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名称由来
“阶级”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lass”。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以及不同论述者那里，表达的含义存在诸多的差异。列宁曾对“阶级”作过这样的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在这里，列宁的“阶级”概念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首先是一个“集团”，并且与“社会劳动”相联系，它不具备个体的特征。
在中国，“阶级”一词古已有之，它有以下几种解释：台阶、尊卑上下的等级、官的品位与等级、阶段或段落等。显然，“阶级”一词在中国古代或近代的基本用途是区分类别、等级，其含义主要是官位俸禄的等级和社会伦理制度，即“礼”规定的等级秩序，与后来政治学或经济学上的含义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Bourgeoi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ns），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把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决定性标准的。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了解，早先主要是通过对日语社会科学论著的翻译来实现的，其形式要么是通过欧洲语言原著的日语翻译，要么是通过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的引介，而这种语际跨越的过程，又是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作为桥梁来实现的。因此，中国人理解的“阶级”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关键性词语，是与日语中“阶级”一词的解释意义联系在一起的。
在日本明治时代早期的英日词典中，“阶级”一词（日语读法为“kaikyū”）也仅是作为“台阶”、“等级”的对等词。后来，西方社会主义的日文文献里，该词就被赋予了“社会阶级”的含义。1899年由东京的Minyūsha出版社出版的《现时的社会主义》（MG）一书中出现了两个对立阶级的表述，即“生活奢华的阶级”（ogorerukaikyū）和“饥饿的阶级”（uhetarukaikyū）[3]。这里的阶级意思已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含义相近，都具有以占有社会资料的多少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特征。
1903年，较早在汉语中使用“阶级”新含义的梁启超，曾经对中西社会作了这样的分析，认为“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4]。梁启超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现象。1902年9月，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谈到人类进化的归宿时提到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故麦喀士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5]在梁启超这个时代的国人，对社会阶级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一些学者对西方阶级理论的简单介绍上。
1903年2月，马君武撰文介绍西欧社会党人时，开始注意到西方现代阶级的存在：“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在马君武看来，对于“社会党人”来说，“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早期雏形）和“劳动者”（“无产阶级”的早期雏形）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以拥有的财富（资本）多寡来加以区别的。这里的“阶级”是否具备政治意义，似乎不明确，至少马君武没有作出这样的分析。因而，只能认为，马君武意识里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定政治社会集团，即还不是涵盖政治斗争的“阶级”概念。同时，马君武还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则家奴、农仆、雇工三者常兼包并容，而无显然分划之阶级，至今尚然。”[5]马君武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其原因，或许可能当时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分裂状况还不太明显，或许可能用西方的“阶级”概念来套中国的情况，未必适当。但不论原因如何，此时国人对中国社会的阶级认知，尚处在一个经验性的经济分析阶段上。“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
同年10月，日本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成中文。在这本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中，幸德秋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近世工业，一经兴隆，瞬息之间，席卷地球，到处压倒个人之小产业者，有如风扫落叶，遗片无留。业利全失，不得已弃其个人小器械，向大工场而趋，其所自得者，亦惟赁银而已。加之封建之制度废，土地之兼并盛，地方小农不得不竞出都会，求衣食于赁银。而自由独立之劳动者，渐就绝迹，赁银之劳动者，日益加多。于是社会分两阶级：专有生产机关，尽领有其生产之地主资本家为一级；食力以外，一无所有之劳动者为一级。彼疆尔界，鸿沟截然。此社会生产与领有之间，已现地主资本家与赁银劳动者之冲突。”[6]这段叙述，提示了西方现代意义的阶级构成，主要是由雇佣劳动关系引起的，并且已注意到“冲突”的现象。但是，幸德秋水所述的是西方的对象，国人只是从这里了解了“阶级”，它还不是中国的经验。
梁启超在1904年描绘了其在纽约亲见的现代西方的阶级现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7]但梁启超此文的用意，并不是对这种现象的赞赏，而是对西方社会中阶级贫富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忧虑而希望中国能避免这些弊端。这种希望在中国避免出现阶级分化的想法，在孙中山那里也一样存在。1905年，孙中山再度到布鲁塞尔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表示：“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8]在梁启超、孙中山的观念中，阶级问题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反过来说，分析或解决社会问题，似乎还用不上“阶级”这个社会科学范畴。
1906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提出了两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的说法，认为“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uns（原文如此——笔者注）之二种也。”[9]在这里意识到“富绅”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显示，在理论上，宋教仁已意识到社会结构因“阶级”而分裂，分裂的代价必然是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样，对“阶级”的理解正在向现代的“阶级”意义靠拢。与宋教仁同时，朱执信在提到俄国社会阶级状况时也称：“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10]这里触及到“阶级”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预示了“阶级”一词开始成为政治分析的用语。从经济学分析用语，演变为政治学分析用语，是“阶级”这个概念，在汉语世界内涵定型的关键认知。
晚清中国是一个社会动荡时代，不但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社会阶层不断地分化，尤其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早期工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表者开始生成，革命与改良的政治主张为此而激战，而且社会思潮也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启蒙思想洗礼，人们开始以新的观念看待中国与世界；中西思想的交汇，大量的西学用语开始在思想界流行，许多概念在译介与运用的交错中，被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阶级”这个概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一个概念能否被本土经验所使用，能否在理论领域被运用，是这个概念形成解释意义的标志。“阶级”这个概念，在晚清已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用词，尽管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概念。
以“阶级”概念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在20世纪初，思想界、理论界的运用还是相当肤浅的，对“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很模糊，并且大都没有对“阶级”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往往只是对西方社会中出现的阶级现象作负面的评价，以此作为对“阶级”概念的理解。直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阶级”这个概念才在中国固定下来，并得到普遍的应用。1919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kawakami，参照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现象，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马克思所指的阶级（kaikyū）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同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吸收了Kawakami的观点以及“阶级”一词的用法，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篇文章所讲的“阶级”，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社会集团，并且有了阶级自觉，他说“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这个说法，已经与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概念相去不远了。
“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理论思想界的流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有相当大的关系。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共产党宣言》“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中的一段话；1919年《每周评论》第16期上，刊出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文字，但这些零散的译文，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直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现后，有关阶级的理论才在思想界被全面了解。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例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总体而言，“阶级”这个概念，经过1920年代流传，逐渐成为思想理论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1929年的一本社会科学词典给“阶级”下了这样定义：“各时代各国家的住民常常根据收入和得到生活资料的样式而分若干集团。……这个集团就叫做阶级。……阶级的特征是它的构成各员关于共通的经济利害互相团结的，全体讲来对于国家全体收入的分配是和他们斗争的他的阶级是对立的（原文如此——笔者注）。为了阶级利害的维持和增大的对抗，就发生政治的对抗了。因此阶级就可用下列的说法：——阶级是由经济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结合的集团。”这一定义显示“阶级”有这几个特点：第一，阶级是特定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第二，阶级是一个集团相对于另一个集团而言的，没有不同利益的团体或个体的相互对抗关系，就无所谓阶级；第三，阶级与阶级之间会因本阶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发生阶级斗争。词典中的概念定义，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知识的综合，它在一般意义上，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想共同认知。显然，词典的这种早期“阶级”认知，尽管已经涉及“阶级”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也将这个概念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如词典在“阶级斗争”条中称：“这个阶级斗争的原理是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结论的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但将“阶级”这个概念精确化与理论化，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中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名字的起源?~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所以中国的许多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 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 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八姓，史称祝融八姓。随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夏、商时期，贵族皆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子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氏。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贵族获得氏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①以国名为氏
诸侯国君主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晋重即晋文公重耳，以国名晋为氏，重为重耳的简称；鲁申即鲁僖公申，国名鲁为氏，申为名。
②以封地为氏
卿大夫及其子孙以采邑名为氏。如晋国大夫毕万采地为魏，后世子孙以魏为氏；曲沃桓叔之子公子万封于韩，以韩为氏。
③以官名为氏
贵族及其子孙以其官名为氏。晋国的林父为步兵组织三行里中行的军帅，称中行桓子，其子荀偃称中行偃，以中行为氏；宋国执政卿乐喜（子罕）称司城子罕，其孙乐祁（子梁）称司城氏，是以司城为氏。司徒、司马、司空、司寇也是此类。
④以职业为氏。
如巫氏、卜氏、祝氏、史氏、匠氏、陶氏等等。
⑤以居住地为氏。
鲁庄公子遂住鲁东门，称东门遂（名）、东门襄仲（字），是以东门为氏；宋国乐大心为右师，居于宋桐门，称桐门右师，是以桐门为氏。诸如东郭、西门、池等等。
⑥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缘关系远近之称为氏
周僖王之子虎称王子虎，其孙称王孙苏；郑穆公之子喜（子罕）称公子喜，其孙舍之（子展）称公孙舍之。
⑦以贵族的字为氏
按照宗法制度，公族只包括各代国君的近亲三代，公孙之子不属公族而须另外立氏。这些贵子孙多以其王父（祖父）之字为其氏。郑国公子发字子国，其孙国参（子思）即以“子国”的末字为氏；另有公子，字子驷，其孙以“驷”为氏。以祖父之字为氏最为常见，是得氏通例 [编辑本段]姓氏分类举例 第一种：以祖先的图腾崇拜物为姓氏。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百家姓，有些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如：熊、马、牛、羊、龙、凤、 百家姓山、水、花、叶等。但可惜这只是一些推测。由于年代久远，史前无据可考，到底哪些姓氏源于图腾崇拜，已不得而知。因为当今的‘熊”“马”“牛”、“龙”、“花”、等姓氏，于史书收及传说中均可查出源出，但并不与图腾有什么联系。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曾率领“熊、黑、貅、貔、虎”等。这些“ 熊、罴、貅、貔、虎”等可能就是图腾氏族的名号。但这些氏族的名号究竟有哪些传递下来，成为其后裔的姓氏，也已难寻蛛丝。
有案可查的《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炎帝（神农氏）是少典之子，因生长在姜水渭河支流）之滨，得姓姜。
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子，因生长在姬水之滨，而得姓姬。
又姜（彻吧）和羌（Qiang）虽同韵而不同声，但音特别相近。且两字都有 “羊”字头。一个从羊从女，一个从羊从人。从“羌”字的组成看，羌即“羊人”。上古时代晚期，羌族居住在中国的北部，其部族或氏族的图腾可能是羊。而姜族则是羌族的一支，或许因为语音的误差而化“羌”为“姜”，或许是母系氏族的母权影响，羊下之“人”，化作了羊下之“女”。炎帝以“姜”为姓，不是偶然，炎帝恰恰是古羌族支系氏族部落的首领。以炎帝；黄帝为首的原居于陕、甘、青一带的古羌戎部族的一支，在东进中原的过程中，与东夷等部族融合，成为汉族的前身华夏族。
第二种：以祖先名字中的字为姓氏。
《国语·晋语》云：“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后多认为黄帝的后裔，后来陆续分支成为不计其数的其他姓氏，构成中华民族的主流。
黄帝二十五子得姓十二：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
年（Nian）春秋时，周灵王有子叫“王子年夫”（“年夫”应是其名，“王子”则是表明其身份的，如“公子”、公孙”）年夫的后人以其名中的“年”字为姓氏。
熊（Xiong）上古五帝之一有颛项（闹旭氏，姬姓），其后人重黎在帝誉时担任火官，被帝答赐为“祝融氏”。共工氏作乱时，祝融奉命平叛。叛乱虽被平息，但祝融并未将共工氏成员全部消灭，况融以此获罪，被帝誉杀掉。祝融死后，其弟吴回担任火官，依旧称祝融氏。吴回有子陆终，娶鬼方氏首领之妹女聩氏为妻，生八子，其中第六于叫季连。
牛：西周宋征子之后有任司寇的牛文。牛文。牛文之后以其中的字“牛”为姓氏。
鱼：系出于姓。春秋时，宋襄公的弟弟为“司马子鱼”（司马是官职，子鱼为其字）。其后人以其宇中的“鱼”为姓氏。
井：春秋时，虞国有大夫井伯。井伯之后以其字“井”为姓氏。晋国灭虞国之后，井伯的后代井奚逃入秦国。秦穆公以井奚为大夫，封邑于“百吸”，井奚便号“百里奚”。百里买的支子依旧以“井”为姓氏。
牧：上古时代，黄帝以“力牧”为相。力牧的后人以其字：“牧”为姓氏。
终：上古时祝融弟吴回（后也称祝融氏）的儿子为“陆终”。陆终后代支系中，有的以其先祖名的“终”字为姓氏。
常：上古时，黄帝曾以 “常先”为相。常先的后人以其字“常”为姓氏。
孔：出于子姓。周武王封商微子于宋，微于死后由其弟仲衍继承封地。仲衍之后有弗父何，弗父何，的玄孙名嘉，字孔父。孔父的儿子木金父以父字中的“孔”为姓氏，在鲁国定居。
廉：颛项的曾孙名廉，其后人以祖字中的“廉”为姓氏。
乐：出于子姓。宋戴公的儿子公子衍字乐父，其后人以祖上“乐父”中的“乐”字为姓氏。
皮：周有大夫樊仲皮，其后人以其祖上名字中的“皮”字为姓氏。
高：出于姜姓。齐文公有子公子高。其后人以“公子高”中的“高”字为姓氏。
第三种：以封地名和国名为姓氏。
宋： 出自子姓。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公元前十世纪周公平定了武康叛乱之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受封于宋国，建都商丘（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公元前286年，宋国被齐国所灭。其子孙以原国名“宋”为氏。
赵：伯益后裔造父，拉驯马驾车。周穆王常乘坐造父所驾的马车游巡各地，朝中有事，造父就以熟练的驾车技术及时将车马赶回。造父因驾车马有功，被周穆王封地于赵（山西洪洞县北赵诚），其后人便以“赵”为姓氏。
吴：出于姬姓。周武王封钟雍的曾孙于吴（江苏苏州一带），建立吴国。其后代以国名为姓氏。
郑：出于姬姓。周历三封少于友于郑（陕西华县东），建郑国。友的后代以“郑”为姓氏。
陈：周武王灭商之后，追封舜的后代妫满于陈（河南淮阳）。据胙土命氏的之规定，称陈氏,遂名陈满，字少汤。陈满死后被谥为陈胡公，为陈氏的得氏始祖。
马：出自姬姓。赵国名将赵奢因战功被赵王封地于马扶（今河北邯郸）其子孙从此以马扶为姓，后去“扶”为马姓。
卫：出于姬姓。周文王其于摩叔于卫，建卫国康叔于孙以名为姓氏。
蒋：出于姬姓。周公且的儿干伯龄被封于蒋（河南固始县东北蒋集），建蒋国，其后以国名为姓。
沈：出于姬姓。周文王的儿子贿受封于深（河南平舆县北），建沈国，其后以国名为姓。
韩：出于姬姓。周武王的小儿子受封于韩（山西河津县东北），后被晋国灭掉。桓叔的儿子万受封于韩。万的后代以韩为姓氏。
秦：出于嬴姓。伯益之后有嬴非子。非于擅育良马，周。孝王以其育马之功封非于于秦谷（甘肃天水西南），为附庸国。用非子的孙子秦仲因功被升为诸侯。秦统一天下，建立秦朝。秦灭亡之后，其子孙以秦为姓氏。
许：出于姜姓，神农氏后裔。周武王封文叔于许，建许国。其后 以国名为姓氏。
吕：出于姜姓，神农氏后裔。怕夷在尧时任掌礼官，又辅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其后以国名为姓氏。
戚：卫国大夫孙林父的封地戚城（今河南濮阳市戚城遗址）。孙
林父的孙以邑名为姓。
谢：周宣王封舅氏申侯于谢（河南唐县南），申侯子孙中有一支 以其封地为姓氏。。
邹：周代有曹挟封地于邾，战国对改国号为邹。其子孙中有一支 以国号为姓氏。
柏：出于柏皇氏。柏皇氏中有柏招，为炎帝的师傅，又有相同为帝喾的师傅。其子孙受封于柏（河南舞阳县东南），其后以封地）姓氏。
章：出于姜姓。齐太公封其庶子子郭（山东东平县东）。受封于鄣的齐大公庶子的后代，去邑为章姓氏。
苏：颛顼后裔终的最小的儿子樊受封于昆吾，樊的庶子后代受封于苏（河南温县）。其后以国名为姓氏。
潘：周文王的第十五个儿子名高，受封于毕，称为毕，称为毕公高。华公高有庶于受封于潘，其后以封地为姓氏。
葛：出于嬴性。颛顼之后，封于葛（河南宁陵县东北）。其后以封地为姓氏。
范：周宣王时有大夫杜伯，其子杜限到晋国，被任命为士师，其于以官名为姓。
彭：颛顼后裔陆终的第三个儿子钱铿受封于彭（江苏人徐州），为大彭氏，后人以彭为姓氏。
鲁：出于姬姓。周公旦的儿干伯禽受封于鲁（山东曲阜一带），建鲁国。怕食的子孙以国名为姓。
韦：出于累韦氏。豖韦氏在夏代居于豖韦（河南滑县东南），为一路诸侯，建豖韦国，又称韦国。韦君后人以国为姓氏。
苗：楚国令尹斗之于贲皇亡命晋国。受封苗邑（河南省济源市西南）。贲皇又名苗贲皇，
其后人以苗为姓氏。
任：出于有熊氏。黄帝的儿子禺阳受封于任，禺阳以任建国，其后国名为姓氏。
柳：鲁孝公有儿公于展，公子展的孙子无骇以祖父名为氏，称展无骇。展无骇的儿子叫展商。展禽的封邑为柳下。他死后号为惠。所以双叫柳下惠，其后代取封地“柳下”第一个字为姓氏。
第四种：以职业或官职为姓氏。
司徒：上古时代官名，传说尧、舜时已设，一直延续到秦汉。有以此官职为姓的，便是复姓“司徒。”
司空：据说为上古时所设官职，专管天下水利上的工程建设。帝尧时大禹的官职就是司空。大禹的子孙中，有人以此为姓氏。
司马：上古代所设官职，为军事长官。曾为官司马的人的后代，有的以此官为姓氏。
第五种：以山名、河名为姓氏。
乔：出于有熊氏。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的子孙中有守陵的入，就以陵山之名：“桥”为姓氏，后人去木为“乔”。
姜：出于神农氏。炎帝神农氏居住在姜水（渭河支流之滨，因此以河名为姓。春秋时代的齐、申、吕、许等封国都是姜姓。
第六种：以住地的方位为姓氏。
东郭：出于姜姓。郭，为古代时的人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东郭，为外城的东墙附近。齐桓公的后裔中有住在临淄城东外一带的，被称为东郭大夫，后人便以东为姓氏。
东门：出于姬姓。鲁庄公有于叫公子遂，字襄仲，家住曲阜城东门旁，人称东门襄仲。其后以东门为姓氏。
西门：春秋时，齐国和郑国都有公族大夫住在都城的西门附近，人称西门氏，有的后人便以西门为姓氏。
第七种：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
呼延：东晋时，匈奴呼延部进入中原；后来，其汉化后裔以原部落名称再加以“汉化”的“呼延”为姓氏。
慕容：三国时，鲜卑族首领莫护跋率族人迁居辽西，后在棘城以北（河北昌黎县境内）。建国，莫护跋以“慕容”为自己部落的名称。后慕容部落的人便以慕容为姓氏。
宇文：鲜卑族呼天为“宇”，宇文为“天之子”之意。宇文氏为鲜卑部落。东晋时，字文部落进据中原便以宇文为姓氏。
尉迟：尉迟部也是鲜卑族的一个部落，尉迟部的人后来以部落名为姓氏。
万俟：万俟本为鲜卑族部落名。东晋时，万俟部落进入中原，后以部落名为姓氏。
第八种：以出生时的异象为姓氏。
武：周乎王之子出生时掌纹呈篆文“武”。由此，周平王赐其姓为武。
第九种：以谥号为姓氏。
所谓“说”为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
第十种：因避祸、避仇、避讳、避嫌所改的姓氏。
桂：出于炅氏。汉代炅横有四个儿子。家中有难，四子逃避，其中一于避居到幽州。改姓为桂。
田：一儿子伪姓。春秋时，陈厉公子陈完避祸外逃，不愿意以国名为氏，改姓为“田”。明代燕王朱棣以讨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推翻建文帝。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而改姓田。
同：出于司马氏。西汉时司马迁因言获罪，二子为避祸出逃。长子取“马”加两点为“冯”，次子取“司”加一竖为“同”。
第十一种：帝王赐姓氏。
金：被尊为西方大帝的少昊，因五行说中的西方属金而，称金天氏，其后人有以金为姓的。汉武帝时，匈奴休盾王之于归顺汉朝，汉武帝赐其姓金，取名金日掸。
刘：出于陶庸氏。尧之后有刘累，到了周代成为唐杜氏。社隰在晋做官：为士师，又称士氏，后来又从上氏改为刘氏。由于刘邦建立汉朝，刘姓成为中国的大姓。汉高祖因项伯有昔日相助之功，便赐项伯改姓为“刘”。
郑：出于姬姓。周厉王的小儿子友封于郑，其后人有的以国名为姓。明代太监马三宝有功，被永乐帝赐姓为郑，马三宝因此改姓换名为“郑和”。
第十二种：以数量词、排行次序及天干地支为姓氏。
万山子姬姓。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有后叫毕万，毕万后代中有人以其祖先的名字中的“万”字为姓氏。
丙：又写作邴。春秋时，晋国大夫邴豫，受封于邴（河南成武县东）；其后以邴（丙）为姓氏。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扩大传播，中国出现了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使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要求产生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1920年1月，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乘骡车去天津，途中，两人商谈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出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找陈独秀，在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举行了多次会谈，通过会谈，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同意走俄国人的路。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支持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激进知识分子，自1920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行动。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成立。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首次以“社会党”自称。“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1920年10月16日《申报》：何丰林电：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1920年10月20的《民国日报》对其进行了转载：昨阅贵报所载，何使专电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及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等语。其次，有回忆录为证。张申府在回忆建党初期情况时说到：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当时的大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好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酝酿成立政党组织，诸如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社会党”等。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1919年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代表共52人出席会议，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约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分析当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初期组织，可以看出：这些组织成立初期，人员混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大多都冠以“社会党”的帽子。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到中国来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就曾在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加入过美国社会党。考虑到维经斯基这样的背景关系，在其帮助下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名为“社会党”的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时，我们从《新青年》杂志的封面变化也可窥见一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新青年》杂志为其宣传阵地。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自八卷一号起，封面变成了和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党徽一样的图案。按茅盾的话说：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相握。陈独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与维经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应该就是考虑到维经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关系。俄国革命后，西欧一些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分裂。这些党内左派纷纷组织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如美国社会党1901年创立，吸纳各种社会主势力，在191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1919年分裂为三派，社会党、共产党、共产主义劳动党；英国社会党1919年内部也分裂为共产党和劳动党等等。在欧美社会党分裂组成共产党的国际背景的传导作用下，势必会给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带来短暂的选择上的徘徊，这就印证了前述张申府“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的回忆。综上史料和背景的考证，我们是不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20年6月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一开始命名就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选择问题，只不过在初期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党”这一名称。欧美社会党的分裂，共产党的纷纷成立，传导给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势必会引起他们对早期党组织称谓的重新思考。陈独秀1920年8月22日发文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1920年8月13日，留学欧洲的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到：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当时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利的组织。9月16日又写给毛泽东一封信：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为了更好地向欧美共产党看齐，实现从社会党向共产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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