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古希腊城邦制度 都建立了民主政体吗 好评，高一历史：古希腊城邦政体有哪几种形式？它们各具什么特点...
根据目前史料，古希腊城邦中，雅典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认为雅典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发源地，而雅典民主政体的成因即可视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成因。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会民主遗风；工商业发展及独立小生产经济的稳定；平民力量增强和贵族内部的分裂；以梭伦等为代表的个人作用等等，均为雅典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人类社会中的民主历史长河的源头，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到：“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3]（p．115）……尽管史学界关于原始民主因素对日后各国家尤其对雅典的影响仍有分歧，但是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都承认，雅典民主蕴涵有原始民主的遗风。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着氏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原始民主内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等内容[4]（pp．44～45）。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私有财产等社会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过渡到军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将这种军事民主称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5]（p．142）。军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会、部落议事会和军事首领这三个氏族部落管理机关，也体现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则。总的来说，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进入国家后影响不甚相同，而对雅典的民主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雅典民主机构及运行机制，一定程度均带有原始民主遗蕴。因此雅典民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响。
雅典民主在承继古代原始民主遗风的同时，其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雅典民主制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条件决定其工商业的迅速崛起。经济作物种植、工艺品乃至航运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雅典商业利益远远超出了其城邦的边界，甚至远达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6]（p．43）。这些说明了雅典工商业活动的兴盛，其造就的工商业奴隶主，在雅典民主发展轨迹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中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开辟了更广的财源。目前史学界关于雅典究竟是商本还是农本社会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业以及小农经济的发展，的确为民主制产生造就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推动古代雅典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广大自由平民的斗争。雅典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能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中小所有者队伍即平民力量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独立的中小所有者数量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强调平民在民主政体的作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论述的重点之一[2]（pp．183～192）。平民即社会中下层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构成了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这里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主要指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梭伦改革划定的，第三、四等级，第三等级包括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阶层，第四等级主要是无地贫民。而正是由于工商业与小农经济的发展，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从而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一般认为平民是民主政体的中坚力量，因而社会中下层群众力量壮大，促进了民主确立并成为雅典民主坚实的阶级基础。
原始民主遗蕴的影响、经济因素、平民力量增强，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而将可能变成现实还需主观条件的配合，即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命题中的“人”即应包括杰出人物。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发展进程中，一系列杰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伦、厄菲尔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动雅典民主改革进程的关键人物。在上述客观历史条件下，这些关键历史人物推动雅典社会，从君主制发展到贵族制，从贵族制发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继续和完善。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左右，雅典贵族集体废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贵族政体，从而阻断了早期君主集权产生。雅典的贵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传说中提修斯改革确立的。而改变这种贵族政制的关键则是公元前592年的梭伦改革，这场改革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剑桥古代史》认为，梭伦思想的本质是公正，这个公平、公正主要关涉到了社会事务[7]（p．391）。而平民政体的第一个品种是最严格地遵守平等原则的品种[2]（p．189）。在梭伦政体中，看来有三点最具平民性质，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借贷以人身为担保，接下来是凡愿意者皆被允许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伸冤，第三点，人们说最主要地是凭借了这一点民众才获得了力量———是向公审法庭申诉的制度[8]（p．302）。这种民主机制使雅典政治统治朝着民主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从而构建起民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稳固的社会基础。
庇西特拉图僭主时期，仍然保持了梭伦改革的势头，在公共事务上他奉行一种较之于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8]（p．308）。他发展了社会经济，为民主政治的确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贵族内部分裂以及社会存在的强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响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现了。这场改革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民主政治最后确立。克里斯提尼加强了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权力，创造性的实行了贝壳放逐法，形成了群众性的监察机制以维护民主制度，以平民为主，包括部分贵族在内的人民主权已成定局。至此，雅典政治发生质变，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民主体制。正是在此基础上，公元前462年，厄菲尔阿特将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降到了从属地位。全体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成为雅典内外政策最高决策机构[9]（p．237）。雅典民主政治确立后不久，希波战争爆发，雅典民主政治在战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稳步发展，走向繁荣。希波战争后，雅典商业贸易进一步扩大，工商业奴隶主势力增强。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作坊生产发展，第三、第四等级的自由民力量上升，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了。这时期又出现一位对雅典民主政治进程有极大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连任首席将军15年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在波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繁盛局面。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10]（p．113）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高度发展并臻于极盛。所有公民都获得了各级官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担任公职的公民开始得到货币津贴，公民都有平等权利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据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伯里克利曾演讲：“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1]
（p．130）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也说：“没有谁像伯里克利那样，能够在严厉时做到适可而止，在温和之中不失威严，他那招人嫉妒的权力，曾被称为专制独裁，如今看来，都是政体中的中流砥柱……”[12]（p．501）因此，伯里克利以其政治远见、对民主的坚定信念、廉洁勤政的个人魅力，成为卓越民主政治家，其所完善并有所创新的民主政体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
雅典民主政治自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民主进程沿着上升路线前进，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雅典公民由于有了较多的民主权利，因而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保卫国防、国家管理、官员监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增强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护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小生产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国家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来雅典，以及鼓励公民们积极参加文化活动，促使雅典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繁荣，哲学、文学、雕刻等成就均居当时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13]（p．153）。列宁曾把古希腊国家如雅典视为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主要也是由于它的民主政治[14]（p．50）。
这的确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政治民主，它的影响弥漫于城邦各个角落。但我们必须明确，雅典民主政治实质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对二三百个属邦和二十万奴隶残酷压榨和剥削之上的，它窒息或限制了社会的另一部分成员———奴隶与外邦移民，以及附属国民的自身发展能力，实际也阻塞了自身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也是社会奴役与不公的一种突出体现[4]（p．204）。这种局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军事形势越来越不利，雅典人也逐渐对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城邦危机日益加深，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付躯壳，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虽然雅典民主制不得不以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而告结束，但其民主思想经众多古代学者的著作遗赠给后世，如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乃至到罗马时代波里比乌斯《通史》、西塞罗《论共和国》等。这些著作流传下来，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近代，对西方乃至近现代东方社会政治思想理论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虽然封建制及基督教统治着中世纪，但在这一千多年时间中，民主及民主思想的暗流涌动，不仅传承发展着古代民主的遗风，而且在承继古代民主遗产的基础上，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英国议会制和法国三级议会等制度。中世纪早期虽历经蛮族入侵，但西欧民主源流不断。日尔曼人部落民主遗风；罗马政治法律和思想中民主与共和因素以及封建契约、宪章中萌生的民主法制因素等，均体现了民主的遗韵和风采。到中世纪中晚期民主及民主思想日趋完善，英国议会及代议制发展、法国三级议会的起源与演变、马基雅维里的共和思想等等，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运动中均有体现和发展。甚至近代的英国两院国会制、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议会制不能不说与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及法国三级会议，乃至古代希腊民主传统有着历史渊源的关系。
文艺复兴掀起对古代希腊民主与文化的研究热潮。雅典民主制、民主思想及相关著作大量面世，与中世纪的民主思潮一道形成一股强大的研究民主的潮流，不仅影响着当时人的思想而且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经久不衰。
当然不是。
最典型的例子——雅典的死对头【斯巴达】，就不是民主政体，而是独裁制。
不是，除希腊本城外其他地方还是君主制。
求高一历史。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原因？主要原因~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前提条件
无论是人教版还是其他版本，①认为古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其产生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古希腊位于今天巴尔干半岛南部，多山，靠海。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当古希腊人口增加的时候，造成了人多地少，人与自然的矛盾非常突出，这种矛盾在其它地方还不是很严重，但在古希腊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关系到古希腊人民的生死存亡！面对严酷的现实，迫使古希腊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选择：经商或者对外殖民扩张。
不管是经商还是对外殖民扩张，都为民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作为家庭来讲，不到万得已，是不会去经商的，② 如果一个家庭要出去经商，那肯定要开家庭会议，要进行民主讨论。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城邦国家要进行对外殖民扩张，不是哪个君主或者贵族所能独自决定的，必须是全体公民开会讨论决定，因为这种小国寡民城邦体制注定了王权或者贵族的权利不是很强大，必须得到平民的支持。
二、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根本原因
优良的港湾，发达的交通条件，虽然每个家庭不情愿经商，但是生存的压力，使越来越多的古希腊人从事工商业，以至于在古希腊各个城邦都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工商业阶层。这与中国古代晋商和徽商的形成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特别是在明清两朝，山西和安徽人多地少，即使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很多农民迫于生存的压力经商，结果成了富家大贾；从而形成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晋商和徽商这两个商帮集团。
商品经济在古希腊社会占主导地位，这使古希腊不同于古代中国、印度其它文明大国的地方。对其它古代文明大国而言，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商品经济只不过是附庸。但在古希腊，它却左右了国家的繁荣与否，由此可见工商业阶层力量巨大。商品经济是一种以无限增值为目的经济，它具有开放性、扩张性。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往往产生的是民主社会。这就是近现代来，为什么民主国家越来越多，专制国家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根本原因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重要原因
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同一时期的希腊，除了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城邦国家，但也有像科斯林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什么同样的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也差不多，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体。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原因。古希腊各地人民对贵族的斗争决定着古希腊政治的方向。我们翻开古希腊的历史，发现古希腊社会经历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发展历程。在古希腊，由于小国寡民的特性，王权始终不是很强大，在贵族与君主的斗争中，贵族与平民联合起来，战胜了君主，让君主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平民与新兴的工商阶层联合起来，③战胜了贵族，让贵族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使在那些少数保留寡头政治的城邦，平民和贵族的话语权是很大的，这与东方君主拥有一切生死大权的专制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每个城邦能否建立民主政体，要看每个城邦平民与贵族斗争的最后结果，以及双方妥协的结果；在古希腊，大多属城邦都建立民主政体。
四、对外殖民扩张和抵御外敌入侵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现实需要
古希腊由于小国寡民，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或者争霸以及抵御外敌的入侵，战争比较频繁，如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萨战争等。为了调动士兵作战的积极性，也为了获得稳定的兵源，贵族不断向平民让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其结果是公民的权利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民主政治体制。
五、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时间较短，保留了众多的民主习惯也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因素之一
古希腊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间较短，而东方各国则较长，因此古希腊保留了比较多的原始民主习惯，平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意识愿望强烈，公民权利意识浓厚。这也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众多，是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结果，而非某一单方面的原因。
古希腊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地区，因此许多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有在此地区获得实践和发展，有些古希腊城邦如斯巴达一样奉行君主制，将统治权集中在国王手中；有些城邦则如雅典一样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城邦则是由贵族统治或由少数人控制的议会（councils）进行统治。虽然古希腊所处地域狭小，但其政治制度在广泛的时间上获得了丰富多彩的发展。仅就政体来分古希腊就经历了贵族制、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的演变。尤其突出的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古代人类对直接民主制度最早的尝试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化时代政治思想被专制政体所取代，君主通常以神权或半神权作为号召。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以上帝之子的身分统治，在希腊被美化为神来崇拜。他身故之后，希腊化各国皆是仿效他的做法。这种情况以塞流卡斯王国和托勒密王朝更为明显，塞流卡斯王朝君主安条克四世统治叙利亚用“上帝显现”（Epiphanes）的衔号；托勒密王朝君主在签署诏命时用“上帝”（Theos）的名义，惟独马其顿的情况不像前述两者如此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