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观核心思想 中国古代战争观的精要观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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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子的战争观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从春秋大量贵族邦国灭亡倾覆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盛极必衰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老子无为虚静的社会政治思想,直接影响着老子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反对和抨击各类战争。
  老子明确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还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都表明老子在本质上对战争是反感抵触的。老子对战争应采取远而避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然而,面对现实,老子也只好不情愿地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凭借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有限的政治目的。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老子也强调指出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炫耀武力,忘乎所以,而应“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主张慎战。“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这两句话用在战争上,老子就是要告诫天下人,战争是不可以妄为的,妄为者必定失败。老子所推崇的“不争”、“慎战”、“不战”、等观念,代表了典型的东方式智慧,对后世战争文明观的启蒙发挥着不何低估的作用。而老子对自然和谐之“道”的追求,恰好构成了中华古典兵学“不争”、“非战”等观念的有力的哲学支撑。
  (二)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本伟大的兵书,古人云“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孙子兵法》能流传于世,不仅在于其对战争策略运用问题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于全书弥散的“重战、慎战”思想。
  孙武对战争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起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必胜,主曰必战,必战可也”。孙子对战争利害关系的辨析中,尤为重视对战争危害性的研究,譬如他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急功近利、穷兵黩武是人性一般的弱点,作为军事家的孙子,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复杂性,他最反对的是轻率鲁莽,他研究战争问题的出发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慎”字。“慎战”思想是孙子作为一代军事家对战争的理性思考,也是孙子对战争的人性化思量,他并不崇拜武力,也不迷信使用武力。
  (三)儒家战争观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战争的态度表现为慎战。孔子反对鲁莽行事、不打无准备之仗,反对不义战争。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战争文化的核心。严肃对待战争,必须注意言战议兵要慎重,而不能有勇无谋,轻易言战。《论语·述而篇》云:“子之所慎:斋、战、疾”,概括出了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对战争的慎重态度,并不意味着反战、不战。儒家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对于正义之战,他们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孔子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竭力维护“礼战”的合法性。《论语·述而篇》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孔子赞扬颜回行为举止得当,责怪子路好勇无谋。既然战争是危险之事,就必须慎重考虑。当避免不了之时,就必须争取胜利。争取胜利,就必须于战前周详计划。徒凭勇气以战,终必败亡。的确,战争是为达成政治的一种手段,一国之君必先在内政上下功夫,以厚植国家的力量,不可以战争作为巩固王位或是拓展疆域的凭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和个人的生死,因此言战议兵必须慎重。
  二、历代治世统治者的慎战思想
  慎战观是中华传统军事观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时期。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国家对外战略的分析不难看出统治者对待战争都十分谨慎,厉行文治兴邦。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初期统治者往往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来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与之相对应,在对外战争的态度上往往是采取慎战的思想。
  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和长时间的战争破坏,社会残破,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采取黄老治国之术,本着“无为而治”的思想,清静安民,休养生息,宽厚待民,使百姓生活安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以有“文景之治“。汉初文帝和景帝时期对外均采取了怀柔、防御的政策,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汉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经过文帝和景帝两朝的努力,国民经济政府财政都已相当丰裕。

  武帝即位时期,北攻匈奴、南击百越、西击大宛、东攻朝鲜,奠定了西汉全盛时期的版图。但频繁的对外战争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危害,特别是武帝后期发动的对匈奴作战,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武帝还亲率十八万骑巡边,以耀兵塞上。弄得百姓疲敝,民穷财尽。汉书云:“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以至于在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已诏。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它表明汉武帝已决心不再主动对匈奴用兵,而要注重发展农业,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为实现这一政策,汉武帝不但下令不复出军,而且还在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西汉统治者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虽然使汉王朝避免了重蹈秦朝的覆辙,但封建盛世的繁荣也被长期战争消耗殆尽了。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是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继隋末大乱建立起来的唐王朝,亲眼目睹了隋场帝以苛政而失民、亡国的悲惨现实。他们总结历史教训,找到了安抚百姓,休养生息的“无为而治”。在对外战争冲突问题上主张“行帝道,致治太平。”
  《贞观政要》载道: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发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唐太宗的意思是说,兵器是凶险的器械,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它,所以汉朝的光武帝说:“每次发兵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头发胡须都变白了”。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玩弄兵威的人,没有不灭亡的。这里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并没有将战争视为人类事务中的常态,相反对于战争保持着极谨慎的态度,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即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战略目标。太宗《帝范》曰:“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意思是说兵器盾牌这类东西是国家凶险的器械。土地虽然广阔,喜好发动战争,人民就会受到损伤;中原虽然安定,忘记战备人民就会很危险。使人民处于危境也不是抵御敌人的办法。武备不可以全部解除,也不可以经常使用。可见,唐朝决策者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但慎战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军事的作用,统治者更多地是将军事行为纳入防守的性质,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和骚扰,但绝不穷兵黩武,绝不肆意使用武力对外扩张。
  频繁战争往往征用各种资源,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死伤无数人口,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战争还恶化了周边安全环境,不利于为新兴王朝赢得和平的周边环境;常年对外征战又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农民的反抗斗争,使内忧、外患变得更加严重。封建政权的削弱,安全威胁的严重化使安全需要与安全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当统治者无力维护其统治安全时,封建王朝便走向衰亡了。汉唐盛世时期的统治者对外采取和亲、纳贿、互市等方式,避免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争,对战争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目的是争取和平环境,发展自身实力。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力不如人之时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增强国家实力。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单靠纳贿求和,决不能使边境地区得到真正安宁,只有富国强兵,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安全威胁。
  三、结论
  当今中国的发展正处在战略机遇期,这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而塑造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需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方针。历史上,封建盛世时期统治者所采取的以屈求伸战略策略,成为盛世形成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十六个字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屈求伸”。历史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与他国和睦相处。追求和平,审慎地对待战争,是中国历代军事战略思想的显著特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文化传承来看,是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和合”精神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中国人民在外敌暴力入侵和分裂势力面前,从来不惧怕战争,也不逃避战争。面对威胁,敢于斗争,运用武力同样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必有之义。

上善伐谋 次善伐交 下善伐城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战争观?~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战争观 无古不成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军事家、名将增加知识、开发智力的重要途径,是丰富、深化和发展军事理论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社会的战争观,因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战争样式及作战方法的巨大差异,必然受到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但是,中国古代兵家的战争观念,是我国军事文化的源头和起点,它凝聚着古代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对阶级社会战争的基本认识,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中的思想精华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理论的光辉。可以说,当代战争观问题上的主要思想及观点,都是对古代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对于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深入认识、研究和指导未来战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战争,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心理、地理等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系统工程。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由于国家、阶级、统治集团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激烈冲撞和争夺,普遍存在着因各种矛盾及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暴力对抗。研究、准备和应对战争,成为各国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仅着力研究怎样应对面临的战争威胁及夺取战争的胜利,而且非常重视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战争,以充分发挥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心理等综合力量,来准备、驾御和控制战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战争随之产生并连绵不断。战争,在给统治阶级带来利益得失的同时,也给广大人民和社会带来数不尽的劫难和动荡。渴望和平、希望安定、反对战乱,是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愿望。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战工具、能力的不断增强,阶级社会的战争却以不同的形态不间断地持续着,而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荡兵》)。战争由来已久,人们既不能禁绝它,也不可制止它。所以古代贤王,有为正义而进行战争的,而没有废止战争的。开始认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逐渐懂得,战争的社会作用具有双重性。它除了具有残酷、掠夺、杀戮、战乱的负面作用之外,还具有破旧立新、消除邪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也是一种革命手段。因此,对于战争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而论,更不能凭借人们的善良愿望而废止。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焉,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吕氏春秋·卷七·荡兵》)。历史上有人因发动战争而导致亡国,但却不能因此就废止天下的战争,幻想废止不仅是荒谬的,更是不可能的。战争就象自然界里的水和火一样,善于运用它就能造福于国家和人民,不善于运用它就会遗患无穷。又好象用药一样,得到良药就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吃了毒药就会被毒死。毒药是要不得的,但任何人也不会因为世界上存在毒药,而拒绝良药。(二)兵不可黩战争不可禁绝,就要随时准备应对,并要建设强大的专业武装。但一味穷兵黩武、好战喜斗,也是绝对不可行的,必须审慎的对待,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对此,《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这是现存兵书中,人们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慎战思想。“兵不可以黩,黩则玩,玩则败。苟不察国之虚实,不谋敌之强弱,而唯战是务,则国危矣”(《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因为战争毕竟不是目的,军队决不可滥用,否则就会招致祸患。出师兴战要审视时事、考量国力,否则只想以战争解决问题,那国家就要面临危险了。因此,“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老子》更进一步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一个国家,仅靠兵力的强大而逞强天下、滥施暴力、滥杀无辜、频繁发动战争,那样是很危险的,那样做的结果必将走向事物的反面,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 一味轻率好战,片面追求军事上的优势和战争的胜利,穷兵黩武,就会四面树敌,导致国力的衰竭和政治上的被动,甚至于亡国。《孙膑兵法》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兵法·见威王》)。认为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亡国,一味贪求军事上的胜利反而会受挫被辱。因为战争不是可以随意喜好的,胜利不是可以随便贪求的。必须事先周密、详尽地审视利弊,充分做好准备,而后才可采取行动。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只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南征北战、东争西讨,其结果必定是“国虽大,好战必亡”(《百战奇法·好战》)。历史上“隋之炀帝、国非不大,民非不众,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及事变兵败辽城,祸起萧墙,岂不为后世笑乎?吁,为人君者,可不慎哉!”(同上)。这种教训,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对后人的启示也是颇为深刻的。《吴子兵法》以历史的教训,指出穷兵黩武的巨大危害:“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是说天下各国之战争,战胜了五次(意指多次)仍不得善其后、不能解决问题的,必有灾祸来临;战胜四次的,必是疲惫不堪;能够以三次决定局面的,可以称霸;能够以两胜而使对方心悦诚服的,可以为王;一战而胜的则可以为帝。能够屡战屡胜仅依靠战争胜利而得天下的,是少之又少,因此而致亡国的,却比比皆是。以此告戒人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战争,动辄采用暴力手段,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即便是多次取得战争的胜利,却不一定是好事。所以“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占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言天下治国,年代久远的耳目所闻,年代近的亲眼所见,由于发动战争而亡国的数都数不清,战争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手段。“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这正象医生治病,医治了一万人,而只医好了几个人,大多数人治死了,决不是好医生。打起战争,国君无法朝政,官吏无法处理事务,农民不能耕田,妇女不能纺织,而且要以人的生命和物资财富作为代价,其结果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力”,得不偿失。 兵不可黩,表现在作战目标和行动上,就是“允当则归”。这句话,出自我国最早的兵书《军志》,意思是说当迫不得已采用军事手段时,战争的目标要适当,作战行动要适可而止,不求过分。要懂得“知难而退”(《军志》)。要“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经法·称》)。既要是统率正义之师讨伐不义之兵才可兴兵,又要在达到预期的目的时适时罢兵收战,才是明智之举。(三)忘战必危 兵实不可黩,但亦不可废、不可无备。慎战,决不是不战,更不是忘战。古人一方面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同时又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卷九·险固第五十》)。好战必亡,是黩武所致。而止戈忘战,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会因疏于戒备而导致亡国。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和人们一相情愿的善良愿望,会使一些人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放松警惕,认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强调国防、军队建设和备战意识,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止武忘战思想,是相对和平时期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和容易出现的通病,它严重地麻痹着人们的思想、涣散着人们的斗志,直接危害着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生存环境,因而是要不得的。古人曰:“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同上)。当社会矛盾用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时,就需采用变法,这种变法就是战争。当战争迫在眉睫时,任何中间人去劝说、斡旋都是没有作用的,战争的方式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因此,为了维护本国、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战争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战争准备是不可忽视的,止武忘战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 古兵法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世故人情的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仅靠“道德”和“仁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历史上,“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儒家无数次地强调“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痛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子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道经》)也无济于事。“当今争于气力”,更能深刻说明阶级社会局势的发展和演变、国家的兴衰、聚合和强弱。所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加强军备,准备战争,“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筹海图编》),才是合乎时宜的明智之举。古人认为,“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第四》)。如果废止军备的言论占了上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言武事,即使有地理上的险阻之利也是守不住的。不分敌我的“兼爱”言论占了上风,士兵就会丧失战斗意志,不愿意作战。一个国家只有常习“武事”,才能避免“战事”,充分搞好武备,才能拥有和平。“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曷冠子·卷上·近迭》)。常讲武事、长于戒备,而又不穷兵黩武,才能使国家、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古代的人是很讲究礼仪的,同样古代的战争也很讲究利益,就是说当两国要开战的时候,他们会首先两国双方约定在哪里站什么时候站,然后就像那个那一句名言说击鼓一而再而衰三而竭,要必须鸣鼓,双方都鸣过鼓之后他们才会开始战争,就是只要一方没有鸣,他们就不会开始,就会一直等对方鸣好了鼓之后,然后再开始站,其实说到底是很讲究礼仪的,逃跑也是只要就是双方士兵,只要有一方准备逃跑,然后对方跑了50步之后就不能再追了,因此就是有那个典故,五十步笑百步,其实这是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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