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南新的相关报道 怎么理解“以法律解释历史，以历史解释法律”？

夏南新：坚守在学科边缘的独立学者
【人物介绍】夏南新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师承我国当代著名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钱伯海教授。2000年5月至今连续四届担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2002年8月至2003年1月在美国春田大学进修。研究领域涉及统计学、地下经济、时间序列、分形与混沌、金融与投资、劳动价值论。仅在《统计研究》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上独立发表论文10篇，至今总共独立发表论文30篇。在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新概念统计学》（2000年）、《地下经济估测》（2002年）两部个人专著。主持校级、省级和国家级项目共6项。独立发表在2000年第4期《学术研究》上的《谈我国按资分配的三个理论观点》论文，分别于2000年5月30日被“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版）和2000年5月29日被“山西日报”（理论法规版）几乎同时转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地下经济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实证研究》，被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入2009年第12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要报》，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等领导以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有关机构参阅。
提起“地下经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熟悉，小到步行街上的“走鬼”商贩，大到新闻媒体上的贪污腐败走私犯罪，暗地里可能还对此怀有一种“不务正业”的反感。的确，在正规的经济学研究中，“地下经济研究一直是不入流的，难登大雅之堂，不仅研究的人少，有关的文献也少，数据更是少之又少”。　　提起“夏南新老师”，不少人也知道，“广东有个夏南新，专门研究地下经济的”，于是，有同行跑到夏老师家里问他拿数据，有媒体跑来采访夏老师关于腐败的一些话题，还曾做了封面人物（《Macau Business》2007.August，《中国日报》记者特邀撰稿），学生们也知道“岭院有个夏老师，专门研究地下经济的”。　　就这样，夏南新老师和他的“地下经济”一起被民众和媒体“关注着”，尽管学术上“地下经济”依然是一个边缘学科，但是媒体关于“地下经济”的报道，近年来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不久前，夏老师和他的“地下经济”再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怀着一颗好奇和敬重的心，记者敲开了夏老师的门，寻找他和他的“地下经济”背后，少为人知的故事和心情。
十年磨一剑
早在十年前，夏老师就主持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广东省地下经济分析”，从那以后又独立开展了其它关于地下经济的项目研究。2005年，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2007年按期结项；之后他根据中宣部的建议要求，修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核对数据，几易其稿，最后才有了今年的入编《成果要报》。　　十年磨一剑，夏老师自己也坦诚，这么多年来，参加什么会议他都要提地下经济的研究，项目也陆续做了几个，积累下来，年轻的，老一辈的学者也多少知道了这么一个人，有了这些积累和经验，这才有了今天的一点成绩。而修改文稿的过程也花了他很多的精力和心血，尽管压力很大，但最终还是圆满完成。　　其实，早在研究生的时候，夏老师就确定了地下经济的研究方向，“当时，在跟我的导师钱教授的交流中，我发现地下经济是很重要的一块，而国内真正去研究它的人又很少。”最后，是专业上的优势和导师的支持给了他很大的鼓舞。本科数学出身，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统计专业，所以他有可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实证工具，摆脱纯粹的文字叙述和单纯的报道，从而有别于前期国内学者的研究；而导师可以说是中国统计泰斗级人物，地下经济刚好就是经济核算的一部分。这一选择，就是十年时间的迎难而上和艰难探索。
迎难而直上
“困难不是没有的”，关键是要坚持下来，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最直接的困难是数据，没有数据，什么都谈不上。”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官方数据没有相关统计，现有数据也早有人做了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夏老师养成了一个至今都令他津津乐道的习惯——剪报——“不管是报刊还是杂志，亲身经历的还是报纸报道的，或者是调查的，能过我眼的，我都保留下来，而且还要找到它的最原始出处。”就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夏老师收集着他的“地下经济”材料，一点一滴，一分一秒，每份报纸都是从头扫到尾，合适的剪下来，有空的时候再整理归类，编纂成册，这才有了那些充实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不要被数据所困住，很多东西都可以靠自己去挖掘提炼。”夏老师办公室的柜子里至今还保留着厚厚的一叠报纸，他说家中的报纸还堆了好高，需要去整理。这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思考之余多了一份乐趣，既了解时事，又收集数据。当别人在为数据匮乏而苦恼的时候，他在浩瀚的材料中如痴如醉，于是，当别人都转身离开的时候，他一个人开始了十年的坚守。个中滋味，更有几人知？
孤独的坚守
作为边缘学科的研究者，夏老师坦言有时也很苦恼。除了要面对研究上的困难，“没数据，再高深的模型也用不上”，还要面对心理上的压力，“这么多年来，作为茶余饭后调侃的话语多了一些，真正入行的研究少了一些；每每有文章投出去，编辑部再三斟酌，最后还是被拒了，没有相应对话的人，没有共同语言”，更有来自外界的诱惑，“经常出现股票热基金热，一下就都跑过去发文章，或者是鏖战获利……坚守还是动摇呢”？　　坚守是不容易的，有可能无功而返，碌碌无为；然而只有有了当初的坚守，才会有今天的可能。当然，坚守不是空守，作为一个开拓者，没有任何借鉴和模仿，既需要有实证的技术手段，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对此，夏老师颇有心得，他说，“我比较注意两条道路并驾齐驱。我是实证背景的，也关注时事，也看实证理论的文章，也开经济的课程。”——在困惑彷徨的时候，夏老师选择了坚守，并大胆去涉及，终于有了今天的成果。回首之际，他说道，“要敢于坐冷板凳，敢于去尝试；当然困难是有的，但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只要国家需要的，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有贡献的，何乐而不为嘛。”　　作为曾经的孤独的坚守者，在面对今天的标志性成绩时，他感慨道“再也没有像这样激动人心的事情了”；同时，他也寄言，“地下经济与公开经济的共存由来已久，而且还将继续共存下去，希望能有更多人在这个领域开展研究。”
　　学者的责任
夏老师为人比较谦卑，说话比较平稳慎重，颇符合他统计学博士的背景。办公室收拾得井井有条，俨然一副严谨有序的“统计规范”。他对待学生也同样谦和，对于同学的请求只要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他都“来者不拒”。有同学找他推荐出国，他认真对待，说“这是栽树啊，以后好乘凉呢”；有同学找他当调研指导，他欣然答应，说“不能扼杀同学的求知心啊”；以前学生的那些点名录和一些优秀的考卷，他也保存着，还装订成册，一直到93届的同学有的他都记得。　　作为一名学者，除了在为人处事和为人师表上要有自己的表率之外，在自身的学术操守上也应有所思考。在这方面，夏老师有自己的一些体会。他说，有的同学帮他归纳了两句话，他觉得归纳得很好：一是“我的圆圆不圆”，夏老师在他的每个班讲课时都要表演徒手画圆，故有此一说；二是“坚持独立思考，独立人格”，夏老师的每篇文章，每本书，每个课题，都是自己亲手撰写。他反对搭便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百分之几的问题，也不追求数量多。对此，他甚至跟他学生调侃道：“我讲的知识你们都懂，你们以后也可以超过我，但是有一条，你们很难学到我的——坚决不搭便车。”　　而作为这样一个领域的学者，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者的社会责任。当你的研究成果成为某种决策参考的时候，社会责任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对此，夏老师也有所体会。三年前，南方都市报就曾整版报道了“一个老师引发的‘中大现象’”（2006.06.02D02版），作为祈乐苑住房小组组长，夏老师谢绝了中间商的回扣，规范了团购市场。作为一个研究地下经济的学者，他深知此中道理，但是他说“204名住户的尊重比其它一切都来得更珍贵”。他的立场是鲜明的。　　而今天，当有一个机会可以离开校园的时候，留守还是坚持？他的选择是：站在校园里面，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社会，进行独立思考，适当时候提出一些建议，期望能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成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和关怀的象牙塔人。
师恩永难忘
从科研项目的成果，到一路的努力坚守，再到一名学者的社会责任，夏老师的话语中总有意无意提到他的导师，钱伯海教授。在记者一进门的时候，他就指着书架上的一排书说，那是我导师的著作，然后才介绍自己的书籍。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选择的时候，他深情地回忆着，和导师晚饭之后在足球场散步、请教的情形，地下经济的研究方向也是在那时得到导师的指导教诲的。他说，“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他晚年的时候因为支持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而放弃了自己的领域，几乎导致‘晚节不保’，但是他还是坚持过来了，今天也证明了他的坚持是有市场的”。我想，这一点，在今天夏老师对“地下经济”的坚守过程中也同样有他导师当年的影子。　　导师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十年坚守过程中，无论是科研能力上，还是精神动力上，那个黄昏时候相伴畅谈的画面一直激励着这位学者，一个边缘的学科领域孤独的开拓者，十几年如一日，点点滴滴，锲而不舍。　　“今天的成绩也是对导师的一种缅怀和纪念，谨以此纪念我的导师。”
【背景说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是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部参阅件，专门摘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中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成果，作为党和国家重要决策的参考。
【专业名词】“地下经济”是一种国民经济中未向政府申报登记，经济活动脱离政府法律法规约束，且不向政府纳税的经济成分。从表现形态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被称为“灰色经济”或“影子经济”，如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家居装修、私房建筑等；第二类被称为“黑色经济”，包括走私、贩毒、洗钱、赌博、制假、色情业、贩卖人口等；第三类是新型的网络犯罪，指在网上搞假公司和假投资骗取钱财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是 夏代的《周礼·秋宫·司刑》。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拓展资料：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法律制度_百度百科

这句话包含了两个意思，以法律解释历史，就是说，当时当地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是由当时的客观事实决定的，这里的法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官方颁行的法律法规，而是客观规律、客观实际的代称；以历史解释法律就更好理解了，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法规都是有历史根源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施行特定的法律是由当时的历史决定的。
这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遵循客观规了，实事求是，法律的发展要与时代的进步相适应，同时，时代的前进方向也会受到当时的法律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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