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如居士：为什么外境是心“放映”的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什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谈
学佛之初，如果不推翻内心的“自心与外境相互分离”的大邪见，没有树立起“万法唯心所现”的正确世界观，即便是学习一万年，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进步。在“自心与外境相互分离”的错误世界观的误导下，人们总会将自己遭受的幸福与痛苦归结于外境。遇到痛苦，选择抱怨与争吵；遇到幸福，认为是偶然走运，并像暴发户一样洋洋得意。为了遣除痛苦、获得安乐，唯一选择去改造外境，而不去调整祸福的真正源头——自心，结果使得自心越来越远离安乐、靠近痛苦。所以，憨山大师《梦游集》中说：“修行最初发心，要谛信唯心法门。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多少佛法只是解说，得此八个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大段圣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两路。一切善恶因果，除此心外，无片事可得。”
为了让万法唯心所现的真理更加分明，使有缘者对佛陀所宣说的因果律更加信得及，这里用唯识宗的逻辑推理方法，来证明“万法唯心所现”的真理。
一、以“无而现”之因证成万法唯心所现。
这是《唯识二十颂》中用来证明“万法唯心所现”的方法。所谓“无而现”，就是一个东西本质上是没有的但却显现在了心前，被心了知，例如梦境就是无而现之法。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小前提——万法是无而现的，大前提——凡是无而现的东西，必定是心自己创造的（或者说放映出来的），结论——心前显现的万法必定是心自己放映出来的。
先观察大前提成立不成立。例如，眼睛发花时看到的空中飘动的金星，就是无而现的，它们是眼根中的眼识自己创造的；梦境是无而现的，它们是梦心自己创造的；电视情节是无而现的，它们是看电视者的心创造的。通过对所有“无而现”事物的观察，我们可以无一例外地发现，它们必定是“唯心所现”的。
下面来观察小前提成立不成立。为什么说显现在心前的万法是无而现的呢？以显现在眼识前的一辆小汽车为例，这辆小汽车显现在眼识前时，我们会觉得这辆汽车是实有的。是眼识觉得实有，还是意识觉得实有呢？是意识，不可能是眼识，因为眼识只是“境来即照，境去无心”，永远不会产生“外境实有”的认知，产生“外境实有”认知的只能是意识。意识的这种认知是对还是错呢？是错的，是意识自身的执著产生的一种错觉。
这里用“离一多因”的方法证明意识的这种认知是错误的。问：既然我们觉得小汽车离开自心在外境上真实存在，那么这辆小汽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吗？显然不是，因为当我们将这辆小汽车拆成一个一个零件时，小汽车就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此时只能看到一堆零件。小汽车的本质是不是面前的一堆多体的零件呢？也不是。虽然构成刚才的小汽车的零件一个也没有多出来，一个也没有少掉，但在这堆多体的零件上再也看不到刚才的那辆小汽车了。所以，小汽车既不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也不是一堆多体零件。
那么我们的意识坚持认为的面前实有的小汽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它被拆成零件时，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实有的小汽车从这堆零件中离开了呢？或者，在零件组装成完整的小汽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零件之外的叫“小汽车”的新东西来到这堆零件之上了呢？都没有。所以，反复观察上面的这个“拆装”过程后，最终我们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小汽车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实在性，它只是一个虚妄的显现，也就是说，它是“无而现”的。
有人会说：“小汽车虽然是无而现的，但是零件却是实有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继续将零件进行切割，分成很多份，就会发现零件也从眼前消失了，成了一堆碎块。用与上面同样的推理方法，我们会发现，其实零件也是无而现的。就这样，如果我们不断地无穷次地分下去，碎块会越来越小，最终构成小汽车的零件就将会化为乌有。在这个过程中，一辆小汽车最终就成了什么也没有的虚空，这就充分说明了原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小汽车的虚妄性。
有人疑惑：“会不会这样分下去，分到某个步骤之后，不能再分了，但这些最终分成的微尘却是实有的？”这种可能是不会发生的。若可能，那这样的“无分微尘”有没有体积呢？若没有，就说明已经与虚空一样，不可能有任何实有性；若有，就说明这个微尘有上下左右，既然有上下左右，就说明这个微尘还是可分的，这就与我们假设的不可分矛盾了。
二、以“离知非有”之因证成万法唯心所现。
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小前提——万法都是离知非有的，大前提——凡是离知非有的东西必定都是心自己放映出来的，结论——万法都是心的放映。
所谓“离知非有”，就是世界上的一切法，都必须是某些心识的所知，如果任何心识都不能了知到这个法，是谁在断定其存在呢？所以，一切万法存在的基础就是心识的了知——眼前事物的存在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了知，而远处暂时不可见事物的存在是意识的了知。离开了这两种“心的了知”，“外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基础。
这个证成万法唯识的因，是极其深刻而强有力的。但是，却被人们心目中的一个错误的思维定势所障碍，这个思维定势就是“外境是独立于自心而存在的，与我们的心识没有什么关系，心识与外境是能认知与所认知的关系。”当我们的意识这样相信时，心识和外境就似乎成了这个样子。但实际上，这种相信是一种谬误。人们就是生活在这个谬误当中，根本不知道如果离开了“自心的知”，外境就根本无法安立，正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成唯识论》说：“彼实我法，离识所变，皆定非有。离能所取，无别物故；非有实物，离二相故；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皆不离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夫眼中实有的“人我”和“法我”之法，离开心识的变现之外，肯定是不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一切法，可以分为两类：能取和所取，而且没有一个法能够逃出能取与所取的范畴，也就是说一切有为和无为之法，不论是世俗中有的还是假的，都不能离开心识的能取而存在。
三、“与缘四境同等理”之因证成万法唯心所现。
什么是“与缘四境同等理”呢？我们的心会缘“过去、未来、梦境、镜中影像”这四种对境。对于这四种对境，我们都会知道其虚假性，是唯心所现的。而缘这四境之外的任何一个法时，心识“取境”的原理与缘取这四种境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断定，任何所缘都是虚假的，而且也是心识的变现。
《成唯识论》说：“谓缘过、未、梦、镜像等，非实有境，识现可得，彼境既无，余亦应尔。”意思是说，缘过去、未来、梦中境、镜中影像等，这些都非实有之境，都是心识变现而有。既然如此，心识在缘取其它对境时，由于心识缘取外境的原理不可能出现两个，因此其它对境也应该是不存在的，是心识变现的。
对于唯识宗所给出的这三个证成“万法唯心所现”真理的逻辑推理，我们应该仔细思维、反复琢磨，直到内心生起定解与确信为止，因为这是心入正信佛道的关要之处。
摘自《太上感应篇浅释》（明如居士 著）
文学与宗教的区别~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讨论居多的总是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文学还真不多见！
个人观点：
1、文学将神话故事进行系统化和美化，从赞美中客观的反映出现实中人类美好的的道德和伦理观。把神话故事艺术化、系统化，为之后的宗教产生起到了梳理的作用。
2、西方最早的诗歌多数都是赞美英雄的事迹，其中最不可缺的就是神灵的祝福，表达人类对勇武的崇尚，因此在人类生存中加深对神灵的敬畏，对信仰的建立起到推动作用。
3、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诗歌、小说多是凄美的爱情故事，虽其中也不缺乏神灵的祝福，但表达的是人性对美的和自由的向往，也因此人类开始逐渐走出满是神灵的世界，对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没落和终结也是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的。
4、华夏主导的东方文化下的诗词多是对自然、人性的歌颂赞美，对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而谦畏。对道教的建立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5、在百家归一、儒教独尊的时候，诗词的主流逐渐向反映文人内心的抗争和对心中抱负的表达，相对下黄老道学逐渐淡出了政治之外，也算是对道家没落起到了一些作用。
6、到元代之后逐渐兴起了戏曲、小说，其中多数不乏为神话故事的色彩。对中国的宗教复兴又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力。
总的来说人类最早的思维活动依托的是自然而引申出来的神话故事。而文学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所以文学能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为社会的上层学问，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关联相互推动的作用。宗教神话为人类向往美德的标准，而文学又把这种美德进行艺术形式的传播。但随着文学思维的进步多元化，人类自然会逐渐走出满是神话的故事中。宗教与哲学的分离、宗教与理性不相容的境况诞生，人类把生活和信仰分别对待的方式，这其中文学传播的作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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