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睐的人物生平

1907年11月13日，王应睐生于福建省金门县偏僻的山后社农村一个华侨家庭。父亲先后在日本神户，中国大连、营口经商。2岁时父亲逝世，6岁时母亲相继也去世。他4岁入公办私塾读书，11岁时随二哥、三哥进入鼓浪屿著名的英国教会办的英华书院上学。由于他的聪颖与努力，6年半就读完了9年的课程，于1925年提前毕业，时年仅17岁。接着进入福建协和大学。大学一年级时他对化学产生兴趣，但协和化学课程较少，而金陵大学化学系课程较多，他便于1926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化学，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学校颁发的“金钥匙”奖。大学毕业后，王应睐在金陵大学任助教。
1925-1926年，福建协和大学（1952年并入福州大学）学习。
1926-1929年，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毕业。
1929年，王应睐毕业于金陵大学留校工作，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染上了肺结核，当时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但是王应决定再次求学。他考取了剑桥大学博士，师从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凯林教授改学生物化学，在英国他还被卷入过一场比试。因为在中国农村进行过营养状况调查时，目睹现状，感到简易测定的重要性，研究出一种目测维生素B的新方法，而专门研究维生素B的牛津大学彼德斯教授很不服气，英国相关机关便组织了一次实际比试，实验证明彼德斯教授的测定仪器过程复杂，远不如王应睐的简易测定准确度高，让观者都信服了。
1933-1934年，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
1933年，他进了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研究生院，从事氯仿、甲苯对蛋白酶的作用以及豆浆与牛奶消化率的比较等研究。1934年他再一次病倒，被迫休养。
1933年，进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化学学科部，从事氯仿、甲苯对蛋白酶的作用以及豆浆与牛奶消化率的比较等研究工作。1936年接受金陵大学的聘请，担任讲师。
1938年，他考取庚款留英，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在LJ海里斯博士（Harris）指导下从事维生素研究。这是20世纪30年代生物化学领域中最前沿的一个学科研究方向。为了更好地了解维生素在新陈代谢中的作用以及维生素本身的新陈代谢过程，就需要有一个方便、准确、微量与专一的测定方法。王应睐选择了这方面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经过艰苦努力，认真钻研，反复实验，他优选了荧光测定法。他所建立的维生素B1的硫色素荧光测定法，能够简便准确地测定食品以及尿等生物样品中的维生素B1含量，对于缺少精密仪器的实验室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王应睐完成了4种不同水溶性维生素微量测定法。在这个阶段，王应睐还建立了其他B族维生素的测定方法以及维生素C的电位滴定法。由于王应睐的成绩优异，在研究生毕业时，获得了免试攻读博士的待遇，并于1941年得到生化博士学位。
1938—1945年　英国剑桥大学进修，1941年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41年，王应睐受聘于剑桥大学Dunn营养实验室，继续从事维生素研究。他和Moore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合成的纯维生素A过量时有毒性，在英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了《维生素A过多症》一文，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1943年，王应睐到剑桥大学Molteno研究所，在国际著名生化学家D凯林教授(Keilin)领导下工作，对血红蛋白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王应睐提供完整的实验证据，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红蛋白。这一发现有助于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解释生物进化学说，并且促进了对豆血红蛋白在根瘤固氮中的作用的深入研究。王应睐还提纯与结晶了寄生在马胃中的马蝇蛆的血红蛋白，并且研究了它的性质，阐明了在不同生活条件下血红蛋白的性质与功能的关系。这项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王应睐的上述成就得到凯林教授的高度评价，并一直为国外同行所引述。
1945年，王应睐决定立即回国，开展中国的生物化学事业，为祖国服务。凯林教授十分赞赏王应睐的爱国精神，支持他的决定。当时交通尚未完全正常，王应睐乘船取道印度回国，被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聘请为生化教授。
1945-1948年　任中央大学教授。
1948年，王应睐应林可胜和冯德培的邀请离开中央大学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研究员，从事氨基酸代谢与维生素的关系及酶研究。
1950年，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王应睐担任该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50年代，王应睐对琥珀酸脱氢酶的分离纯化，辅基鉴定以及辅基与酶朊连接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琥珀酸脱氢酶是生物体呼吸链上一个重要组分，1950年他就观察到鼠肝组织中琥珀酸脱氢酶活力与核黄素的摄取量密切相关。但是这个酶与具有脂双层结构的线粒体膜结合得比较密切，难于溶解下来而提纯。经与邹承鲁、汪静英等反复实验，最后采用正丁醇抽提法，成功地把琥珀酸脱氢酶从线粒体膜上溶解下来，得到了高纯度的水溶性琥珀酸脱氢酶，而且其活力比同期国外报导者高出1倍以上。然后，王应睐和同事们对琥珀酸脱氢酶的性质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证明它是一种含有异咯嗪腺嘌呤二核苷酸和非血色素铁的酶，酶的蛋白部分与异咯嗪腺嘌呤二核苷酸是以共价键结合的，在酶研究中，这是第一个被发现以共价键相结合的异咯嗪蛋白质。这项工作处于当时酶学研究的世界领先水平，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1950年王应睐观察到鼠肝组织中琥珀酸脱氢酶活力与核黄素（异咯嗪）的摄取量密切相关，但要深入研究这个酶首先要解决酶的提纯。由于这个酶与具有脂双层结构的线粒体膜结合得比较紧密，很难溶解下来，所以提纯很不容易。针对这一特点，王应睐与邹承鲁、汪静英一起采用正丁醇抽提的方法，成功地把琥珀酸脱氢酶从膜上溶解下来，从而分离纯化得到高纯度的水溶性琥珀酸脱氢酶，其活力比同期国外报道者高出1倍以上。这一纯化方法至今仍为国外许多实验室所采用，只是稍加修改，在提取时不再加氰化钾而已。
他对这个酶的性质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发现，提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是一种含有异咯嗪腺嘌呤二核苷酸和非血色素铁的酶，酶的蛋白部分与异咯嗪腺嘌呤二核苷酶是以共价键结合的，这是在酶的研究中第一个发现的以共价键结合的异咯嗪蛋白质，它为以后呼吸链有关酶系的分离和重组合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这项工作居当时酶学研究的世界领先水平。
1955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生化大会上，王应睐宣读了这一研究的论文，受到极高的评价。王应睐基础理论研究的造诣很深，但他也很重视联系实际的工作。上海解放初期，南下的解放军战士由于只吃大白菜、豆腐与大米，普遍发生舌头糜烂，下身奇痒与溃烂等症状。上海警备区特请临床营养学家侯祥川教授与王应睐前去会诊，很快就被确诊为维生素B2缺乏症。侯祥川对战士们进行治疗，王应睐则分析食品中维生素B2含量，提出有效的措施，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抗美援朝时期我志愿军战士的主要食物是干粮，但是后方生产的干粮过不了多久就变质产生哈喇味，直接影响了部队的后勤供应与战斗力。王应睐接受了研究防止干粮脂肪氧化的任务，通过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综合措施，包括利用含有天然抗氧化剂的黄豆粗豆油作为干粮的油脂来源，严格控制干粮中催化脂肪氧化的铜铁离子的含量，以及采用经防氧化处理的包装纸等，解决了问题。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8年，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划分为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两个研究所，王应睐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
1958—1984年　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后改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1963年，他担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组织协调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的合作，
1965年9月，王应睐领导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
1977年起，又挑起了整个科研工作的协作组组长的重担，在制定各单位分工，确定酶法合成与化学合成的关系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协作组成立了RNA连接酶制备、长片段连接和活力测定三个研究组，大大加快了步伐，终于在1981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转移核糖核酸。
1978—1983年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科学院院长。
1981年，王应睐领导中国科学家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转移核糖核酸，人们以“中国生化先驱”赞誉王应睐，而目睹了十年间世界生化界飞速发展的王应睐，在接受采访时意味深长的说，我们就像一只老在打盹的兔子，而别人并不是乌龟，同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与美术院外籍院士。
1984年春天，王应睐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他十分尊重并全力支持新任所长的工作。他是中国《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的名誉主编，经常帮助审阅英文版稿件。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为基地筹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1984年，王应睐退居二线，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他还领导一个课题组，并亲自选定方向，对近年来国际上分子生物学中的前沿课题——酶与核酸的相互作用开展研究。在这项研究工作中，他放手让课题组的中青年科技骨干挑重担，建立技术和方法，设计研究路线，并且对氨酰——tRNA合成酶本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采取化学修饰，限制性酶解和基因克隆等方法获得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87年，在王应睐的积极倡导下，召开了由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组织的国际生化会议（IMB）。王应睐作为会议的主席，在确定大会报告人，邀请国外学者参加等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IMB取得完全的成功为中国生物化学界赢得了荣誉，这是与王应睐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
1984—2001年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名誉所长。
1985年春节前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隆重举行“老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50年”表彰庆贺活动，向中国科学院上海各研究所20位驰名科坛，功绩卓越的老科学家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人们以“中国生化先驱”赞誉王应睐。会上王应睐即席发言，他引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格言自勉，表达了他耄耄之年，壮心不已，为发展中国生化事业矢志不渝的一片赤诚。
1988年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生物技术冬季讨论会上，王应睐被授予“特殊成就奖”。这是为了表彰他领导中国科学家在人工合成生物高分子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特设的一项奖励。在授奖仪式上，会议主席、迈阿密大学生化系主任韦伦教授向王应睐颁发了一块奖盾，上面镌刻着：王应睐从1958年至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曾作为协作组组长完成两项杰出的、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一项是1965年人工合成胰岛素；另一项是1981年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
2001年5月5日逝世于上海，享年93岁。

曹天钦的人物生平~

1920年12月5日，曹天钦生于北平（现北京）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原籍河北省束鹿县，父亲是教师。1932年，曹天钦考入燕京大学附属中学，1935年夏入通县潞河中学，1937年转入北平育英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曹天钦在中学时期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侵犯中国，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燕大学生会的抗日募捐活动，高中时期，由于看到外有强敌侵略，内有军阀混战，遂又立志“科学救国”和“工业救国”。1938年，入燕京大学学习化学。自一年级至三年级由于成绩优良，获得学校的奖学金。1938～1941年 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41年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他和一些同学逃离北平，经由上海转开封、郑州，在陕西宝鸡参加了由路易·爱黎成立和指导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工合），不久被派去陕西凤县双石铺工业试验所任工业分析组技士，分析陕甘各地的煤、水及铁、铅等各种矿石，后又被聘去“工合”兰州事务所主持皮革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和业务。1943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曹天钦回燕大继续学习，1944年夏毕业，得理学士学位。随即受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博士的邀请赴重庆，参加中英文化交流工作。1946年10月，经李约瑟博士介绍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留学，先在剑桥大学攻读化学。1948年，获学士学位。此后，曹天钦醉心于制革研究，而制革和蛋白质化学有关，因而又改攻生物学，师从著名生化学家斐利（K.Bailey）研究蛋白质化学4年，主要从事肌肉蛋白质的物理化学研究。留英6年是曹天钦获得知识和成果的重要时期，由于他出色的研究成果。1951年，被剑桥大学罔维尔基斯学院选为院士，这是该院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获此殊荣。1952年5月谢希德和曹天钦举行了婚礼。1956年5月，他和谢希德分别在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时在科技界传为佳话。1958年，曹天钦与几位青年科技人员一起，首先建议开展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并在其后的3年中是这项研究的几位领导人之一。1966年，在第二次评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会议上，他又建议开展胰岛素X光晶体衍射的研究。1959年，生理生化研究所分立为生理和生物化学两个研究所。1960年，曹天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直至1984年。1979年至1988年，被选为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和当时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一起，为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中国生物化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不遗余力。1980年，曹天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并先后任学部副主任、主任1983年，他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选聘为国外院士。1984～1988年当选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理事会理事、执行局委员。作为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曾出访很多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访问研究所、大学，为介绍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国和各国科学界的合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8年，秋天国际科学联合会大会第一次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此时曹天钦已不能躬逢其盛，成为他的极大憾事。早在1987年秋，他在以色列出席国际生物物理学大会时，由于旧病复发被送回国内。他的病情牵动了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他的年轻学生们的心，组织上和家属、医生们多次讨论了治疗方案，并动了手术，可惜无法使曹天钦康复。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独子。他自幼性格内向怕羞，但他是在充满知识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父亲很小就教他写字，还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他尤其喜欢法国，后来曾游学法国一个学期，法语也是他运用娴熟的一种外语。李约瑟阅读面很广，10岁时就囫囵吞枣般地一次“啃”完了德国弗里德里希·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历史哲学》原文。在家庭朋友、医生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通过观摩手术和为父亲的外科手术当助手。他在认识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后，申请学习医学，想成为一名医生。 1917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尤其是那些与宗教有关的社团活动。他还负责邀请著名学者前来给医学生做人文科学讲座。这些讲座涵盖的科学史之广，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如何导致众多的科学试验、思想和理论的产生，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几乎是一入学，李约瑟便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导师建议他改学化学，李约瑟也认为化学比解剖来得有意思。1920年李约瑟获得学士学位。而这时，李约瑟失去了父亲。同时他找到了生物化学大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霍普金斯马上要李约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呵护下，李约瑟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节节上升，在短短几年中便晋升为高级讲师（reader）。 1923年春天，李约瑟开始与同事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约会。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家。次年9月13日，俩人结为夫妻。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那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不到24岁，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193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更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取得更大的功名。果不其然，他在1941年当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1937年8月，鲁桂珍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鲁桂珍师从李约瑟的妻子。李约瑟几乎对鲁桂珍是一见钟情。根据李约瑟日记的记载，他们一起在剑桥的印度餐馆或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在1938年2月的某个晚上，李约瑟与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地点是凯斯学院的寝室K-1。当时，李约瑟的妻子前去探望家人，而温切斯特的用词“the　couple’s　ener　gies　being　spent”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完事后，两人躺在床上抽烟。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他们抽的东西——“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 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在他们短暂的聚会中，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1943年2月24日，在经过10个星期的航程后，李约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达起飞，于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1943年-1946年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1948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与此同时，李约瑟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1946年3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李约瑟似乎仍然对皮肯告状耿耿于怀，便选择了离开。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K-1，并马上着手他的计划。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7卷（第1卷，总论；第2卷，中国哲学；第3卷，前科学；第4卷，中国技术；第5卷，“李约瑟问题”；第6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第7卷，展望未来），在10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1954年8月14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留在英国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著作即将出版。随后，李约瑟夫妇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后，俩人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边上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1959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1964年李约瑟夫妇访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 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王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1970年代中期，年已70多岁的李约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H.Y.Shih），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1991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勋衔，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1995年3月24日20时55分，李约瑟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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