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 道家 法家思想的局限性谁知道? 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的优势劣势

作者&投稿:殷琳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道家因崇尚自然高远,鄙弃狭隘功利主义,而常常走向极端,主张绝对虚无,反对一切作为,甚至进而反对一切人类文化、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否定文明的价值;因反对权威和社会的等级秩序、批判社会弊端而放弃社会责任、淡漠参与意识、不信任甚至完全拒绝任何具体实际的社会改革措施,等等。应该看到,道家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和消极面,的确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也对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 墨家思想 该派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 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初害,这就是"尚同"。 墨子言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 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 ,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三)“强国弱民”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四)“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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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道家因崇尚自然高远,鄙弃狭隘功利主义,而常常走向极端,主张绝对虚无,反对一切作为,甚至进而反对一切人类文化、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否定文明的价值
法家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墨家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是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太过于理想化,不符合社会实际。

从道家,法家,儒家,兵家,墨家思想中,在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有什么不足和缺点?~

我说楼主也太小气了,那么广的问题你要人怎么回答啊?而且分也太低了,就着题目和你的紧急度,最起码在加5分,我只能给这么多,
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管理理论体系,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和“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领导原则指导原则,以“阴阳互补”的方法论为指导,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所以,在现如今的许多企业中,都运用了儒家的管理思想。除了儒家的管理思想之外,主要还有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仍然可为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兼容并包,借鉴运用的。如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以“道法自然”,“无为而不为”的柔性管理为特征。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要走向反面。

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墨家的管理思想强调“兼爱”、“尚同”、“尚贤”,同时还赞成劳动过程分工的合理性,提出“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强调“利”和“力”是墨子管理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子强调“交相利”,“义者,利也”,“万民被其大利”;“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民无食,不可为事”。还强调“非命”,认定人生在世要竞力而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要与命运、自然进行抗争。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自然争战就能求得生存。

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运用,是获得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以上所述的管理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应该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只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并且在实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

正如成君忆先生自己认为的,其实我们对管理学一直都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人为的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一个所谓的一百年来的文明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的方式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只能去批判自己的历史文化而不能正确地去理解认识它。这样以来中国人理解管理学就只能到西方学习,古代的东西看不到,更多的是指责落后。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荒唐的现象就是把一个外国人称为“管理学之父”。 “管理”也许很多人过分注重“管”,信奉不管则乱,实际上管得太多才容易乱。管理缺乏物质的基础,缺乏人文的基础,所以必定会失败。没有物质环境基础,超前的管理手段和意识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人文意识的共识,超越的管理手段,不可能被时代接受。中国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一样的道理,管只能把握一个度,松则散,刚则脆。

人性化的管理才是长远之计,而获得最佳管理方法的途径是沟通,通过沟通了解员工,创造一个员工都肯为它奋斗,为它长期努力的工作环境,那样管理起来也轻松,就是管理者本身也会过得开心,工作得顺心。成吉思汗戎马一生,他建立的铁骑军团横扫欧亚非。然而他的“管理模式”只适合建立强有力作战能力的军队,而不适合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土。不但因为军团和国家的管理性质有区别,更因为文化,更因为适时的、有针对的管理理论模式的缺乏……。

从治理军队到治理国家,管理的目标变了,管理目标的性质变了,被管理的人也不仅仅是他本民族的人了,被管理人群的人文范畴也广了,管理模式也同样要随之改变。不“转型”,就得遭受失败。如果成吉思汗用治理军队的理念来了解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来治理打下的江山,审时度势,转型“管理”模式,那或许还可能有成就统治大业机会。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中,它的精华就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一切管理过程;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上看,也必须继承和弘扬民族的管理文化。

管理是一种文化,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最高成就。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

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这一点无可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
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本土的管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古代的先秦时期。的确,先秦各学派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能是后来任何一个年代都无法比拟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的源头。
先秦各学派中,与管理行为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我们将以极简略的形式,从上述四家中析取最精华、最具现代价值的成分,希望能够对今天的管理者提供一些借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无论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被管理者、合作者或是竞争对手,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肯定是有益的。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的目的已不仅是你死我活的“求胜”,而更重“双赢”。)
一、 儒家。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字面意思是对人际关系及身心和谐的关注,用现代语言说,儒家管理是基于人性的管理。相应地,管理手段是“为政以德”,即使在施行法律的时候也不忘道德教化的结合使用,始终强调人性关怀、伦理亲情的感化、劝谕功能,强调“诚”、“信”、“忠”、“恕”等品质的培养、塑造。儒家管理的推行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从自我管理开始,再到家庭管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几个过程的关系既体现为逐层演进又表现在彼此的相互渗透印证中。总起来说,儒家管理是强调自我责任、注重和谐、注重整体利益的管理。近几十年,日本是运用儒家智慧最成功的例子。被称为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著有《论语讲义》,解释儒家管理思想,并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以此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在日本,非常多的企业家自觉学习儒家经典,并力求化为己用。实际上,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人思想、行为、性情的主线,无论其优劣,他总是在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地塑造、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二、 道家。道家非常注重对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出“道法自然”,即管理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切要顺应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在管理方式上,道家认为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责时,不应勉强作为,不可越权行事,而须因势利导,营造一个放权下属的宽松氛围。表面看来,管理者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必做,但自己的组织却被整饬得井井有条。道家同时也创建了一整套管理艺术,如静观待变、守弱用柔、知盈处虚、居上谦下、不争之争、见微知著、欲取先予、以曲求全、藏而不露、知足常乐等。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的倡导的“自动化管理”、“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化管理”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同样致力于避免干预、提倡自由、鼓励下属发挥创造性与积极性。从道家的管理模式或管理风格中,可以看出对科学管理的崇尚、对个人创造能力的尊重及对管理绩效的追求。道家管理艺术中,如“见微知著”、“欲取先予”等,更是经常被企业界人士所津津乐道。
三、 法家。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四、 兵家。兵家管理的领域主要在于军事,但其中蕴涵的管理战略、策略、方略,对其他领域无疑也有借鉴价值。在管理战略方面,兵家讲究运筹谋划,强调管理者审时度势,对外界环境和组织内部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并据此作出判断和决定。在管理策略方面,兵家提出要“因变制胜”,强调“变”的因素,要求管理者对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并能积极创新求变,时时处处占据主动,不受制于人。在管理方略方面,兵家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要想管理很多人像管理很少人一样轻松,就须依靠组织和编制的作用;要想形成富有效率的组织,就须以严格的纪律、法令进行层层控制,辅以思想教育,对下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形成特定的层级制度,以做到首尾一致,令行禁止。兵家因擅于计算、预测,强调变数而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尚未完全规范化)环境中,兵家思想将大有用武之地。一些涉足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在关注中国文化背景时,也确实将兵家学说放在了重要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上面四家思想的论述,仅是我个人所理解和感兴趣的部分,绝非其全貌。并且,在历经千年的治国、管理实践中,儒、道、法、兵四家的理论也绝不是截然分开、孤立存在的,他们往往彼此充实、互相吸纳地被结合起来运用。我们今天所要考察、研究的,也不应止于对各家学说的分判,而要力求将这些先哲智慧的结晶,融汇起来,转化为有利于现实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先说说儒家: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我个人认为儒家重礼治!后面的墨家思想中,墨家的创世人翟早年学儒家思想,后来认为儒家思想的礼太过于繁琐,便弃儒!
  接着说说墨家吧:

  儒家讲以德治国,崇尚模范作用;墨家走极权主义治国道路,崇尚服从上级(尚同)。(“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这话大家恐怕很熟悉 ,就是来自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科学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左右。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当染》则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文章相传他原为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可能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但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繁琐的“礼”,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 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墨家学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墨子的学说,如“天志、明思”等仍脱离不了殷周的传统思想,但赋以了“非命、兼爱”的内容,以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墨子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

  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他意识到了劳动人类生活的基础,提出强调重视生产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倡“必使饥者得食,9*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并且提出“尚贤”和“尚同”的观点,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且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了汉代就衰落不显了。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
  可以说对儒家思想是个补充。

  引用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 ,认为天道无为 ,道法自然 ,据此提出无为而治 、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

  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还要庞杂。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逃避政治,并且是无君论的宗师;杨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权术;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此后,道家对政治的看法转化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对此不熟悉,故略之。

  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老子的无为是对专制政府的告诫,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来。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是古代社会自然村落的状态,不过却和现代社会的自治理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逃避政治的思想使人们认为整个道家都是主张逃避主义的。事实上,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可以说是古代无君论的师。这种思想中经阮籍、鲍敬言、《无能子》、邓牧等,成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宝贵资源。

  杨朱被人们看成了一毛不拨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他们的自私是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自私,这对中国的集体本位思想是大胆的反叛。颇有点现代“经济人”的形象,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那就是先秦版的“帕累托最优”。

  人们对道家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权谋的代表,其实权谋虽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一开始却是法家的专利。后来黄老道家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主南面之术。不过黄老道家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扬光大,主张清静自定,汉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荣都与黄老道家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这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运动有显著的区别;至于魏晋玄学不过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得过且过的遮羞布,留下了空谈误国的说法。
  说说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上面对法家的思想算是一个总体概括,思想体系为以法治国!


  接着说说道家: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 ,认为天道无为 ,道法自然 ,据此提出无为而治 、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

  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还要庞杂。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逃避政治,并且是无君论的宗师;杨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权术;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此后,道家对政治的看法转化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对此不熟悉,故略之。

  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老子的无为是对专制政府的告诫,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来。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是古代社会自然村落的状态,不过却和现代社会的自治理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逃避政治的思想使人们认为整个道家都是主张逃避主义的。事实上,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可以说是古代无君论的师。这种思想中经阮籍、鲍敬言、《无能子》、邓牧等,成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宝贵资源。

  杨朱被人们看成了一毛不拨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他们的自私是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自私,这对中国的集体本位思想是大胆的反叛。颇有点现代“经济人”的形象,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那就是先秦版的“帕累托最优”。

  人们对道家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权谋的代表,其实权谋虽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一开始却是法家的专利。后来黄老道家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主南面之术。不过黄老道家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扬光大,主张清静自定,汉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荣都与黄老道家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这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运动有显著的区别;至于魏晋玄学不过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得过且过的遮羞布,留下了空谈误国的说法。


  接着应该是兵家: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 ”、“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 以众击寡 ”,“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等等。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兵家的主要思想应该是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