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统治者实行民本政策的动机 孟子仁政思想施行的基础是A统治者发善心 B民本思想 C以德治...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两千多年中国封
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统治阶级虽然认识到自己和民众是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目标,但这种愿望在以阶级剥削为前提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冲击下根本无法实现,民本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就逐渐演变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
民本思想虽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实现的条件,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被进步人士注入新的理论内容,与西方“民主”相嫁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将真正焕发出新的光辉.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的另一种叙述.《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别,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变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辈所曾拥有的尊严和荣誉还遗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层意思,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国语·周语》说,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天子带领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和与民共劳,“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民惟邦本”的观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原始民主的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除了“谋及卿士”、“谋及卜筮”外,还要“谋及庶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文说：“掌朝外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国语·周语》说,厉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这个例子说明,民众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会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使统治者遭受灭顶之灾.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民众的向背起着重要的作用.《左传》昭公三年说,齐国的田桓子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民众十分感激,“归之如流水”,齐国的政权终于落入陈氏（即田氏）手中.晋国的公室腐败,“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相望而女福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晋国的政权于是也被六卿所把持.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出国.赵简子问史墨,为什么“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年）国君失德,置民于不顾,就难免为民所弃.所以《孟子·尽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乃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二律背反”：民本理念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假托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并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要保护小农经济这个广阔基础.春秋战国以前,土地属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所有,农民家庭需要定期“换土易居”,当时并不存在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但随着私有制因素的增长,这种以“井田制”为特征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逐渐瓦解.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虽然获得了广泛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弱点,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摧残,自秦汉以后很快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是成为地主豪强的劳动力,就是外出逃荒成为流民.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得封建国家征发赋税徭役的源泉日趋枯竭,而且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还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历代王朝都要想方设法维护小农经济,减少国家版籍上农民户口的流失,因而劝课农桑就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就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典型（《汉书》与《后汉书》《循吏传》）.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封建国家还实行“授田”、“假田”、“赋田”以及移民实边等政策措施,把国有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之后,往往出现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为封建国家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为了解决“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谨以弃业”（《魏书·高祖纪》）的严重社会问题,下令推行均田制.从北魏经北齐、北周至隋唐,均田制基本上一直沿袭下来,只是授田的标准和实施的情况有所变化.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封建国家手中已无多余土地可供分配,均田制终于宣告废弛.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使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大量荒芜的田土.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族王公贵族圈地之后,鼓励农民垦荒,“永准为业”.与此同时又实行“更名田”,把明朝藩王散在各地的田产交给原来承佃的农民耕种,“改入民名”,使自耕农的人数得以大幅度增加.
促使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自然灾害、繁重的封建赋税徭役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忽视饱经战乱的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愿望,“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至“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的后果（《汉书·食货志》）.贾谊在《过秦论》中,曾以秦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汉初崇尚黄老“无为”的学说,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自汉迄清,历代赋役制度屡有变化,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所谓“盛世”和“乱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稍有节制时,广大农民就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全家老小得以糊口；而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异常繁重时,农民不仅饥寒交迫,还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四处流亡.一般说来,对于制度内的赋税徭役,农民尚能勉强忍受.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会满足于这种制度内的剥削.一些无道昏君和贪官污吏往往不顾农民死活,在定制之外肆意横征暴敛,从而把农民驱向破产和死亡的深渊.隋朝初建时,赋役较轻,农民在籍户口数量增多,但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侈,又多次对高丽用兵,农民赋役负担空前加重,以至许多地区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食货志》）.清初整顿赋役,康熙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对明末以来备受摧残的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雍正为了遏制官吏对农民的非法盘剥,对官吏实行发放“养廉银”制度.但在封建制度下,提高俸禄并不能杜绝官吏的贪污.许多官吏在领取“养廉银”之后,照样对农民“横派滥征”,以饱私囊.
反对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持这种主张的士大夫反对封建的剥削制度.它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存在矛盾的一种反映.晁错说,商人地主“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董仲舒则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指责地主豪强“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书·食货志》）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而反对地主兼并农民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中有人主张恢复井田制,“限夫田以断兼并”（仲长统：《昌言·损益》）.但即使是这种“限田”的主张,其实也根本无法付诸实现.西汉末年封建国家曾一度颁布限制诸侯王、列侯和吏民名田的方案,结果就因为遭到朝中权贵的反对而束之高阁.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和政治实践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二律背反”的条件下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惟邦本”这个思想命题在近代中国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批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代议然否论》）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撰写的《平民主义》一文中说：“‘平民主义’是democracy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会被扬弃而不会完全消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古代和近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吸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民为本”的思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焕发出其历史的光辉
简述先秦时期老子之前的民本思想~
老子认为，统治者是聪明而狡猾的，而人民是愚昧而软弱的。陈寅恪总结得好，认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人民的愚昧，是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统治者垄断一切信息，并拥有暴力机器，人民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境地。通行本《老子》里面主张人民和统治者都应该是愚的，并不是在愚民，深刻含义意在说，人民是愚的，而统治者是智的，这样公平、平等吗？
统治者的"聪明"和狡诈，主要表现为智辩、巧利、伪虑三个方面。智辩是说统治者有知识、有分别心，搞出一套仁义道德教化的是非标准出来，殊不知这种道德意识形态，都是用来规训和愚弄人民的，而统治者自身是不讲道德的。巧利是说统治者的狡诈心和功利心，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不仅弄出一套道德的是非标准，还弄出一套威慑人民的刑罚标准，"刑不上大夫"，刑罚是针对人民的。伪虑是说统治者的虚伪性和算计心，统治者成为恶人，还装好人，在伪善的面装下处处是对人民的算计。当下的贪官，这三个方面的特征都是俱全的。
统治者的智辩、巧利、伪虑，遭殃的是人民，对人民构成直接的伤害，人民没有任何权利，人民成为统治的对象。统治者的智辩，直接侵犯了人民的利益，导致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统治者的巧利，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因为人民也会反制、反抗、甚至效仿统治者而违法犯罪；统治者的伪虑，导致形成一个虚伪的社会，人民处处上当，人民的单纯心也就不会有了。
所以老子认为，要使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统治者就得绝弃智辩，"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灭绝巧智抛弃巧辩，人民的利益就会大大增加）。要使人民遵纪守法，统治者就得绝弃巧利，"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灭绝巧诈抛弃私利，人民就不会为非作歹）。要使人民回到单纯质朴的状态，统治者就得绝弃伪虑，"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灭绝作伪抛弃心计，人民就会恢复到童真状态）。统治者是导致人民不幸福、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统治者是因，人民是果。所以要想社会变得安宁，首先要保证人民的利益。
智辩、巧利、伪虑还只是统治者的表现形式，统治者之所以智辩、巧利、伪虑其原因在于统治者的人心也坏、贪心不足。所以统治者不仅仅要从表现形式上去"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绝巧弃利"，仅这三种表述还不够，还要从根本上去纠正。"三言以为使不足，或命之或呼属：视素保朴，少私寡欲。"（用这三句话来表述还不够，如果对其本质属性进行命名就是：保持质朴，清心寡欲。）
老子肯定了统治者正常的欲望，但这种欲望以不伤害人民的利益为原则，所以不能纵欲。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纵欲，而是保持一个适中的状态，返璞归真，清心少欲，即"视素保朴，少私寡欲"。值得注意的是，通行本《老子》多次讲到无欲（禁欲），而郭店《老子》甲本不讲欲望，只讲寡欲（即少欲）、不欲（不欲不等于无欲，不欲是指不主动去追求欲望，也就是保留正常的合理的欲望）。
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绝智思想（通行本《老子》称为弃智），是消极的。理由是，绝智就是反智主义，反知识、反文明。这是对老子的严重误解。这些学者忽视了这几个问题，绝智是针对谁说的？为什么要绝智？绝智是为了谁？第一个问题，绝智是针对谁说的？如果绝智是针对人民说的，那绝智的确很消极，上文分析了，恰恰相反，绝智是针对统治者说的。经过老子的观察，社会中最坏的人就是统治者，因为统治者压迫着人民，剥削着人民。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统治者都是读书人，古代都是读书人才能成为统治者。越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些人，往往就是统治者，就越坏。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绝智？统治者有知识，有文化，聪明且狡诈，这种智成为了统治者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统治者的智和人民的愚，导致社会的阶级格局，所以相对人民的愚来说，统治者的这种智是致命的危害。第三个问题，绝智是为了谁？智（即知），和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和智慧还有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智，是指意识形态话语模式下的是非之心，而这种是非之心是统治阶级构建的，是为了统治利益而进行的愚民政策。统治者的智是造成人民伤害的主要工具，那么绝智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绝智弃辩，民利百倍"。所以绝智是为了人民，这是民本思想，如果学者认为这是消极，那说明学者是为统治阶级说话的。老子也并不反对文化，只是反对用来统治人民的意识形态之文化，真正的文化也服务人民的，而不是异化人民的，所以老子主张民自化，在后边的章节后，会具体讲到。
另外要提一下，绝智还不等于无智，绝智是超越智的意思，绝智是为了守道。是非善恶之分的分别心，是统治阶级为了一己之私而构建的二元对立的虚妄价值观，而道是整全，没有分别心的。绝智，就是反对以智治国，就是为了实现以道治国，所以通行本《老子》第六十五章说："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通行本《老子》第十章："爱国治民，能无知乎？"
绝智还不等于无智，这是好理解的，绝智说明先有了智，绝智只是为了超越智。举个例子，学书法不能只停留在临摹阶段，要抛弃临摹，当我们说抛弃临摹时，是说先已经临摹过了，但要超越临摹，而不是不临摹。所以在老子看来，从无智走向智还不是终结，还得从智走向道。以智治国的社会，是具有阶级的社会，是残酷的社会；以道治国的社会，是平等自由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
选 D 人性本善
原因：
孟子的仁政主张是以性善论为理论依据的。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及其深刻之处在于强调人性首先应当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肯定人生价值，鼓励人们追求完满的人生境界，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确立了儒家特有的价值取向。
孟子时期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
答：1、孟子继承了先秦诸子百家重民保民的思想传统，反映春秋战国时期救民众于水火的社会呼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一我国自古以来流传的名言，体现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国策，也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在考虑其统治的对象――民众的生存与生活。2、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败，原来神圣不...
唐朝时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原因及作用是什么
答：1、唐王朝处理民族父系的灵活方式和经济文化的繁盛赢得了少数民族对唐朝的尊敬。2、正是由于开明民族政策的实行，边地各族或直接受管辖、或接受册封，吐蕃则于大唐“和同为一家”，从而促进边 疆各族的发展。3、丰富了唐文化的内涵，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而且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4...
中国古代民族政策产生的作用
答：中国古代民族政策产生的作用：既有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照顾民族利益，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使社会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歪曲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压迫，使各民族纷争不已，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教训。我国从古代开始以汉族作为主体民族，这种汉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格局，构成了千百年来中国民族关系问题演变发展...
孟子的民本思想有什么积极意义
答：思想上教民、化民。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只是在价值观上重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君，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而我们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民本主义的中国古代民本主义
答：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夏康之弟劝诫夏康而作的诗歌。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自我约束,修善德行。慎重处理民事、国事。 民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简述西周的民本思想
答：西周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张以民为本，强调君主应该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准则，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智慧和人道主义精神。西周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西周的统治者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民众。在《尚书·洪范》中，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
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何选择愚民政策,而不选择安民政策?
答：但是在成本上以及所带来的风险，安民政策是远远大于愚民政策的，所以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一般都会采用愚民政策。毕竟愚民政策的成本最低，风险也最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新不需要开启民智，只需要一部分人来带领一部分人就足够了，最基层百姓只是工具而已，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从封建...
为什么古代封建统治者不实行安民政策,而是实行愚民政策呢,为什么呢...
答：那是社会环境影响他们的思维，他们认为自己是君王，只要给百姓足够的保障就行。这样的思维也束缚了制度的发展完善。正因如此，所以他们不会去考虑百姓的想法。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什么?
答：统治者只有得到 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巩 固 自己的统 治,治理好 国家。要得到 百姓 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做到经济上富民、惠民;政治上宽民、爱民;思想上教民、化民。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政 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 、政事。”(《孟子·尽心下》)他已经认识到了,在...
说中国古代统治者不断调整政治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答：按政权的组织形式分，有君主制、共和制、议会制和人民代表制；按中央和地方管理的权限分，有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等。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1]中文名 政治制度 外文名 political system 背景 在特定社会中 发起 统治阶级 目的 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 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