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发展简史? 中国管理学发展历程概述
尽管中国管理学在近期才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但中国管理学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萌芽于夏、商、周，繁荣于春秋战国，定型于汉、唐，止步于宋、元，盛行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振兴于现当代。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和实践活动中，记载着我国古代杰出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关于国家管理、军事管理、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学说和主张，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智慧和实践经验。
1、传统管理时期（1840年前）
先秦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兴起时期。《周易》包含的“变异”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先秦诸子集中了古代管理智慧的精华，这些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孔子、孟子、荀子的经典著作中，仁义礼智的儒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老子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无为而治是其管理思想的核心。法家直接影响历代政治统治，其核心是法术势思想。孙子兵法是战略思想的跨时代巨著，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墨子的尚同、节用思想对现代管理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秦汉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所采取的各项管理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为中国秦后历代王朝所沿袭。秦始皇推崇法家，而汉代则“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的儒家学说成为绵延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汉代通过盐铁专卖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形成了全国经济调控体系。
隋唐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隋朝重新统一全国，大唐帝国把中国封建王朝推向顶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得到了充分发展。隋唐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治理和中央集权，隋文帝在推行三省六部制和精减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还别开生面地创立了科举制度；唐太宗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建立了议事制度，推广和完善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组织编纂了“贞观唐律”。隋唐时期，对土地和赋税管理制度进行了变革，出现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劝农桑，薄赋徭”，人民得以修养生息，经济快速复苏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承接时期。这一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角度出发，主张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王安石变法即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安石以理财和抑制兼并作为实施的手段，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改革的目标，力图改变当时政府的积弱现象。而元朝耶律楚才的“以儒治国”则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尖锐异常。这一时期出现三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对明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们在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提倡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实学思潮。主要的思想如限制君权，改革国家治理；改革土地和田赋制度，促进农业发展；重视商业，强调增加社会财富。
清前期是清王朝的巩固上升时期。帝王从巩固自身统治角度出发，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改革田赋和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最后一个盛世，即康乾盛世。同时，商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山西帮、宁波帮、陕西帮、山东帮、广东帮、福建帮、洞庭帮、龙游帮、江右帮、徽州帮。各个地方商帮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团结互助、诚信勤勉，但由于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各具不同的特征。
2、近现代管理时期（1840-1949）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爱国救亡运动，出现了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一些开明的清朝官员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推行洋务运动，兴办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上海制炮局等。而一些实业人士也开始挣眼看世界，实业救国，创办了如南海的继昌隆巢丝厂、烟台张裕酿酒厂等企业。这些企业购进外国先进设备，向海外探询管理之道，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介绍到中国，也逐步形成了“救穷防不均”、“开放”等经济管理理念。同期，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开始回国，带回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并进行经营管理实践。在国统区，民族资本家和企业家在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夹缝中求生存，进行着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没有拘泥西方科学管理表层的机械形式，着重人的感情、心理，创办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民生公司、东亚公司等。而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公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则主要参考苏联的做法，并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创新，如刘少奇的“三人团”、“长务会议”等。
3、当代管理时期（1949至今）
新中国成立，主要参照苏联的管理模式，同时部分吸收西方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实行计划管理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生产技术责任制度、劳动保护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等等。在经济管理的实践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管理模式，需要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管理体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此方面的最初探索。在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到”的方针，全面开展经济管理的新尝试，扭转了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鞍钢宪法”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创造性发展，对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从此，我国开始进入经济管理思想与实践创新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宏观的经济管理领域，还是中观的产业经济管理领域，或是微观的企业管理领域，均在吸收西方管理科学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中国管理开始走入新的时代。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史~
摘要：本文以管理学原理的发展历程为线索，逐一剖析管理学原理每一发展阶段其主流理论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立足当前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了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关键词：传统文化管理学原理发展历程一、问题的提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
[1]管理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现代管理既然以人为中心，在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人类传统文化的反思，通过反思研究传统文化是如何作用并影响管理理念，从而对管理的现代和未来能有更好的把握。
二、管理学原理发展各阶段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
1.战略思想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在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当然，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计”，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分”、“合”说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2]这是现代管理学理论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观点。在我国，《荀子》一书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
1）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
2）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
[3]在分的基础上，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4]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3.领导理论与中国传统激励方法在现代管理学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像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4.控制与“礼治”、“无为”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三、管理发展的展望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管理学发展历程的作用和影响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可以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分析和预测：
1.决策方面中国古代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
[6]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中国未来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孙子兵法》对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和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内外部条件进行系统、动态考察的思维方法，对企业决策者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2.组织方面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个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
3.领导方面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5000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观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控制方面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古代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总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二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复制的。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将是中国管理学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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