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史记 司马迁写史记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现实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进步思想在《史记》中从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
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字子长，他的《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现实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进步思想在《史记》中从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
一、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现在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迁生于龙门，年十岁诵古文，得以博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和文献。太初元年(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进行历法改革，共订太初历。在《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掌管皇家机要文件)，发愤著书，在公元前91年前后完成《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间的历史。全书130篇，包括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书8篇，年表10篇，共526500字。本纪记帝王，世家述诸侯，列传叙人臣，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刘向等人都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鲁迅更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二、背景材料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入关，降秦王子婴，还军霸上；12月项羽破关而入，刘、项在鸿门会面，双方斗争开始。不久，项羽以盟主身份召开戏下(今陕西临潼东)之会，封18人为诸侯王。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刘邦为汉王，都南郑(今陕西省南境)。
刘邦到南郑后，积极准备反攻。先夺取关中三秦之地作为根据地，然后出兵东向，进攻项羽，曾多次被项羽打败。到公元前203年秋，得到韩信的帮助，才形成足以跟项羽抗衡的力量；项羽乃与刘邦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定约后，项羽东归，刘邦也准备西归。这时张良、陈平向刘邦提出建议，趁此时机消灭项羽。后在韩信、彭越帮助下，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项羽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
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鸿门宴》通过会前斗争、宴会场面与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多侧面的悲剧性格。
首先，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由于秦的主力是被项羽击败的，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这使得项羽自矜功伐的骄傲心理更为膨胀。在项羽拥兵四十万，进驻新丰鸿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形势下，只有十万兵员的刘邦 “欲王关中”的阴谋被告发。项羽“大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的“大怒”，不是性格暴躁使然，而是因为尊严被冒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不恭不敬。眼看一场战争势难避免了，却被刘邦主动前来卑词“谢罪”所化解。项羽听出刘邦谦卑的口气，感觉到刘邦非常尊重自己、无意与自己争雄时，自大虚荣之心便得到了满足，因而怒气全消，不仅和盘托出告密人，而且设宴招待刘邦，以示和解友善之意。宴会上刘邦的不辞而别本是礼节上的不周，但因为张良代刘邦转献白璧一双，刘邦让他满足了自尊虚荣之心，他便不再追究了。 其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与刘邦对待告密者曹无伤“立诛杀”的果敢态度不同，项羽对待泄露军机的项伯却采取听之任之、不予追究的宽容态度。项庄以“军中无以为乐”为由，请求为宴会舞剑助兴，得到了项羽的同意后，才“拔剑起舞”的，而项伯并不奏请，擅自舞剑，项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未加制止。在宴会进行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且将守卫军门的兵士撞倒在地。按理说樊哙没有资格进会场，对他的擅闯会场之举应予制止。但项羽并未将樊哙逐出，反以欣赏口气连呼“壮士”，先后赐“卮酒”“彘肩”以压惊，缓和气氛。尤其是樊哙借项羽“复能饮乎”的发问，指责项羽席间舞剑“欲诛有功之人”，项羽非但不怪罪樊哙的放肆无礼，反而赐坐。所有这些，表现出项羽的过分仁慈软弱，缺乏原则性。如果说因为项伯是自己的叔父，他的泄露军机的行为可以原谅，他的不请舞剑之举可以默许，如果说因为樊哙的慷慨陈词中把自己看得比怀王更高，且有“求赏”之意，满足了自矜功伐、自大虚荣心理，便可以对樊哙格外宽容，优礼有加，那么，可以断定在项羽的心里根本没有原则性的概念。谁能相信，无原则立场的人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呢？ 再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还表现为缺乏远见，谋事不深，迂腐呆板。与刘邦入关之后为图谋霸业而克制“贪于财货，好美姬”之欲相比，与刘邦拉拢项伯、卑词“谢罪”、在宴会上屈居下座而安之若素的能屈能伸的性格相比，项羽缺乏远见、谋事不深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起来，想都不想就要下令发兵，尽管范增事先分析了刘邦“其志不在小”的野心，力主进攻，项羽终因项伯的从中调停、刘邦的卑词“谢罪”而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热情地招待起刘邦来。这就可以看出，项羽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是不明确的，发兵与否在项羽那里如同儿戏一般，他行事是冲动的，他的决策难免有轻率之嫌。刘邦在宴会上不辞而别，脱身独去，项羽对此未加深思，也未加深究。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争夺天下的殊死斗争中，不多长几个心眼，目光不远，谋事不深，怎能成气候呢？就因为刘邦主动前来“谢罪”，就可以原谅对方，项羽的做法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他难道不知道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的道理吗？ 张良发觉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的意图后，私下来到军门找樊哙商量对策。樊哙进入宴会会场之后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与刘邦此前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即刘邦有功，应该奖赏。在紧张的宴会气氛稍为缓和之时，刘邦借口“如厕”，“因招樊哙出”。刘邦独去之时交待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这里一方面看出刘邦的狡诈与精明，另一方面也看出刘邦与部下之间高度的默契，上下之间目的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与刘邦不同，项羽在宴会上对范增的以目示意、举玉袂暗示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项庄席间舞剑被项伯阻挠也听之任之。这里可以看出项羽与范增、项庄之间在行动意图上全然缺乏默契。彼此之间认识不致、思想不统一，焉能取得同一步调呢？这里不仅有项羽迂腐呆板的因素在，更有项羽才智不足、谋事不深的因素在。当张良献上白璧一双，项羽“置之坐上”之时，范增为痛失击杀刘邦的良机而恼怒不已，不仅当场将张良所献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并且压抑不住失望与怨恨之情，脱口而叹：“唉！竖子不足与谋！”
正由于项羽有上述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缺乏远见、迂腐呆板、谋事不深、才智不足服人的悲剧性格，他的最终自刎乌江的悲剧结局便是势所必然的了。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个老外说过的话，具体名字就记不太清了，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听到这句话有好久了，最近却突然想就这个问题写点东西，
上面的话如果说的通俗一些就是说我平常对于某个事情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去做了，我们经常这样想所以也经常这样去做，这种行为多了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是不容易改变的，就如某老太太每天到点都跑楼下买份北京晚报一样，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会看，有人问她，她说习惯了，每天到哪个点就下楼转转，顺手就买份晚报回家，天天都这样，要哪天没下楼没买报就会不舒服，这种习惯久了后就成了一种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在中国从来都是成者王败者寇，成功的让后世景仰，世人称道，而失败者则会万夫所指被世人所不霄，但项羽却是一个例外，项羽最后败在了刘邦的手下，自刎在乌江边上，虽然他败了，但项羽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将军，一个让人望其项背的大英雄，刘邦虽然胜了，但我们更多的听到人们在骂刘邦夸项羽。有人说是刘邦打败了项羽，有人说是韩信打败了项羽，但我认为是项羽自己打败了自己，在那个年代，除了他自己，没人可以打败项羽。
项羽小时候学文但不感兴转而习武，他叔叔对他说武习的在好不过是敌一人敌十人，要敌万人就得习兵法，项羽听后很感兴趣，转而苦读兵书，同时也习文练武，那时候有一句话叫：楚人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即便是楚人只有三户了，最后也一定会灭掉秦国的，项羽从小志向远大，他暗暗立志要推翻暴秦。曾有个故事，说是项羽年少的时候看到秦王带一帮人浩浩荡荡在江中游玩，秦王被众人护拥好不气派，项羽看到了就对身边的人说：“彼可取而代也”，令旁人大惊失色，他叔叔在边上看到了，知道项羽非常人也，志存高远他日必成大器。
项羽精通兵法，力能举鼎，文武双全，同时具有先天的领导力和不凡气度，他懂得带兵最重要的是要立军威，项羽一向言必行，行必果，他武力过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同时能征善战，机智多谋，带兵打战同样所向无敌，仿佛出世就是与众不同的大人物大英雄。
项羽除了上述特征外，最重要是他非常的自信、坚强，果敢，威猛，这样无比的自信，使他很少相信别人，他只相信自己，他个人能在万敌之中进退自如，百万雄兵指挥起来同样应对自如得心应手。同样他也刚愎自用，性情暴戾，因为他的能力之优秀他常常目中无人，口出狂言，一般人在他眼里都是凡夫俗子，极少有人能让他敬佩。
他年纪轻轻带兵打帐数百场几乎是百战百胜，巨鹿之战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自绝后路，以三万精兵打败八十万秦兵，造就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开创了一条以少胜多的经典法理，后来的人也常常学他的这个做法。
项羽不仅勇而有谋，同时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忠厚、孝顺有正义感的人，很少使用诡诈之技来破敌，鸿门宴上完全有机会杀死刘邦，但他却没有这样做，现在来看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想以此不光彩的手段来杀他，以免给世人留下诟柄。第二他从心底里看不起刘邦这个酒色之徒，认为他刘邦是个小人而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成不了大事的不足为惧，同时有一段时间他把刘邦当作一个朋友来看的，项羽的朋友不多，而刘邦每每在项羽面前极尽吹捧之能来讨项羽的欢心，刘邦杀他好像有点下不了手，他根本没把刘邦当成最大的对手来看待。
在楚汉还未能正面交锋的时候，在项羽刚刚踏入江湖的时候，天下正值纷乱之时，当天下人都认为时势造英雄的时候，他对自己说：要英雄造时势，他认为自己就是英雄，世上本无时，江湖本无势，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可以自己创造出时势来，他凭自己的英雄气质打动了范增老爷子，范老爷子本是个归隐之人并不愿踏入世间的纷争，但他被项羽的英雄气概所感染，凡心一动要与项羽一起英雄造时势。
天下人都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项羽偏偏认为人定胜天，人可以把天打败，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天，后来他做了霸王，他认为自己真的是天了。
一般成功者都必有两个关键点：做事与做人，做事是指你的本身的能力，能不能做好事，会不会做事，而做人则是与人打交道，主要是与人相处，能不能识人，懂人，用人，管好人，做事最终还是要与人做事，不可能一个人自己做，所以做人比做事要重要，项羽做人的能力比他做事的能力要差了许多了。
项羽自身文武双才，机智过人，行兵打仗治理军务样样精通，应该说把事做好这一点他已经差不多做到极致了，说到做人，应该说他也还是比较懂人用人的，手下的范增有经天纬地之才，陈平一张利嘴也有过人之处，项庄忠猛无比，龙驹，英布等人也都有万人之勇，但项羽太自傲太狂妄，除了对范增有几分尊敬之情称之为亚父之处，对其他人非打即骂，很少能听到项羽能夸他们几句，他们在本对项羽都是敬重之心，但毕竟也处在上位，时间久了，难免心生恶气，所以陈平后来投靠了刘邦，英布等后来反了项羽，这些都是他做人的失败之处。最大的错误不是鸿门之上没杀掉刘邦，而是对于韩信的轻视，韩信本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韩信熟读兵书，有谋略有胆识对军事之事了如指掌，能忍他人跨下之辱就是为了不负身平所学，为了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在项羽帐下时虽是小兵一个，但每每都能未卜先知，对项羽的作战思路了如指掌，后来在钟离昧推荐到项羽亲帐下，让项羽授他一个好职位，可是项羽偏偏对自己过份自信，目中无人，他虽然知道韩信有谋有略对作战之事更是有独到之处，但他看不起这个曾经的胯下小人，他没能用他，这是项羽最失败的地方，虽然英雄一世，但没能逃过世俗的境界，以有色眼睛来对待韩信，他认为韩信这样的人如果也当了将军那将对他项羽的不敬，会给他项羽丢人。
项羽心中对韩信的才干比谁都更清楚，项羽每每作战能神出鬼没，智谋百出，却从来逃不过韩信的法眼，韩信被钟离昧推荐到项羽帐下之时，韩信心里诚慌诚恐，他感觉自己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以项羽的才智肯定能发现他韩信的惊世之才，他在项羽面前表现的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张扬，因为他知道项羽深知他的才干，已经没必要在张显了，而是应该摆出一老实样要在项羽帐下效犬马之劳的决心，以为英羽一定会赏识自己的，可项羽偏偏对他有偏见，看不起他的出身，对他见到项羽后表现出来的忠厚老实样更是叱之以鼻，项羽更多是一个武将军，更偏爱武将，对于韩信他偏偏冷落他，让韩信做了一个小小的执戟郎，
韩信不得以接爱了这个职位，但从此他开始痛恨项羽，如果项羽本身看不出韩信的才干而不用他，韩信最多只会叹惜而不会记恨项羽，让他愤怒的是项羽明知他韩信的惊世之才却知而不用，给个一个个小小的职位给他，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即便项羽杀了韩信，韩信也能从心理想通，因为他不为项羽所用一定会另投他人的，但项羽既不用也不杀，韩信把这个屈辱深深的铭记在心，他暗暗发誓有朝一日要打败项羽，让他知道韩信的力量有多大。在对于韩信的使用上项羽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性格展现的淋漓尽致．以至后来韩信反过骂项羽匹夫之勇，妇人之仁。
范增看出来韩信的过人之处，劝告项羽此人有惊世之才，可抵百万雄兵，要么就重用他，要么就杀了，否则有朝一日可能对项羽构成威胁，而项羽根本不听，他到是想想看韩信就在他身边，就是不用他也不杀他看他如何威胁我项羽。
张良看中了刘邦对人的真诚忠厚和他的那点仁心，想要帮刘邦，他知道刘邦凭他现有力量永远也不是项羽的对手，他需要一个非常人的绝世将才，这个时候，他找到了韩信，他知道在战事上除了韩信能和项羽抗衡外别无他人，韩信为了打败项羽在陈平的帮且下终于投奔了刘邦，
从此天下格局开始了真正有深度的变化，范增听闻韩信投奔刘邦时大惊失色对天大呼，宁损百万兵不愿逃走一个韩信，他知道韩信不受项羽所用必会反过来攻打项羽，虽然刘邦最初也没能重用韩信，但是在有了后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事件之后，刘邦决定拜韩信大元帅，从此项羽开始了他的厄运，
韩信运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法出了蜀中，开始和项羽真刀真枪的干上了，从此弱小的汉刘邦可以和强大的楚项羽分庭抗礼，在后来，汉受困不得已要和项羽讲和，项羽在开始时杀人太多，多年的战事也让他心力疲惫，便打算就此讲和从此不在打仗，人民今后也不在受战乱之苦。
当初项羽杀二十万秦兵是因为他自己的兵比秦兵少，秦当时有反意为了从整个战略局面考虑不得已而杀之，可是今时今日项羽为了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却同意了和弱小汉刘邦讲和，从一定意义上讲，项羽的仁是大仁，而刘邦的仁是假仁。可有时候这种假仁却是很管用，刘邦和韩信却在此时变被动为主动，项羽的兵将正在撤退，因为讲和后不用打仗了，兵将们都很高兴，他们为项羽的英明而感动，而刘邦却以讲和为由让项羽放松警惕，反守为攻，给项羽年措手不及。
项羽之前万万不会想到刘邦会给反手给他使命一击，因为他自己决不会做些等无耻之事，而同样推测以刘邦今日的地位应该已经是心满意足，不会出尔反尔，但他错了，他以为别人和他一样人人君则行君子之道，项羽得知刘邦竟然在讲和之后向其下战书，愤怒不已，他明白刘邦终于暴露了本来面目，他后悔当初没有杀了这个小人，但此时他对刘邦并不惧怕，倒时韩信令他有几分担忧，而韩信此刻正做一个将项羽围困至死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等了很多年，终于有个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战胜项羽，韩信知道项羽有万人之勇，轻易在战场是不杀死他的，只能是将其围困，断其后路粮草，以百万之兵将之困死。
项羽深知此战不同以往，凶多吉少，一路上避其锋芒，不与其正面抵抗只待回到彭城再在打算，可是偏偏为了心爱的虞姬而拖慢了行程，最后竟然落入了韩信早已做好埋伏的九里山，项羽一身深爱着他心爱的女人，为了这个女人竟然舍江山于不顾，项羽的英雄气质世间少有，最后在九里山项羽被韩信所困，韩信将其层层包围，称之为十面埋伏，后来又采又攻心之术，四面吹起了楚歌，是而一夜歌声吹走了八千子弟兵。而他心爱的女人为了不被刘邦所俘也自尽身死，项羽带领最后的亲信杀出重围，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人逃到乌江边上，
最心爱的女人没了，最忠诚的江东子弟兵都没了，于是他万念全灰，曾经的精神支持一下子坍塌，项羽过去一直认为人定胜天，到最后，他认为这是天意，是天要灭他，所以完全有可以逃回江东的机会但他没有过江，他拒绝了那个苦等他老者的好意，最后还把自己最珍爱的马送给了那个老人，他没有了过去英雄造时势的气势，面对伤痛他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精神和原则，当他放弃自己的精神信仰时他真的输了，除了他自己没人可以求得了他。这是他的精神所在，精神没了当然斗志也就没了，于是他自刎了，
其实项羽完全有能力避免他最来的结局，韩信、张良、刘邦三个之中他任意杀掉其中一个都不会有入最后的下场，但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滥杀无辜的人，他的骨子里是存有仁义之心的。如果最后时刻他过了江东，也许历史将会是重新改写。回顾项羽所走过的路，我们既心痛又伤感，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
本文按情节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1～2段)交代鸿门宴的由来。
文章先交代刘、项两军驻地，力量对比，事件的起因及双方的幕后活动。主要写了五件事：一是曹无伤的告密，这是矛盾的“导火线”。二是范增分析刘邦的前后情况，说他有“欲王关中”的野心，再加上当时颇能蛊惑人心的“望气”说法，说刘邦有“天子气”，劝项羽急击勿失，这是“火上浇油”，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三是项伯夜访张良，紧张的形势开始有了转机。四是张良与刘邦商量对策，拉拢项伯。刘邦先“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再用一番谎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项伯被拉过去了，为下文替刘邦说情及项庄舞剑时“以身翼蔽沛公”张本。五是项伯劝说项羽勿击刘邦。
第二部分(3～4段)，写鸿门宴上的斗争。
这一部分是课文重点，情节高潮所在。名为宴会，实为一场变幻莫测的心智较量。宴会上的情节可概括为“三起三落”。
三起：开始很和平，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于是气氛陡然紧张，“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暗示项羽下决心除掉刘邦，这是一起；范增见项羽“默然不应”，怕失去时机，乃叫项庄以舞剑为由，趁机刺杀刘邦，宴席间充满杀机，形势极为严峻，这是二起；樊哙持剑盾闯帐，怒视项羽，并予以斥责，情节发展到高潮，紧张气氛达到了极点，这是三起。
三落：一落是项羽对樊哙闯帐，不仅不怒，反而称为“壮士”；二落是项羽让樊哙喝酒，赐生彘肩，被樊斥责一顿后还赐坐；三落是刘邦以“如厕”为名，脱身回本营，项羽并没有追究。
这一部分共写了四件事：刘邦谢罪，范增举玦，项庄舞剑，樊哙闯帐。这些事既反映了刘项双方的矛盾，又反映了刘邦集团能上下一心，共同应对危机。矛盾错综交织，有张有弛，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第三部分(5～7段)，述宴后余事。
这一部分写三件事：刘邦脱身逃走，张良入谢，刘邦诛杀内奸。这是事件的尾声
本文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脱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故事首尾相应。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
1.本文的写作特点是什么？
(1)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动作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例如对樊哙的刻画，他在危急关头，不顾卫士阻拦，闯入中军帐，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但入帐后的种种行为都是有理有节的。“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以引起项羽注意；项羽赐酒，他先拜谢，然后站着喝下，随后连生彘肩也吃了；他借机讥讽项羽，却又替刘邦求赏，暗寓尊崇项王之意，很投项羽居功自傲的脾气。在极紧张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了樊哙勇猛、豪爽、粗中有细的性格。
(2)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使人物的性格特点更加鲜明、突出。例如项羽在优势下恃勇骄横，毫无远虑；刘邦则在劣势下能忍辱负重，善于保存自己。项羽刚愎自用，粗疏麻痹，拙于应变；刘邦则善于采纳意见，心眼很多，能随机应变。项羽任人惟亲，致使谋臣不能施其谋，将士不能效其力；刘邦则知人善任，谋臣能从容定计，将士能见危受命。项羽养奸贻患，又自绝敌营内应；刘邦则有奸必肃，又能争取敌营的人为自己效劳。这样的对比、映衬，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并揭示了刘胜、项败的必然趋势。
(3)语言精练生动，寥寥数语就能突出地刻画出人物个性。《鸿门宴》语言的最大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有特征的口语传达人物的神采与个性。如项羽在本文中虽只说了几句话，却可看出他的自矜功伐、寡谋轻信、委过于人的性格特点。刘邦的话，则表现出他能屈能伸、狡诈多端的性格。而范增则老谋深算，急于事功；张良则足智多谋，外柔内刚；樊哙则勇猛豪爽，粗中有细。这些人物所以性格鲜明，无不得力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描写。
项羽的性格特点是政治上无知，自大轻敌，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又带有直率的赳赳武夫的性格。
刘邦的性格特点是善于用人，能言善辩，善于应变。刘邦能够在“鸿门宴”中死里逃生，跟善于利用项羽的性格弱点是分不开的。
张良深知刘邦肺腑，提出见解，能够剖析利害，启发刘邦醒悟而予以采纳。范增急躁易怒，不能针对项羽心理状态为之出谋划策，因而即使有正确的主张，也难以实现。一旦计谋不成，徒作愤激讥诮之言，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触犯了项羽的忌讳。樊哙粗犷而又机智，宴会上的一番慷慨陈辞，似乎义正辞严，实际上是隐瞒真相，巧言善辩。表面上声色俱厉，严加指责，暗中却把项羽抬举到了至尊的高位，迎合了项羽骄横自大的心理，所以能为项羽所赏识，从而缓和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司马迁
（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候的人，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迁10岁就阅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游历各地。他到浙江，探访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到湖南，考察有关舜的传说；到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收集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他还到过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川、贵州、云南，了解那里的风俗民情。在游历中，司马迁接触了实际，开扩了眼界，丰富了自己的社会经历和历史知识。
不久，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他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从中整理出许多有用的历史资料。这样埋头工作了五、六年后，开始动手编写《史记》。
在司马迁编写《史记》的过程里，有一年他触犯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判处了重刑。他身体受到摧残，精神也受到很大打击。但是，他为了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忍受了一切痛苦，发愤继续写书。
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史记》终于完成了。《史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伟大历史著作，全书共50多万字，叙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候的历史。在《史记》里，司马迁肯定了陈胜、吴广推翻秦朝暴虐统治的作用；指斥了暴君、贪官污吏的罪恶；大胆评论了当代统治者汉武帝的功过。《史记》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司马迁根据丰富的史料，用简洁、通俗的语言，生动地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
选自：《中国历史常识》
087司马迁忍辱著《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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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苏武被匈奴单于扣留以后，汉武帝大为震怒，立刻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征讨匈奴。李广利带三万汉军在酒泉附近与匈奴右贤王的军队交战，双方互有胜负。
第二年，武帝又派骑都尉李陵率步军五千深入匈奴的领土作战。李陵是李广的孙子，他年轻力大，箭法精熟，又十分爱护士兵，因此他带领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汉武帝也极看重他。不幸的是，由于他孤军深入，终于被匈奴抓住了弱点——匈奴王且侯单于召集左右贤王共七、八万的骑兵将李陵的五千士兵团团围住了。尽管战士们英勇奋战，以步战杀死了数千敌人的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剩下了几十人，李陵又让战士们将汉军的旗帜及身上的贵重物品埋入地下，作最后一次拼杀。
眼看自己周围只剩下十几个战士了，而且大家都已筋疲力竭，再也无力抵抗了，李陵才含着眼泪对仅存的几个士兵说：“我们已经没脸回去了，大家留条性命待以后寻机会报效大汉皇帝吧。”于是他便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的消息使汉武帝大怒。他在朝堂上让官员们议论这件事。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谴责李陵贪生怕死、叛国投敌，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说：“李陵面对十数倍于自己的敌军，仍带领兵士浴血奋战，杀死的敌军比自己军队的人数还多。他战斗到弹尽援绝，不得已而降敌，也许日后他还会找机会报效朝廷的。”
不料司马迁的这番话触怒了武帝。因为他知道司马迁与李陵是好友，因此认定司马迁是在为李陵的叛国投敌辩解，说他是存心对抗朝廷。于是他一声令下，将司马迁下了监狱。
司马迁是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他们的祖上在周朝时就当过太史。司马谈是一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他曾掌管汉朝的天文、历法和负责记录历史文献。趁此机会，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但由于工作量巨大，他自己又年老多病，已经不可能全部完成这项工程了，因此，他在临终前郑重地嘱咐儿子一定要完成自己的这个遗愿。
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从年轻时便开始博览群书，积累资料，而且还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去游历，通过访人问古，考察各地的历史名胜与古迹，从民间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环境，获得了历史典籍上所没有的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他曾三次大规模出游，南至今天的江、淮、湘、浙，以至四川、云南，北至长城内外，东至今河南、山东直达滨海，西至陇西，足迹踏遍了整个长江和黄河流域。
正当司马迁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杜周，为了迎合和讨好皇帝，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就是残害人的生殖器官）。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迁只是一个穷书生，他家虽世代为官，却又十分清廉，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地受刑。
遭受如此的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这对于一个正直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本来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但是，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自己用一生的精力所搜罗的材料，以及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思想，难道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吗?他又不甘心。
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想通了——周文王被纣王关在里，纣王还残酷地杀害了文王的儿子，并且将他儿子的肉做成肉酱让他吃，文王仍能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而在牢中写下了《周易》这部书；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却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一书传于后世；左丘明两只眼睛全瞎了，还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楚王一点也不理解他的一片爱国之心，反而将他流放，他却写出了名著《离骚》；孙膑遭朋友庞涓陷害，被砍掉了两脚的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伟人，都能不顾自己个人的不幸而发愤著述，完成自己的人生志愿，自己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与屈辱，效法这些古人，去完成自己的宏愿。司马迁出狱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从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与嘲讽的目光，又经过了十数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以自己的生命与血汗，完成了这部空前伟大的历史巨著。这部著作，当时称做《太史公书》，后人便称它为《史记》。
《史记》记述了从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全书有五十多万字，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的记述，既翔实细致、严格地忠于历史，又爱憎分明，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反对贪暴、同情弱小。与此同时，《史记》里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叙述也形象鲜明、生动活泼，使它不但在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都具有重大的价值。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司马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的史记~
司马迁是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完成的《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扩展资料
成书过程
1、名称来由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2、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记
司马迁
（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