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君主专制的君权与相权 中国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史
清代的军机处，最初称军需房。这个名称作为国家准决策机关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实际上它担负了全国对内、对外一切重大事务的管理与指挥。其作用与意义是非常大的。
嘉庆十年，有个叫何元琅的御史为了这个名实不符的称谓，给皇帝上了一个《请酌改军机处名目》的奏折，理由是“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专司戍政者不同”，当军务已经基本结束，“似应更改名目，以纪偃武之隆”。皇帝看了以后，着实教训了他一顿。五月十九日谕：“军机处名目，自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文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务相仿，并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何元琅率请改易旧章，而不顾其言之纰缪，所奏断不可行。原折着掷还。”
这说明，清设立军机处，后来又沿用不改是有它的原因的。清朝的一些史料都认为是“用兵西北，虑暴直者泄机密”（清史稿.职官一），“雍正七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清，王昶）。的确，满清在入关前后，军事活动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对内不断镇压明朝的残余军事力量外，对外也拼命用武力经营边疆。康熙末年，派兵驱逐了准噶尔的敌对势力，恢复了西藏地方秩序。雍正初，又连续在西藏、青海用兵，民族战争激烈而频繁。因此，设立军机处，统一管理军事行动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军事机密放在内阁处理或议政大臣们讨论，人数较多，容易泄密，也是个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加强君权。雍正(胤 )对于明朝宦官专权，皇帝形同傀儡的情况是知道的，也熟知自己通过种种手段在刀光剑影骨肉相残中夺得皇权的艰难，因此，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忙于肃清反对派（主要是他的兄弟)，镇压他的反对者以及可能危及皇位的任何活动，一步一步削弱某些亲王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因成立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雍正整个集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雍正初年，首先是从内阁各部抽调一些可靠的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吏成立临时班子，并且把他们进行工作的地点由内阁所在的太和门外迁到离宫庭较近的隆宗门内，以便利于指挥。后来的乾隆、嘉庆等皇帝又公布了不少谕旨，反复查申一切事情要皇帝自已裁决。
《檐曝杂记》：“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宫寺不得参。即承吉诸大臣，亦祗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又如，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凡有奏事之责者，及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来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并且引乾隆为证：“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
这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的做法，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完全符合最高统治者的愿望与利益，所以，军机处这个机构一直能保持到光绪年间。
关于军机处成立的时间，一般有两种说法，《清史稿》说是雍正十年(1732)，王昶等说是雍正七年(1729)，这中间，前后相差三年。不过，考虑到这是当时中央级体制上的较大的改革，建立机构，人员安排，权力转移，都不是几天、几个月可以完成，硬要具体到哪年哪月建立没有甚么大的意义。用现代的行政管理术语来说，早期的军机处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工作班子，或者临时工作机构。清人赵翼，乾隆二十一年(1755)，任军机章系，他在回忆军机处的“办公室”时说：“余值军机时，值宿即在军机大臣直卢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司员同值，则余已改官不复入直矣”。乾隆四十年(1755)以军机章系入值的冯培在诗中写道：“斗室何由解郁蒸，葛衫蕉扇小窗凭。”清朝最早的一个军机大臣鄂尔泰，在其儿子为其写的年谱中，虽然多次提到升官晋爵，但只字未提及军机处。足见经过了几十年的经营，军机处的工作条件还是十分差，无法与内阁、部、院相比，其开创的临时性是可想而知的。这里，顺便还可以提一件事，在英武殿本《历代职官表》中没有军机处项目。道光年间黄本冀的《历代职官表》，其他如《大清会典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志》诸书俱无军机处记载。这肯定不是某些人编撰时的疏忽，而是有其道理的。一个如此重要的机构，不纳入国家的正式官制体系，简直不可想象。那么，原因在哪里，现在看来，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在军机处设立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主要成员都是兼职的。“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雍正十年二月八日，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办理军机事务。鄂、张都是当时殿阁重臣。同时，调来军机处的大臣、章京，除了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外，有的还要负责其原来部门的工作。嘉庆七年元月二十四日，清仁宗谕军机处行走诸臣，“偶值枢务(军机处工作) 稍简，朕仍令其赴衙办门事，即应阁、部并到”。有关考核、铨叙也都是原衙门进行。嘉庆十一年有一专谕：“军机处司员，自雍正年间定制以来，均系以本衙门缺额承办军机事务，其升迁保举，悉由本衙门堂官铨考，相沿已久，若以计典归之军机处，更定官阙，事多格碍。”
军机处任职成员既属随时调用，人无定额，升迁、考铨又都在衙门进行，类似临时机构，随时有撤销、改名的可能，乾隆执政时，当一度改作“总理处”就是例子。因此，人们没有把它列入正式官制体系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军机处的大臣、章京，虽然“入值近倚天咫尺”(潘世恩)，“面承密敕语从容”（管世铭)，身处机要重地，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承旨书谕，拟写文稿发交各部，其职能类似私人机要秘书班子。设立军机处后，原有的机构并没有减省、撤并，较之明代，还增设了理藩院(掌管蒙古、西藏、新疆各地少数民族事务)、内务府(专管皇室事务，包括典礼、仓储、财务、工程、警卫等)，部分实际权力已从表面地位极高的内阁转移过来。军机处名不正权重，内阁部院名正而少实权。对于一些思想正统、遇事要依祖宗规矩的史家，如何取舍是可以估计得到的。
尽管清朝军机处像个长期的临时单位,但规模、人员编制，管理体系等还是自成系列的。
军机处的职能是“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实际上是协助君主处理全国性事务。其领导人称作“军机大臣”。没有固定人员编制，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六部 (吏、户、礼、兵，刑、工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御史中召入。同时，根据本人的年资、经历、宠信程度来加以区别，分为上行走、行走、学习行走。后来，也适用于军机章京等职。
行走这种称呼过去是没有的，所谓行走，主要是别于专任与常设职官而言。一般说，上行走，多是军机大臣，官品较高，人数较少，直接向皇帝奏事或经常被召见议事的。嘉庆时吴熊光被上命为军机大臣行走，大学士和申提出“吴，官才五品，不符体制”，结果立刻被加三品卿衔。清代一些上行走，以大学士、尚书为多，也有侍郎充上行走的。清人吴振或说：“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这倒是一句实话。
行走次一等，称军机处行走，其工作范围以军机处为主，一般不能直接、经常见到皇帝，议事国是。学习行走，实际上是试用期间的称谓。这二类官员原品级有高有低，以侍郎、御史为主。
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的属员，也是军机处的主要成员。其任职条件较军机大臣低。雍正时，有府尹、巡抚、布政使、翰林院修撰任章京的，以后各代不少是由阁侍郎、中书等原来就从事撰拟记载、勘对、检校的官员来充任的。这批人公文业务熟悉，又特别了解内庭工作的种种规矩，皇帝亲自看中，因此章京也有上行走、行走 (从雍正至道光末见任命)。由一般官吏进而成为军机处章京入值枢廷，主要通过考试与保送两条途径。嘉庆十八年曾有上谕论及此事。
军机章京，开始是没有固定名额的，从嘉庆四年开始，规定满、汉各设十六名，因为后补者多，又有额外章京多至四人。至光绪三十年，编制大增，共有三十六人。
军机处下设的两个机构，内翻书房负责翻译谕者、御论，册祝文字，为首的管理大臣由满洲军机大臣兼任，翻译最多时达四十人。方略馆，负责管理军机处档案，每当一次军事活动结束，或遇有较大政事，都要记其始末，编辑成书。这类书叫方略，或纪略。方略馆为首的叫总裁，无定员，都是军机大臣兼任。由于清政权是满人居统治地位，在军机处人员安排上还有两个特点：首先，满、汉人兼用，表面上还十分公允。咸丰皇帝谕中说：“夫军机大臣本为要任，满、汉兼用，断不应稍有区别，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分于满、汉。”实际上仍以满人为重。据《枢垣记略》题名统计，从雍正至咸丰，满人出任军机大臣者为63人，汉人出任军机大臣者为40人。从雍正至光绪六年，由满人为军机章京者为375人，汉人为军机章京者为3 6 5人。从这个并不一定完整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高层官员中仍然是以满人占多数，并非如前面所说的无分满、汉。清代有些皇帝还特别注意满、汉人比列，一当发现这个机要部门满人少时，立即从外地调来。乾隆三十五年闰五月初九日谕：“现在军机处行走满洲大臣人少……着传谕温福奉到谕旨，即驰驿速行来京。”
其次，清朝亲王不入军机处，实行了一定的回避制度，这是雍正设处以后的规矩，可能是不使亲王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便于皇帝一人集权管理，这也是维护其绝对统治的手段之一。当然还有礼仪上的改变。因此，嘉庆四年正月，因军机处事务较繁，咸亲王永一度入值，十月，即以“与国家定制未符”而退出。咸丰三年时，恭亲王奕䜣曾奉旨任军机大臣上行走，并且经历了几朝，这是全清仅有的一例。同时，文官(京官)三品以上，外任臬司以上，武官(京官)副都统以上、外官总兵以上，其子弟均不准在军机处任上行走。
足见亲王进入，皇帝与信臣议论军国大事的机构是封建君主所特别忌讳的。
清朝军机处从雍正起立，一直是指挥一切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直至宣统三年(1911)敷衍立宪，内阁才与军机处合并在一起，改为责任内阁。那些军机大臣摇身一变就成为总理大臣、协理大臣。
因此，你的疑问不能成立。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从宰相制度的兴废看，其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黄帝至西周时期为萌芽期。在史书中，这一时期已有宰相名称如“相”、“百揆”、“宰”的记载。这些职位实际已有辅助君王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尚未作为正式官称，所以也还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制国家，天子分封他的宗族成员后，天子与诸侯国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天子只管辖王畿地区，诸侯国对天子没有交税的义务，中央的财政开支靠王畿地区提供，诸侯国只是上贡，交一些土特产品；再就是军事义务，遇有战争，天子可以借用诸侯国的军队，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在西周以前那种政治形态下，不可能产生宰相制度，所谓国家实际上是大家族，天子就是大家族的首领，身边只需要少量家族重要成员和近亲帮助处理事务即可，真正核心的行政运转体系在卿大夫那里，具体权力是在家臣手中，家臣是处理家族事务的总管。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下，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很系统的中央管理体系，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宰相制度，但行政权力的萌芽和后来的中央政府的萌芽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家臣制度。
春秋至秦为创立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中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变化有：（1）世卿世禄体系被官僚体制冲击，形成了以官僚体制为主、世卿世禄为辅的政治体制。（2）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所冲击，乡里制度、郡县制开始建立，形成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并重的体制。（3）中央集权开始形成。因为政事繁多，国君一人难以应付，就出现了以宰相为首的朝官集团。为适应这种政治体制变化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建立起各自的宰相制度。各国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贤相名宰应运而生，活跃在周秦之际社会剧变的历史舞台上。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正式创立，成为后世沿袭相承的定制。春秋时期，以世卿、世大夫执政，当时所称的相，逐渐成为一个固定官名。到了战国，世卿制度被打破，相职在诸侯国内普遍设置。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宰相制度的普遍实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便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朝的宰相仍沿袭统一前的叫法，称“丞相”。秦朝开始实行一相制，也曾置左右丞相。
汉初至武帝时为鼎盛期。在秦统一中国、实行丞相制度后，相权日强。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更是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鼎盛时期。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出现，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在君相“坐而论道”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使皇权受到威胁，皇帝便想办法制约相权，宰相也就很快迎来厄运。仅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期的百余年间，相权虽然很大，但宰相被杀的也达30多人。而且在汉武帝之后，由于加强了皇权，抑制了相权，相权就再也没有翻过身来。可见，宰相制度的萌芽和创立时期虽然很长，但它的鼎盛时期却很短暂，不足百年。在宰相制度走向鼎盛的汉朝，宰相已从一相发展到三公。其演变的特点是：（1）宰相人数多变。从西汉前期1人，到西汉后期和东汉时三公皆为宰相。（2）办事机构庞大。汉朝设丞相府（相国府），三公并相时期，宰相办公处称为“三府”：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西汉丞相府属员多达300多人。（3）职责权限大。西汉时期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封驳与谏诤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在两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4）出身杂。由于两汉选官途径广泛，宰相出身也杂，从布衣到宗室，各种出身都有。（5）相权开始受到皇权的制约，其主要措施就是提高尚书台地位。
魏晋至宋为调整期。两汉时期，由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暴露，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核心是，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但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控制相权也就有不同的办法，因而宰相权力时而强化，时而又被弱化。第一次调整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内外朝的设立，皇帝开始靠身边的心腹办事机构控制相权，但心腹办事机构日渐坐大后，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甚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互相消长的内外朝。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也屡有变化，最重要的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曹魏时，凡任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者，便成为宰相，执掌政柄，但这时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在名义上仍不失为宰相之号。至两晋时期，中书监、令便取代了宰相的职位。宋齐梁陈并相沿袭。这时所谓宰相，除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及中书监、令外，还有侍中。北魏、北齐时，因魏晋以来的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权柄尤重。后周改制，以大冢宰为宰相，不久又置左右丞相。隋朝废三公，三省长官为相，称为“真宰相”。唐朝前期确立三省制，中后期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之变化与宰相名称之多变均较复杂。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中书令迁右仆射，不加“知政事”亦为宰相。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起，以他官预宰相事便经常出现。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预闻宰相事务。宋朝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目的是分散相权。北宋沿袭唐代后期制度，设置中书门下省。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
元至清末为衰落期。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从元朝开始，宰相制度便进入衰亡期。金朝罢中书、门下两省，实行一省制，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明朝从废丞相到实行内阁制，使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官制发生了最重要的变革。明洪武元年设左、右丞相，丞相之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为其属员。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废除宰相制后，相权被分于六部，国柄则集于皇帝一身。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也终于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 @-@
皇帝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 不过清朝的皇帝 尤其是雍正皇帝 都是比较勤政的，特别是比起明朝的皇帝；而且很多政务都是有军机处 票拟 了之后才递呈给皇帝批示，皇帝只需要看后朱批就行。再加上官吏任用制度的完善，及社会的稳定都使得清代的皇帝有条件独掌大权
并不是雍正皇帝什么都处理，在他那个时期军机处的设立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他主要是直接控制他以下的个部门，例如六部制度，一些军国大事的决定权是由他拍板的。另外补充一下，在朱元璋废除丞相以后，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多，据统计朱元璋是历代最忙的皇帝，因为丞相废除，其他的相应制度还没有健全。
至于你还说的北宋实行两套行政机构，那正是因为为了分割相权啊，宰相越多，事务就那些，每个人的权力不就分割了吗，要是直接废除一个门，少了一些“位置”，那么权力必然集中到其他门下，这也就和分割相权相违背了。
在我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一直都是贯穿于始末的，君主专制主要是指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而中央集权主要是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雍正帝时期的军机处的职能是辅助皇帝执政，“跪受笔录”四个字能够概括这个机构的职能。其实，军机处就相当于皇帝的智囊团。只不过，与以往皇帝的智囊团相比，雍正帝的这个智囊团没有决策的权力而已。军机大臣的意见只作为皇帝的参考意见。具体地说，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先由军机大臣群议，商量出处理措施之后，再供皇帝参考。所以，这样一来，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是相当轻松和高效的。
分析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冲突的原因~
1、君臣之间的对立关系乃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在这一种君臣关系大背景下，君主权相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2、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属性出发，必然使君权和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潜伏紧张关系，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3、在君臣矛盾关系中，宰相处于首当其冲的特殊地位；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又是封建社会中最有组织性的社会力量之一；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组织必然会在通行中发育出某种不受君主意志所左右，使官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异他于君主意志，相对独立的力量。
扩展资料：
中国宰相制度，时代不相同，相权因时代而变化，有其趋势，亦有其法则。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
如唐代宰相制度的变化、相权削弱及其所引起的中枢政治体制及宰相地位名称的变化，都是皇帝为了强化皇权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的必然结果。
唐中后期中枢机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相权受到侵蚀，表现为藩镇干政，宰相地位下降；宦官参与机要，中枢机构职能受到侵犯；皇帝不信任宰相，造成中枢机构职能的混乱和宰相权力与地位的下降；财政官员地位的提高影响和削弱了中枢机构的职能。
自宋代以降，社会上更无足以威胁帝王的势力，君权的绝对化遂愈演愈烈。相形之下，相权则愈来愈微弱。传统相权的衰落，宋代是一关键时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相权
在所有的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多，这是由於君主既需要宰相帮助办理政事，又担心宰相的权位过重，危及自身的权力，故常改变其名称权责，方便皇帝施政。 宋太祖建国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宰相并不是一个官名，实际上是一个群体，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领导层。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中央虽设三省，但三省及六部长官不经特许不得管理本司事务，成为闲职。实际权力归属“中书门下”这一机构，又称政事堂、都堂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以同平章事为长官，多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担任，无定员。此外，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行政权。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东、西 “二府”。“三司”（户部、盐铁、度支）主管财政，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略低于“二府”。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 明朝初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中书省，废丞相，由皇帝亲决国政。宰相制度遂废。后皇帝以不胜庶政之繁，设内阁大学士协理文书。后阁职渐重，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称辅臣，居首者为首辅。 清沿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内阁成为闲曹，军机大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明、清习惯上都称授大学士为拜相，但无正式宰相名份。
列举秦朝、唐朝、北宋、明朝君权与相权关系的有关史实,揭示其历史演 ...
答：分割宰相财权，削弱宰相的职权，皇帝得以总揽大权。明朝：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②总体发展趋势：君权日益加强，相权日益削弱直至被废除。③影响：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极端，君主绝对专制，难免出现失误，助长因循守旧之风，妨碍了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的成长，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
皇权和相权的关系是怎样变化
答：”其间，宰相由多人担任，不仅三省正副长官为相，只要被皇帝授于“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者都是宰相。有时宰相达10多人。三省制的建立，使相权分割，减弱了对皇权的威胁。③明初仍设宰相，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加强的需要，朱元璋利用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废丞相，析丞相政务归六部，六部直属...
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的演变
答：此时，相权进一步独立，相互之间形成牵制和制衡。在服务皇权的同时，也防止了相权独大的现象。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3、明朝时期，朱元璋下令废除丞相，设立“内阁”。废除丞相制后，相权被分于...
中国古代皇权和相权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
答：”其间，宰相由多人担任，不仅三省正副长官为相，只要被皇帝授于“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者都是宰相。有时宰相达10多人。三省制的建立，使相权分割，减弱了对皇权的威胁。3、元朝时期，设置一省制，丞相的权力大增，有时候甚至能左右皇位的继承 4、明初仍设宰相，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加强...
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变化及其原因是什么?
答：使得相权基础削弱并最终依附于皇权，于明洪武朱元璋时彻底废除丞相时，相权退出历史舞台，只相当于一个高级秘书，再无汉初丞相之威仪。总的来说，丞相是由皇帝任命的，相权由皇权衍生，这决定了相权要对抗皇权时的先天软弱性和非法性，而相权能与皇权相对抗的唯一机会就是当皇权执有者不行使或无法行使其...
历代君权相权矛盾
答：内朝为决策机构，由中书令、侍中、常侍组成，秦时“三公”成为外朝，属执行机构，有事先向中朝上报，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控制。③唐朝： 创立三省六部制，其中门下省的长官都相当于宰相，相权进一步分化了。既可以互相牵制，避免专权又可以集思广益，增强决策的正确性。臣权向君权臣服。④宋：北宋时设“...
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有什么关系
答：皇权与相权的特质 ：1、 专制政体是在体制上存在一个不属于“官”的系列的、代表国家的最高主宰。这个最高主宰的权力具有双重特征：其一，他享有的是国家主权者的权力；其二，他的权力是个人权力。就前者而言，皇权至高无上、至大无涯，是说没有任何一种世俗权力凌驾其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权力与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哪些内容?
答：(2)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权带有独断性、随意性的特点,往往影响封建国家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决策。国家变成一个人的国家,政治成为一个人的政治。(3)后来,历代官僚体制虽有所变化,但是都以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为基本原则。(4)君臣关系,实质上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二、君权和相权1、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国古代...
从秦到明是如何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的。
答：秦始皇始设宰相，上辅皇帝，下统百官，位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初，武帝设中外朝，重用身边做侍从、秘书等工作的人，令其任尚书令、侍中等职，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魏晋南北朝时，三省逐渐形成，至隋唐，又得到很大发展。三省互相监督和牵制，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宋初，设中书门下...
一千四百年的古代中国历史中限制君权的因素有哪些?
答：主要是相权。君权与相权可谓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服从于、从属于君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