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研究论著叙录（五）

论文：周佩谊《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之情词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佟博《朱彝尊出仕及交游考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朱珊珊《朱彝尊〈曝书亭集〉的文献学价值》（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宗友《〈四库全书总目〉与〈经义考补正〉误解〈经义考〉一则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八辑，1月）；张宗友《论〈经义考〉的条目著录体系》（《古典文献研究》，第九辑，6月）；杨艳燕、许建平《〈经义考·论语〉阙误补正》（《书目季刊》第3期）；陈惠美《〈经义考〉孟子类金元人著述考辨》（《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新60期）；鲁竹《朱彝尊艳词论略》（《南昌大学学报》，第5期）；张世斌《朱彝尊酬唱〈乐府补题〉咏物词风格成因》（《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朱则杰《清诗总集考证三题》（《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朱彝尊诗文本事、墨迹与碑刻》（《嘉兴学院学报》，第5期）；力之《朱彝尊“〈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不能成立辨——兼论何融〈文选〉“非一人所能完成”说之未为得》（《黄冈师院学报》，第5期）；李哲理《朱彝尊“醇雅说”之探讨》（《东北大学学报》，第5期）；王恒柱《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左正华《朱彝尊与晋祠文物考略》（《文物世界》第6期）；王利民《朱彝尊与端砚》（《岭南文史》，第4期）；周亚萍《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科教文汇》，第7期）；张艳荣《朱彝尊词句“青蛾低映越山看”解》（《名作欣赏》，第10期）。

按：本年以朱彝尊为论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以下共分专刊、著作、研究论文三部分加以概述。

（一） 专刊一种：《朱彝尊研究》第二期。本期共收30篇文章，按其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为已刊布之序跋与前言，有夏承焘《〈曝书亭词〉序》、吴肃森《朱彝尊和〈曝书亭词〉》及屈兴国、袁李来《〈朱彝尊词集〉前言》等。这些文章附书以行，对朱彝尊的词学成就都有总括性的介绍，带有本书解题的性质，有助于了解朱氏的词学贡献，并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第二组，朱彝尊生平交游与事行之考述。吴梁（《朱彝尊家世考》）利用《秀水朱氏家乘》等资料，对秀水朱氏的世系，作了较为详明的勾勒，对朱氏家族人物，各有概略之介绍，为了解朱彝尊之学行，提供了更多的论世知人的背景资料，颇能新人耳目。徐志平（《朱彝尊交游谈》）以康熙皇帝（玄烨）、曹溶二人为例，明其交游概略，为朱氏之出处进退、心路历程等提供了旁证。顾炎武曾推崇云：“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亭林文集·广师》）由此知己之言，可证朱、顾二人，交契颇深。王利民（《最忆虎头痴——朱彝尊与顾炎武》）对二氏交游之史实、学术趋向之异同，均有细致爬梳与解读。王氏指出，朱、顾二人体现了“朴学学风与人格塑造的内在一致性”，实能道出二氏对清代学术的卓越贡献，可谓有识。朱家祎（《查慎行及其与朱彝尊的亲友之谊》）对朱、查二人交往概略有所申述，为查氏序《曝书亭集》时何以“全面客观”“鞭辟入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读。朱彝尊以布衣之身，居清贫之官，晚年聚书能达八万卷，同其终生嗜书、读书、抄书、借书、著书、刻书分不开，也与友朋慨然赠书分不开。陆永祥（《皎浩明如璧清涟间白苹——浅谈我邑明代高士李延夏与朱彝尊先生的交谊》）对清初高士李延昰（初名彦贞）之师承、抗清史实、晚年心境，颇有探析；李氏将其全部藏书（两千五百卷）赠与朱彝尊之动机、心境，因此了然。高佑富藏书，曾与朱彝尊同行北上，颇有唱和；朱氏还专门有信寄高氏，倡论历代诗风，以同道相砥砺。何志荣（《高佑与朱彝尊的翰墨情》）对二人交往，进行了梳理、勾勒。朱彝尊作为前明显宦之后，魏耕、祁班孙等抗清义士之同志，其应康熙博学鸿儒之征、受官分职之举，一向受到时论及后人之非议。朱家祎（《浅议朱彝尊仕清之是与非》）在分析了清初政治、文化举措之后，对朱氏仕清一事，持通达、同情之了解，认为评论历史人物大节是否有亏，需视其行为是否对国家、民族有罪或过失而定；执此以论，则朱氏仕清，实无伤其大节。这一见解，颇有理据，较为超脱。

第三组，朱彝尊著作及相关学术问题之研究。有朱则杰《朱彝尊著述相关文献辑考》、于翠玲《〈浙西六家词〉与〈词综〉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形成的综合因素》、胡愚《朱彝尊〈腾笑集〉考辨》、徐志平《梅里词派》、凌聿浒《〈词综〉初探》等文，以及《鸳鸯湖棹歌》研究系列论文。《腾笑集》之名，盖得自孔稚圭《北山移文》“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之语，朱彝尊用以自况其应征出仕而又谪官困居的尴尬处境。胡愚详细考察了该书的版本，认为今传八卷本乃是改编本，其基础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付梓的七卷本；二者在卷次及所收作品之范围上，因此存在差异。因该集问世较早，可以纠正朱氏晚年手订《曝书亭集》中不少诗作系年之误。徐志平（《梅里词派》）对早期梅里词派主要成员之学行与创作，做了简要的考述，重点论曹溶、王翃、王庭、周筼、周篁等，兼及缪永谋、沈进。以上诸人，均是朱彝尊早期交游中重要人物，对了解朱氏成长之学术生态、文化环境，极为有益。凌聿浒对朱彝尊编撰《词综》的动机、参与编纂者的学行、《词综》的影响等方面，做了探索。朱彝尊诗作中，《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极为独特，因为这组诗用竹枝词的形式，描写嘉兴风物，最易触动乡思，令人“肝肠寸断，一日九回”（王福基文）。本辑中有五篇文章对此进行讨论，足见棹歌组诗的艺术魅力。王福基（《棹歌一唱三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棹歌现象》）对棹歌内容、形式的起源都做了梳理，指出朱彝尊用七言绝句的形式铺陈百首棹歌，引领风潮，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三百年来，和者不绝，蔚成大观，成就了文学史上独特的棹歌现象。寇林（《朱彝尊与鸳鸯湖棹歌》）指出，朱氏百首《棹歌》融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堪称“一部有韵之地方志”。在艺术上，这组诗代表着朱氏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是对刘禹锡革新民歌精神的继承；诗风兼具通俗流畅与博学典雅，从而雅俗共赏，受到广泛喜爱。钱有江（《鸳鸯湖畔棹歌声遗韵绵延数百年——解读嘉禾地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简要论述了朱氏《棹歌》组诗的创作背景及地域特色，将“鸳鸯湖棹歌体诗歌”的艺术风格归纳为“一乡共念、一景同歌、一体相承、一气相通”，所论清通简要，颇有理据。李瑞明（《诗意的栖居——读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笔记》）指出，朱氏《棹歌》以描写嘉兴特有的景观与物征为主；对男女情爱的描写，温婉含蓄，颇得南朝吴声歌曲的余韵；通过组诗，朱氏构建了嘉兴的人文地理传统与文化生活空间，具有区别于他地的独特性。朱菲菲、华爱军（《浅谈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指出，朱氏《棹歌》组诗描绘嘉兴风物，展现市井风情，同时也影射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在风格上，虽有学者之气，但总体上较为朴素，注意保持了民歌的特色。尤裕森（《朱彝尊〈鸳鸯湖棹歌〉里的桥梁》）专考朱诗中的桥梁，一一辨其方位，叙其沿革，说明现状；这一实证性质的研究，体现出作者对乡土地理极为谙熟，非一般注解朱诗者所能为。

此外，本期专刊还录有部分会员诗词。综观本期所收文章，因为不受现行学术期刊削足适履的限制，大都能畅所欲论，迭出新见，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在将朱氏创作同嘉兴地域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申论方面，更是独具优势（例如关于地理名物的考释，非谙熟乡邦文献与地理实际者不可为）。本刊编者既要借重主流学者的研究论文，又要保持一支稳定的研究乡邦文献的队伍，其努力、志意及业经达到的水平，颇值称述。

（二） 论著二种：

李瑞卿《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应以其同题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朱氏文学思想的专著。该著凡三章。第一章介绍朱氏生平与思想，属总论性质，旨在论世知人，为后续讨论提供生平事行与时代背景。第二章专论朱氏文学思想，于其文学观念上，指出朱氏宗经重道，倡导经世致用的精神；本乎自得，反对规仿古人。于其诗论，重点剖析朱氏关于美刺的主张（关心朝庙、民生，有美有刺）及乐教说（教化与抒 *** 性相统一，注重情感之纯正与感化作用），认为朱氏诗作继承并发扬了《楚辞》精神，忧患时世，关心现实；怀友感旧之作，体现了朱氏重视友朋间的情感共鸣。于其词论，指出朱氏视词同诗有异，但具娱乐功能，也能具有《离骚》变雅之义。为此，重点讨论了朱氏的尊体意识与词源论。第三章讨论朱彝尊的诗歌史论与文学审美观，前者主要讨论朱氏对唐宋诗之争的立场与创作取径（融合唐宋、以唐为宗），以及对明代诗歌的批评；后者主要讨论朱氏之醇雅论（相关内容，已见前揭单篇论文）。总之，该著系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宏观地审视朱氏其人及其文学理论，因其系统性及深入论析，把朱氏文学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式，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

王利民《博大之宗——朱彝尊传》，是一部兼具学术性、文学性的人物传记，具有开创意义。全书共分十章：秀水异才、鸳水情深、十年磨剑、江湖载酒行、五陵结客、致身清美、宦海浮沉、归去来兮、既硕孔多，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朱氏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并兼及其学术贡献。作为首部翔实的朱氏传记，该著对朱彝尊一生中较为突出的事件与片断，均有浓墨重彩的描写；诸多细节的披露与史实的勾连，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爬梳与厘析的基础之上，颇见著者的史学与文学根柢。书末所附朱氏大事年表，简明扼要，颇便稽检。

（三） 论文。本年问世的学术论文（除《朱彝尊研究》登载者外），主要围绕朱彝尊的文学理论（以词学为主）、学术论著及生平事行而展开。

文学理论方面，周佩谊考索《静志居琴趣》之本事及与其《风怀诗二百韵》之关联，认为二者描画的为同一主人公；复从情词发展史中观照《琴趣》之情感内涵、表现手法、艺术风貌，分析透辟，堪称竹垞解人。鲁竹将朱氏艳词区分为流连歌坊、赠妓怀人的传统之作与有特定书写对象的专题之作（《静志居琴趣》），认为后者因抒 *** 情实感，具有与众不同的真挚、醇雅之审美特质。张世斌注意到朱彝尊《乐府补题》和作之咏物词风同《补题》主旨有所偏离，将其归因于朱氏面对“两截人”尴尬身份时的逃避，其代价则是性情的丧失。李哲理对朱氏“醇雅说”的诗词理论分析较深，认为在朱氏创作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发乎性情，欣然自得；韵致深长，舒俊疏朗；俊逸排宕，浑厚苍凉；别开生面，独具风韵；委婉寄情，空中传恨。

学术论著方面，张宗友注意到了《经义考》的学术接受问题。《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提要，对《经义考》多有参考；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则属补充、考证之作。两家对《经义考》中同一则材料的解读，存在讹误，张文对此专予纠正。作为史著，最重义例，张宗友对《经义考》条目体系的结构作了剖析，指出其体系具有“以氏领书”以及四柱之法等超越前人之处。杨艳燕、许建平专纠《经义考》论语类之阙误，如著者姓名讹误、书名讹误、引书出处讹误、卷数阙漏、著录内容失考、引录序跋文字讹脱等，凡得19条。陈惠美则对《经义考》孟子类金元人著述有所考辨，分生平、著述大旨、书之存佚、版本考述等项，可补朱氏未备。力之考察了《文选》千卷之说的源流，指出朱氏“《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之说本于元人赖良，而非学界通常认定之宋人吴棫；揆诸实际，朱说并不能成立。（按：朱氏用一“闻”字，下语其实较为谨慎。朱氏《竹垞行笈书目》中有《韵补》二本，故其说极有可能直接本自吴氏）

生平事行方面，佟博利用新发现的朱氏应征鸿博前后的家书，对其出仕前后的形势、心态以及对创作的影响，作了考察。佟氏另选取曹溶、屈大均、查慎行、纳兰性德、曹寅等五人，分别作为贰臣、遗民、亲戚、贵胄、近臣的代表，考察朱彝尊同他们交游之史实、原因及影响。朱则杰探究诗作背后的本事，论世所以知人、解诗；复留心竹垞遗墨，注重实地考查。将学术研究同人文地理相结合，取径同上揭尤裕森氏相类，可谓别开生面。左正华、王利民均关注朱彝尊与文物背后的史实，其旨趣与方法，均能新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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