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成功的人设:是做真实且更好的自己

作者&投稿:胡服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这几天,以每天看两个人物的速度,将《人物》杂志的女性专刊《柔与韧》读完,其中,最深的感触是,这些在一定领域做出成就的女性,有各自的人物特性,又有普遍的属性,个性和共性交汇的一点是“做自己”,当中的每个女性都在“做自己”,也因为是“做自己”,她们每个人各有各的不同。

书的名字《柔与韧》恰合我对自己的期待,——“温和而坚定”,如《道德经》所言“上善若水”,水无形,无形之势,却可抵万物,“韧”是过程,是行动,“柔”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

“韧”是历经苦难、不懈的追求与对自我的坚持。

“柔”是简单纯粹、不骄不躁的自我。

以下,不同的人物代表呈现不同的属性,其实是他们的共性,只是专访有所侧重,每个人呈现的是其核心特质,但我们读书,当有所总结,最好能为我所用,而作为规律的共性应该被提炼,对我们的人生具有指导意义。

董卿、文宴、马可、苏芒是完美主义的代表,董卿是主持人,文宴是导演、马可是服装设计师、苏芒是杂志主编,她们的共同点是力争在自己所追求的事上,做到毫厘不差,像强迫症一样,很辛苦,但也是这样,才能有最好的呈现。

董卿 :我要把那个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回忆嘉宾的语速,进入到他讲话的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2万字划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文宴 :文晏永远处在一个不满意的状态中,不满意吧,她也不抓狂,韧劲儿在骨头里的人,永远是个行动派。杨红雨记得,片子当时送到法国做混录,日程表都排好了,在那之前必须把画面剪定,结果就在把片子送到法国的前两天,文晏还和她又改了一个镜头。

马可 :马可有一双“入木三分”的眼睛。200种面料,1分钟辨别毫厘差别,挑出最需要的几块。她的严苛挑剔以及过于追求完美的个性常常让下属感到压力重重。一种极强的距离感,像“挂在墙上的图腾”。她毫不留情地指责一位高管,那个人已经非常累了,做完这场秀立刻辞职了。

苏芒 :苏芒的编辑说:“我认识她7年,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哭,她以前哭都是因为感动,但这一次我看到她真的是出自一种绝望和无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吸引她的,就是她要做得比别人好,包括这个晚宴,她当时的崩溃也是因为她已经参加过前一个晚宴,她能察觉到我们的东西已经没别人好。”

只有不断的追求完美,才能让所做之事渐入佳境,而生命的动人之处,也正在于那些无法抵达的“完美”,不断吸引着我们前行。

苏芒曾经说过她很不喜欢那种人物专访,说一说人物的起点,再说一说现在的成就,中间的十多年全省略了,而她的杂志就是要让读者看到,每一个你所羡慕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熬的是什么?熬的就是苦与痛。

李娜 :11岁时,李娜进入湖北省队的集训队,师从前亚洲冠军余丽桥。在那里,她没有犯错的权利,如果一件事被说了两三次以后还改正不了,教练就会发火。如果一个动作连续失误,就会在“滚滚滚”的斥责声中被推下场。没有表达情绪的权利,如果哭,教练会说:“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如果不哭,教练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

最后,甚至连告别的权利都没有。李娜在深圳打完青少年比赛回武汉,来接站的是叔叔,叔叔先领她去吃了早饭,然后把她带去爷爷奶奶家,在爷爷家楼下,她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李娜14岁。

爸爸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李娜说,因为“好好打网球、拿全国冠军”不仅是父亲留下的遗志,也是帮母亲赚钱还债的途径。她形容那时的自己“倔强、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在自传《独自上场》中,李娜如此写道:“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颜宁 :此前她因为做出可溶蛋白的结构第一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觉得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了,状态“很狂妄”,所以决定去挑战当时最难的膜蛋白结构。但颜宁低估了这个课题的难度,每做一次实验结果都是负的,她形容自己在那段时间就像“行尸走肉”。最严重时,她因为被接连失败的实验结果所打击,连续14天没有写实验记录——每天写实验室记录是实验室的要求。等醒悟过来时,她直接在实验记录本上为这两周写上“阴郁的日子”。但一年多后,颜宁就做出了实验室的第一个膜蛋白结构。

马可 :他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马可通宵达旦赶制衣服的画面,“有时苦到,她说流了一盆眼泪,最后作秀时,一星期都没睡,最后已经累倒了,都病了”

文宴 :腰上裹着固定的那个东西,疼得都不行了,但是,你也看不到她怎么委屈啊。她不会说‘哎哟,我太疼了’什么的。她也没有特别说,‘啊,你们都不用管我什么的,我没事儿’,她也不会说这种话。”这是杨红雨眼中文晏身上特别硬的东西,她不会给自己找什么借口,“在现场就跟没这事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她那个韧性特别大”。

贾静雯 :离婚争女又让她那张被刘德华评为“170厘米以下全台湾地区最美”的脸憔悴到变形。贾静雯差一点就放弃了抚养权,可是她不想让自己对女儿的爱被恨和抱怨取代。随着离婚而来的便是独自带女儿的心酸时光,紧绷得贾静雯差点成为《黑天鹅》里面控制欲超强的偏执母亲。

现在会觉得,难怪有些时候我看她睡觉会忽然流眼泪,会心疼她,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是心疼我自己,会想抱她,想要给她很多,我在给她爱的同时也在爱自己。

贾玲 :刚毕业的两三年,贾玲只能接到零星的演出工作,用跑剧组、酒吧打工的收入“养”相声事业。贾玲说自己当时住在一个胡同的小平房里,月租500元,一进门就是床,DVD堆满柜子,狗来了都得竖着摇尾巴。

蒋璐霞 :熊欣欣要求严格,进组拍摄的第二天,她从玻璃房子里撞出来,碎掉的钢化玻璃扎进了指骨,缝了7针,两天后就要拍一场竹架上的打戏,导演嫌手上的绷带太假,让她拆了。拍一场,流血了,换了创可贴,再拍,最后竹竿上血迹斑斑的,都是她的。

经纪人吓哭了,给公司打电话要求毁约,“小霞太遭罪了,这不叫拍戏,叫玩命”。蒋璐霞不愿意,打了50多天,拍完了整部戏,后来别人问她,在香港拍戏都去哪儿玩了,她答,只去了医院,中医、西医,拉着去,再拉着回来。最后得到片酬12万,和公司二八分,拿到了两万四。

那时候她特别怕坐车经过减速带,或者车轧着石头,只要颠一下,她脖子立刻就疼,手马上全麻,疼到不行。所以只要一上车,她就扶着脑袋,不敢晃,四处求医去治她的脖子,拍戏挣的钱,全搭在医药费里了。

等戏的日子,蒋璐霞没有放弃训练,这是吃饭的本事。健身房太贵,她想了个办法——在网上买团购券。15块钱一节课、一次试练,但是一个健身房只能用一次,她就每次换不同的健身房。“如果北京有100家健身房,我至少跑过80家,你去调监控,都能看到我。”

看她们承受的苦与痛,会想到那句上帝给你的所有东西都是标好价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

同时,也会去想,这样的苦和痛她们是如何承受下来的?

我心中的答案是“追求”,李娜追求“实现父亲的遗志”;马可、文宴追求极致的呈现;贾静雯追求给女儿最好的爱;贾玲、蒋璐霞追求心中的梦想。

她们有的是因为热爱,有的是因为责任。

“热爱”与“责任”让她们扛住了大多数人扛不住的苦,这是人的韧性,就如同,你举重本是50kg级,不断地练,不断地练,就突破自我,到了60kg级。

海清 :我以前会在乎别人喜不喜欢,因为你演戏不仅仅是为自己,总得跟观众有共鸣、有交流,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喜欢、坏、赞美对于我来说是浅层意义上的东西。一切的问题不在于外界给你什么样的称呼,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如果没有赞美,没有好坏、掌声与唾沫,你还会干这个事吗?我想想,如果真的没有人看,我还演啥。在这几年的这种矛盾中,我也找到了一个对自己的认知——哦,我演戏不是为了证明我能,是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和我能之间是不一样的。

笛安 :刘恒发言时则像个大家长:“我希望孩子继续往前走,不辜负长辈的希望,我们完不成的任务由你们来完成,我是希望你们为整个文学大厦、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贡献你们的能量。”

三年后,面对《人物》记者,笛安谈起那场研讨会笑了起来:“难为前辈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再看一眼我的书。”32岁的她留波浪卷发,背香奈儿包,穿一件酒红色露肩毛衣,喜欢谈论生命中的故事、对文学的理解、创作的辛苦,但并不关心什么“使命”。媒体称她为连接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他们开心就好,”她笑着说,“其实是大家希望我去完成这件事……但你对写作的梦想完全不包括他们的期待。”

李一诺 :她意识到,她需要“赢”,想赢。而之前,她不过是“想被认可”。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适应自己的野心勃勃。从不大敢公开讲自己想成为合伙人,转变成主动去找所有合作过的同事聊,去获得他们的支持(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的评价机制是,公司会委派一位与申请人无任何接触的资深合伙人做甄选者,他会寻找申请人过去三年里共事过的同事听取反馈,最后形成一个综合意见)。

聊着聊着,李一诺觉察到,这种“想要就要”的自我暴露反而让自己更真实了,“承认自己不够好,这就是我,真实地去跟别人讲我现在的想法,我擅长什么,我享受什么”。

马可 :我不在服装圈里混,也不在艺术圈里混,我不属于任何圈子。”马可对《人物》记者强调。她不看秀,不逛街,甚至连时尚杂志也懒得翻。以惜字如金的态度,她谨慎对待媒体,极少接受采访,深居简出,对出镜持有常人难解的抗拒。

与成为成功人士相比,她更喜欢安静的生活,白天工作和照顾女儿,晚上读书、学习。最后,马可提醒同学们,做设计要“关起嘴巴、打开心灵”。

文宴 :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做声音、混录混了三个星期,每天一场戏一场戏地去混,海的声音、风的声音,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帮助叙事,帮助塑造人物和她的情绪”。但今天,中国观众基本不具备欣赏这种质感的能力。“烂片太多了,他完全无法意识到这些东西,他习惯听那种没有质感的、空的、一下子压过来的声音。”

“会觉得自己的辛苦被辜负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文晏稍微停顿了一下,脸上转而有了坦然的神色:“不,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我没觉得被辜负,是观众辜负自己,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可以给人生带来美好的,他们完全享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电影的价值。”

苏芒 :入职19年后,苏芒依旧斗志旺盛,极具感染力。“她总是打鸡血的状态。”她的一个编辑说。

“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亢奋状态中,我就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苏芒说。

苏芒的梦想偏偏是这个,为什么不是清晨烤蛋糕,或者开着二手车漫游世界?

苏芒停下来,思考着,最后她说道:“对。好像有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克服不了一般人都能克服的问题,譬如说,谈个小感情,弄一个小煽情、小文艺,我弄不了。你让我干一个大的,我就直奔主题解决。

徐静蕾 :小时候觉得我特别不幸,觉得怎么就我那么倒霉”,现在,她却越发觉得,人生就像父亲所言,感情过于细腻和脆弱,对生活毫无用处。原来,父亲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教她如何自处。她不愿意混圈子,讨厌参加时尚活动。徐静蕾说:“从小我们家教育我应该读书和学习,是为了长大后来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拿着一酒杯,假装跟谁都很熟——是让我干这个事儿的吗?真心不是。说实在的,所以我觉得那事儿挺丢人的。”

闫妮 :闫妮从来都是一个感受型演员。耿乐记得,拍戏的时候,闫妮和日常的她大不相同,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可以用“执拗”这个词。他说:“闫妮是从情感出发的,你让她说一句在她的感受里没有的对白,她觉得她就是说不出来。”

对此,张嘉译也印象深刻,他和闫妮合作《一仆二主》时,有几次吵到快要打起来了。闫妮不善表达,但对于她自己不认可的片段,闫妮坚决不演。但一旦她理解了人物,敞开演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就乐得收不住。张嘉译说:“那会儿基本上她只要敞开了演,在场的演员就基本上都演不过她。”

贾玲 :早上离开讨论室回家,天已经蒙蒙亮。她和张小斐抱怨:“我一个女孩,为什么要这样拼啊?”苗条漂亮的张小斐逗她说:“你不像我,我以后应该还嫁得不错。”

小品排出来了,有一个舞蹈动作是伸着一根手指扭腰。张小斐扭起来没有喜剧效果,但贾玲一扭,大家笑得不行,都说只有你能扭出可爱的感觉。贾玲挺得意的。喜剧演员的身体即创作材料,她觉得与身体和解也不错。“那就不减肥了。”贾玲说。

蒋璐霞 :她努力地想获得新的机会,又耿直地与圈子的运行逻辑为敌——一般来说,女演员要红得长久,就要拓宽戏路,要转型,漂亮的女孩儿,就应该多演感情戏。但在当年的采访里,有人问到她是否接受吻戏,她脸红了,问:“武打我就不用替身了,但这个可以用替身吗?”

“做自己”,是慢慢意识到生而为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从而接纳自己,发挥自己所长,实现自己所能。

海清意识到不是“我能”而是“我喜欢”,因为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我喜欢”可以帮助你从“不能”到“我能”,如果停留在“我能”反而成了一种限制。

李一诺强调“赢”,而不是寻求认可,因为认可是主观的,摇摆不定,但赢却是客观存在的,它会让你的追求更坚定。

笛安与文宴的“做自己”,是坚持自己的思想,坚持自己在创作上的需求,不会为了期待,也不会为了迎合观众,而是只做自己认为对的。

马可和徐静蕾的“做自己”,则是出淤泥而不染,不谄媚,人群中坚守自我。

苏芒、闫妮、贾玲、蒋璐霞,则是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是什么,去放大自己所能,去收敛自己所不能。

她们的成功,并不是被多少人所认可,而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她们的一生,不盲从、不屈从,不在意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是始终朝着心的方向。

从这点而言,成功是有定义的,人设,也确有好与不好的分别。

装出来的好,最终亏待的是自己,失去的也是自己。

完美主义,带来了不断地探索与追求;

承受苦难,是找寻自我的必经之路;

做自己,是化茧成蝶,是在复杂世界里,对我之所以为我,了然于心。

她们,都是公众人物,将自己推向公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场“自我”与“公众”的较量,不仅是她们,就是芸芸众生,也都在面对“自我”与“他人”的较量,需要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本就从“自己”出发,但很多时候不安于、也不甘于那个与生俱来的自己,我们渴望更多的成长,更有力量,我们通过工作、爱好,不断地“做”,打磨、打造着自己。

有过崇拜,有过模仿;走过困惑,走过迷茫。

从琐碎与复杂中抽身而出,人世最难的,也最简单的是“做自己”。

三毛有句话:“成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 ”

我们为什么追求天真,因为天生的真实,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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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人品才是最好的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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