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的人物生平 司马曜的人物生平

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1884年2月27日），吕思勉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6-8-10号吕氏故居的东宅。
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随同邑薛念辛受业，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读史方舆纪要》等。
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吕思勉读书颇早，自言此时与史学发生关系。是年，母亲、姐姐为吕思勉讲解《纲鉴正史约编》，其父亲令其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
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吕思勉选授江浦县学教谕，合家同往，至1897年归，吕思勉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时代的回忆》，记早年江浦之生活。
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吕思勉家境开始转坏，不再延师教读，改由其父亲自教，其父亲无暇，则由母亲、姐姐帮助讲解。母亲始授《说文解字》。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吕思勉始读新书报刊，所读之书有徐继畲《瀛环志略》、魏源《海国图志》、邹沅帆《五洲列国图》、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蔡尔康译《泰西新史揽要》、王韬《普法战记》、黄公度《日本国志》等，由此略知世界历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经史子集，了解中国历史。吕思勉始读梁启超所编《时务报》，凡是梁启超的著作必读。其时最信康梁之说，深受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吕思勉已能作文。从父命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薛以庄诸先生；又从族兄点读《通鉴辑览》，约半年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吕思勉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吕思勉父亲叮嘱多读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是年始读正史，及《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选》等，并写有史札和史论数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吕思勉始记日记，取名为《测晷录》，每岁一易名，冠有小序，沿为成例。然所记日记大都毁于抗战年间。是年，吕思勉始学填词作诗，自学古史典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吕思勉自言“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按：旧时经济即“经世济民”、“经世济邦”之意）。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是年著述《笔记·吕黻庭》（刊于《吕思勉编年事辑》）。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吕思勉早年起即重视国计民生，大至水利、赋税、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价变化，有所见闻，均一一载录，所集之资料大都毁于抗战年间。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吕思勉赴金陵应乡试，在场中代人作文多篇。因从小就爱好下棋，出场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庙茶肆观人弈棋，必至晚而归。吕思勉不仅棋艺精湛，对棋局、棋谱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谱，自言“只缺三种”，后均散失。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在常州“读书阅报社”听元史专家屠寄讲元史，受其影响而关心民族问题；与虞菱（又名采兰）女士结婚。虞家世居常州，历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亲虞树荪，是清代末年的贡生。虞氏机敏明察，处事谨严，操持家务，备极辛劳。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是年1月至次年12月吕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讲授国文、历史。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11月5日吕思勉父亲逝世。遍读正史。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是年1月至6月，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因气味不相投，至暑假辞去”；
是年（10月至1909年12月），应屠孝宽（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学堂教员，教历史、地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是年8月11日吕思勉母亲逝世；与朝鲜学者秋景球交往。
宣统元年（1909年，己酉），是年吕思勉与陈雨农、王冠时、刘脊生、钱叔陵等第一次结诗社，作诗并互相点评。其时，先生作诗填词的兴致极高，且常有佳作，晚年吕思勉自选诗作，后由家人整理汇编成《诚之诗稿》，油印成册，分赠各大图书馆及亲友。
宣统二年（1910年，庚戊），应屠寄馆长之聘，在南通国文专修馆任教，教授公文写作。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与朝鲜志士金于霖交往。其时，先生颇留意民间歌谣的搜集与研究，辑录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谣、谚语，一一圈点、评析，写成短文，刊于报端，以供同好者赏析。
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是年1月至1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授应用文字、商业地理、商业经济等，其时，能教授此类课程者“几如凤毛麟角”，吕思勉乃参考日文课本讲授之。
民国三年（1914年，甲寅），旧历三月初一（3月27日）女吕翼仁诞生（此前，吕思勉曾有二子一女，皆夭折）。是年春夏间，与诗友管达如、汪千顷、赵敬谋、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结诗社，名为“心社”，每半月一集，后又有庄通百、陈雨农、李涤云、周启贤、张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辍”。是年七月至民国七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
民国四年（1915年，乙卯），旧历九月二十七日（10月31日），子吕正民诞生，乳名兴保。
民国八年（1919年，己未），8月至12月，由吴研因介绍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年吕思勉由谢观（利恒）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谢氏为武进名医，邀吕思勉入馆协助《中国医学词典》之编撰，吕思勉舅家世业儒医，从小耳濡目染，熟悉传统医书典籍，是年暑假写成《中国医籍源流考》一篇，实为一部以医籍史为纲的中国医学史。
民国九年（1920年，庚申），是年1月至1922年12月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吕思勉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公开信》，参与学术讨论。
民国十年（1921年，辛酉），是年著述：《整理旧籍之方法》（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4041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答程鹭于书》（原刊《沈阳高师周刊》、《吕思勉编年事辑》（有节录），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汉译）》（刊于《吕思勉编年事辑》，刊有译者识语）；《驽牛杂谈：（一）个性、（二）资本制度》、《中国医学的变迁》（以上诸篇均刊《沈阳高师周刊》）。
民国十二年（1923年，癸亥），2月至1925年7月，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专修科任教，由校长王应岳（饮鹤）延聘，教授国文、历史课程。是年吕思勉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出版，该书在内容、体例、方法和写法上均有创新，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称该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民国十三年（1924年，甲子），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
民国十四年（1925年，乙丑），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经农介绍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等课程。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丙寅），8月由童斐（伯章）介绍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吕思勉17岁时，始识同邑丁桂徵（吕思勉母亲从妹之夫），“以文字请益”，遂从学《段注说文》，于小学之书，稍有浏览。1925年至1926年间，吕思勉于讲课之余，将历年之研究成果写成4部专著：《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和《说文解宇文考》。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丁卯）至1928年，及抗战胜利后，吕思勉三次呈《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表达其对抗战的预见和决心及建议兴办学校应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史学家钱宾四“叹为西京贾晁之论”。
民国十八年（1929年，己巳）至1930年间吕思勉曾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兼课，编写《中国文化史》讲义。
民国十九年（1930年，庚午），吕思勉自谓此时进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旧历六月十六日（7月11日），吕思勉之子吕正民君患伤寒症病殁，现仅剩翼仁一女。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壬申），四月，往安庆省立安徽大学作短期讲学；8月假期满，吕思勉仍回光华任教。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癸酉），30年代前期，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开设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法、史学名著研究、文字学等。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丙子）前后，光华学生数大增，学生就餐发生困难。吕思勉向校方提议，再建公厨与饮食习惯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此撰成《吃饭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饮食卫生，多吃寒食和杂粮，认为这类改革可使妇女获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现代社会之状况和节奏。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丁丑），日军侵入上海，吕思勉于8月回常州与家人商量今后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几度搬迁。一家三口始终挤于一间，两张板床，两张书桌，两架书架，一小方桌。几只凳子，是为吕思勉家之全部家具。是年吕思勉将历年撰写的部分札记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札记》，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吕思勉从小就学习写读史札记，5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吕思勉的论文、著作，都是在有计划地阅读和撰写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庚辰），孤岛时期，吕思勉避居沪上租界，抱着书生报国之志，撰写大量史学著作和论文，还留意时局，关心祖国命运，他以“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化名，写了许多洋溢民族正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于租界内的抗日报刊上。作家兼报人范泉称吕思勉为“孤岛上的斗士”。
民国三十年（1941年，辛巳），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光华大学对外改称诚正学社（原文学院）和格致理商学院（原理商学院），吕思勉除仍在光华上课外，还在沪江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课。中年以后，吕思勉计划独自完成六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写，是年，此计划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自评《先秦史》：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壬午），八月，回常州故里，旧宅已被敌火炸毁，其时，吕思勉诗作颇多忧国忧民之句；是年至民国三十二年，吕思勉在城外游击区湖塘桥青云中学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同时兼课，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至1943年间，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兼任国文课，讲授《古文观止》，文史专家黄永年曾从业问学，称吕思勉讲课议论纷发，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见。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乙酉），10月光华大学复校，吕思勉偕女儿翼仁至上海。
抗战胜利之年，吕思勉精神极为振奋，先后撰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对战后国家之重建充满了期望。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丙戌），是年秋，光华大学迁到新校舍，吕思勉一家也随至搬入欧阳路新校舍；
民国三十六年，吕思勉应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请，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又应邀在诚明文学院兼课。《秦汉史》出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两晋南北朝史》出版。 1950年（庚寅），4月，被选举为校教育工会主席。
1951年（辛卯）9月，光华大学召开最后校董事会议，吕思勉为校董并任代校长，为学生毕业文凭签字盖印，处理学校结尾工作。10月，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并迁入华东师大一村教工宿舍。
1952年（壬辰），参加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结束时写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1953年（癸巳），吕思勉最后一本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写成完稿，但出版无望。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准备，但都未能最终完成，遂成学术史上永久之遗憾。
1955年（乙未）吕思勉身体逐渐衰弱，回常州故居养病。
是年，吕思勉被聘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因病甚请长假，未尝赴南京出席会议。
1956年（丙申），年初，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生活，将复兴西路271号二楼的一套寓所配给吕思勉一家居住，先生于农历春节前迁入了新居。5月6日，吕思勉抱病回常州，“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将重要札记、书稿托运至沪，计划作进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开始研究工作。
1957年（丁酉），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编辑送来清样嘱校。自10月4日到8日，吕思勉一直抱病校阅。8日夜，病情转剧，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9日清晨，病情严重，送至华东医院，抢救无效，深夜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10月13日，于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吕思勉夫妇灵柩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M区343-344两穴。墓穴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

吕思勉简介~

个人简介

吕思勉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2月27日） 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十子 街的吕氏祖居，幼年系统阅读经学、史学 、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二十三岁 后专治史学。1905年起开始从事文史教育 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 年），常州府中学堂（1907年－1909年 ），南通国文专修科（1910年－1911年 ），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年－19 14年）等学校任教。1914年至1919年， 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 编辑，后又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 20年－1925年，即现上海市上海中学）， 上海沪江大学（1925年－1926年），上 海光华大学（1949年以后院系调整并入华 东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10月9日（农 历八月十六）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吕思勉，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国学 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学术 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 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对经学、文字 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和陈垣先生、 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 史学四大家”。但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 ，学者们比较重视对陈垣、陈寅恪、钱穆 等人的研究，对吕思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这与吕思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极不相称 的。史学界亟需加强对吕思勉史学成就的 研究，尤其是对他史学思想的研究。把握 他史学思想的特点和精髓，这无论是对于 更好地继承、发扬他的史学思想，还是科 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推 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积 极的意义。故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 础上，对吕思勉的史学思想做进一步的研 讨，虽然仍不能说全面，但在内容上力求 有所拓展。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 述了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渊源，第二 部分和第三部分从吕思勉的历史观和史学 方法论两个角度出发论述吕思勉的史学思 想，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第四部分 是对吕思勉史学思想的评价。本文的主要 观点有：一、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 来自于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时代的熏 陶沉淀而形成的。二、吕思勉历史观的主 要方面是他的进化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对其有一定的影响。

1951年吕思勉和光华大学随院系调整并入 华东师范大学。1957年10月9日清晨，吕 思勉由于校阅《隋唐五代史》过分操劳加 重病情，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逝世于华 东医院，终年74岁。一同带走的还有计划 中余下的两部断代史：

《明清史》以及他许多的社会改良计划。

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生于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他的祖父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父亲是会稽王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母亲是李陵容（孝武文太后）。司马昱共有七个儿子，但前五个都早亡，只有司马曜和胞弟司马道子存活下来。兴宁三年（365年）琅玡王司马奕继承皇位后，司马昱徙封琅玡王，四岁的司马曜则继其父会稽王之位。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大军阀桓温带兵入京，发动宫廷政变，通过崇德太后褚蒜子之命废司马奕为东海王，并拥立琅玡王司马昱即皇帝位，是为晋太宗简文帝，司马曜也就成为皇子。 东晋自司马睿开国江左以来，一直处于士族门阀的轮流支配之下，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而除了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稍有作为以外，其他皇帝都是几乎傀儡般的存在。到了简文帝司马昱时，这种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局面更达到极点，桓温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政，连谢安都视其为“君” ，史称“政由桓氏，祭则寡人” ，而他的野心则是要简文帝“禅位于己” ，达到倾移晋鼎的目的。简文帝登基仅八个月便得了重病，于咸安二年（372年）七月二十三日连发四诏，催促尚居姑孰的桓温入朝辅政，桓温故意推辞；五天后，简文帝病情加剧，遂册封会稽王司马曜为皇太子，并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此时的晋朝国运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因为桓温完全可以凭借简文帝遗诏而篡晋自立，这是其他士族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出身太原王氏的侍中王坦之当着简文帝的面撕掉了这封诏书，简文帝被迫同意将遗诏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诸葛亮）、王丞相（王导）故事。”随即简文帝驾崩。 但群臣中仍有慑于桓温淫威的人提议：““当须大司马处分。”出身琅琊王氏的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说：“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于是朝议确定，皇太子司马曜登基为帝，是为孝武帝。 崇德太后又以司马曜年幼，又在为大行皇帝服丧为由，再次命桓温行周公居摄故事，命令下达后，王彪之说：“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此令遂未施行。 就在晋室命悬一线、不绝如缕的关键时刻，各家士族门阀联手阻止了桓温篡晋的阴谋，确保了司马曜的顺利即位及东晋王朝的延续。孝武帝司马曜刚继位三个月，就发生了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库兵，欲复辟海西公司马奕的变乱。此乱矛头直指桓温，客观上增加了王、谢等士族抗拒桓温的效果。桓温在宁康元年（373年）二月自姑孰入京，风传他有诛王、谢，移晋鼎的打算，王坦之、谢安等严阵以待，桓温也只就前一年冬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一事穷加究治。 稍后桓温生病，病中犹要求朝廷为其加九锡，王坦之、谢安等延宕其事。 是年七月，桓温死。孝武帝继位之初的危机期总算有惊无险地过渡了。 桓温虽死，门阀政治的格局依然延续。由于孝武帝年幼，为了防止桓温之弟桓冲等谯国桓氏人物继续专权，谢安在桓温死后请出孝武帝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第三次临朝听政。 史载：“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 谢安和王坦之在拥立孝武帝、匡扶晋室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自然也得到报偿。所以，东晋实权仍由士族门阀把持，只不过由谯国桓氏逐渐转移到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手中。宁康三年（375年）五月，王坦之死，谢安势力更盛，与桓冲分处中外，形成东晋权力结构的平衡。同年八月，孝武帝大婚，迎娶太原王氏名士王濛的孙女王法慧为皇后，其弟琅玡王司马道子也迎娶太原王氏王坦之的从侄女为王妃，这不仅使太原王氏的影响力继续存在于东晋朝廷，也为孝武帝后期主相相持的政局埋下伏笔。太元元年（376年）正月初一，孝武帝元服，崇德太后归政，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 谢安当权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支撑。由于对内要防范仍在荆州盘踞的桓冲势力，对外要对付日益强盛的前秦政权，陈郡谢氏对于武力的需求迫在眉睫。太元二年（377年），谢安推举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兖州刺史，镇广陵（今江苏扬州），两年后又兼领徐州刺史，驻节北府（今江苏镇江）。谢玄在此期间招募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及孙无终等骁将，整合他们麾下以流民为主的军队，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北府兵”。 北府兵战斗力极强，不仅是巩固了陈郡谢氏的势力，更为江左华夏政权的存续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孝武帝自登基以来，就一直面临氐族政权前秦的威胁，东晋西部的益州和梁州就在宁康元年（373年）冬被前秦攻陷。太元以后，随着前秦天王苻坚相继灭掉前凉、代国，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对东晋的觊觎之心也就更加强烈。此后秦晋交界的江淮一带形势愈发紧张，大战一触即发。太元三年（378年）四月，前秦派苻丕攻打襄阳，荆州刺史桓冲抵御，孝武帝诏命谢玄发徐、兖、青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 何谦出兵是北府军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兵锋，形成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最终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同年七月，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与攻襄阳之苻丕相互呼应。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到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阳失守，东晋守将朱序被俘，其后彭城、下邳、淮阴、盱眙先后并入前秦，建康告急，形势对于东晋更加不利。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北府兵在君川打败秦军，前秦势力被逐于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尽管西线局势仍不容乐观，但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主战场的东移和展开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翌年幽州爆发苻洛、苻重之乱，苻坚忙于平叛，一时无暇南侵。太元六年（381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屡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将大举攻晋的计划公开于群臣，群臣大多反对，强调“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 ，但苻坚志在必得，一意孤行，甚至已经安排孝武帝当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长安给他们修好府邸。 太元八年（383年）五月至七月，桓冲率众十万反攻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谢玄部下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军声援，显示出大敌当前时东晋内部桓、谢两大门阀的团结。 但与此同时，桓冲推荐王荟出任江州刺史，谢安则推出谢輶来当江州刺史，两方冲突又起，最后谢氏让步，孝武帝以桓冲自领江州刺史。 这反映出门阀之间的潜在矛盾，为同仇敌忾的表象下增添了不和谐音符。太元八年（383年）八月，前秦天王苻坚下诏大举攻晋，试图统一中国，淝水之战终于爆发。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共90万大军从长安南下，绵延数千里，水陆齐进，仅运粮船只就有万艘。同时，苻坚又命梓潼太守裴元略率水师7万从巴蜀顺流东下，向建康进军。苻坚骄狂地宣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这就是著名典故“投鞭断流”的来历。 东晋北上抗击秦军的总共兵力才8万，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以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北府兵为主力，前往迎战。当时秦军前锋苻坚之弟苻融率30万大军首先到达颍口，秦军初战告捷，攻占寿阳，又截断了东晋派来救援的胡彬军的退路，将其团团包围在硖石。苻坚接到捷报大喜，他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又派在襄阳俘获的东晋将领朱序去劝降晋军。 朱序则心怀故国，将秦军部署和盘托出，并建议趁秦军未完全集结，迅速出击。谢石本来是打算坚守不战，听了朱序的话后便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主动出击。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强渡洛涧，去攻击对手的5万人马，大获全胜，斩前秦梁成等10将。 洛涧之战令晋军信心倍增，谢石继续挥军水陆并进，直抵淝水东岸，在八公山边扎下大营，与寿阳的秦军隔岸对峙。谢玄见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又不容许晋军旷日持久地打消耗战，便派使者去秦营，要求秦军把阵地稍向后退，空出一块地方，好让双方一决胜负。苻坚认为让军队稍向后退，待晋军半渡过河时，再以骑兵冲杀，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于是就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结果秦军一后撤就失去控制，阵脚大乱。谢玄率领八千多骑兵趁势抢渡淝水，向秦军发动猛攻。朱序这时在阵后乘势喊叫：“秦军败了！秦军败了！” 秦军有很多是强征入伍的，而且由多个民族组成，可谓同床异梦，人心本来就不稳，朱序这一喊，以为真的败了，越发慌乱，争相逃命，几十万军队就像山崩了一样丢盔弃甲的大溃逃。谢玄等乘胜追击，直至青冈（今寿阳西30里）。此时，苻融战死，苻坚中了流矢，单骑北逃，朱序乘乱投奔晋营，东晋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并给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历史典故和成语。如“投鞭断流”、“风声鹤唳”、“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一直脍炙人口。淝水之战后，东晋趁北方大乱之机，收复了巴蜀及山东河南大片失地，一直打到黄河北面的邺城。后来由于翟魏、西燕、后燕等胡族政权的反攻加上东晋朝廷的内斗，东晋在淝水战后所收复的淮北土地至孝武帝末年又大部丧失。 淝水之战的胜利延续了东晋王朝的命脉，但内部的权力结构却发生微妙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则是统治集团的内讧。在门阀政治下隐忍已久的孝武帝司马曜在前秦南侵期间的太元八年（383年）九月便以胞弟琅玡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开始分谢安的权。 陈郡谢氏主导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但却遭遇功高不赏的窘境。这一是因为长江上下游的桓、谢矛盾，但该矛盾由于淝水战后不久桓冲死去、桓氏暂时无人而化解；二是因为孝武帝、司马道子代表的司马氏皇权向士族门阀的挑战，这是导致谢氏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当时太原王氏的王国宝等人以“谗谀之计”离间孝武帝与谢安关系 ，再加上谢安本有名士情结，不愿争权夺利，便作出让步，于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翌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去世。司马道子顺理成章地成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随着谢安被排挤及死去，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387年）正月解除兵权，退就会稽内史，一年后去世，他所节制的徐、青、兖三州也先后被司马道子（兼领徐州刺史）和谯王司马恬（青、兖二州刺史）这两位皇室成员瓜分。谢玄的引退标志着陈郡谢氏的门阀政治落下帷幕，也意味着孝武帝完成了皇权的收回。尽管孝武帝实现了亲政，“威权己出” ，但他显然不是一位合格的君主。孝武帝与其弟司马道子一起沉湎酒色，把宫廷搞的乌烟瘴气，又信奉佛教，宠幸僧尼，朝政日益昏暗。然而，在孝武帝和司马道子“酣歌为务”的表面下，兄弟之间却潜藏着深刻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太元后期的“主相相持”格局。主相相持直接表现为外戚太原王氏内部的矛盾，即孝武帝王皇后出身的王恭一系和琅玡王妃出身的王忱、王国宝一系之间的斗争。太原王氏虽继陈郡谢氏而兴，但既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此前的门阀政治格局已大不相同。司马道子成为宰相后，权势越来越大，袁悦之更劝司马道子专揽朝政，王恭乃请孝武帝杀袁悦之。孝武帝托以它罪杀袁悦之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 主相之间的矛盾由于袁悦之被杀而公开化了，这是太元十四年（389年）十一月的事。 太元十四年（389年）六月和太元十五年（390年）正月，镇江陵的荆州刺史桓石民和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谯王司马恬相继死去，对上下游的争夺遂成为主相相持的焦点。江陵、京口两藩分别为王忱和王恭所得，到太元十五年（390年）八月，司马道子又以其同党庾楷为豫州刺史。太元十七年（392年）十月，王忱病死于荆州刺史任上，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司马道子欲以王国宝继其弟刺荆州，孝武帝自然不乐见荆州这块肥肉落入司马道子手中，他迅速采取行动，不经司马道子所控制的吏部铨选，以“中诏”任命心腹近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 与此同时，孝武帝还任命“以才学文章见昵” 的郗恢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镇襄阳。透过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孝武帝在主相相持中占了上风。 孝武帝的皇后是“嗜酒骄妒”的王法慧，她在太元五年（380年）去世，此后孝武帝未再立后，而是宠幸淑媛陈归女和张贵人。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二十日，孝武帝在后宫清暑殿中与张贵人一起喝酒。孝武帝喝高了，对张贵人开玩笑说：“你年近三十，美色大不如前，又没生孩子，白占着一个贵人的名位，明天我就废了你，另找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张贵人听了后内心妒火中烧，而烂醉如泥的孝武帝毫无察觉，玩笑越开越厉害，张贵人遂起杀心。她先让孝武帝周边的宦官们也喝醉，等孝武帝和宦官们纷纷醉倒睡去后，她召来心腹宫女，乘孝武帝熟睡之际，用被子把睡梦中的孝武帝给活活捂死了。 随后，张贵人谎称皇帝于睡梦中“魇崩”。中书令王国宝深夜前来，叩打禁宫的大门，打算进去替皇帝撰写遗诏，被王恭之弟侍中王爽阻止。而当时司马道子（已徙封会稽王）也终日声色犬马，由其子司马元显执政，这对父子原本就站在孝武帝的对立面，正当主相相持中被孝武帝一方压制，对孝武帝之死求之不得，因而对张贵人不予追究。 皇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晋安帝的智力残疾程度甚于晋惠帝，自然也不会追究父皇之死。史学家吕思勉怀疑孝武帝以酒后戏言而被张贵人所弑乃真凶散布的谣言，但他被宫人弑杀应属无疑，从而暗示孝武帝之死很可能是司马道子父子及其党羽王国宝等人策划的阴谋。 司马曜死后，谥号孝武皇帝，庙号烈宗，与孝武定皇后王法慧共葬于隆平陵（今南京钟山之梅花山）。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 愈思勉是什么意思
答：意思：赞美他人的善行就是行善；别人听到你的称赞，就会更加勉励行善。“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出自《弟子规》。《弟子规》是清代教育家李毓秀依据孔子教诲编成的学童生活规范，形式为三字韵语，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孝悌仁爱，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

"百善孝为先" 出自何处?
答：原文如下:“百善孝为先 万恶淫为源 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一起邪淫念,则生平极不欲为者,皆不难为,所以淫是万恶之首。”《围炉夜话》全文可参见:http://www.annuotang.com/jindiansudi/weiluyehua.htm清王永彬《围炉夜话》一书,流传很广泛,但思想深度和语言艺术水平参差不...

弟子规 详解
答：《弟子规》，原为清代李毓修撰辑，原名《训蒙文》，经贾有仁（或贾存仁）修订后，改名为《弟子规》，后世遂以《弟子规》名世。李毓修，字子潜，号采三。清康熙时山西绛州人，卒于乾隆年间，享年八十三岁。秀才出身。生平活动主要是教书。从著名理学家党冰壑游学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

求作文 <<给书中人物的一封信>>
答：你长期忘我的工作，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奋斗了数十年。你病重时，仍念念不忘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虽然你的名字鲜为人知，但你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我敬佩你，邓稼先，敬佩你身先士卒，勇担风险的精神，更精陪你的品格和为人。此致 敬礼！你的小读者 李思勉 200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