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各位文学才子 鄙人求一篇写关于 【看一本书过程的文章】， 一定不要写成读后感 切记 求一篇文学评论（悬赏200分）
（一）怨歌行
说班婕妤应以《怨歌行》开篇，说杨贵妃更应该拿《长恨歌》来作题，可是不，有了纳兰容若的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有了开始存在的理由。
夜深不睡，读《饮水词》，通书看下来，我仍觉得这句最好。其实这一阕词着实平淡，但这一句又实在叫人哑然，像张僧繇画龙的一点，又像西门吹血的剑，准确，优雅，无声地吻上了你的脖子。感觉到的时候，已经回不到最初。
“何事西风悲画扇”，讲的是汉成帝妃班婕妤，史书上著名的幽雅贤德的女子，名门闺秀。成帝初年入宫，因美而贤，深获殊宠。一次，成帝想与她同辇出游，她言道：“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退而不敢奉诏。
那是君王爱恋正浓的时候，因赞她贤，后宫亦逢迎她，传为美谈，仿佛她是那楚庄王的樊姬，李世民的长孙贤后。她也自得，以为深承君恩，又不没家训，如此地相得益彰。许皇后愚钝，她是不动声色宠冠六宫的人，这样好的日子哪里找去？只愿恩爱长久，如宫名长信。
可是，有一天，她来了！她带着她的妹妹合德一起来了。
飞燕入汉宫，是她寂寞的开始。一切，是那么地出乎意料。所有的怜爱，宠幸，都随着那身轻如燕的舞女入宫，戛然而止。
山盟虽在情已成空。
人世如此翻云覆雨，似纳兰说的：“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也似刘禹锡的《竹叶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她作《怨歌行》，又名《团扇歌》，以团扇自比，忧切动人——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意夺炎热；
弃捐箧奁中，恩情中道绝。
这是她女知识分子的遣情，自遣。她不是那许皇后，在飞燕极盛的时候，犹自站在那儿不躲开，生生地，惹人厌弃。班婕妤对自己的处境有很清醒的认识，否则她不会自请去服侍太后，在成帝死后又去为成帝守陵，孤独终老。
她只是料不到，料不到，清高自诩、目下无尘的自己，日后竟成了宫怨的代言人。很多年后，有个男人，仿佛从《团扇歌》中窥到她的苦况，作了《长信秋词五首》来怜惜她——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
高殿秋砧响夜阑，霜深犹忆御衣寒。
银灯青琐裁缝歇，还向金城明主看。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真成薄命久寻思，梦见君王觉后疑。
火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
长信宫中秋月明，昭阳殿下捣衣声。
白露堂中细草迹，红罗帐里不胜情。
我猜。她决计料不到如此。若是知道，纵然长信宫中，孤灯映壁，房深风冷，也挺住喽，咬碎银牙也不作什么劳什子《怨歌行》，白白地叫人看了笑话去。
叹一句遇人不淑呵，她是樊姬，可夫君绝不是楚庄王；她有无艳之贤，夫君却绝无一鸣惊人的志气。她其实不弱啊，美貌才智都有，输在太拘于礼法，她太规整，没有飞燕起舞绕御帘的轻盈，亦没有合德入浴的妖娆妩媚。
她是太正经，撂不下来身份。做什么都要循于礼教，不明白，你只是婕妤，不是皇后，做了妃子，始终也只是个妾。天下女人，迈入皇宫的和未入皇宫的，其实都一样。只要皇帝愿意，他都可以嫖得到。婕妤和舞姬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是换了个名称而已，有什么好讲究的？皇宫是个金碧辉煌的妓院，皇帝是天底下最大的嫖客。
还记得周星星版的《鹿鼎记》吗？韦小宝初入天地会的那段，陈近南一脸正气地拉他进密室说，我们反清复明，就是要抢回属于我们的钱和女人！韦小宝问，那为什么要说反清复明之类的屁话呢？陈近南说，聪明人只对聪明人说实话，外面那些笨人只要拿空洞的理想忽悠之……韦小宝大悟，两人一拍既合。出来后，两个人依旧是一脸正气地面对那些呆鸟，慷慨陈词。这一棒子敲得狠，狠到后来，看见有草莽叫嚣着要反什么复什么，我都觉得好笑，总想起这句话，还是欣赏王晶的直捷和周星星的犀利。男人看男人，才见得恶毒。
这些男人们哪，皇朝天下，也不过是嫖客相争。
飞燕和合德，这一双姐妹，是倾国的尤物，生来是要招惹男人的。成帝说，吾当老死在（合德）“温柔乡”里，一语成谶。
有一天，她爱的男人终于死了，死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
当繁华过尽，天子与凡人一样躺在冰冷的墓穴里时，那个曾被他抛弃的爱人，被他冷落遗忘的班婕妤，仍在他的陵园里，陪住他一生一世。
只是，婕妤闭目时，会不会想到当年初入宫的景象，想起那日他坐在高高的黄金辇上，伸出手来，微笑如水的模样；她会不会后悔当初缩回手去，没有和他同乘一辇。两相依偎，或许是最亲密无间的时刻。
非常短暂。人生若只如初见。
百度上有
急！！ 求 《恋爱中的女人》 读后感~
我无法揣摩出当年劳伦斯是怀着怎样的复杂消极的心境诉说着书中这些人物的故事。劳伦斯式的笔调，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么的绝望。就算是那他稍表现出的微弱的希望气息，也总显的格外吝啬。
虽然小说的题目是恋爱中的女人。但就更深层意义来看，男人们在这边小说中是更加的举足轻重。
杰拉德极具偶然性的死相信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他就那么的死在雪地中了，就像睡去了一样。我相信劳伦斯是恨杰拉德的，就像他恨当时的英国一样，但是本能的爱国情绪让他最后安排杰拉德那么死去，安详的，就那么睡去了。杰拉德这个人物形象在我看来就是代表了当时英国工业文明发展下的一种群“机械产物”，他其实在小说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已经是死人了。有着一副人的皮囊却没有灵魂的死人。背负着曾经误杀弟弟的前科，杰拉德一直一直都迷茫着一种悲剧的气息。劳伦斯一直在絮絮叨叨的不停重复着：杰拉德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他是那么的能干，那么的富有，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讽刺。可能杰拉德的外表就像当时英国工业文明那样，金玉其外却败絮其中。他没有灵魂，所以注定他不能爱，注定他精神上的匮乏，注定他不能快乐。他似乎是爱着戈珍的，他不停的暗示着自己是爱她的，仅仅是因为自己内心的空虚才让他错觉，其实他根本没有爱的能力，对于伯金也一样，当伯金提出宣誓结成血谊兄弟时，杰拉德却闪躲了。其实他渴望着爱情，与戈珍的爱情，与伯金的爱情。可是他没有爱的能力这个事实却奠定了悲剧的基础。他物质上的充裕与精神上的匮乏不停的矛盾冲突，这也是那个他所处的时代的特征，换句话说，其实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谋杀了他。
而伯金。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恰当，伯金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劳伦斯自己的化身。他在小说中不停的高谈阔论，谈人生，谈爱情，谈一切的一切，长篇大论却只能突显着他内心无能为力的自卑。他有智慧，他懂，关于社会，关于爱情，关于杰拉德，关于厄秀拉，关于戈珍，他都懂。他总是那么的瘦弱，瘦弱的外表无情的暗示着自己的无能。这是他劳伦斯，作为一名出身卑微的知识分子的内伤。病态的他是那群伦敦艺术圈朋友的笑柄，他们嘲笑的当众朗诵他的信，大家嘲笑他，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他的天才，因为他的意识是超前的，他的思想是超前的，没有人懂他，所以只能把他当笑柄。想起劳伦斯曾经说：三百年内无人能读懂我的作品。谁又能理解其中的悲凉。伯金一直在不停的探索，关于人类如何才能建立起那种超越爱情的同盟，如同星星和星星之间的那种羁绊。他和赫麦妮的冲突也是一种暗示，因为两人阶级不同造成了隔阂，赫麦妮的出身和生长环境，注定了她超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赫麦妮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当时英国大环境下那个时代的代表，所以注定伯金无法和他修成正果，因为伯金就是劳伦斯，劳伦斯恨那个时代，他恨。所以无论赫麦妮如何疯狂的迷恋伯金，如何的自作聪明，都是徒劳。因为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最终和厄秀拉建立起了那种他所期望的同盟，但是最后在杰拉德死后才幡然醒悟，其实他除了需要厄秀拉，他还迫切的需要与一位男性建立类似的羁绊，这样他才会幸福快了。我不想说这是某种同性之爱的影射，因为那会过于肤浅。其实精神层面上的那种称为爱情的瑰宝，真的和肉欲与性别无关。
最后的最后，他失去了杰拉德，他痛苦之后，这篇小说就在厄秀拉和伯金之间的对话中意犹未尽的落幕：
有了你，我可以不需要别人过一辈子，不需要别的亲密关系。可要让我的生活更完整，真正幸福，我还需要同另一个男子结成永恒的同盟，这是另一种爱。”他说。
“我不相信，”她说，“这是固执，是一种理念，是变态。”
“那——”
“你不可能有两种爱。为什么要这样！”
“似乎我不能，”他说，“可我想这样。”
“你无法这样，因为这是假的，不可能的。”她说。
“可我不信。”他回答说。
呵呵。“可我不信”——四个字道出了微弱的希望与无尽的落寞和无奈。
额，那重写个
点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人物之虚实一讲到《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大家一定会想到刘备、诸葛亮、曹操及臭名迢远的刘禅。在《三》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仁义、宽厚、忠义，凡事“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的理想君主；诸葛亮写成贤能之人，智慧的化身，堪称“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曹操写成奸诈、阴险、自私的人，堪称“一代奸雄”；刘禅写成一位昏庸无能，白白断送刘备江山的第一罪人。但事实上，这些人物是否真的如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一样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从总体线索看，罗贯中是根据“尊刘贬曹”这思路去写《三》的，是尊从当时大多数人民希望有一贤能君王能统治天下，把这些思想寄要托于《三国演义》上。那么，历史上的刘备、诸葛亮、曹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中所载刘备是比较粗豪的，车胄、蔡阳都是刘备杀的，督邮是刘备鞭打的，而鞭打的理由仅仅是求见不许，显然罗贯中是为了把刘备塑造成一名仁义君主的形象，而把事实给扭曲了。还有的就是刘备的“哭”，罗贯中就为给刘备塑造形象，无时无刻不写刘备的哭：“请诸葛亮，哭得衣襟尽湿”、“护庶民，刘备又是大恸”、“尊爱将，边哭边摔子”、“脱虎口，哭拜新娘子”、“白帝托孤，更是泪流满面”。作为当时群雄相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备，竟如此多哭，这只能说是软弱无能，和人民理想的仁义君主扯不上半点关系，反而把刘备的“诡计”给写了出来，给完美的刘备抹上黑。最具体的是刘备投江欲自尽和摔子，在那种万分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候，刘备不想办法反而装腔作势地要投河自杀。他知道将士们不会让他跳下去，自然有人把他抱住。可刘备这一哭，加上一个假动作，可把人心给完全收买了。再说摔子一事，人家赵云拚死救回阿斗太子，你刘备却把他摔在地上，这显然是太过份，但他这一摔一哭却又发挥它收买人和的作用，拢络民心，又折服了一批贤臣良将，心甘情为他争天下。就是因为刘备如此多哭，民间上就流传一句话：“刘备，刘备哭出一片天下来”。作者一再写刘备的哭，本来用意是要写刘备的仁慈，而实际起到相反的效果。
罗贯中写刘备，除了写他的仁义，宽厚，还有的就是能识人才，这以三顾茅庐具体表现出来，刘备第一眼见到孔明，见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已经对孔明很有好感，觉得他有才能，可以说刘备识人才，以貌取人。这一点在遇到庞统时看出，“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呈，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来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由此可见，刘备只因庞统的貌丑，便不重用，他可知贤才求主，必求良主而事，绝不会把他的才能胡乱拿出来显示的（据民间传说，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也曾经求见刘备，他也因瑾貌丑而不重用，致使瑾投东吴）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那我会说：“《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非孔明莫属”，这位蜀国的第一功臣，为蜀国的基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至死方休，其精神在三国时代无人能比，他的智慧更无人能及，不出隆中能知天下事，运筹惟握于战场，他的决定永远是对的，但没想到，在街亭之战中，他做了一生人唯一的错误---错用马谡。虽然作者没把这件事删去，以提高孔明在人民心中的完美形象，但这更使孔明的真实性提高，至少他不是“神”。那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不是完全符合史实呢？其实有一处就写得不太好，有虚构成份。那就是说魏延后脑生有反骨那段，诸葛亮对魏延的功劳不单没奖赏，还要叫刀斧手把他捆起要斩他，当刘备问他原因时他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诸葛亮的这番话完全是强词夺理，当时要是不杀韩玄，黄忠就要死，根本谈不上什么忠不忠；如果说献长沙是不义，，你派兵去给攻打它，更是不义。所以诸葛亮不过强加魏延一个罪名，其根本原因是脑后生有反骨，如果说魏延生有反骨就要反，那马谡又生有什么骨竟敢违抗军令状，你诸葛亮又为什么看不出？况且，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有会见造反的骨，说起来也太荒唐，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罗贯中为了神化诸葛亮而添加的一些游戏之笔。但总体来说诸葛亮形象的真实与远非刘备形象可比。
《三国演义》中，有一位这奸诈的，残暴的、阴险的、狡猾的，性格每与备相反的奸雄。他，就是曹操。罗贯中对曹操这一形象是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种种恶德的代表，如“一讲曹操，曹操就到”表现出他的阴险，防不胜防。到近几十年，才有人对他形象作出平反，郭沫若认为曹操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这是第一次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有了改变。
《三》中的曹操，有很多杀贤人，不听贤臣进谏的描写，如杀华陀，逼死荀彧，借罪杀杨修，拒谏等等；其实，一位如此残暴的君主，怎能统治中国北方呢？所以，曹操应是有眼光，有见地，善于识人用人，同时又带一点奸诈，多疑而已。郭嘉、张辽，荀或、张郃等都是当时的英雄好汉，良禽择木而栖。曹操不是有其优点，他们那会肯为他卖命。大家之所以憎恶曹操，其主要是因为罗贯中写他杀吕伯奢，其实，曹操并没有杀吕伯奢，据正史《魏书》所述：曹操投靠伯奢后，伯奢的家人来打劫曹操，出于自卫，曹操把他们杀了。这就说明，曹操的反面形象是罗贯中所塑造出来的。
最后，我要说说的就是刘禅，这位被喻为昏君代言人的刘禅，被古今多少人的唾骂，就连诗人也用诗来讽刺他，在《登楼》一诗曾写到“可怜后主祠庙，日暮聊为梁莆吟”说李豫当政像当年的刘禅。其实，刘禅如果真是一名绝对昏君，那在诸葛亮死后，他还做了二十九年皇帝，又作何解解呢？再说，诸葛亮、姜维的北伐都是经过刘禅批准的，说明他并非偏安巴蜀、希求苟安的昏庸之主。所以，我认为刘禅的确只能算一个守成不足的“庸主”，至于作者为何写刘禅写得那么昏，应该是想突出诸葛亮的重要性吧！
嗯，还有一篇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整个《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基础。代表们就此开展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罗贯中的生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时间。会上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元初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元代。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最重要的根据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名单中的高克柔应作高柔克， 即创作《琵琶记》的元代著名戏剧家高则诚；罗贯中参照元代广泛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一些《三国演义》刊本也明确地题署“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或“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有的同志为此说提供了旁证，指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末时人”；明王圻《稗史汇编》中的“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一句，从文字、训诂、语法、逻辑等方面来看，“宗秀”应为“宋季”之误，则王圻也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年人；此外，《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某些细节描写，正好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制度和风尚，书中还有不少元代的“俗近语”。由此可见，《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推论，它大约完成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即至正元年(1341)到十一年(1351)之间，这段时间，罗贯中大约是四十岁至五十岁。
第二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说《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即罗贯中是可信的，他由于敬佩赵宝峰“道行于时，匡济斯民”的品格和其渊博学识而自居门人也是很好理解的；列入名单的三十一人，按照门人相互之间“序齿”的通例，是按年龄长幼的顺序排列的，第十一位的罗本处在第六位的向寿(约生于1310年)、第八位的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的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间，那么， 可以推算他的生年约在1315一1318年，卒年也可相应订为1385—1388年；至于名单中的高克柔，可以肯定不是高明(字则诚，著有《柔克斋集》)。这些同志再参照其他材料，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洪武四年(1371)之后；其时，罗贯中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通俗演义》的写作，而初步实现了安定统—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他完成这部巨著。有的同志还探讨了罗贯中与施耐奄的关系，认为施耐奄于1363年前后盘桓于苏州、钱塘，而罗贯中那段时期正流寓于杭州等地，1366年还在慈溪出现，他们的相遇是很可能的；罗贯中既参与了《水浒传》的写作，又独力 完成了《三国志演义》。
第三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文学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新安虞氏在至治年间(1321一1323)新刊的五种平话之一，全书约八万字，是五种话本中篇幅最长，写得较好的一种， 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文笔也还相当粗糙、简陋。而《通俗演义》篇幅约八十余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它的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有的同志还进一步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部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因此，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之所以托名罗贯中，又在其名字前面冠以“元朝”字样，乃是有意把此书的时代提前，借以抬高它的声价；而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二)如何看待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
1980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章培恒、马美信同志在该书前言中，对书中的小字注十分重视，把其中的“今地名”作为考证《通俗演义》成书时代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小字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因此，《通俗演义》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之后”。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围绕着小字注，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主要有三种意见：
(1)认为小字注大部分出自罗贯中之手，其中有的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由抄者加添的。有的同志还指出：“此书的夹注不象后世评点家那种有纲领有计划的产物，倒象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兴之所至，信笔所加的结果。由于缺乏全盘考虑，加上掌握知识的局限，才造成全书中夹注的不平衡、不匀称、不统一以及不精确的状况。”
(2)认为小字注和《通俗演义》的正文均出于庸愚子之手。他一方面惯于在正文中照抄《三国志》原文，不加改动，一方面又抄录裴注来解释其中难懂的词语，此外，他还借鉴了《资治通鉴》，并杂抄了不少胡三省的注文。
(3)认为小字注不是《通俗演义》作者本人的手笔，而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理由有四：其一，有些注文与正文矛盾；其二，不少注文破坏了正文的艺术效果；其三，许多注文完全可以写入正文，不必单独存在；其四，许多注文补充的材料当是被作者所舍弃的。
以上三种意见有一点相同：都认为小字注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小字注中的“今地名”可否作为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间的根据?主要有五种意见;
(1)认为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全书二十多条“今地名”除两条显然讹误，两条系沿用宋代地名外，其余均为元代地名，可证《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
(2)赞成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但认为书中的“今地名”，有的是罗贯中把宋元及其以前的地名误记为“今地名”有的则是明初的地名，可见《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
(3)认为注文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因而根据“今地名”来考证《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是靠不住的。
(4)认为要判断这样一部巨著的成书年代，不能仅凭几个“今地名”就下结论，而应对全书进行细致的研究；至于“今地名”多为元代地名，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庸愚子有意伪托元人罗贯中之故。
(5)认为“今地名”包含唐、宋、元、明各代的地名，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因此，不应该用它来考索成书年代。
(三)关于毛本《三国演义》
从版本源流的角度来看，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毛本的评改究竟成于何人之手?一些同志根据毛纶《声山别集》、褚人获《坚瓠补集》、李渔《笠翁评阅第一才子书》的记载，认为这一工作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合作完成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毛纶虽然已经着手对《三国演义》“条分节解”，但充其量只能说他对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起了先驱者与推动者的作用，由于毛纶中年失明，故此书系统的评点工作是由毛宗岗独力完成的。
第二，毛本《三国演义》的“金圣叹序”是否伪托?一些同志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和分析，指出该序不可能出自金圣叹之手，而是毛宗岗伪托金圣叹的，所谓“第一才子书”的说法也是由毛氏提出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这篇序当作金圣叹的作品而加以引用，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第三，怎样评价毛本同旧本的关系?一些同志认为，毛本不仅在文学上优于旧本，而且使《三国演义》在创作方法上向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在其评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和批判精神，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三国演义》一书的流传和影响，提高了《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同志则认为：“毛氏父子所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改错。”“毛氏父子所加于《三国演义》的污秽不去，则罗贯中真实的思想面貌终难呈现于读者面前。”还有的同志认为：毛本虽则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人物形象更加一致而丰满，但却强化了封建正统的气息。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此次讨论会上争论最为激烈、意见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除以往提出的“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 等五种观点之外，新提出的主要有“悲剧说”、“仁政说”、“农民愿望说”和“分合说”等四种观点。而且即使是以往的几种旧提法，有人也作了新的解释，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悲剧说。
这是此次讨论会上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种说法。此说论者认为，在《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大批艺术形象中，曹操和刘备，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团，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曹操被刻画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形象，一个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欲的象征。他的身上几乎概括了剥削阶级的全套统治手段和全部本质特征。而残暴狡诈和雄才大略的紧密结合、“奸”与“雄”的高度统一则是他最显著的标志。这一形象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是作家所处历史环境的直接映象。与此相反，刘备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则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幻想在尘世中实施“仁政”，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和以刘备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理想象征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了《三国演义》一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不幸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却最终战胜了以刘备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追求。《三国演义》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鲜廉寡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战胜了孝悌礼让、忠诚信义等理想观念；暴政强奸了仁政，兽性代替了人性；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原则。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所以《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历史悲剧，它因之而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二)仁政说。
此说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一书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个倾向性集中地表现在“尊刘抑曹”上，以前不少论者把这一点作为《三国演义》的主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强烈倾向并不等于就是它的主题。透过“尊刘抑曹”的表象，我们看到的乃是于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于暴政的批判和鞭挞。《三国演义》对刘蜀的“尊”和“拥”，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现实之中的人民对仁政的热烈拥戴；对曹魏的“抑”和“反”则反映了人民对暴政的深恶痛绝。这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也是《三国演义》一书在思想倾向上的民主性、进步性的具体体现。
(三)农民愿望说。
此说论者认为，我们分析《三国演义》的主题，不能也不应当离开这部作品形成的历史。尽管《三国演义》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为该书所作的注为主要的素材和依据，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正史为素材和依据，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它更多地受到讲史话本、元杂剧以及宋元以来大量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倾向正是在这样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尊祟刘蜀集团、神化关羽、宣扬忠义和正统， 并不全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市民思想，它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所谓的“忠义”、“仁政”以及书中表现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都应当说是这种愿望的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思想相当复杂，我们难于具体地概括它丰富的内涵。
(四)分合说。
此说论者认为，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题，应当力求从作家思想的主观与作品题材的客观这两者的统一中去寻求。从作品本身来看，它所表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濒仍的时代，客观上描绘了从汉末到晋初这样一段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历史。作品所精心描绘的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质，都是一场为争夺帝位、而其实质即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斗争。所谓的“忠义”、“正统”之类的思想，统统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被编织在进行统一战争的整体结构和整个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其次，从作家的主观来看，由于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与东汉末年有惊人相似之处，处于这样一个分裂动乱、群雄并起的时代，他目睹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惨状，自然回忆起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动荡剧变的分裂时期，于是他吊古伤今，写下了寄托着自己的悲愤和理想的《三国演义》，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厌恶战乱渴求统一的思想倾向来。《三国演义》正是这种倾向的艺术表现。它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地从统一走向分裂，同时又不断地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