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一个人 一座城丨海德堡的传奇：寻找马克斯·韦伯(上)

亚克西姆·拉德考（JoachimRadkau）在他撰写的《韦伯传》中讲述了一个源自《伊索寓言》的故事：狮子生病了，一只狐狸前去探望。狮子在山洞里问：“你为什么不进来呢？”机智的狐狸回答说：“如果不是发现有很多进洞的足迹但却没有一个出来的脚印的话，我或许真的会进去的。”

病狮的这个形象，对于成年后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身材魁梧而又满腮凌乱胡须的韦伯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的比喻。而对于试图了解试图接近他的人来说，韦伯也和狮子一样，充满危险——一种如黝黑洞穴般深不可知的危险。

我只能通过他的文章、信件、传记和别人的评述来认识他。对于这样一个著述极丰的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庞大的阅读量。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沃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Schluchter）后来告诉我，由他担任主编的《韦伯大全集》的出版整理工作，如今已经进行到了第43卷，仍未完成。光是韦伯和别人的书信往来，就有10卷之多——每本都至少有一寸多厚。关于韦伯的传记堆起来一人多高，单就其中最经典的几本——韦伯遗孀玛丽安妮的《韦伯传》，雅斯贝尔斯、拉德考、本迪克斯、密茨曼等人撰写的回忆和传记——就已经有三四千页，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篇的相关论文。那些交错的日期、地点、人物、数字、事件和观点，犹如蛛网迷宫，穷尽了许多学识远比我渊博、时间远比我充裕的学者毕生的精力——如果我一开始便知道是这样一条艰难崎岖的道路，是否还会兴高采烈地迈出那第一步？

但我不愿也不能回头。荷尔德林说：“某一种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也对我们内心的幸福感产生强大的影响。”尽管韦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业已祛魅的世界，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我眼中，依然如舞台上被高光照亮的场景，带有某种古典的仪式的庄严的美感。我想让自己走进这种生活，用我的脚步将所有那些被时间风干的单调事实连缀起来，让我自己的回忆与那些流传下来的别人的回忆相结合。

于是，我来到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未曾被战火摧毁、据说一切还保留着100年前样貌的优雅浪漫的大学城。我要，我也只能，在我的讲述中一点一滴地完成对他的理解。

山顶墓地：海德堡的传奇

山林间寂静似太古，明媚的阳光披洒下来，一座座历经岁月侵蚀但却洁净得不沾半点尘埃的墓碑上摇动着柔美婆娑的树影。这里是海德堡城南郊的山顶墓地（Bergfriedhof），市区交通图最下方小到几乎看不清的一个小灰点。即使是一些在海德堡已经住了几十年的人，也从未来过这里。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Weber）就长眠于此。

海德堡全城一共有17处墓地，建成于1844年9月18日的山顶墓地是最大的一处，也是第一个由海德堡市政当局出面管理的公墓。“如果你想要了解海德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山顶墓地是极好的一个出发点。”施鲁赫特教授后来对我说，“这里埋葬着那个时代海德堡最有名望的一群人，实业家、政治家、艺术家，但绝大多数，还是与海德堡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

墓地的管理者十分细心，在入口处提供了地图，上面列有安息在这里的历史名人的墓址所在，以及4条推荐的寻访路线。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有简短的身份介绍，诸如“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德国总统”、“罗伯特·威廉·本森，化学家，海德堡荣誉公民”、“卡尔·博世，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唯独到韦伯这里，介绍变为“马克斯·韦伯，国民经济学家，无所不知的通才”（Universalgelehrter）、“海德堡精神的象征”（Heidelberger Geist），简直仿佛出自一位崇拜者之手。

韦伯的墓地在半山腰，道路曲折盘桓，走起来颇有吃力之感。不过，一想到他走到这里，远远花了比我更大的力气，随即释然。

将马克斯·韦伯称为“海德堡传奇”（Legendof Heidelberg）的说法，最早见于保罗·霍尼希施海姆（Paul Honigsheim）的《论韦伯》（On Max Weber）。这位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远赴重洋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书的德国学者，在临终前一年几乎是以一种与死神赛跑的架势，写下了他1910年前后在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与韦伯的密切交往和他对韦伯学术思想的理解。回忆录在霍尼希施海姆去世后才得以正式出版，只有150多页，篇幅上完全无法同其他几本大部头的韦伯传记相提并论。但他作为治学极其严谨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加之作为后学者在“韦伯圈”（Weber's Circle）中与韦伯既亲近又保持一定中立观察距离的角度，使得这本书在帮助理解韦伯为人治学的风范上有着极其重要、不可取替的价值。

海德堡山顶墓园中的马克斯·韦伯夫妇墓

便是在这本书的起首，霍尼希施海姆写道：“任何一个人想要绘制一幅马克斯·韦伯的画像，无论像中人是作为学者的韦伯，还是作为一个人的韦伯，都必须以他那个时代的海德堡为背景。”

的确，那是德意志帝国最意气风发的时代。19世纪后叶，统一后的德国经济、科技、文化空前迅速地发展扩张，有一种瓦格纳歌剧般的辉煌明亮的金属质感。那个时代的海德堡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风云际会，一时间大师无数，使得这个小城俨然有欧洲科学中心的气势。依托于大学的科学研究结果，一批后来对德国工商业格局影响巨大的企业纷纷在海德堡周边建立，令城市笼罩在富庶充裕的气氛中。与此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使这里成为当时德国几乎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她不仅是德国本土知识分子向往的学术中心，来自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以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的文化精英也蜂拥而至。对于当时的海德堡，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曾有一段精彩贴切的描述：“这座小城并无小市民、狭隘或自我满足的气氛，而是彻底吸纳并弥漫着世纪交替后，在德国以一种奇特方式开始发展的新鲜事物。这座城市富有智性，令人振奋，而且彻底开放。”

除此之外，对于韦伯兄弟而言，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重更为私密的符号意义。

以海德堡为吟咏对象的诗歌中，荷尔德林的《海德堡》是最出名的一首。诗里写道：

“我爱了你很久，为自己的乐趣

愿称你作母亲，献上朴素的诗

你，祖国的城市中

我所见最美的一个”

（选自杨业治译本）

事实上，这的确是马克斯·韦伯不折不扣的“母亲城”。坐落于内卡河边、如今被称为“韦伯屋”的那栋大宅，原本的主人是他的外祖父格奥尔格·法伦斯坦（Georg Fallenstein）。1847年，从柏林搬到海德堡后，法伦斯坦亲自设计建造了这栋带假山、花园和喷泉的大宅。他最小的女儿，生于1844年的海伦妮——马克斯·韦伯的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嫁给老马克斯·韦伯之后，她随丈夫住到了埃尔福特，后来又搬到柏林附近的夏洛滕堡，但仍经常带着孩子们回海德堡的娘家度假。直到1910年4月，大宅的继承人、海伦妮的姐夫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去世后，马克斯·韦伯才和与他同龄的好友恩内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一家共同以租客的身份入住此处。

然而，回望马克斯·韦伯56年的一生，他与海德堡城及海德堡大学的关系，却充斥着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的张力，远远没有他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那样来得简单。比韦伯小4岁的阿尔弗雷德高中毕业后选择的是柏林大学，之后又在布拉格大学谋得教职。但当1908年他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教席之后马克斯·韦伯简介，到1958年以90岁高龄去世，阿尔弗雷德一直没有离开海德堡，勤勤恳恳地为海德堡大学服务了半个世纪。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马克斯·韦伯的故居，坐落于内卡河畔。现在这里是海德堡大学为国际学生培训德语的地方

马克斯·韦伯的情形却截然不同。从1882年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第一次与海德堡发生密切而长期的联系开始，到1920年在慕尼黑去世，38年中，韦伯与海德堡几经离合。如果按停留时间计算，他不在海德堡的时间比他在这里的时间长得多。他喜欢柏林作为政治中心舞台的热闹马克斯·韦伯简介，喜欢罗马温暖明亮的阳光，喜欢瑞士和奥地利湖边的恬静，也喜欢美国新大陆的 *** 与活力。他一次又一次地离去，不止一次考虑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只有到了1919年9月，马克斯·韦伯去世半年前，在海德堡的老朋友们为他召开的饯行酒会上，一席话方才透露了他内心深处对海德堡的不舍与眷恋。他说，海德堡的温柔与和善在他饱受疾病折磨的时刻帮助他从黑暗中慢慢苏醒，让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如今，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告别家乡，去到陌生的地方，那儿虽然美丽，但却冷若冰霜。

这令人联想起韦伯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1910年，韦伯夫妇搬进韦伯屋后不久，海伦妮惊讶地发现，作为新房客的韦伯居然表现得比自己更加依恋这栋充满她的童年回忆的房子。韦伯回答说：“对我而言，更多的不是忠诚，而是被那种生动的美所强烈感染，我把这种美赋予了生命，它则将它的甜蜜浸透了我的血脉。比起您来说，我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被尘世攫住了。您对所有现象都比较一视同仁，我却爱它们，需要它们，而您却能免于它们的诱惑。”

马克斯·韦伯是少有的几个愿意坦承自己容易被尘世诱惑的哲人。这让他拥有一种活生生的肉体的温度。尽管出于不同目的，在他身故后，他的遗孀玛丽安妮和追随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试图将他神化为一个圣徒式的天才，出自他笔下的书信和同代人的叙述却还原了那个有着人的欲望和喜好，并将其作为人生旅程理所应当的一部分承担下来的复杂而丰满的韦伯。但正因如此，这个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人才会与今天的我们产生某种联系。当他诉说痛苦时，那是一个人的痛苦，当他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挣扎时，那是一个人的迷惑。宝相庄严的神祇无法帮助我们，软弱自有软弱的力量。

在施鲁赫特看来，韦伯对海德堡的每一次告别，都有复杂的原因。譬如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慕尼黑之旅，客观背景是“一战”后期，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前十几年靠着继承的遗产过着充裕生活的韦伯夫妇现在需要新的收入来源，而慕尼黑大学正好提供了韦伯所感兴趣的教授职位。而主观上，也有当时住在慕尼黑城外的韦伯后半生中的红颜知己艾尔泽·贾菲（ElseJaffe）的因素——“这个奇妙而熟悉的城市和住在附近的朋友发出了召唤。”事实上，韦伯去世时，守在身边的除了妻子玛丽安妮，另外一个人便是艾尔泽。

如果韦伯知道，这将是他与海德堡的最后一面，他还会走得那么决然吗？没有人能够给出解答。正如他所说的，所谓历史，本就是人们创造自己所不知道的一段历史的过程。人们根据后来的发展推导此前事件的种种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主观的阐释。如果换一个角度，一次次离开后的归来，会不会，反而也印证了无法割断的因缘？

长途跋涉，我终于站在韦伯的墓前。1921年，韦伯在海德堡的老朋友、哲学家海因里希·莱克特（HeinrichRickert）的儿子阿诺德·莱克特应玛丽安妮的请求，设计了面前这座希腊柱式墓碑。墓地里埋葬的是韦伯的骨灰。1920年的时候，火葬在德国还是十分罕见的事，只有不足1%的人选择这种方式——但这是让他回到老海德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圈中最好的方式。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在他去世后又在海德堡生活了34年。她住在内卡河畔的老宅中，将马克斯·韦伯的书桌当成她的祭坛，用余下的时间整理出版韦伯生前作品，并继续主持原来“韦伯圈”中人的沙龙聚会。1954年，同她的丈夫一样，玛丽安妮在艾尔泽·贾菲的怀中去世，随后与韦伯合葬于此地。

墓碑上，玛丽安妮为韦伯选择的铭文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

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WirFindenNimmerSeinesg-leichen,

Allesverganglicheistnureingleichnis.）

第一眼看上去，这更像是对试图讲述韦伯的故事的我的一个警告。我真的有能力叙述这个故事吗？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没有见过他笑的样子——而在众人的回忆中，他是那么喜欢开怀大笑的一个人。我需要更多的感觉与触摸——他走过的石头小路，见过的街景，读过的书，住过的房子，吃过的食物……那些答案，或许在山下，或许在海德堡的老城中。但，只是或许。

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被诗化和浪漫化的城市——海德堡古城全景

当我掉头下山，某个转角处，缓缓流过的内卡河和河边那栋粉白色老宅猝不及防地展现于眼前时，我突然释然了。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我没有白来。只有在这一刻，在这个角度，站在这里，俯瞰这样的静好美景，才能领悟到玛丽安妮选择这段话作为韦伯的墓志铭所未曾明白道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是从文字和纸张中永远都无法读到的。那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浮士德对尘世的最后呼唤——是否，也是马克斯·韦伯和玛丽安妮对海德堡的心声：

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大学广场：学生生活

抬头望去，一只头戴王冠、高擎宝剑的雄狮仿佛正在仰天愤怒嘶吼，耳边传来的却是轻柔的淙淙水声。这是海德堡老城，大学广场（Universitaetsplatz）正中，著名的狮子泉（Lowenbrunnen）。老城的各种游览观光活动多数以此为召集点，但在更久远的时代里，它是海德堡大学学生每日各项活动都会从旁经过的地理中心。

站在狮子泉下，我在读一封1882年韦伯写给家里的信：

上午7点的逻辑课迫使我一大早就要起床。每天早晨还要围着击剑厅跑一个小时，然后诚心诚意地一直挨到听完我的课。11点半到隔壁花1马克吃午餐，有时还要喝上1/4升葡萄酒或啤酒。然后我和奥托、小旅馆老板伊克拉特先生常常一起去滑旱冰，玩到14点，我们就返回各自的住处。我温习听课笔记，读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下午我们有时去爬爬山。晚上我们又在伊克拉特那里聚会，花上80分尼吃一顿精美的晚餐，接着照旧去读洛策的《人类社会》，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最热烈的争论。

我环首四顾，试图回想129年前，那个刚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Abitur），来海德堡修习法律的18岁少年眼中的景物。

我的正前方，是始建于1728年的巴洛克风格的老大学楼，既是海德堡大学校长的办公地，也是大学博物馆。1886年，海德堡大学500年校庆，楼内的老礼堂被修葺一新，那之后，遇有庆典及重大仪式，例必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不过当时，韦伯已经离开海德堡，转到哥廷根大学继续学业，没能赶上这场盛事。

我的右手边，是1930年美国驻德国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曼（Jacob Gould Schurman）出面筹资50万美元修建的新大学楼。他比马克斯·韦伯大10岁，先韦伯两年到海德堡大学读书，后来回到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当了20多年的校长，其间参照德国大学体制，创造了美国现代州政府资助研究型大学的模式。

老大学楼和新大学楼之间的空地上，1518年4月26日，马丁·路德曾在此发表演说，宣扬他关于正义、原罪、自由意志和信念的看法，德国宗教改革由此愈演愈烈。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多篇文章中讨论的“天职”（Beruf）的概念，便肇源于马丁·路德，而马丁·路德的名言也曾被韦伯在文章中反复引用。也是在这里，1933年5月17日，狂热的海德堡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将成千上万本“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投入熊熊烈火，付之一炬，而在背后主导这一遍及德国的焚书事件的，正是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的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Joseph Goebbels）。据说，戈培尔是韦伯的崇拜者，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韦伯的著作。

在我身后，是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方庭。尽管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事实上，直到1873～1902年，卡尔·查格敏斯特（Karl Zangemeister）出任第一位全职馆长，这里才真正变成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藏书迅速增加至40多万本，并进而于1938年以115万本藏书成为全德国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亦是在查格敏斯特的主持下，1901年，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建筑师约瑟夫·杜尔姆（Joseph Durm）用与山顶古堡同样材质的红砂岩建造了气势恢弘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图书馆大楼，并于1905年正式开放。之前采访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Rike Balzuweit）女士时，她对我说，马克斯·韦伯1910年前后曾是这里的常客，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模范读者——在许多书的页边行间，都留下了他的评注。（未完待续......请看下部分 ）

作者丨 鲁伊

来源丨 生活周刊 2011年第38期

编辑丨J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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