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励志故事:从自闭症患者到著名漫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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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励志故事:从自闭症患者到著名漫画家

  朱德庸简介:

  朱德庸,1960年生,台湾著名漫画家,其漫画专栏在台湾有十多年的连载历史,其中《醋溜族》专栏连载十年,创下了台湾漫画连载时间之最。其漫画作品《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等在内地青年男女中影响极大,拥有大批忠实读者。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漫画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朱德庸以6190万元的十年版税总收入,荣登漫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

  一个泛自闭症患者如何开启自己的人生

  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个台湾最出名的漫画家才终于找到自己人生谜题的答案:他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泛自闭症障碍。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而他冷眼旁观的结论,其实是“大家都有病”。

  日本有一个传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喊出妖怪真正的名字,便成为妖怪的主人,不用再怕它。

  在53岁的时候,朱德庸终于喊出了自己生命里那个妖怪的名字:“亚斯伯格综合症”。

  这是一种泛自闭症障碍,会让患者社交困难、难以理解别人的情绪、兴趣狭隘、对变化感到极度不安,经常重复特定的行为。

  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朱德庸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谜题就此解开。在他的前半生中,这种病让他成为一个生活在玻璃球里的人,在汹涌而过的时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不吐不快,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

  “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不是智障啊。”他笑起来,轻松地靠在沙发上。

  在发布会上时刻准备逃跑

  1月月初,朱德庸坐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助手一拨接一拨地送走媒体记者。夫人冯曼伦给他端来一壶糖水,问他要不要润一润喉咙。他笑着摆摆手,朱太太便起身,到楼上去安抚另一拨早就架好了摄像机和灯光的记者。

  朱德庸不喜欢被围观,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他会抗拒、紧张。小时候他帮同学去邮局买邮票,他捏着钱,头脑一片空白,只想逃跑。他沉默地在邮局站了片刻,然后抓住同学,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到他手里,说:“你不要叫我去问,你自己去。”

  这件事他一直记忆深刻,在他成年之后,依然不断提醒,自己有多么惧怕外面的世界,并因此反复纠结:“想到这个事情,你心里是很难受的,你会想到,天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会连问都没办法问?”

  这种从陌生人面前逃走的冲动,随着他的成名而逐渐被勉强克制,但从未消失。他的新书《跟笨蛋一起谈恋爱》年初在大陆出版,出版社邀请他来大陆做巡回宣传。在南京,他们请来两个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谈,一个是以谈论男女关系成名的孟非;另一个是张嘉佳,一位以荡气回肠的催泪爱情故事走红的作家。

  那一天现场气氛不错,笑声不断,可是朱德庸还是紧张得要命,手在不停地出汗,并感觉到肌肉在衣服底下发抖。

  “如果不是还有一点点理智在,我可能把麦克风一丢就跑了。”他说。大陆的出版方没敢告诉他,当天现场有上千人,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

  他笑着说,这已经算好的,上次来大陆做活动他记得很清楚,是2011年6月26日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已经情绪沮丧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如果生命有一个钮,一按就可以结束,我觉得我会去按的。”太太跟儿子陪着他不停说话,又让大陆的代理打电话来劝说,才让他能够出门。

  “为什么其他人能那么享受,为什么别人喜欢在公众场合喜欢结交很多的人,我都没办法?”在过去的30年里,他经常这样自问,“我常常觉得自己又病又笨,真是没办法。”

  有病

  采访的间隙,他端着一杯水走到餐厅外面的玻璃穹顶下。北京的冬天长久没有雨水,玻璃上积满灰尘,但阳光还能透进来,于是他就像被笼罩在一团灰蒙蒙的雾气里,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他站在里面出神。

  多年以来,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他从小就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算个位数的乘法,要从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默念,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比如他总是认错字,看餐馆的招牌,眼睛看到的是这个名字,记到脑子里就变成了另一个。然后他兴冲冲去告诉别人,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厅,别人满怀期待地找过去,当然,永远也找不到。

  即便后来他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漫画家,也从未摆脱这些烦恼和折磨,时常陷入沮丧和自我怀疑。

  这些困扰他的事情,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朱太太翻了很多书,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还有阅读障碍。

  去年又更明白一些。那段时间,朱德庸经常跟太太去找复健医师,医师给朱德庸下了结论,说他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跟一般自闭症不太一样的病。

  因为阅读障碍,朱德庸对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理解都是从太太那里听来的,有这种病的人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发脾气。朱德庸说,这种病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患者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跟你交谈,他以为他讲得很清楚,但别人听起来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别人跟他讲话,他以为自己听懂的时候,其实又多半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

  巧的是,他的那位复健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听他们两人聊天,朱德庸说东,医师说西,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总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

  这种病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朱德庸心里仿佛有一块石头落地,知道了命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朱家差一点飞黄腾达,差一点

  在那之后,朱德庸就想起来,为什么小时候面对父亲总是感觉疏离。

  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的学生,在大陆参加过干部培训学校,是班上的第一名,很得蒋经国赏识。到台湾之后,蒋经国来找他,问:“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朱德庸听妈妈讲,当时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蒋经国只好留下话,说:“你好好想一想,我下次再来问你。”

  蒋经国来访的事很快众人皆知,许多人上门找父亲托情,想让他在蒋经国面前举荐。

  之后蒋经国果然又来了一次,父亲依然默默摇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来人只好叹气走掉。从那之后,朱德庸的父亲就一直做着普通公务员,台湾数十年间风潮迭起,而朱家从无大风大浪。

  朱德庸的妈妈说起这些事,难免哀叹人生错失良机,朱德庸也曾不平,为什么父亲那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甚至也太能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父亲也并不像别人家的家长那样,会跟他

  谈很多人生道理,也很少有鼓励或者斥责。

  一直到后来,朱德庸成家立业,有一次回家陪老父亲,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子对坐,寒暄之后都无话可说。

  “我们两人就一直这样看着。他坐着的时候一直是笑着的,不说话;我也一直看着他,我也没讲话,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吧。”朱德庸后来回忆说,“所以,我以前就说我跟我爸爸感觉很亲近,但又那么疏离。后来等我爸爸过世之后,我感觉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面,他没有教导我任何事情,却能一直传达爱给我。我就是能感受到他传达给我的爱,用最简单的方式。”

  朱德庸的父亲活到了94岁,一生平安,朱德庸想,很难说父亲年轻时与飞黄腾达擦肩而过是不幸还是幸运,如果受到提拔,可能父亲早就活活累死。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或者说,命运对疾病的补偿。

  “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他想了想说。

  在玻璃球里旁观世界

  对朱德庸来说,命运的补偿发生在别的地方。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强人”,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天真妹”,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

  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

  再后来,他画《和笨蛋一起谈恋爱》,作为《大家都有病》的第二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但朱德庸摇头:“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我真正想要画的是,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在爱情之下全部暴露爱情只是一个窥视的点。”

  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不太懂怎么挣钱,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有人介绍他们去买高尔夫球证,可以升值,他们俩一起忘掉,直到对方赶来告诉他们球证价格已经涨到130万,他们只好彼此摊一摊手。

  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警告他不要变成“印钞机”。

  朱德庸跟朱太太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了之后买一个岛,我在上面做国王,培育我的`禁卫军。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我可以自己飞。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

  被时代抛弃,也不过如此

  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朱德庸在玻璃球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

  “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茶馆、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

  “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问。

  台北也一样,在他看来,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

  “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念叨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迁出,然后房屋卖给开发公司,之后一直废弃。

  每隔一阵子,他都想办法去那里看自己家的旧房子。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禁止入内。他在外面看着,觉得树长得更茂密,而屋顶一块块垮掉,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

  他也会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那是一片眷村,太太带着他走到已经破烂的旧屋,跟他讲,小时候这边放床,那边放桌子……

  朱德庸说:“那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跟着她去看,就等于陪着她又经历了一次。”

  他为自己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把椅子,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你的爷爷常坐这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因为他无所寄托。”

  所以,他从来不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弃。时至今日,他还要凡事亲力亲为,坚持一张一张地画四格漫画。

  为了出版《大家都有病》,他画了1900多张画稿,最终选出来的只有300张。“如果要骗钱,我可以连着出六到七本。”他算了算,然后讲了一个朋友家小孩的笑话:小孩子想跟他学画画,被妈妈阻止了,因为妈妈说:“那很穷哦”。

  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话让他很受感动。片子里的人说,当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时候,他永远都知道该选哪一条,但他永远都选了另外一条,因为他知道正确的那条路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这句话很鼓舞我,很符合我的心境。”朱德庸说,“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访谈问答:

  壹读:新作是《大家都有病》系列的第二本,为什么选择爱情这个角度?

  朱德庸:我觉得人的疯狂最容易表现在两个事情上:爱情和金钱。为什么会疯?因为所有人都被这个时代误导了。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精算的时代,连爱情都被精算了。所以大家碰不到爱情。

  壹读:所以现在很多情感专家特别火,比如张嘉佳、孟非……

  朱德庸: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爱情是人性里面最纯净的一件事情,看对眼可以什么都不要。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在你碰到他之前,你们之前十几年的生活岁月是完全不相干的,就像分别生活在宇宙中的外星人一样。但就在那一刻你们竟然就相遇,以后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喜怒哀乐生死全部在一起。但为什么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来算算你有多少钱,有没有房和车?

  壹读:《跟笨蛋一起谈恋爱》里面,其实也有你和你太太?

  朱德庸:对的,因为我有些事情上跟别人反应是一样的。

  壹读:能举个例子么?

  朱德庸:(笑):这个是我的特权,不告诉你。我自己很开心的一点是,我私下常常称自己为“在漫画里面埋地雷的人”,因为我会在我的漫画里反映很多这个时代的人,所以每个人看我的漫画的时候,看到某一个,他会惊一下,“这是在讲我吗?”那就是踩到地雷了。

  “被时代淘汰”是个阴谋

  壹读:你画四格漫画已经30年了,不担心自己被淘汰吗?

  朱德庸: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讲难听一点都是一种阴谋。就是要让人被逼得一直鞭策自己,免得被时代淘汰。但为什么大家不能停下来?那是一种集体的恐吓,没有人敢停下来。

  壹读:害怕跟别人不一样。

  朱德庸:对。世界上没有一直往前走的事情,迟早要停下来,但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我画《大家都有病》,人家问我是什么病,我说台湾和大陆得的都是“贪病”,但是台湾和大陆的不一样。

  台湾的“贪病”是得到后再度失去,他们没有因为失去而虔诚下来,反而还留恋当时的(所有),继续贪婪下去。一些企业家做假油、投资者炒房产……大陆是得到之后的“贪病”,虽然得到,还要更多。但是我认为会停止的,经济都会转移,没有一个地方的坏超过50年,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好超过50年。

  壹读:你这样画画的方式比较笨。

  朱德庸:其实只要我开始请团队、做流水线、授权,我很快就可以……

  壹读:但是代价就是放弃这种生活。

  朱德庸:对啊,但是我们不是那种人,甚至想变成那种人也没办法。

  非要让我给个办法,我只能说变单纯

  壹读:你会在漫画里描绘夸张病态的现实,但是似乎很少找原因。

  朱德庸:原因非常多。华人的教育永远不教我们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反而教我们成功和财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小孩都在拼命念书,考一个好的学校,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赚很多的钱。我们的教育没有教我们任何生活美学,没有精神生活,就只能用物质去取代。

  壹读:但你也很少谈该怎么办。

  朱德庸:其实我只是提问题的人,因为答案我没有能力给。非要给,只能从源头解决,就是你要变单纯,第一点是慢下来;第二点,你让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人。

  朱德庸励志故事:从自闭症患者到著名漫画家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人鼓励你画漫画,如果你画漫画,你就死定了(笑)。他们会说,你画漫画,你以后怎么活呀?赚不到钱,也没有人要嫁给你。但是我就一直保持一个很单纯的心态。可能是,我,亚斯伯格患者,我就是喜欢画画,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我有识字障碍,我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学生,我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只能继续画。我的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慢慢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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