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及生物多样性 ·生物演化与地球环境变迁有什么关系

达尔文在150年前提出通过自然选择决定物种起源的伟大理论时，他坦率地承认在演化证据方面是有重大缺陷的，所希望出现在化石记录中许多中间环节并没有发现。在8月7日的每日主题报告会中，当代地质学家给出了新的解释。

一、地球早期生命

围绕地球早期生命专题，展开了多方面的报告和研讨，在27.2亿年的叠层石中保存有类似于细胞的有机球状体；提出了关于生物物质元素起源的假说；大洋中的枕状熔岩和玻质碎屑岩可以作为微生物的栖息地等。

埃迪卡拉系进一步划分和全球对比仍然是国际前寒武纪地层古生物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新元古代地层层序和古生物发育程度得天独厚，同位素年龄结果证明陡山沱组的时间跨度几乎占据埃迪卡拉纪的90%，完全有条件为埃迪卡拉系的进一步划分作出贡献。

二、生物演化

“寒武纪大爆发”及其成因目前仍然是古生物学界的研究热点。“寒武纪大爆发”现象与达尔文的渐变论是矛盾的，其进化论也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尼古拉斯·布特菲尔德（Nicholas Butterfield）认为达尔文关于“寒武纪大爆发”的解释是错误的。然而关于这些复杂生命出现的成因众说纷纭，至少有含氧量上升说、发育调控机制说、细胞说、重组生殖说、广义演化论等20多种假说。但这些仅仅还处于科学假说的阶段，需要对这个事件及事件发生前生物的多样性和当时环境背景开展深入研究。

集体绝灭及其相关的“新灾变论”的争论仍然激烈。尽管人们早就认识到了集体绝灭现象，但关于其原因一直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人们对“新灾变论”普遍能够接受，但具体到“球内事件”还是“球外事件”的成因，争议较为激烈，这仍将是今后的研究热门之一。针对不同的集体绝灭要具体分析，对于不同的绝灭方式要先探讨其绝灭的直接原因，最后分析其主导因素是球内还是球外。

另一个困扰达尔文的问题是人类的起源。拉斯·沃德林（Lars Werdelin）讨论了人类演化的现代概念。将人类的起源和演化与环境相联系，代表了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人们对相应地质时期气候和环境的关注，才对研究人类的演化研究更进一步。同样，过去也是研究现在的一把钥匙，对做好现代生命活动与气候、环境的协调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生物多样性

目前，生物多样性在地质学中的应用主要是生物学与地质学的结合。在地学界中生物进化和环境演变的复杂过程和机制，至今仍有许多奥秘未被揭开，特别是当地层不完整以及化石证据不充分时，往往就是大家争议的焦点。现在由于二者的结合，在不同发展系统下对各自生物进行统计计算、对比，结合化石寻求生物学上的证据，推断物种的起源、迁移以及变异，进而验证板块构造学的理论，这就是其在古生物地理学中的应用，在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方面，与地球化学的原理相结合，通过对岩石、土壤、微生物等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与生物体内所含化合物或元素相对比，来判定不同元素异常的起因，为古环境的研究提供证据。另外，对地质生态的研究也是一个地质学与生物多样性研究有着很多交叉的研究热点。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更加受到重视。海底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介绍了他们如何平衡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和重要生物类型保护之间的关系。美国地调局是少数几个有地质和生物管理职责的单位之一，基姆博（Kimball）介绍了美国地调局如何协调不同科学之间的工作关系。许多国家（地区）在渔业、石油勘探及生物类型保护之间都是有矛盾的，爱尔兰地调局皮达·麦克阿德（Peadar McArdle）介绍了计划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和为什么要处理的原因。

综合分析当前古生物学科的国际现状和发展趋势，未来数年古生物研究领域的几个重要问题仍然是：①地球早期生命及重要地质时期的生命演化；②古生物的集群绝灭与复苏；③全球地质事件和生物事件；④生物演化的模式；⑤新理论、新假说的深化；⑥全球层型的研究和国际统一年代地层系统的完善等。

（尹崇玉执笔）

在地球早期生命演化上的意义~

华北古陆东南缘新元古代地层丰富的古生物化石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窥探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的窗口。根据野外统计，该区已发现的宏体碳质化石90%以上属于元古宙世界性广泛分布的Chuaria-Tawuia类型，仅少数标本为具横纹或/和端部构造（其中有的是固着器）的Sinosabellidites，显然后者无疑是多细胞的后生生物（郑文武，1980；汪贵翔，1982；邢裕盛等，1985；Sun et al.，1986；钱迈平等，2000）。与Chuaria-Tawuia类型占绝对优势状况相匹配的是，同层位的微生物化石也有超过90%的是光球疑源类（可能主要是一些浮游蓝细菌或/和绿藻类，阎永奎，1982；Yin ＆ Sun，1993）。而不像新元古代震旦纪庙河生物群（陈孟莪，萧宗正，1992；丁莲芳等，1996）和蓝田生物群（阎永奎等，1992；Yuan［袁训来］et al.，1999）那样，以大量出现具分枝的多样化复杂类型宏体碳质压膜化石（可能包括绿藻、红藻及褐藻等类）及微体的带刺疑源类（大多可能是沟鞭藻类）为特征，暗示该区新元古代生物群的总体演化水平尚低于后者。尽管如此，这些宏体碳质压膜化石所传达的信息表明，地球早期生命多细胞化的进程可能早已开始。另一方面，该区非常发育的叠层石以其较高的分异度和丰度，以及由Baicalia、Conophyton、Acacialla及Jurusania为主要代表构成的特征明显区别于震旦纪已开始衰败的叠层石，说明它们是形成于震旦纪以前叠层石的较繁盛时期（曹瑞骥，2000）。
迄今报道的最古老宏体碳质化石是美国密歇根州约21亿年的古元古代Negaunee组受交代作用而保存欠佳的螺旋形标本（Han ＆ Runnegar，1992），保存较好的螺旋形标本，如Grypania则主要产于中元古代地层（Hofmann，1992；杜汝霖等，1986）。可能代表原始微生物聚合体的破片形压膜，如Morania及Beltina出现于约19亿年的北美古元古代页岩中（Hofmann，1992）。在中国华北约17亿年的团山子组发现带型的Vendotaenia与圆型的Chuaria（或许是Morania）共存于同一层位（Hofmann ＆ Chen［陈晋镳］，1981），而没有疑问的Chuaria则广布于世界许多地区的新元古代地层。具细柄的圆形化石Longfengshania等仅见于中国华北（杜汝霖，田立富，1985）及加拿大西北部（Hofmann，1992）个别地点，微体的类似物Caudosphaera则仅在西伯利亚东部上里菲统Lakhanda群等几处有报道（1989）。分枝的片形压膜，如Eoholynia等，出现于新元古代，并延续进入显生宙（Hofmann，1992）。表面具细密规则排列横纹的化石，如Sinosabellidites等仅分布于中国华北几个地点的新元古代地层，而Sabellidites则仅见于俄罗斯西北部几处的元古宇顶部（也许是寒武系一底部）。上述诸多类型除了结构简单的Grypania，Morania，Beltina，Vendotaenia，Chuaria，Longfengshania及Tawuia是否属于多细胞生物化石尚难确定外，其他较复杂的类型，如Sinosabellidites，似乎无疑是多细胞生物的遗留物。
多细胞的后生生物从单细胞的原生生物演化而来，这一基本的推论早已得到18SrRNA（Woese，1987），28SrRNA（Gouy ＆ Li，1989；Perasso et al.，1989）基质及其亲缘分支系统研究的有力支持，特别是rRNA分子的一级及次级单位核苷酸系列似乎暗示三大主要类型的光合作用原生生物的分异发生于临近后生植物爆发事件的激烈分异时期（Perasso et al.，1989）。从宏体碳质化石记录证据得知，无根、茎、叶分化的原植体植物至少在17亿年以前就已存在（Walter et al.，1990；Runneger，1994；Hofmann，1994）。然而，尽管一些元古代化石的藻类亲缘关系仍有疑问（Vidal，1989；Walter et al.，1990），但不少记录暗示后生植物绿藻和红藻在新元古代，或许在中元古代就已存在（Hofmann，1985；Butterfield et al.，1988；Zhang［张昀］，1989；Hofmann，1994；Sun［孙卫国］，1994），似乎证实了分子生物学的推理（Perasso et al.，1989）。
正如我们所见，绝大多数宏体碳质化石明显地在形态特征上反映出可能属于藻类的原植体植物在元古代不但确实存在而且相当繁盛，并暗示它们生活的方式不但有浮游的，如Chuaria及Tawuia，而且有固着的，如 Sinosabellidites 及Longfengshania。浮游类型由于其分布的广泛性而成为世界各地元古代地层中较常见的化石（Walcott，1899；Тимофеев，1969；Vidal，1976；Hofmann，1985，1994；Mathur，1983；Amard，1992；Hofmann ＆ Rainbird，1994；Steiner，1996），在区域地层对比上有一定的价值。而固着类型因受水深、光照、营养及底质等环境因素的限制，仅见于局部地区（汪贵翔，1982；Sun［孙卫国］et al.，1986；杜汝霖，田立富，1985；Hofmann，1992，1994；钱迈平等，2000），但其在生物演化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这些原植体植物无论是浮游的还是固着的，其外貌特征及沉积环境似乎显示它们是相当复杂的好氧性光合作用生命体，其中保存程度较好的外囊遗留物已足以说明它们的多细胞性质。甚至有的类型还可鉴别出具特征性的细密横纹的营养体和端部的固着构造（钱迈平等2000），以及可能的生殖构造（Videl，1994），进一步表明它们中的少数类型已达到一定的器官分化水平。另一方面，尽管固着类型在当时尚属少数，但由于它们发育了专门的固着结构而具备了自主选择有利生长环境定居的功能，更适合于向较高等的藻类植物发展，为后来的震旦纪具分枝的更复杂多样化藻类植物（陈孟莪，萧宗正，1992；阎永奎等，1992；丁莲芳等，1996；Yuan［袁训来］et al.，1999）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必要基础。
华北古陆东南缘新元古代宏体碳质化石中具横纹的囊状及管状结构标本，如Sinosabellidites，被一些学者描述为蠕虫类多细胞后生动物，并将其中有的类型所具有的端部构造解释为吻口或吸盘（郑文武，1980；汪贵翔，1982；邢裕盛等，1985，1990），而Tawuia中呈C，U及8字形出现的标本也可能是扭曲运动状态下被埋藏的动物化石（笔者与郑文武非正式谈话，2001）。然而，所有关于该区新元古代后生动物的论点都缺乏过得硬的证据。因为有关的标本虽然较好保存了它们柔软结构的外“皮”痕迹，却未见有同样属于柔软结构的消化道、肌肉、神经及血管等动物特征构造痕迹保存。此外，至今也未在这套地层中发现动物遗迹化石，因此它们较大程度上可能是后生植物化石。相比之下，虽然新元古代埃迪卡拉生物群许多标本的动物性质尚存在争议（Seilacher，1983，1984，1992；Glaessner，1984；Conway Morris，1993；Runnegar，1995；Wray et al.，1996），难以用现代生物学概念进行解释，但其中保存的具典型骨针网盘状六射海绵（Gehling ＆ Rigby，1996）、蠕形动物虫管及其他遗迹化石已足以说明当时后生动物的确存在，而早寒武世澄江动物群的证据更是确凿无疑（Chen［陈均远］＆ Erdtmann，1991；Hou［侯宪光］et al.，1991；Shu［舒德干］et al.，1996）。
微生物化石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由细菌、蓝细菌及藻类的浮游营养体和游动孢子生命阶段的遗留物构成，它们在世界各地的中元古代、新元古代及古生代各时期的海相沉积中是十分丰富的。虽然可能的最古老微生物化石尚存疑问（Schopf ＆ Walter 1983），但叠层石（Walter，1983）和稳定同位素（Hayes，1983）的证据似乎暗示光合作用蓝细菌可能在太古宙时期就已形成局部的层状微生物席群落。元古宙沉积岩中保存的三萜烷和无环异戊间二烯化合物生物标志均为真细菌和古细菌的遗留物（Hayes et al.，1992；Hayes ＆ Ourisson，1994）。相对而言，元古宙蓝细菌化石的记录要丰富得多，它们包含了许多形态上、生态上及生理上与现生蓝细菌相似的类群（Golubic ＆ Hofmann，1976）。已有的资料表明，元古宙蓝细菌的化石记录明显地远好于后来的地质时代。其实是一种假象，这是因为元古宙比后来的时代有更适于保存它们的环境，如广泛分布的叠层石及硅质沉积。高盐环境中的早期硅化成岩作用（Strother et al.，1983）构成了元古宙蓝细菌记录的大部分，而其中最普遍的是通常难以保存的浅海细粒屑沉积环境中的柔软而精致的蓝细菌生物群（Яанкаускас，1989），它们是被硅质胶体包裹沉淀才得以保存的。
尽管一些燧石化叠层石切片中也发现了由密集的丝状微生物化石构成的席状层（曹瑞骥等，2001），但是，即使它们在形态上与非叠层石层位燧石结核及燧石条带中的微生物化石完全相同，却显然二者之间并没什么直接关系，往往燧石结核及燧石条带发育的层位是没有叠层石的。
新元古代地层中的后生生物化石总体面貌在广泛分布的冰碛岩上下存在巨大的差异，显示了新元古代大冰期之后生物有一次演化水平的飞跃。冰期之后的晚新元古代—震旦纪后生生物爆发性分异表现出的复杂程度是空前的，特别是庙河地区（陈孟莪，萧宗正，1992；丁莲芳等，1996）及蓝田地区（阎永奎等，1992；Yuan et al.，1999）的材料反映出高度的分异水平和发达的生态系统。而相比之下，冰期之前的华北古陆东南缘新元古代后生生物无论丰度还是分异度都处于较低水平。震旦纪后生生物如此重大的演化辐射必须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显然此前可能有一个漫长的隐性变异积累过程，在这种内在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一旦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就可能引发显性的辐射分异，而新元古代的大冰期——即“雪球（Snowball Earth）”事件（Kirschvink，1992；Hoffman et al.，1998），可能正是引发震旦纪生物大分异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地质学家们曾难以解释距今600Ma左右沉积地层中普遍存在的奇怪现象：
1）多层冰川沉积出现在靠近赤道的海平面附近（Harland，1964），而今天赤道附近的冰川仅存在于高出海平面5000m以上的地方，如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及肯尼亚山顶峰。
2）冰碛物中混杂反常的富铁或/和富锰沉积物，通常它们仅在缺氧的情况下才能形成。然而，经过至少20多亿年海洋有氧光合作用生物的演化活动，新元古代地球大气中氧气浓度实际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Kirschvink，1992）。
3）形成于温暖浅海的碳酸盐岩却直接整合覆盖在冰川沉积物之上，即冰川刚一消融，碳酸盐就开始沉淀，而且冰川沉积的开始和结束都是突然的（Hoffman et al.，1998）。
4）冰碛岩之上几米厚的碳酸盐岩（称为盖帽碳酸盐岩，Cap Carbonate）中，δ13C值接近火山喷出值，表明当时的生命活动处于衰落期（Hoffman et al.，1998）。
J.L.Kirschvink（1992）的“雪球说”（Snowball Earth Hypothesis）认为这些现象是当时全球陷入大冰期造成的，并由此推论：根据Budyko能量-平衡气候模式（Budyko［Будйко］，1969），当冰川从两极向低纬度扩展时，随着冰雪面积的扩大将越来越多地反射掉太阳辐射，促使地球降温。一旦越过南纬及北纬30°，即冰川覆盖地球表面超过50%，则会导致地球一发不可收地以加速度冷却，即产生逃逸反射反馈效应（runaway albedo feedback），直至全球表面冻结。此后，地球板块构造活动不断产生的火山排放CO2，而侵蚀岩石和形成碳酸盐岩所需的水都结成了冰，CO2得不到消耗就积累起来，最终达到产生极其强大的温室效应足以溶化“雪球”的超高浓度。这个过程也许至少要经历数百万年，所以，冰封了上百万年的全球海洋，因大气中的氧无法溶入冻结的冰面而长期缺氧，使海底火山排出的铁得以溶解在水中并积累起来。一旦“雪球”解冻，大气中的氧又会溶入海水，使大量的铁析出与冰碛物一起沉积。P.F.Hoffman等人（1998）通过对非洲纳米比亚Skeleton沿海新元古代地层剖面的研究认为，距今600Ma前后，地球曾多次陷于突发性全球规模持续上千万年的严寒，以及随之而来的几千年酷热。逃逸反射反馈效应造成零下约50℃的年平均气温（现代地球年平均气温约18℃），使洋面冰层厚度达1000m以上。水循环基本上已停滞，几乎已无降水作用。由于严寒，消耗CO2的化学循环也基本上停止，火山释放的CO2在大气中逐渐积累，直到350倍于目前水平的超高浓度，强大的温室效应又使地球开始解冻。随着冰雪消融面积超过地球表面50%，就会产生与逃逸反射相反的反馈效应以加速度解冻，也许几百年即可完成。接踵而来的是当时超高浓度CO2大气造成的年平均气温高达50℃的酷热及暴雨，促进了岩石的侵蚀、矿物的溶解及碳酸盐类的大量沉淀，形成了特征性的“盖帽碳酸盐岩”。通常情况下，火山排入海洋的CO2中约有1%是δ13C，其余是δ12C。由于生物光合作用需消耗δ12C，因此用于形成碳酸盐岩的δ13C要高于火山喷出值。而纳米比亚新元古代岩石的测定结果却是，冰川沉积前δ13C值陡降到几乎是火山源头水平，暗示地球处于“雪球”临界点边缘时生物生产力的大幅度降低。冰期之后迅速形成的“盖帽碳酸盐岩”，起初δ13C仍接近火山喷出值，似乎反映了急剧转换的酷热环境下生物生产力仍然低下。在其上几百米处才逐渐回升，可能记录了生物的复苏。
越来越多的化石记录证据显示，“雪球”前长期缓慢演化的多细胞生物在“雪球”后却呈爆发性演化。这究竟是“雪球”本身的恶劣环境诱发了生物基因大突变，还是“雪球”之后温和环境的恢复为生物大分异创造了有利条件，还是二者皆有呢？可能的情况是，“雪球”期间生物数量及生存区域萎缩，残存的生物退缩到彼此隔离的少数很局限的可生存环境（如热泉附近等），它们在“雪球”前数亿年间漫长的地质时间里积累了众多的隐性变异中一些适宜当时特别恶劣环境的特性得以发挥作用，迅速发扬光大并转化为显性变异。此后由于数百万至上千万年因地理分隔而各自演化分异。当同源的不同居群彼此长期不能实施基因交流又分别处于不同环境时，基因的变异可能趋于不同，达到一定值就会产生新物种。随着“雪球”过后环境逐渐趋于温和，“雪球”时期在各生物残留区幸存下来并各自演化的一些居群重新繁盛起来，迅速占领“雪球”时期生物大绝灭留下的空白区，并与其他生物残留区扩展出来的另一些居群相互交融。每次冰期后发生的居群重组，都会使剧烈变化环境压力下出现的新居群与残存的原居群大相径庭，这将有利于新物种的涌现。也就是说，新元古代的多期“雪球”事件导致的严寒和酷热剧烈转换环境，对各种居群的隔离、变异、分异及重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可能引发了此后的晚新元古代震旦纪陡山沱生物群、埃迪卡拉生物群大辐射及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华北古陆东南缘新元古代生物群以繁盛于距今8亿年前后的Chuaria-Tawuia类型宏体碳质化石、原始的光球状浮游微生物及可大规模形成叠层石的底栖微生物席占绝对优势，尽管Sinosabellidites这样的少数类型已达到毫米级的多细胞后生生物，但总体面貌比起晚新元古代震旦纪陡山沱期的庙河生物群及蓝田生物群要原始得多。另一方面，该区新元古代地层均为炎热干旱气候条件下沉积的浅海及滨海相碳酸盐岩及碎屑岩，显然应属新元古代大冰期前的产物，与近年测定的Sr、C同位素年龄数据850～700Ma（杨杰东等，2001）基本上吻合。该区新元古代确凿无疑的宏体后生生物虽然在生物群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显露出地球早期生命大型化及多样化的曙光，预示着新的爆发性演化将要来临。

生物进化实际上就是不断创造,从生命早期的单细胞生物,到目前最复杂的人,这种天壤之别,只有创造才能将其实现.只要看看生物多样性,这一生物进化的成果,就可以领略生物进化的启示.根据今天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情况,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能量、多样性、适应性这三个关键因子在起主要作用.
（1）能量.随着纬度的降低,温度越来越高,能量越来越充沛,生物多样性也在增加,从寒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生物多样性是逐渐增加的,其中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最高[19],这充分体现了能量是复杂系统创造力动力的作用、
（2）多样性.多样性是复杂系统创造力的条件.生物进化史,就是一幅生物圈这一复杂系统展示其非凡创造力的画卷.纵观生物进化历程,可以发现有几个趋势值得关注.第一,生物个体结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长的趋势.第二,从时间顺序上看,生物圈的创造力不是匀速的,而是呈加速度方式发展,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复杂结构的生物类群在生命史上出现较晚,生物结构越复杂,进化出现的时间越晚；二是生物多样性在生命史早期较为单调,越到晚期越丰富.
这说明生命简单的时候,多样性不高,创造力不强,而当多样性逐渐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复杂性和多样性会以爆发的形式出现,创造力极大增加.
（3）适应性.对于一个系统而言,适应则生存,不适应则消失或被改变.因此,达尔文将“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作为动物进化的动力.在人类社会中,民族也好,个体也好,越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生存同样才越容易.可是,如果自然进化的动力真是“适者生存”的话,就不可能进化出人类.因为,人类在早期既没有尖爪利齿攻击猎物,又无厚皮硬壳防护自身,也不像马和鹿那样擅长奔跑,根本不是很多猛兽的对手.而真正适应环境的是细菌和一些低等植物,它们才应该是自然选择的对象,因为它们具有适应各种难以想象恶劣环境的能力,这是人类所无法相比拟的.可是进化的结果却恰恰选择了人,人成为地球的主宰.
可见,当一个物种完全适应某一个环境,或者说不管环境如何变化,这个物种都能完全适应的时候,那么,这个物种就没有必要产生重大变异来适应环境,这就是变形虫几十亿年来,不管地球环境如何变化,其形状基本不变的原因.但是人则不行,因为人很不适应环境,正是因为不适应,人类才加速改变,不断创造.
从创造的角度来说,系统越适应,创造力越低.相反,系统对环境不适应,就能造成一种促进变化的压力,系统变异会越多,创造力就越强,恰恰是不适应引发了创造.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复杂系统的创造力与其所具有的能量和多样性成正比,与其适应性成反比.

最早期人类生命来自那里
答：自古以来，人类起源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们。神话传说和宗教理论使人们一直认为是神造了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不断认识和了解了更多的自然知识，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被人们了解和接受，并已成为主流学说。但是，长期以来关于生命以及人的起源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下面摘录了几篇关于生命演化及生物多样性...

原始生命的特点
答：进化理论也揭示了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的过程，为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生命的奥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8.结尾 原始生命的存在和演化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我们通过研究原始生命，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生命的起源和演化，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什么地球上有丰富多彩的生命?
答：依据进化论（有争议），既然生命本身就是由无机的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所产生的。那么由于运动的随机性和环境本身的多样性（一年四季的温度，湿度，阳光，以及食物链中上下端的生物，太多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动物、植物、真菌、细菌、病毒等，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根据科学的推算，地球从...

从地球出现微生物到人类起源
答：但是,长期以来关于生命以及人的起源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 下面摘录了几篇关于生命演化及生物多样性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丹麦科学家发现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丹麦哥本哈根地质博物馆米尼.罗森在格陵兰西部发现了37亿年前由浮游生物留下的痕迹。这一发现表明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可能起源于37亿年以前,从而使生命的起源又...

地球上的生物千姿百态,种类繁多,这些生物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对的...
答：因此，地球上的生物种类是在长时间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人类的活动也对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影响。人类的开发活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生物种类的减少或灭绝。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地球生态平衡，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之一。

生物多样性的定义
答：生物多样性包括三个层次: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入侵则是指外地生物进入另一地区,因为在此地区没有天敌,会较快繁殖而形成种群,打破本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对本地物种的生存造成威胁。生物入侵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

关于生命的起源
答：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科学和神学都无法完全回答，神学可以把一切推给神，但说服力不强。生命的起源也许并不是单纯的起源问题。

地球上最早的生物
答：蓝藻对地球环境的改变有着显著影响。在早期地球上，由于缺乏氧气，蓝藻通过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开始积累，逐渐形成了氧化大事件，使地球进入了一个氧化环境，这对于后续生物的演化和多样性的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三、蓝藻的生物学特点：蓝藻具有一些独特的生物学特点，它们能够耐受极端的环境条件，如高温高盐和...

生命的起源
答：但是,长期以来关于生命以及人的起源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 下面摘录了几篇关于生命演化及生物多样性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丹麦科学家发现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丹麦哥本哈根地质博物馆米尼.罗森在格陵兰西部发现了37亿年前由浮游生物留下的痕迹。这一发现表明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可能起源于37亿年以前,从而使生命的起源又...

史前的生物大灭绝和现在的生物多样性减少有什么异同点
答：现在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的原因是受到人类的影响，对于人以外的地球生物物种来说，人类的影响成为环境影响的一部分，随着人类捕杀能力的大幅提升，如果动物不能适应这种环境改变，就可能灭绝。处于当前地球环境中的生物，人类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成为物种进化的目标，只有那些适应于人类需要的基因突变才能获得遗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