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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着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着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着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着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毛泽东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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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扫描（文学理论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6-17 作者：高建平 整理 发布时间：2004-06-17
开场白 在当前，“文学理论”是一个受到严峻挑战的学科。与一些资料搜集与整理性的、历史描述性的学科不同，这门学科具有高度的前沿性，对社会生活的变化特别敏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文学理论”形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对于文学研究，文学史的写作，文学批评，以及大学的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一些文学研究新方法、新术语的采用，传统的文学理论体系显得陈旧，不再能适应新的理论语境的需要。到了90年代，一些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理论的引入，使得许多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走出文学的范围，投身到文化研究，以及历史、社会、思想等各种研究的领域之中，以求扩大自己的视野。同时，90年代以及世纪之交的社会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扩大，也使文学理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求得自身的发展，怎样适应文学教学需要，怎样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现将目前文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综述如下。
1．全球化与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建设
20世纪之初的中国人，通过向西方学习而建立了现代中国学术体系。随着现代形态的大学在中国的建立，中国曾出现过一个学科引进的大热潮。中国的文学理论，并不是从古代中国人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各种关于文学的写作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而是有一个学科的引进与建立，国外的观点、方法和术语的引入，再以此为基础进而寻找和反观中国古代类似文本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曾经历了多重的国外影响，举其大者，这包括世纪之初的西方影响，世纪中叶的俄苏影响，80年代起新一轮西方影响。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研究，一方面是在国外文论的影响和刺激之下，一方面又是作为对这种影响的对抗而发展起来的。
在世纪之交，一个流行的词是“全球化”。当资讯发达，据说出现了“地球村”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话语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村”不说二“话”。但是，话语的统一是否可能？亦或并不存在统一的话语，而只是在可“对话”的意义上共存？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学，也有着非常精彩而宝贵的文学理论遗产。怎样看待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是否有可能发展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话语，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写作中，存在着多重话语的组合。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吸收了苏联文学理论，20世纪前期、特别是“五四”以后在中国形成的文艺思想，以及40年代在延安形成的文艺思想这三重影响而形成的，现在仍在通行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话语。这种话语与最新引进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当代文论话语，以及传统文论话语之间具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与文学评论文章的写作中，又形成了一种并置关系。然而，并置只是权宜之计，而不能取代理论建设。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此有着一种体系的焦虑，但对怎样建立体系，又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困惑。
近年，学术界对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关系问题，继续具有普遍的兴趣。《文学评论》等一些文学理论刊物为此开辟专栏，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也以全球化作为大会的题目，或者以全球化作为中心议题。中国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重视，在西方的一些人文学者那里，常常出现误读。他们以为，比起西方的人文学界来说，中国学者更急于拥抱全球化。一些来自欧美的学者在来中国访问以后，常常会对中国同行提出善意的忠告，劝中国学者淡化全球化意识。实际上，这里存在着双重的误解。中国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关注，是与对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命运的担忧，对于建立中国人文学术话语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从总的倾向上看，中国学者并不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一体化，他们反对文化霸权，赞同文化上的多样性。但是，在中国文学理论怎样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方面，他们具有认识上的不同，理解层次上的不同。
最近几年，经过学术界一些清醒的学者在学术上的努力工作，那种全面排斥西方，回到中国传统文论，并从传统文论中直接发展出现代文论的观点，或者说，从19世纪中国直接跃到21世纪的中国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主流学术界所放弃。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虽然有一些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人喜欢直接接受西方最新的文学话语，并在理论著述中使用它们，但是，发展中国文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和关键词，仍然是更多人努力的方向。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区分：“文学理论在中国”与“中国文学理论”。那种直接接受西方的文学理论，将之中国化，转用汉语来阐述，并运用中国文学的例证来说明它，所形成的只是“文学理论在中国”，更具体地说，是“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与科学理论不一样，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同的民族、国家和文化，具有自己的文学和文学史，也有着自己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理论，并不等于古代中国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必须以现代中国人的文学经验为基础。这种理论需要从古代和从西方汲取资源，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理论要立足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与文学经验的实际，应该成为在文学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这种思想产生于20世纪末的一些争论之中，在21世纪的初年正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
2．“终结”的预言所带来的挑战
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刊登了一篇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在文学理论界引起了一些波澜。这篇文章从德里达的《明信片》一书谈起，指出在电信时代，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都会消失。作者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据，认为意识形态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文学的时代，依赖于印刷机和出版商而存在。当国际互联网取代了印刷机与出版商时，本来意义上的文学就不存在了。米勒引述德里达的意思说：“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
在西方，这种观点已不再新鲜。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美学界就有人提出“艺术终结”论，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到了世纪之交，这种观点不仅没有止息，而且还有越来越盛的趋势。其实，黑格尔当年就表述过艺术会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的观点。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对立”。这些观点都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但是，西方一些学者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之上的对文学艺术未来的预言，仍使中国学者感到震惊。中国学者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研究了一辈子文学”的米勒会认为文学研究将不再存在。喜欢幽默一下的人说，米勒不是弥勒，不应充当预言家。更为严肃的学者则认为，文学不会终结，理由是文学表现情感，“只要人类和人类的情感不会消失，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的文学就不会消失”。
看来，这方面的对话，并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文学是否会终结，这是一个对于我们的理论思考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的命题。那种从人类存在或人类情感存在来论证文学存在的做法，似乎已经把文学的概念无限扩大了。文学是否会终结，应该通过研究来回答。黑格尔的预言，也许会失灵。但是，那种不加任何证明地坚持文学会永存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会成为对文学所面临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障碍。文学终结论不应是我们可以从西方学者那里接受的现成结论。但是，这种讨论，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学思考的新维度。从历史上看，文学并非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存。在历史上，文学的存在方式早已经历了多种变化。没有文字是一个样，有了文字是另一个样。鲁迅仅仅说“杭育杭育”成为艺术的起源，并没有说这就是文学。从没有印刷术，到不发达的雕版印刷，到造纸与印刷术高度发达，情况也完全不同。从另一方面看，市场与流通情况，与文学的生存方式，也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如果再联系到艺术的概念，说明作为艺术的文学的形成，则会进一步发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在西方直到18世纪中期才出现。在中国，艺术概念的形成也同样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的。如果它的“起源”是如此的话，那么，它的“终结”也就不再是不可理解的了。我们过去研究文学史，所关注的是作家、作品和一般社会情况，而对文学的载体，它在社会中的流通与接受情况，一种特定的文学形式与它从中产生并为之服务的社会阶层的关系，则研究得比较少。艺术终结论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注意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变化。中国学者不一定要去拥抱这种终结论，但是，注意这种讨论的真实意义，与之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从而促使我们形成对文学概念的深入理解，却是必要的。
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年轻的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则要敏感得多。例如，他们提出“图像与文字的战争”的观点，说明视觉文化的发展，挤去了人们阅读的时间，也就挤占了文学的生存空间。当我们的孩子是通过电视剧来了解《三国演义》和《水浒》的故事时，我们却没有深刻地了解这些习惯的变化，对文学意味着什么。一些现代作家就以自身的经历深刻地体验到这一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一种与古典名著改编情况相反的情况。古典名著的改编，是由于这些名著首先具有了知名度，所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常常要依赖这种知名度而获得影响力。不仅古代小说改编的成功是如此，而且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名著的改编也都是如此。然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小说由于被电影和电视剧的导演所选中，才为人们所了解。一部不知名的现代小说，或一部影响不大的历史小说，由于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而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只是在看完电影或电视剧以后才去读小说，或者根本不去读小说，仿佛这些小说只是为转化成视觉形象而作的准备一样。这种现象表明，图像与文字的“战争”中，图像正在占据着上风。图像与文字的“战争”的结局会如何？图像会不会一劳永逸地战胜文字？在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化消费方式发生如此变化的今天，文学研究者再对此麻木不仁，似乎已经不合情理。
由此，还可以再次激发人们对前些年关于文学“边缘化”的思考。在人们的文化消费迅速发展的今天，纯文学却在日益“边缘化”。文学研究者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围，还是甘于“边缘化”？那种以“边缘化”为乐的态度，似乎有一种抱残守缺的意味。当然，“边缘化”完全可以成为个人的选择，但是，它不应成为学科的选择。
比起电视来，互联网提供了更广阔、更便捷的信息交流手段，也就提供了冲击现有文学存在模式的更大的可能性。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正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从总体上看，目前这一研究还处在初生阶段，这方面的文章和书籍还仅仅以情况描述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这种研究会逐渐成熟起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重要学者参加到这方面的研究之中，这种研究的理论层次也会迅速提高。
我们从“终结”谈起，再回到“终结”上来。撇开带有刺激性的所谓“终结论”，我们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文学会以什么方式存在下去？我们也许不需要米勒，但是我们不应放弃米勒带给我们的思考的机会。
3．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与文学理论教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经历过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引进苏联文学理论教材。第二个时期，出现了两套影响极大的文学理论教材，一本是以群的《文艺学基本原理》，一本是蔡仪的《文学概论》。这些教材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当时的时代烙印，在教材中集中体现了革命导师的文艺观点，并将一些重要领袖人物关于文学的观点编织成一个教学体系。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运动，开启了第三个文学理论时期。这时，新引进的理论，发展了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对既有的文学理论教材提出了挑战。当文学理论的一些重要命题，如文学的形象、典型、形象思维、文学的起源、功能等许多概念都在引起争议时，文学理论教材就出现了真空。这时，出现了一些将既有的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概念，与最新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以及传统文论中的概念相并置的教材。这些教材填补了当时文学理论教材真空的局面，起到了应教学之急的作用。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决定了对统编教材的广泛社会需要。从文科大学的本科教育，到专科教育，再到各种电视大学、自学考试、专修班，等等，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着无数的人需要通过文学理论的考试，得到这门学科的学分。这对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具有巨大的推动力。这种庞大的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理论界对教材的关注和焦虑。
一般说来，一套成体系的教材，应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或者被认为有系统的文学理论思想的引论。中国50年代和60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就具有这方面的特点。然而，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却不是如此。这一时期出版的教材，实际上是来自不同理论的各种要素的综合。在这些教材中，保存了50年代和60年代文学理论教材中的一些成分，又增加了一些新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
教材问题的讨论刺激了两个层面的思考：第一，在今天，有没有可能建立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有价值的因素，又自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第二，如果不能建立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实用性的，综合了主要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教学体系？这两个层面的争论，都在热烈地开展着，学术界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讨论这种可能性，而在于是否有人实际去做，取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事实证明，在目前的情况下，像过去那样，由有关部门组织一批最好的专家，编出一本教材，然后在全国推广，条件还不成熟。相关学术会议，还没有为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没有在建立文学理论体系上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应该指出，这些会议的召开及会上所展开的各种讨论，引起了文学理论界对本学科的教学工作的普遍关注和编写出适用教材的紧迫感，有益于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之间的互动。
继一系列的会议之后，一些原本专门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教学问题。他们开始编译国外文学理论教材，开始研究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同时，一些大学也在进行种种试验，如主张取消统编教材，结合文学作品的导读，讲解文学知识，等等。
4．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与美学的回归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股走出文学的潮流。这种潮流与文学研究走出美学汇合在一起。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影响广泛的美学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所与哲学所，与北京大学等学校一道，在当时是中国美学研究的重镇。到了90年代，许多文学研究者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思想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门学科的研究，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一些走出文学研究的人还进一步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必须进行改造，向其它的领域渗透。他们的意思是说，这种走出文学，不是一种个人的研究选择，而是反映了学科发展的必然。在这一走出文学的大潮下，美学已经被当作一个过时的学科，被抛到了一边。
文学研究者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益的。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各种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一些相关学科进行研究，会加深对文学的性质，文学存在的条件，以及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的认识。但是，对那种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必然要向其它的领域渗透的说法，则需要具体分析。一部分文学研究者进入其它一些学科，文学家变成万能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参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评论，使文学家成为万能社会问题评论家。这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坏处。中国社会的确需要一些横跨不同学科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参与社会问题讨论的热情，这对于社会的良性和健康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将整个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变成各种社会问题研究，就是一种“文学帝国主义”现象。其结果是，文学家们在管理一切，就是不管文学自身。对于一些新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理论研究，需要与文学结合，需要有助于说明文学现象，这才是拓展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否则，就是走出了文学圈。走出文学圈的人，很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然而，他们所研究的不再是文学。
在这方面，21世纪也许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近年来所出现的一个可喜现象是，一些文学研究者呼吁重新回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研究上来，这其中包括一些在近年热衷于文化研究的学者。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并不是对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并不仅仅是某些文化现象的例证，相反，人的审美意识渗透到各种文化现象之中。当然，过去那种对艺术自律的追求，被文化研究冲破了。文化研究证明，文学并不仅仅是为着审美的目的而存在。但是，文学在具有种种其它的目的之外，仍具有审美目的。更为具体地说，一部文学作品除了作为种种文化现象的例证之外，人们还需要作为评判说：这是一部好作品。这一事实决定了审美价值的存在，决定了对文学进行审美评价的必要性。人们似乎在忘记了这一简单的道理许多年后，又回忆起来，对此有了重新认识。近年来，在整个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对美学的信心的恢复。中国需要美学，需要审美文化研究，需要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这虽然是一些老话，但这些老话正在被赋予新的含义。
5．发展文学理论研究
在今天，文学理论学科面临着艰难的处境。进行理论整合的条件还不成熟，各种引进的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古代文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桥梁还没有很好地搭起来。更为致命的是，在目前出现了文学理论研究上的取消主义观点。随着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受到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学研究被挤到了边缘的地位。一些过去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了其它学科。在大学的讲台上，由于缺乏具有新意和深度的教材，使得文学理论课程不受学生的欢迎，教师授课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状况又造成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使教师和学生对这门课的重要性认识也愈加降低，甚至有些高校教师提出干脆取消这门课。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的研究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况。
文学理论曾仿佛像一个母学科一样，与其他学科有生成作用。在这个学科中，曾聚集了许多极有才华的青年学子。从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几乎整个80年代，学术界最热点的话题，都与文学理论有关。学术界讨论形象思维，讨论主体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讨论科学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讨论一些现代西方哲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等等，文学理论研究者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说文学理论研究者，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当文学理论的话题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时，许多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心理，甚至物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关心文学话题的学科都参加了进来。从90年代起，当文学理论不再成为显学时，则出现了一个反向运动。这时，许多原本职业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政治、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话题。这种状况愈演愈烈，以致出现一种局面，这些文学理论研究者在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理论。或者，这些人在读各种各样的书，就是不读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走出去。那么，出走以后怎么样？学术制度所形成的划分，可以是思想的家园，也可以是思想的牢笼。出走可能意味着冲出牢笼，但又可能意味着失去家园。本来，一门学科当然不能是封闭的，研究人员在学科间走来走去也是必要的。一个常住的，可以自由地走进走出地方，就是家园；而一个常住的，但不可以自由地走进走出的地方，就是牢笼。但是，近些年来在文学理论中所出现的情况，却有点像“集体大逃亡”。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这个学科还能成为思想的家园吗？走出与走进还能维持平衡吗？
发展文学理论研究，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迎着困难上，走出自己的路来，才能改变文学理论，以至整个文学研究的现状，走出困境，为文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