，生活寒苦，就靠母亲和姐姐帮人洗衣服维持生计。曾有过百...
鲁迅简介
答：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 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 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