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阐述庄子言意之辩对中国意境说的影响 魏晋玄学言意之辩对中国文论的发展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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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言意观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摘要】先秦哲学史上,庄子深入探讨语言与意义的矛盾,提出“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观点。庄子的言意观凭藉魏晋玄学为桥梁,与文学思想相接触,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意在言外”的含蓄传统,为中国古代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庄子言不尽意得意忘言魏晋玄学意在言外意境说

  言意之辨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在先秦哲学史上,深入探讨语言和意义的矛盾之人是庄子。庄子的言意观主要集中于《外篇》的《天道》、《秋水》和《杂篇》的《外物》。1
  这几篇是否出于庄子本人,学界存有争议。如王夫之认为《内篇》出于庄子原著,《外篇》出于庄子的门徒后学,《杂篇》中的《寓言》、《天下》是全书的序例。2冯友兰以为庄子所以为庄子者,突出表现在《消遥游》和《齐物论》两篇。3尽管各家对于《庄子》中《内篇》、《外篇》与《杂篇》意见不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整个庄子学派来研究,因为先秦时期并没有我们今天的私有著作权观念。4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先将《庄子》书中相关的言论备引如下——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庄子•天道》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庄子•秋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外物》

  据“轮扁”节,我们知道此前的老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老子》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但是老子说得过于简单,未能深入讨论语言与意义的矛盾。先秦时的另一部古书《周易》也接触到这个问题,《周易•系辞传》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然则儒家系统的《周易》仍然强调立象尽意,系辞尽言,即语言可以穷尽意义。这就与庄子的意思迥异。
  约而言之,轮扁一节可用“言不尽意”以总括。
  庄子认为,语言贵在意义,而“意有所随”,即言外之意,这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但是世人却以书中的片言只语、形色名声为贵,这就“贵非其贵”了。轮扁根据自己的纯粹经验,认为桓公所读之书为糟粕。他体悟到的斫轮规律,得于心且应于手,但却无法告诉自己的儿子,就像古人无法在书中真正传达自己的思想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语言的苍白无力。王夫之评论道:“极有为者之所为,仁义而已。乃其所为仁义者,岂果有以自信而审其无假哉?读书而闻有仁,则以为仁;读书而闻有义,则以为义。不知古之为此言者,适乎时,因乎化,而非其必然之情也。窃其所言以自贵,而挠万物之情,此儒墨之所以多为多败,而撄人之心也。其无独见而唯人言之从也,曰道谀。其有人之有而自忘也,曰贼心。”5王夫之认为古人所说的仁与义,都只是为了适应具体的时代和变化而发的,所谓对症下药、因病而发罢了,并非“必然之情”,后人片面拘守,窃以自贵,遂致愈骛愈远。
  那么,“言不尽意”的根源何在?
  冯契认为庄子对逻辑思维提出了三点责难,第一,抽象的名言不能把握具体的事物;第二,静止的概念无法表达变化;第三,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6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黑格尔说:“语言在本质上只是表示那一般的普遍观念;而人们所指谓的东西却是特殊者、个别者。因此人们对于自己所指谓的东西,是不能在语言中来说的。”7本质上思维是一种否定性行为,我们用语言概括事物,必然舍弃许多相关的细节、关系、过程与趋势。好比我们说“花真美!”,我们其实忽略了天气与周围的环境,花的姿态、颜色,甚至赏花时的心境,我们是在说“这朵”花真美。我们说“善恶”,是因为我们心中隐含了善恶的标准,我们是用这一标准去进行衡量褒贬。假如没有这个标准,就无所谓善恶了。因此,语言很难表达我们心中的微妙意思,有限的语言无法穷尽无限的意思。
  据“精粗”节,我们知道庄子讨论言与意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他的“道”。王先谦曰:曰粗,则犹可以言论;曰精,则犹可以意致;不期于精粗者,在意言之表,即道妙也。8这里构成了“言、意、道”的三者关系:言不尽意,道在言意之外。
  既然言不尽意,道在言意之外,缘何《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言?尽管庄子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但他并没有简单的加以否定,而是充分调动语言的潜力,进而提出了寓言、重言、卮言的概念。《庄子·寓言》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是寄托寓意的言论,占书中比例十分之九;重言是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占十分之七。9庄子这样解释卮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卮言说到底就是“无言”,因为无言,所以全面而完整,可以可,也可以不可,可以然,也可以不然,这样就可以泯灭是非,庄子终于掉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了。10
  一方面强调“言不尽意”,一方面寓言、重言、卮言十万余言,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庄子还有一个支点,那就是“得意忘言”。
  据“荃蹄”节,荃、蹄是用来捕鱼、兔的,得鱼应忘荃,得兔应忘蹄。语言是用来达意的,得意应忘言。言是桥梁,是工具,是手段;意是归宿,是结果,是目的。庄子提醒我们过了河,就要拆桥,不要混淆了工具和结果,手段和目的。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再完美的手段终究还是手段,它不能也无法取代目的。是目的决定手段,而不是手段决定目的。是故“庄子之书,一荃蹄耳”,“道惟无体,故寓庸而适于是非;则一落语言文字,而早已与道不相肖。故于此发明其终日言而未尝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而一以天均遇之,以此读内篇,而得鱼兔以忘荃蹄,勿惊其为河汉也。”11不难理解,庄子的寓言、重言与卮言,不过是荃蹄工具而已,即以《庄子》全书而论,也是达道的荃蹄。


  庄子的“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仍然是在哲学领域的思辩,还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论,经历了两汉的经学时代,终于等到了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成为一热门话题。在当时有三种流行的意见:言尽意论,以欧阳建为代表;言不尽意论,以荀粲为代表;得意忘言论,以王弼为代表。三派观点这里不详加评述,总之在当时是影响极大的思潮。《世说新语·文学》曰:“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汤用彤曰:“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这种新眼光、新方法,又以王弼的得意忘言说用之极广:一,施于经籍注释;二,深契玄学宗旨;三,会通儒道二家;四,影响名士立身。“读书须视玄理之所在,不必拘于文句。行事当求风神之萧朗,不必泥于形迹。”12魏晋风度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言意之辨的热烈讨论,玄学的盛行解放了人的思想与个性,迎来了中国文学的“自觉”的时代。
  最早将言意关系引入文学领域的是陆机,在玄学时代陆机第一个援老庄思想进入文学创作理论。他这样叙述创作《文赋》的缘起:“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揭示了言、意、物的永恒矛盾。创作时心中的意义难以与外物相称,而语言文字又难以穷尽心中的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继续讨论言意问题:“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黄侃评曰:“半折心始者,犹言仅乃得半耳。寻思与文不能相傅,由于思多变状,文有定形;加以妍文常迟,驰思常速,以迟追速,则文歉于意,以常驭变,则思溢于文。陆士衡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与彦和之言若重规叠矩矣。”13内在的意义在没有形诸文字之前可以想象得很美好奇特,而语言却是具体的、物质的,它注重实在所以难以巧妙。
  文论家们讨论的言意矛盾,基本上仍是沿着玄学家的思路,发挥“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说法。锺嵘《诗品》曰:“言有尽而意有余。”皎然《诗式·重意诗例》曰:“但见性情, 不睹文字, 盖诗道之极也。”司空图《诗品•含蓄》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曰:“妙处莹彻玲珑, 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镜中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刘熙载《艺概》曰:“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 ‘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由单纯的哲学讨论演变为美学上的自觉追求。
  仔细体会文论家们的言论,可以发现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
  作为作者,就要充分利用语言和意义之间的空间感、距离感,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隐喻性、象征性、暗示性和意向性,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以有限表示无限,寓全于不全之中,寓有于无之中,通过具有无限包孕性的诗歌意象,来突破现实语言的樊篱。
  我们以陶渊明《饮酒》(其五)为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萧统《陶渊明集序》曰:“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 吾观其意却不在酒, 亦寄酒为迹者也。”诗名饮酒,篇中全无一字着于酒上,陶潜亦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亦借酒发抒个人怀抱,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当他感觉到自然中蕴涵着生活本真时,想要言说,却觉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感受,无法将那转瞬即逝的“永恒”驻留于永恒之中?然而陶潜的不说,分明胜过喋喋不休的言说,不说就是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陶潜的暗示领悟他向往的境界。
  作为读者(接受者),就要诉诸自己的直觉、本能、体悟、想象和情感体验,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感知——期望、失望、追求和重建,体味作者构建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司空图《与极浦书》)、“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同样是王夫之,强调“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4,充分肯定了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我们以郑谷《淮上与友人别》为例:“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宋贺子翼《诗筏》曰:“诗有极寻常语,以作发句无味,倒用作结方妙者。如郑谷《淮上别故人》诗云:‘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羌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盖题中正意,只‘君向潇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开头便说,则浅直无味;此却倒用作结,悠然情深,令读者低徊流连,觉尚有数十句在后未竟者。”15如此美丽的春天,诗人却满怀愁绪,篇末读者本以为诗人会一诉衷曲,孰料诗人反以“君向潇湘我向秦”结篇。读者的期待落空,觉得后面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自然会想象路上的山长水阔艰难险阻,家乡的遥遥无及午夜梦回,友人的思念牵挂殷殷期盼,未来的迷惘无助他生未卜。在读者的重构下,诗意得意补全。


  言意之辨不独影响古代文论,还波及艺术领域。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曰:“予尝论书,以谓锺(繇)、王(羲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划之外。”16沈括《梦溪笔谈•书画》曰:“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17
  言意之辨,施于乐,就是求其弦外之音;施于画,就是求其笔墨之外;施于字,就是求其字外之奇;施于文,就是求其言外之意。
  王国维曰:“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18庄子的言意之辨,由陆机而刘勰,而司空图,而严羽,而王士禛,而王国维,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意在言外”的含蓄传统,为中国古代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规范了中国古人的审美思维。
  哲学是对文化的反思和理解,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脊梁。我们的时代纷繁而忙碌,幸好,我们的民族还有庄子,他引导我们体验一种人生境界,一种不拘小节得意忘言的艺术境界。那就是魏晋风度,我们的精神家园。

庄子“言不尽意”说对后世中国文论产生了哪些影响?~

【解释】:情意曲折深远,言语难以全部表达。常用于书信末尾,表示说的话没能把意思都表达出来。   【出处】:《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示例】:病中作词一阙,调寄《菩萨蛮》,奉上文郎云杰翰座,谨望挽回春色。词不尽言,~。 ◎元·贾仲名《萧淑兰》第三折   【典故】   ①语言不能表达思想的全部内容。《易·系辞上》:“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晋·欧阳建《言尽意论》:“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原来我们的‘求好’的艺术论渊源于道家,而道家不信赖语言,以为‘言不尽意’,所以崇尚‘无端崖之辞’。”后多用为书信结尾套语,表示意有未尽。   ②魏晋玄学命题。与“言尽意”相对。三国魏荀粲等提出“言不尽意”说,认为“象外之意,系表之言”都是“蕴而不出”的,所以“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见《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晋孙盛《晋阳秋》。   【产生原因】:语言自身的局限性,语言形成词义时只能表达概括的意义。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但语言不是思维唯一的工具,有时还要靠别的东西。
《易.系辞上》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意象”之述始见于《易传》,其述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李,274—275)这是“观物取象”之意。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3](李,291)。由此,则提出了“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综其要点有二:一是认为书(文字)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而象可以尽意;二是暗示了形象思维——“象”式思维优于概念思维;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审美“以象明意”,偏重“意象”的思路。后经王弼、刘勰等人的发挥,至唐代,“意象”一词实际上已成审美活动之本体性范畴。到明清时,则更有完备之发展,而其中对“意”之发挥也达到了纷繁奇曲的程度。

曹魏时,荀粲与他的兄弟们爱在一起讨论儒家思想,但荀粲独自对大道有特异的领悟。荀粲常常认为,子贡称述的圣人对人性和天道的论述是无法耳闻或言传的,因为大道乃圣人的一种心得,一种境界。据此,他指出,虽然后人珍贵《诗》、《书》、《礼》、《易》等经典,并不能识得圣人所得的大道理,因为这些经典只是圣人为达到大道而丢弃下来的废物,并不是大道本身。

荀反驳他说,“《易传》上亦说,圣人设立卦象来穷尽易的深义;并用言辞来表达易的内容,怎么能说不可闻,不可见呢?”荀粲回答说:“最精微的大道理,是难以用外物或图象来显示的。现在,你用图象来表达易的深意,是不能够表达象外的含义的。你用言辞来表达易的内容,也是不能传递出言辞之外的内容的。由此可见,细微的理,不仅是言外的东西,而且是意外的东西。即使言能尽意,能够把意内的东西完全表达出来,可是那些意外的东西,言语还不能表达的。这就是说,这些细微的道理,不仅是不可言说,而且还是不可思议的。”

后来,陶渊明很会表达言外之意,使人对什么是言不尽意有了明确的理解。他的《饮酒》诗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不是忘言,而是没法言说。因为言则不遍而有遗漏,倒不如任其自然,不言而体会其意境。

魏晋玄学是一中思辩性的哲学,他对文学的积极影响主要是其思想对文学的渗透来体现的。
玄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是名教与自然,自然是玄学推崇的思想,与“自然’想通的有“真”,他们来自老、庄哲学,指没有世俗伪饰、保持天性、自然而然的境界。“自然”和“美”没有在魏晋文学中占主导地位,但体现他们的陶诗和阮籍等对它的叙述,却对整个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人把“自然”、“真”、“美”视为文学的极致。
言意之辩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议题,它讨论的是言辞和意旨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论(这观点最早见于《庄子》)对文学创作和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见与言外”,抒情性的中国诗歌的精髓正是缘与庄子哲学老魏晋玄学的启发。
魏晋时代的士大夫追求一种“魏晋风流”的人生境界,而它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它的外在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率真。魏晋风流与文学有密切联系。陶渊明、嵇康、阮籍、王羲之等文化名人都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他们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魏晋风流的体现和载体。魏晋风流以它美好的影象对后代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玄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时代效用,也对后世的文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现在依然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参考资料:《中外文化概论》 (任闻 主编)
《中国文化概论》 (方克立、张岱年 主编)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 主编)
《有无之辩——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 (康中乾 著)
《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 (王晓毅 著)

庄子的 如果理解 濠梁之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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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国诗歌艺术的基本美学特点及其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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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散文的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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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王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囿。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