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风俗与习惯 汉族有哪些风俗习惯

作者&投稿:仍梵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

汉族的得名,是因他们建立汉代大帝国,先秦时期原名华夏,或称华,或称夏,是汉族的先民。炎黄二帝传说是华夏的民族英雄,所以人们常说汉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下面仅就汉族先民——华夏族的形成,勾划一个基本轮廓,或者说对他的面貌作一速写图像。

一、从历史文献的记述分析

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在此以前,通称为传说时代;计算它的单位不是用百、千、万年,而是用十万、百万年。从猿到人的过程是极为漫长的,从猿人到现代人也已经过三、四百万年了。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存在着不少的原始群,缓慢地逐渐增殖裂变,形成为氏族、部落,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中华大地上远古时期存在许多氏族部落,古称“万方”、“万邦”或“万国”。他们各自均有自己祖先起源的传说,在通婚、联盟的过程中,相互交往、渗透、融合,社会体制、经济生活和文化历史诸方面均打破了过去的单一型局面,逐渐向复合型发展,祖先源流的历史也像滚雪球一样,将东西南北众多氏族部落的英雄人物,混揉组合成为一个体系,人为的制造一个传承的序列。世界各族均有类似现象,和类似的传说时代。
当时没有文字,原始人群只能世代口耳相传,以便将历史保存下去,总结经验,鼓舞斗志,人类从一开始就十分珍视本族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难免增加或遗漏,并杂揉许多神话;又加上后人因主观倾向不同,史料来源不同;所以文献记录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往往矛盾纷繁,神人难分,时间不准确,地域不易定,人名、部落名和地名常常混一,事件、当事人和序列往往错乱。但是,某些基本素材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仍可大体上找寻一个基本线索。
华夏族的历史,传说从“三皇”、“五帝”开始,以后就是“三代”——夏、商、周(周又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二段)。在春秋战国之际,“华”、“夏”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正式见于史籍。
“三皇”和“五帝”究竟是谁?各说不一。“三皇”或说是伏羲、神农和燧人,或说是伏羲、神农和女娲,或说是伏羲、神农和祝融,或说是伏羲、神农和黄帝,或说是天、地、人三皇,或说是天、地、太三皇。“五帝”也有类似传说,或说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或说是黄帝、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或说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或说是神农、黄帝、帝颛项、帝窖、帝尧、帝舜,或说是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或说是黄、赤、黑、白、青五帝。上面有将六人称为“五帝”的说法,他们解释因为六人均合五帝星座。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长期研究古代历史,提出传说时代的历史累层造成学说,确属科学的见解,和我在上面提出的渗透融合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二本质的问题,不在于“三皇”、“五帝”究竟是谁,也许它们将是一个永恒之谜,无法正确回答,这里不妨提倡“模糊史学”: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的解答出现这些纷繁现象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古代有些学者认为当时众多氏族部落中,有熊“国君”少典和有蟜氏女结婚,生炎帝和黄帝,他们的后嗣子孙繁衍发展为华夏族。虽然这个故事经过许多学者考订研讨,指出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但从传说时代到文字记录,一直流传下来。按《史记》、《国语》等史籍整理的远古历史,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亦即华夏族,均出于黄帝.华夏族的远古历史,上面仅描述出了概略情况,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全盘肯定,尚待批判继承,深入研究。
作为一个民族,始终都在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增殖裂变,有时同源异流,有时异源合流。华夏族也不例外,按上列表格,似乎华夏族的夏、商、周三代出于一根,为同源异流;但作为三个不同的共同体,他们各有自己活动的基本地域,各有自己祖先历史的传说,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活,各自的经济水平也有差别,即使三代出于同源,在一两千年的演化中,难免量变和质变;如果按层累造成和渗透融合观点解释以上表格,可能更为适当。
华夏族在三代时期及其以前,显然存在许多民族部落或方国,所以古代有“诸夏”或“诸华”一词,其中以夏、商、姬、姜四个共同体或族系的史迹最为丰富。他们之间也有一个渗透融合的问题。长期的通婚、战争。结盟、通商等交往的过程,既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又是一个渗透融合的过程,他们的社会生活诸方面渐趋一致,形成为一个古代民族——华夏族。“夏”的得名,显然与夏王朝的建立有关,古人解释“夏”为“大国”,乃自称美名;周人往往自称为“夏”,历史上有“周人尊夏”的记载。至于“华”名,似由一望可辨的服饰而来,和被发着不同,夏人冠冕博衣大带采饰,古人解释“冕服采章曰华”,亦当为自称美名。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就是以夏商周三代为核心的华夏文化。

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除与“诸夏”进行渗透融合外,还和杂居的以及周边的异族渗透融合。他们之间在文化上、血缘上、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异族,古代泛称为夷、蛮、戎、狄,或统称为夷、四夷。他们在最初和华夏有显著的区别,正如戎人自己所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看来,夷蛮戎狄诸部与华夏之间,饮食、衣服、言语均不相同,这正是不同族属的共同体之间应有的现象。

东周时期,各族矛盾统一的进程,日趋激烈,当时人们提出“夷不乱华”,“裔(按即夷)不谋夏”,应当“用夏变夷”。“蛮夷猾(乱)夏”是当时社会上的严重事件,当时最有威望的政治家是能够“尊王攘夷”的人。当时一方面有华夷的区别,或称为“严夷夏之防”;但另一方面,对这类区别并不绝对化,而是采取灵活方针。从个人讲,三代时期不断的出现四夷人华夏化;而华夏人也不断的有四夷化的现象;至于整个氏族部落的渗透融合,史迹斑斑可考。所以古人总结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不论民族是谁,只要接受中原华夏文化,就是华夏族人;即使中原华夏族人,只要接受四夷文化,也就不是华夏族人,而是四夷人了。
西周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王畿、齐、秦、晋、楚等诸侯国土以内,杂居了许多夷蛮戎狄部落,到战国时,除去四周边区以外,绝大部分均融合于华夏族中。汉代的学者明确提到这一历史现象:“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贯)头,今皆夏服;”“古之戎狄,今为中国(按融合为中原华夏);古之裸人,今被夏服。”中国古代历史,从民族史的角度讲,应该说就是一部众多共同体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虽然各族之间常有战争发生,但融合的主流,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历史之中。
地理因素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所以华夏族和华夏文化难免打上地理的烙印。
先秦汉代的学者均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基本地域,是在黄河中游一带,当今河南省境,古称中原或“中国”,他们常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古文武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三代以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传说黄帝住在涿鹿,曾和蚩尤大战,又曾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颛顼生自若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还有“九州”(按即“九国”、“鬼方”、艽野)、齐州、独鹿之山(按即欲鹿山、蜀山)等地,经不少历史学家考证,均在黄河、洛水、济水流域,即黄河中下游一带。
华夏族是在三代时期逐渐形成的,夏、商、周人均“不常厥邑”,特别是他们早期,都邑经常迁徙;但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仍然是清楚的。夏人基本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一带活动,商人主要在今河南、河北及山东界域活动,周人主要在今陕西、河南一带活动。三代帝王直属土地,均“未过千里”,诸侯更是“小国寡民”,但由于具有高度文明,所以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和影响所及,颇为广大,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今天的国界以外。黄河流域孕育的华夏青铜文化,虽然是北中国的产物,但它确实渗透了不少南中国诸氏族部落的文化,因而放出灿烂光芒,成为当时东亚以至世界第一流的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
南中国广大土地上面的古代居民,生活在公社共同体中,他们的氏族部落及其族属十分复杂,他们和北中国的粟麦文化不同,是水稻文化,由于先秦文献史料颇少,情况不详,暂不涉及。北中国的夷、蛮、戎、狄和华夏交往较多,与华夏族的形成壮大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并有不少史迹可寻,分段概述如下。
夏代开始建立“共主”制的初期国家,、王朝中央和一些夷人经常发生战争;而和另一些夷人经常合作结盟,这些夷人对中央有职有贡。夷羿、寒浞等氏族部落酋豪(款)还和夏人有联盟关系,并“因夏民以代夏政”,取代夏王室,显然不是一般的关系。“夷夏之争”是夏史上的一件大事,延续了上百年之久。莱夷、徐夷、长夷、白夷、风夷、黄夷、赤夷、玄夷等曾和夏王朝发生战争,夏人还克曹魏之戎,戮防风之长,与畎夷发生战争。另一方面,一些夷人和夏王室保持了服属的友好关系,如方夷入贡,于夷来宾,九夷来御等。
商代建立后,逐渐出现文字,民族关系的史迹,比较具体和确切,无论是通过和平友好途径或通过战争杀伐途径,各族渗透融合的进程加速,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夏代,许多不稳定的共同体或封闭型的共同体,日益稳定或开放,古代民族和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号大量地出现于史籍,如羌、昆夷、狄人、荤粥、西戎、九夷、侁人、蓝夷、鬼方、义渠戎、燕京戎、余无戎、始呼戎、翳徒戎等等。
“周革殷命”,向四面扩展,“小邦周”除了以力服人外,还施行以德服人的方针,华夏族的壮大发展,和西周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西周时期,常常与周王室交互往来的外族有淮夷、徐夷或徐戎、荆蛮、犬戎、狄人、大原之戎、条戎、奔戎、姜戎、百济之戎、西戎、�狁等,有时处于战争状态,有时处于和平状态。西周末年以后,人口增多,土地开辟,共主政治衰弱,诸侯不断强盛,杂居和周边各族逐渐兴旺,夷蛮戎狄同样不断扩张,空前活跃,留下的史迹最多。正是在夷狄交侵,“中国(中原)不绝如缕”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春秋时期百年以上尊王攘夷的霸主政治局面。同时,许多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外族,基本融合于王室和齐、秦、晋、楚的华夏文化。进入战国以后,外族基本上仅在华夏边区活动。东周时期常见于史籍的外族诸部有山戎(无终)、鲜虞、北戎或戎州己氏之戎、淮夷、赤狄、白狄、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铎辰、甲氏及廧咎如、义渠诸戎(大荔、乌氏、朐衍)、长狄(叟瞒)、骊戎、戎蛮、茅戎、庐戎、姜戎、伊洛之戎,犬戎、群舒(徐)、众赢、九夷、百�、群蛮、林胡、楼烦、中山、胡貉、东胡、并代、緜诸、翟源之戎、鲜卑、匈奴等;至于长江以南的外族,这时尚未登上中华政治历史舞台,他们族部的众多复杂,到了汉唐之时,眉目才日益清楚。
同华夏杂居及周边各族,为什么能够以华夏为主体进行融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生产力较为低下,文化不够先进,他们当中或者正生活在恩格斯所说的“以掠夺为光荣”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或者正生活在封闭的村社组织中,无论是粗耕农业或畜牧业的生活方式,均不大稳定,时常迁徒。由于居处不定,从而随地异名,随时异名,大多未经调查,或用泛名,或用自称,或用他称,或用专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上百个名见史册的少数民族的部落族属确切定妥,材料颇嫌不够。但是,黄河流域许许多多的氏族部落在东周时期逐渐融合于华夏的史迹,应当说完全合符历史实际,不容置疑。融合的途径有通婚、经商、结盟、战争等,总之,按辩证法则、矛盾统一的进行渗透融合。

二、考古发展遗存的反映

建国以来,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对于我国远古人群及其文化有了新的突破性认识。截至目前为止,旧石器时代地点约发现三、四百处,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批重点遗址,已经正式发掘。这些发现说明了我国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了解人类遥远的直系祖先或其旁支。
出土资料反映出我国大体上是在人类起源地范围之内,距今约一百五十万年至二百万年已有猿人生存,延续到距今一两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从猿人——古人——新人的整个过程。
我们完全有充分根据认为我国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华北、中南等大区均有丰富而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和它们的能与大自然搏斗的勤劳智慧的主人,著名的有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元谋猿人、兰田猿人、郧县猿人、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埧人、桐梓人、长阳人、新洞人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河套人、建平人、山顶洞人、柳江人等。大量的人类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代居民种系的形成,华夏及其他民族的体质演进、变化、发展等问题,都是十分珍贵的难得的资料。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华夏先民及其他民族先民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文化内含的演变等问题,也是十分珍贵的难得的资料。我国这些早期人类应当说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主人,从高层次看,他们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古老而光辉的中华文明确属源远流长。
部分考古工作者根据陕西沙苑、河南灵井的发现,同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如山西朔县峙峪、河南安阳小南海等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提出黄河流域,特别是华北地区是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发源地,从而形成为中石器时代文化。
继后兴起的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较多的农业因素,其中又可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它们向北渗透到东北、内蒙、新疆一带,远及亚洲东北部及美洲西北部,向南则渗透到我国的华南和西南地区。这类现象的出现,是和使用这些不周文化类型的诸共同体或人群之间的迁徙、通婚、收养子、贸易往来以及探险等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现已发现的早期遗存有大地湾遗址、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关中及其周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有老官台文化(或称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或称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遗址已逾千处,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远及甘青界边、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也有所发现。
大量数据表明,仰韶文化延续约二千多年,约从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过渡为另一阶段的另一种文化。
仰韶文化反映的社会生活,可能各不同文化类型的主人,在发展水平上并非完全一致,有不平衡现象,或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过渡,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正由父家长制公社向个体家庭过渡,或已进入个体家庭。总起来看,社会经济似属于复合经济形态,除渔猎、采集外,畜牧和农业均已产生,如果单纯依赖上述任何一种经济手段,显然无法维持村落成员全年的生计。
继仰韶文化之后,黄河中游发展起来的文化是龙山文化。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等地,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后期则分别以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及陶寺类型命名。从社会经济生活分析,这些龙山文化较仰韶文化更为先进,父权制似已确立,私有财产也已经产生和发展,并有贫富两极分化迹象,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同时并存。
山东一些考古工作者清理了山东古文化的序列;北辛文化(公元前5700年——公元前4700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约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19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这个序列仅是勾划一个大致轮廓,它的基本情况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同步现象。
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花纹等考察,结合文化内含,黄河中游与下游即东西两面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或多或少的交融和渗透。华夏先民的文化,主要应是黄河流域东西二面居民所共同缔造的。
黄河上游、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北方地区(包括北方、东北、内蒙、新疆等地)均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它们的文化内含各自具有地方特色或本族的特色,又或多或少地与相邻文化或中原文化有所渗透混融。应当说,这些许多不同文化及其类型,反映古代南北中国存在了许多不同氏族部落的共同体,存在了许多不同民族的共同体,他们分别直接间接构成现今我国境内约六十个民族的先民。
从考古文化分析,在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在北中国或南中国的土地上,人们共同体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基本上各有特色。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还有马家滨、河姆渡、良渚、屈家岭、大溪、石峡、仙人洞、甑皮岩、红山等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时间上看,不少具有同步的现象;从文化内含看,不少发展水平比较相似;从经济形态看,大多为复合经济生活;农业中心并非单一,北方粟麦生活与南方水稻生活平行演进;畜牧业中的六畜多已先后具备,但是游牧民族的出现确属较晚的事,至战国时期才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各个文化之间虽有渗透混融,但大多都有自己的特点。总之,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由一个中心四散传播。文化的混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的混融,华夏先民共同体的萌芽形成,可以从这里透出一些信息。
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开始,夏商周三代贯穿其中,标志古代文明重大成果的事物,如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城市、宫殿、王陵的兴建,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冶铸业,以及铁器、礼器、兵器、玉器和商业贸易等,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均居于周边地区的前列,并有向周边民族传播的史迹,以华夏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夏商周“共主”的政治国家,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均属于当时“天下”的高峰。所以我们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族是当时各族最先进的、文化最高的民族;周代贵族中出现的大民族主义在那时并未形成主流,各族事实上的发展不平衡和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按矛盾统一的辩证法则构成三代历史的主流。
华夏族就是在这个历史的主流中所形成的,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统一,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复合。华夏族和其他各族长期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祖国,各族之间既相互矛盾斗争,又相互促进混融。而各族之间的渗透融合是各族关系的主流,随着时代的演进,各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往来日益频繁,日益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密切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心理状态等多方面的不可分割性日益增涨。另一方面,同时,并存的各族仍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并不断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中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是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后同其他民族逐渐同化、融合,汉代开始,称为汉族。
汉语属汉藏语系汉语族,有七大方言。现代汉语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由甲骨文、金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方块字,共有四万个字以上,通用的有七千字左右,现为国际通用语文之一。汉族没有产生全民族必须信仰的宗教,部分人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
食俗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主食 米食和面食是汉族主食的两大类型,南方和北方种植稻类地区,以米食为主,种植小麦地区则以面食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粮食作物,例如玉米、高梁、谷类、薯类作物作为杂粮也都成为不同地区主食的组成部分。汉族主食的制作方法丰富多采,米面制品,各不少于数百种。现在,中国东南方仍以米食为主,大米制品种类繁多,如米饭、米糕、米粥、米团、米面、糍饭、汤圆、粽子等;东北、西北、华北则以面食为主,馒头、包子、面条、烙饼、馅饼、饺子等都为日常喜爱食物,其他如山东煎饼、陕西锅盔、山西刀削面、西北、华北抻面、四川担担面、江苏过桥面等都是有名的面制风味食品。
菜肴 汉族在饮食习俗方面形成菜肴的众多不同类型,是因为受到多方面的条件影响。首先是原料出产的地方特色,例如东南沿海的各种海味食品,北方山林的各种山珍野味,广东一带民间的蛇餐蛇宴。其次,还要受到生活环境和口味的制约。人们常把汉族和其他有关民族的食俗口味概括为“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虽然过于笼统,并不准确,但也反映出带有区域性的某些口味的差异和区别。再次,各地的调制方法,包括配料、刀工、火候、调味、烹调技术的不同要求和特点,都是形成菜肴类型的重要因素。各地在民间口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有特色的地区性的菜肴类型,最后发展成为较有代表性的菜系。汇成汉族饮食文化的洋洋大观。
饮料 酒和茶是汉族主要的两大饮料。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酿造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构成汉族饮食习俗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广泛影响。除酒和茶两种主要饮料,某些水果等制品也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人们的饮料。
节日食品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采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作祭祀的供品。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少数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二是供人们在节日食用的特定的食物制品。这是节日食品和食俗的主流。例如春节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饺子的习惯,而江南各地则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习俗,另外,汉族许多地区过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鱼,象征“年年有余”。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中秋节的月饼,寓含了对人间亲族团圆和人事和谐的祝福。其他诸如开春时食用的春饼、春卷,正月十五的元宵,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寒食节的冷食,农历二月二日吃猪头、咬蚕豆、尝新节吃新谷,结婚喜庆中喝交杯酒,祝寿宴的寿桃、寿桃、寿糕等,都是节日习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内涵的食俗。
饮食中的信仰、禁忌 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过去汉族未生育的妇女,多忌食狗肉,认为狗肉不洁,而且食后容易招致难产等。

敬天法祖,崇尚自然的民族,还有与之相配的成熟的衣冠体系,每个部件都代表着一种精神和信养。华夏衣冠,汉民族的外在形象,不是什么旗袍…

汉族的风俗习惯~

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风俗习惯也是多种多样的,具体体现在服饰、饮食、住行等方面。
1、汉族服饰



在气候较寒冷的地区例如青海一带,汉族人穿皮革、毛制品的较多。
清代年间,富贵人家的男子身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女子身穿单、夹长衫,裹足穿小尖头布鞋。一般平民穿粗布短袄、褐褂(用羊毛织成的褂子),羊皮或山羊皮做成长、短皮袄,穿布裤或褐裤,戴黑白毡帽,系腰带,打绑腿。
民国时期,男子着装与清代基本相同,但不留发辫,夏戴瓜皮帽、黑白毡帽,冬戴火车头帽、羊羔皮帽或狐皮帽。男足穿布鞋或自制的连帮带底的船形鞋,妇女穿绣花布鞋。老年妇女为高纂头发型,中青年妇女油花头、饰银簪等首饰,戴银、铜耳坠、戒指和手镯。
1949年后,男子穿中山装或列宁装,妇女留双辫或剪发,不戴首饰,衣着简单。20世纪80年代,服饰日趋时髦,男着西装、茄克衫等;妇女着装不断变化,金、银戒指、耳环、项链等倍受青年妇女的青睐。
2、汉族饮食

汉族食物结构接近回族。面食做法较特殊的有:用鏊烧制的炉馍馍;油炸的张嘴、油锞儿、翻跟头;青稞面烙干粮、锅盔。夏季,乡间喜食荨麻拌汤、韭合、烙饼等。秋粮半成熟后,用青稞麦粒做成麦素,烹油,佐以葱花、盐、香菜等,别有风味,也称“吃青”。
汉族食猪肉、牛肉、羊肉等。特别是“羊羔盖被儿”十分讲究,选肥羊羔一只,宰杀后切成小块,配以调料,用青油炒后,加少许水,上盖一大面饼,温火焖熟,面饼就汤、羊羔肉吃,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是款待贵客的佳肴。
汉族人爱喝奶茶、茯茶。每逢喜事要饮酒,请厨师做宴席,有肉八盘、海八盘、十大碗等。
3、汉族住行

汉族住土墙围起的独户四合院庄廓。以前多为土木结构的土屋,以座北向南的北房为主房。主房中间设中堂,放长条桌或面柜。院内砌花园,大门多向南开。室内靠窗做火炕,上铺毡毯供吃饭或歇息。
80至90年代,砖木结构的瓦房逐步代替土屋。1949年前后,室内用铁、铜火盆及牛、马粪做成的粪块或木柴取暖。
20世纪50年代以后,煤大量开采,泥火炉、铁火炉取代火盆。20世纪60年代逐渐以自行车、胶轮大车、卡车为运输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行车、汽车、托拉机、摩托车等成为普遍的运输工具。
4、汉族婚嫁

1949年前,汉族青年男女结婚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行包办婚姻。早婚、童养媳、近亲结婚较普遍。 1953年后,贯彻《婚姻法》,实行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婚姻、纳妾、童养媳等陋俗。提倡婚事简办,举行集体婚礼,婚礼简单,民风淳朴。
20世纪70年代,提倡计划生育、晚婚晚育。20世纪80年代,随着收入的提高,结婚彩礼逐步升级,迎亲要汽车,家具要组合,衣服要高档。互相攀比之风日盛,虽提倡婚事简办,但成效不大。汉族结婚仪式比较复杂,各个地方会有所不同。
5、汉族生育

汉族人不论生男生女,都会对头胎比较看重。婴儿出生第二天,女婿给岳父母及主要亲戚报喜。第三天用百草花、柏叶、红枣、钱币置水盆,给婴儿洗浴,称“洗三”。
第10天或30天由娘舅家带衣料食品等看望产妇叫“看月”。孩子至百天请长辈剃发,名“过百岁”或“过百禄”,祝贺孩子健康长寿。
6、汉族丧葬

汉族以土葬为主,间有火葬。丧事分“泪丧”和“喜丧”。父母中年去世为“泪丧”。年过花甲逝世称“喜丧”。
人去世后更换新衣,遗体停放正屋中堂3至7天。用白纸或布覆体,红、蓝布片罩面。灵前摆放“倒头献食”,在盆内焚化纸钱。同时,即给亲邻报丧,并请风水先生或长者去相墓破土挖坟穴。
送葬前亲邻吊唁,送挽帐、馒头、大米、花圈、金银斗、钱等。亡人家用丧宴招待亲朋。死者儿子戴麻冠,拄丧棒,称“孝子”,儿媳及晚辈妇女穿孝衫。有的请吹鼓手奏哀乐。
送葬前一天,宴请死者娘舅和亲邻长辈,“孝子”汇报病情治疗,丧事准备情况,让众亲邻评议平时孝敬好坏。若有忤逆不孝情况,当众批评或体罚,谓之“娘外家说话”。送葬日清晨入殓,子女有“望骨”规矩。
送葬时,“孝子”怀揣家谱,执领魂幡等物品。老人须在太阳未出,前掩埋。葬后3天亲属上坟祭奠,称“全三”。49天、100天和1周年时,亦上坟祭奠。未婚少男、少女,一般火葬后就地埋葬。
7、汉族节日

汉族主要有春节、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等。春节又称过年。节前杀猪宰羊,准备食品和年货,打扫室内外卫生。除夕贴春联,上坟祭祖。夜晚合家守岁,吃年夜饭,老人给小孩压岁钱。大年初一家族内给长辈拜年。初二开始,亲友互相拜年祝福。
元宵节,有舞龙舞狮,装扮八大光棍、灯官老爷、哑巴拉驴、胖婆娘、踩高跷、小唱等社火节目。
端阳节时,每家门口插杨柳枝,吃粽子、彩蛋、凉面,喝雄黄酒,小孩身佩各种式样的香包。许多家庭去野外会餐,名“踏青”或“踩青”。
中秋节,家家户户用小麦面粉做出有各种图案的月饼或烤制的点心。晚9至10时,在庭院桌子上摆放月饼、西瓜、鲜果等,谓“献月”。年轻人在巷道、场院打响鞭。夜晚还有偷月饼的习俗。
除此之外,还有“正二十”、“二月二”、“十月一”、“腊八”等节日。还有祭奠祖先和佛祖的传统,如“天社(春分日)“、“清明”、“四月八”、“六月六”、“七月十五”、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等活动。

(一)花灯节
中国汉族岁时节日风俗。蕴涵生育风俗文化。流行于桂东岑溪、富川等县,已有百多年历史。时间为农历正月初十,凡上一年添有男孩之家,要到社庙挂花灯。灯用竹篾扎架,外糊花纹纸,上写吉祥谜语,内点油灯,逐日添油。
挂灯者众,社庙自然形成灯棚。添丁之家同日饮花灯酒,外公外婆给小宝宝送去衣服、背带、玩具,亲友、邻居赠衣服和红包致贺,共饮同欢。正月十六落灯。
(二)查日子
中国汉族婚姻风俗。又称报日子。流行于广西多数县乡。农村议婚订婚的一个步骤。男女青年相识了解后,禀告父母,托媒沟通,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然后定婚期。
旧时多先请算命先生排“八字”,如命相相合才进行。有些地方双方家长相会为子女订婚。如全州县一带,双方意见一致后。
媒人代男方送酒肉衣料给女方,约定日期陪同女方家长和舅舅到男家相会,男方设宴款待。小伙子执壶斟酒,先敬女方舅舅后敬自家舅舅,然后先客后主依序敬酒。
双方商定婚期,订婚告成。尔后男女送女方重礼、聘金,女方准备嫁妆,男方准备家具,依期举行婚礼。如女方催婚,便做一对糯米粑(俗称“团圆粑”)送到男家,男方心领神会,盛情款待并请左邻右舍陪客。一般均尊重女方倡议将婚期提前。
(三)贺郎歌
中国汉族婚姻风俗。流行于桂东北兴安县一带。拜堂、晚宴后,亲友簇拥新郎于正厅,唱贺郎歌。即兴现编贺词,也有戏谑、诙谐之词。
亲友唱一首,新郎饮一杯酒。唱到半夜,送新郎入洞房。女歌手闭门以待,男女对唱《开门歌》,尽兴方开门。进门后唱歌闹房,由“恭贺新郎酒一杯”唱到“十杯”,新郎依次由1饮到10杯(酒力不胜者可由男歌手代饮)。
然后唱《交欢酒》,新人双双同饮一杯。最后歌手扣门唱《扣门歌》以结束婚礼。
(四)坐红堂
中国汉族婚姻风俗。流行于桂东北全州县一带。男女青年结婚前夕分别在自家祭祖并接受尊长训诫。新娘穿红挂饰,由同班姐妹相伴,端坐堂屋细声委婉唱《哭嫁歌》,念父母恩,叙姐妹情。
姐妹们叮嘱新娘过门后孝敬老人、和睦兄弟姐妹,赞新郎俊秀勤劳。当新娘诉说不如意的心事时,姐妹们多方劝慰。唱到深夜衣依依告别并赠礼品。
新郎亦由同班兄弟相伴坐在自家正厅,接受长辈勤俭理家,为人处世之教。教导结束老人退堂,小伙子们说笑打诨追新郎,欢乐深夜方散。
(五)讨钥匙
中国汉族婚姻风俗。流行于桂东北全州县一带。新娘之嫁钥匙,由其年幼弟妹或侄男女中任“送亲郎”掌管。
拜堂前,新郎向送亲郎送封包讨钥匙,以便拜堂后打开箱子,展示其中谷米钱物,象征婚后五谷丰登、家庭富裕。送亲郎嫌少不接,新郎多次添加。送亲郎收下封包,新郎讨得钥匙后,欢欢喜喜与新娘拜堂。
(六)看屋
中国汉族婚俗之一,农村议婚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又名看家门、查家。流行于广西多数县乡。届时女方和两位称为“陪姑”的姑娘在10多位亲友的陪同下,到男女查访家况(也有女方本人不去的)。
男方设宴款待。媒人介绍议婚双方相识。女方亲友代提财礼要求,男方当时通常一概应承,并赠诸宾客“行脚钱”。
次日,双方通过媒人细议。有些地方还允许进入议婚男子内室翻箱倒柜察真情实况,之后再通过媒人议婚。
(七)黑房抢亲
中国汉族婚姻风俗。流行于桂东贺县一带。在下程山区,新娘哭嫁两天两夜后,过门之日清早与女伴们同藏黑房。男女迎亲队伍到达后,新娘的兄长(或堂兄表哥)和亲威中的男青年破门而入。
女伴掷沙子挥竹枝抵抗。抢者力图将女伴们拖出门外以排除干扰。如两个抢者败阵,则增到4人乃至10多人,直到把新娘强背出门。
再由男方迎亲队中的两个(或4个)女子轮流背新娘到郎家。抢亲角逐中,男给女抹锅烟墨,女撕男衣衫,使古抢婚遗风演变为男女青年的打闹嬉戏。
(十)拜堂彩语
中国汉族婚姻风俗。流行于广西多数县乡。婚礼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常由新郎的舅舅点燃供桌上的一对喜烛,并说彩话贺喜祈福。
如桂东贺县一带常用彩语:“龙独光光,高照华堂,夫妻并寿,福禄成双”、“手拿花红丈二长,恭喜外甥娶新娘,鸾凤和鸣添福寿,夫妻和睦百年长。”祝词说完后,新郎新娘拜天地、祖宗,并对拜成亲。
中国汉族岁时节日风俗。流行于桂东北灌阳一带。时在农历七月初七。当地民间传说,是日晚织女将与牛郎相会,白天她梳妆打扮,胭脂香粉撒得满天飘香,故名。
届时妇女们取出衣服及箱子暴晒,并用盆装水,水中放几根青草以示百药,置户外晒温,叫做“晒香水”。据说穿了“香日”晒过的衣服,洗了“香水”可防瘟疫,促健康,并能使夫妻更加融洽恩爱,犹如牛郎织女一样。民间有“七月香,晒笼箱”之谚。


扩展资料

中国的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其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所以风土人情多姿多彩,丰富异常。
中国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等。
中国汉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农业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尚农风俗源远流长。从远古起,中国汉族就视农业为本业。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就提出了“以农业为本”的主张。
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韩非子·诡使篇》。在尚农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汉族社会形成了“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商君书·画策篇》。
“男耕女织”可说是一幅典型的中国汉族社会风土人情画。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解放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汉族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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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2. 回 族:主要聚居在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其余散居全国各地,人口约860万。回族以摔牛、炸油香等为传统习俗。23. 基诺族:分布在云南省,人口约1.8万。基诺族以农业为生,擅长种植茶叶。他们有自己的语言。24. 京 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人口约1.8万。京族从事沿海渔业,兼营农业和盐业,有自己...

少数民族的风俗和节日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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