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衣食住行的变化 衣食住行从古到今 衣食住行从古到今

作者&投稿:尔甄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摘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关键词] 社会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西俗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

  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西俗化。

  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因为“西方近现代民俗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国传统习俗更能适应现代社会”)。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

  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

  在最初,中国人认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觉不类”。但是,曾经崇尚宽袍大袖的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西式服装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

  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当属广东沿海地区和开放口岸的一些买办和经常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最早模仿洋人们的穿着打扮。

  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少数猎奇者和洋务买办们穿着西式服装,这些人还被大众视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剪辫易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视西人之遍身结束,举止生硬者,反觉文明。”【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也主张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会成中国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社,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窟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J陛”,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20世纪初年,西式服装开始广为流

  行,不仅一些大城市中的学生制服日渐洋化,就连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来的女性衣饰,主要以花边丝缕之类为主,俗称为“鬼子栏杆”,女子服饰的西化也由此开始。1859年,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颇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所以他惊奇地认为她们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劝。更有史料说:“海上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胸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n[$]( P248)这些追赶新潮的女士主要以妓女为主,她们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使她们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流行显示人体美的女性时装,北京也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9 ]( P30)。而且,当时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就连壁垒森严的皇宫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装。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卸任回国时,与西式装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他的两个女儿更成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随侍在慈禧左右。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接受力已经大为提高,以至于就连顽固派慈禧也能够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作为外套的西服开始日渐在城市居民之间流行,而且洋式衬衫、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被国人日渐接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近代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随着大批外国侨民向租界的日渐涌入,西餐开始进入了中国。最初,西餐馆在中国被称为番菜馆。番菜馆最早出现在广东,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这些城市也日渐出现了一些番菜馆。

  最初,番菜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汇一带,这里为外国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条约》规定西方国家的使领馆集中在东民一带,所以番菜馆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的番菜馆甚至还请使馆的厨师掌厨。

  在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上,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餐喜好将鸡、鸭、鱼、肉与蔬菜一起烹饪,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东方人偏重于综合思维的体现,而西餐是将各种蔬菜肉类分而烹制,则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进食方式上,西方人实行分餐制,中国则为合餐制,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使然。

  而中西方人在饮食构成上,则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几千年来,除了西北畜牧业较发达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以肉食和奶酪为主外,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一直保持着这一结构。而西方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类为主食。

  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西餐最初在中国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馆译员张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驶往上海的洋人轮船时,才第一次尝到西餐。但是他认为:“盖英国饭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可见,当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吃西餐无异于“茹毛饮血’,一般。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中国人怀着对西餐的新奇感而趋之若鹜去品尝西餐。但是社会主流仍对西餐怀有排斥心理。

  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对西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西人饮食最不苟,常以养身为主”,一些西餐馆也出现了“华人兼亦往食焉”)的现象。该书成于1876年,可见,在当时抑或之前,就已经陆续有华人去西餐馆就餐了。及至后来,竟然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当然,这里有很大成份为猎奇者的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向时华人鲜过问者”的西餐则出现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挚眷,异味争尝”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据席,,用餐方式极为文明,使当时不少的文人也成为了番菜馆中的常客,孙宝暄就对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馆情有独钟,甚至于还在那里款待过康有为。随着人们崇洋心理的日渐强化,上番菜馆就餐遂成为了中上阶层讲排场的一种方式。“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于床在宴请俄国使臣的时候也是准备了“西宾馆洋菜……洋人来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见,去番菜馆吃西餐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官场之中的一种时尚。当时不仅官场如此,甚至就连下层百姓也对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国人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便开设简易的番菜馆,如上海四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馆,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钱,还备有咖啡、水果,不过质量实在是难以恭维,尽管如此,这类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

  随着西餐的日渐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西式食品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853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开始生产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应对象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丰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创办了埃凡馒头店,开始生产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槟、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罐头以及葡萄酒、白兰地等相继传入中国。西人随之又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

  最初,这些食品的消费群体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过,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渐被接受,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为美味的优点很快显示出来。正因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喜欢,并成为人们餐桌之物和待客极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还以“西洋名酒’,以飨朋友雅集【。随着西式食品在中国的大受欢迎,以华人为主的西式食品生产厂家也日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中国人的饮食形式上出现了中西并举的局面。

  在居室建筑上,中国人受西方人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一般为木骨泥墙,主构架则全为木结构,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木结构的建筑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易于发生火灾、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层发展等。最初,中国人对洋式建筑的认识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阔绿窗,望如金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中国。最初的西式建筑只能说是神似。因为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大多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没有造洋房经验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洋房一般为周边作拱券式回廊的砖木结构建筑,这一模式最初是由欧洲传入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因而被称为“殖民

  式”。随着西人在租界的日渐增多,西式建筑也越加增多。以至于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这些建筑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的。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设计西式建筑的营造厂,本地的泥水匠也分成了造华式屋宇的“本帮’,和造洋房的“红帮’。到1866年,上海“夷场”也是“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根,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

  随着租界西式建筑的日益增多,其华丽美观的外表和大方实用的特色被华人所认识,西方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采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纯粹的崇洋心理。于是,在通商口岸,一些华人开始仿造西式建筑。在天津,西式的小洋楼开始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22」(((民社志五·生活》)。而由于西式建筑方式的传入,中国人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点。以上海为例,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

  最初由于租界实行华洋分居政策,西式洋房全为外人居住,但自小刀会起义后,这一局面遭到破坏。1854年,租界当局修订土地章程,准许华洋杂处,华人开始涌入租界。到了70年代,进入租界的华人富商数量愈加增多,他们也开始住进了洋房。最初他们的住房是完全按照外侨原住国的建筑式样建造的,是纯粹的西式建筑。但是随着进入租界的江浙富人的增多,房屋建筑者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在建造洋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就更适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同时也使华人对西式建筑的认同感更为加强。

  但是,毕竟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洋房。多数华人还只是市井平民。上海辟为租界后,人口剧增,地皮压力加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且为了规范租界市容规划,租界当局制定了规章制度,使华人在租界设计民居方面有章可循。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式民居建筑在上海租界应运而生,。这种石库门民居从建筑布局和风格上看,“既吸收某些江南民居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比如,“在门和百叶窗、栏杆、楼梯等部分,就采用了西方的建筑技术。石库门民居既符合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又适合市井平民的消费水平。所以,这种建筑模式在上海很快就风靡一时,甚至每年以数万计递增,成为上海最大众化的民居。随后,在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出现了石库门式

  的里弄住宅。

  当然,在这一时期,建筑材料已经一改过去中国传统的木质结构,而是以砖木混合结构为主。到了1 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砖石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方式开始传入中国,并日渐成为城市建筑的主要建筑方式。

  四

  随着洋人的进入,城市中华人的交通方式也出现了西化的趋势。

  在中国古代,城镇中向来无车,人们传统的代步工具是轿子。但是轿子既不方便,又无速度,且资费又高,虽然上海开埠后有由江北独轮小车传入,但作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却又勉为其难。

  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把他们习惯的交通工具一马车也带到了中国。虽然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曾经向乾隆赠送了两辆四轮双马车,但只是被作为“万邦”进献的贡物陈列在圆明园。作为真正的交通工具进入中国的马车最早是于1855年在上海出现的。随后,在香港、广州、天津等西人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西式马车。作为便利的交通工具,马车很快就引起了华人的浓厚兴趣,华人也随之仿其样式制造,城市中的马车逐渐增多,一些富裕的华人开始乘坐马车。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到了50年代后期,上海更出现了“马路”这一名称,却也是由马车而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通商口岸还出现了马车制造业和出租业,可见当时乘坐马车已经成为

  一种时尚。

  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则首推黄包车。黄包车又称东洋车,虽然是从日本引进,但是发明者为美国传教士果伯(Jonathan Gotr1e),所以,也可以说是西方的产物。1874年,法国人米拉向上海租界申请从日本引进了300辆黄包车。由于其方便实用,大受人们的欢迎。所以很快就在一些大城市风行一时,并有人照样仿造,使

  得黄包车数量大增。黄包车也成为城市中有身份的人们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

  后来,又有自行车传入中国,成为一种新的代步工具。但是由于自行车最初既不安全又难驾驭,所以很难普及。最早进入中国的自行车已不可考。不过1876年就有记载云:“车式前后两轮,中嵌坐垫。前轮两旁设铁条踏蹬一,上置扶手横木一。若用时骑坐其中,以两足踏蹬,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如挑沙袋走索之状,不致倾跌,快若马车,然非习练两三月不能纯熟【,但是这种样式的自行车仍为木制,性能不佳,且由于中国的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平坦的马路,也使得这种自行车难以流行。后来直到链条和充气轮胎发明以后,才解决了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不过,由于自身的原因,自行车在晚清时期始

  终没有成为主流的交通工具。

  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交通工具则是有轨电车。中国开通有轨电车最早的是香港。1899年,北京又开通了城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的电车。这条线路共长9.4公里,由于清政府迷信作祟,不许火车通至京师,而是应外国使臣的要求,只为解决京津铁路终点站马家铺至北京城的客运问题修筑的。但是,作为市内交通工具的电车仅仅作为火车运送市郊火车旅客,就免不了要受到冷落了1906年,天津又开通了5条电车线路。1908年3月5日凌晨5时30分,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开通。

  有轨电车在城市中的开行,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姑借以游览者。其为人所信用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有轨电车的开通给华人带来了现代交通秩序的观念。同时,电车公司还规定了车内卫生和使用文明语言的规定。对扭转中国人不讲公共卫生的陋习也有所帮助。

  在这之后,又有小汽车进入中国成为华人的又一代步工具。最早进入中国的汽车出现在上海。1901年,一个叫李恩的匈牙利人将2辆小汽车带入上海,供租界中的外国人使用。但是“未见功效”,1902年,在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开始使用汽车,“至是始渐行矣’,,

  随着汽车在全世界的推广,国人对汽车的代步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1908年1月23日察哈尔都统诚勋上书朝廷,奏请开办汽车公司。同年春,商人吴远献请求官方同意在北京开办汽车市内交通,官方虽然以“京师地面街道狭窄,马路尚未修齐”为由拒绝,但仍然认为“汽车行驶极速,向称便利’,」。可见,汽车的代步功能已被人们认识到,只是由于道路制约而已。而在上海等马路通畅的地方,到了1911年,至少已有数百辆汽车」。可见,此时的国人已经接受了先进的生活方式,并日益将之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西方文化出现的大碰撞之中,中国虽然是以被侵略的角色被迫打开了国门,被动吸纳西方文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 。因而可以说,无论这种吸纳是被迫还是自愿,都是中国开始抛弃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世界认同的国际化时尚,开始了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潮流之中的历程的一个侧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还有着冲突。

  城市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网
  地址: http://www.stuhome.net/newscu/article.php/1281

从蜡烛变成了电灯这也算吧

作文,(从古到今衣食住行的变化)的结尾~

衣——从多季一衣到一季多衣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品供应严重匮乏,人们买衣服需要布票,而且数量有限,色彩·样式也很单调,大家都穿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装和蓝色解放装,放眼望去“一片蓝灰色的海洋”。由于数量有限,一人一年就几件衣服,一件衣服就能穿2个甚至3个季节。而今天,人们的衣服逐渐丰富多彩起来,商店里的名牌服装争奇斗艳,服装表演已经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衣服不仅是人们御寒的工具,更使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的平台。
食——从想吃饱到能吃好
“民以食为天”,建国六十周年以来,人们餐桌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农村人们想吃饱都奢望。都以粗粮野菜为食充饥,而现在,人们不仅能吃饱,而且能吃好。农村家家桌上也摆满了鸡鱼肉蛋,以前用来充饥的粗粮野菜,也成了餐桌上的健康食品,倍受人们欢迎。
住——从家徒四壁到琳琅满目
住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过去,在农村人们都自己用砖自己盖,改好了只涂上一层白灰。家里空荡荡的。只有床睡觉,吃饭的桌子就是写作业的桌子,家中除了必备的用具外什么也没有。你看,今天一栋栋居民楼拔地而起,人们住上了舒适的房子,家中装修的装修更是华美,精致。家具更是五花八门,现代的,欧洲的,古典的,原木的······即使在农村,人们也盖上了小洋楼,家里的装修一点也不比城市差。
行——从泥路到高速公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路都是人们走出来的泥路,一到下雨天,便泥泞不堪,让人难以前进。那时候人们只有自行车,在这样的路上,困难可想而知。现在,一条条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四通八达。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在上面开小车兜风,是一种享受。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
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续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
底下的古代富室里发掘出来的甭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
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
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绘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
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帐悯,像忘却了
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宁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
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
因为“男降亥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
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杉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
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
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
“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
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
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
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
是铁挣锋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更想出众一
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大
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
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榴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栅栅,百
稻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
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
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0年左右,
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
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
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
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自狐、青狐、西狐、玄狐、
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
银嵌或羊皮袍子。
妨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
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
却是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据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
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
缀晶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初助不发达的
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胶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
衣杉上的点缀晶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
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
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
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晚“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
空楼出福寿籽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
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推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
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
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
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
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
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
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
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
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
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
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
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
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
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汀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
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
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
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
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
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
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
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
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
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
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
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
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
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
也只到腰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
垂下挑拔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
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
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
以为美的。舶来晶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抄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
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
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
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
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
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
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人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
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抚媚的袄
裤,然而皇帝下沼,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
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
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
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0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
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
斥女性化的一切,很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
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
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0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
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
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颇,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
衣领根本不可怒。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
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入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
格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
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
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
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
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兔了,改
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攒钮。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
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
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
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
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
如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
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
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
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人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
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于
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
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
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
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
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
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
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
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
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
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
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
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
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借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
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
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①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时间机器》、
《隐身人》等科学幻想和社会预言小说。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顾眼,中装上加大衣,
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
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
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
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
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
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
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情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
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现代人和古代人的衣食住行有什么差别
答:现代人和古代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别。1. 衣:古代人的衣物通常由天然材料制成,如棉花、羊毛、丝绸等。而现代人的衣物材料通常为合成纤维,如涤纶、尼龙、丙烯等。古代人的衣物款式较为简单,而现代人的衣物款式则更加多样化。2. 食:古代人的食物选择相对较少,主要依赖当地的农作物和狩...

人类的衣食住行有哪些改变?
答:人类的衣食住行在不断地改变,这些改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些改变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让我们的改变更加有益于未来。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加美好的衣食住行,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古今衣食住行的比较
答:衣 : 1. 古代人的衣服比现今的繁复 2. 现代的衣服比较简化 食 : 1. 古代和现代的人也是喜欢一起吃饭 / 喝茶 住 : 1. 古代的屋不像现在的屋那么高,那么多层,不过古代的屋比现在的大很多 (例如四合院),古代的屋多数是一大家人住。例如:婆婆 + 公公 + 未嫁的姨姨 / 叔叔 + 父母 + 仔...

古今衣食住行的比较
答:衣:1. 在古代,人们的服饰远比今天来得繁复多样。2. 相较于古代,现代服饰更为简化,更注重舒适与实用。食:1. 不论古今,人们都喜爱聚在一起共享美食或茶歇,这是社交的重要方式。2. 古代的住宅构造与今日不同,如四合院等,通常是一家多代同堂。而现代家庭,通常是一家三口,居住空间更为垂直...

中国从古到今衣食住行的变化
答:从愚昧到文明,从荒凉到繁荣,从贫穷到富饶。人口越来越多,城市面貌更新越来越快

作文,(从古到今衣食住行的变化)的结尾
答:衣服不仅是人们御寒的工具,更使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的平台。食——从想吃饱到能吃好 “民以食为天”,建国六十周年以来,人们餐桌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农村人们想吃饱都奢望。都以粗粮野菜为食充饥,而现在,人们不仅能吃饱,而且能吃好。农村家家桌上也摆满了鸡鱼肉蛋,以前用来充饥的粗粮...

古代不同身份阶段的衣食住行差别
答:住-有个安定的居所才能有更好的精力迎接生活 衣-自信的面对生活,助于日后的为人处世、事业发展 行-人的行为活动的总和 食-虽然“民以食为天”,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有水平却不是以它定胜负,精神食粮相对而言应占有更大的比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衣食住行的变化
答:3、住:从“居者有其屋”到“宜居城市”。改革开放前,住的一般都是大杂院,水泥房,家里老老少少挤在一个屋子里,家具不齐全,没有什么功能。改革开放后,个人已成为购房主力军,乔迁之喜降临到越来越多百姓头上。我国住房消费的快速增长,预示着享受型消费时代的到来。4、行:从汽车少见到排队提车...

远古人跟现代人的衣食住行有啥区别
答:远古人不穿衣,后来穿树叶,兽皮做的避寒遮羞布,嫘母养蚕织布后才穿上真正意义的衣服。远古人茹毛饮血,吃生食,后来闪电引燃树木烧死的动物尸体很香,人类的祖先才改吃熟食,【遂人钻木取火】,远古人住山洞,后来逐渐盖草房,木屋,改善居住条件。远古人赤足,后来绑兽皮,再后来织草鞋。现代人就不...

从古至今人类的衣食住行有什么变化?
答:方便快捷、经济实用、比如纺织机造出来之后,衣服的批量生产;比如从拈土炙火为皿,到铜铁木器等的觥筹交错;比如攀高筑巢而居,到板筑、砖瓦的地面建筑;比如步走和骑乘役兽,到牛马车辇乃至机械化车辆;货币……从以货易货,到贝壳、珠玉、铜钱,乃至后来的纸钞与汇票。没给时间概念的限定,也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